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9.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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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满满满满

有多少归属于集中营世界的现象已经死去,无法复活,如奴隶制度和决斗法典?又有多少现象已经复活,或即将复活?我们每个人能做些什么,从而在这个孕育着种种威胁的世界,至少可以消除其中的一种威胁?

我并不想也没有能力做历史学家的工作,即全面地考察对象。我几乎将自己仅限于纳粹集中营的范畴,因为我只有这方面的直接经验。阅读书籍,倾听他人的叙述,以及与我前两本书的读者讨论,也让我积累了丰富的间接素材。此外,直到撰写本书之际,纵然我们见证过广岛和长崎的恐怖、古拉格惩戒营的羞耻、越南战争的毫无意义和血腥、柬埔寨人的自相残杀、阿根廷的「神秘失踪」,还有许多残忍而愚蠢的战争,但纳粹集中营体系仍然是一个特殊的个案,无论是在其规模上,还是其性质上。人们从未在其他时间和地点目睹过如此出人意料和复杂的现象——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屠杀如此多的人类,并且将技术智慧、狂热和残忍如此明确地结合起来。没人愿意赦免西班牙征服者在美洲大陆上实施的屠杀暴行。这场屠杀贯穿整个16世纪,导致了大约6000万印第安人的死亡,但这是他们的自主行为,并非遵循或违背他们政府的指示。而且他们通过一百多年的时间跨度「稀释」了他们的罪行。无意中从欧洲带来的传染病也帮了他们大忙。归根结底,难道我们不也曾靠一句「那是另一个时代的事情」来打发它们吗?

序言

他们有能力和幸运去获得特权的地位,可以更好地观察集中营,而不用卑躬屈膝,出卖人格;他们有技能去讲述目睹的事实,遭受的苦难;他们能够以优秀历史学家的谦卑,既考虑到集中营现象的复杂性,又记述其中千姿百态的人生命运。所以,这些历史学家几乎都是政治犯——因为集中营是一个政治现象;因为与犹太人和其他罪犯(正如我们知道的,集中营的三大类囚犯)相比,政治犯拥有高得多的文化背景,可以解释他们看到的现象;因为,更准确地说,鉴于他们原本都是反法西斯斗士(甚至现在仍是反法西斯斗士)的事实,他们意识到证词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战争手段;因为他们更易于接触到统计数据;而最后,因为他们在集中营内有着重要的地位,往往也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

《罪之记忆》

我们(我们这些生还的人)是否能够理解,并让他人理解我们的经历?我们常说的「理解」,意思等同于「简化」——如果没有广泛而深刻的简化,我们周围的世界就会变成无穷无尽、无法定义的一团混沌,让我们无法指引方向,做出决策。总之,我们被迫将已知的世界概括为一个纲要模型——在进化的过程中,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为自己打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工具。这些工具是人类特有的财富——语言和概念化的思想。

特权的崛起,不仅存在于集中营里,也存在于任何人类群居的环境中。它是一种痛苦却无法消失的现象——只有乌托邦才不存在特权。正义的人有责任通过战争去消灭所有不应存在的特权。但我们不能忘了,这样的战争是永无休止的。当权力被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所掌握去奴役大多数人时,特权就会出现,并滋生蔓延,甚至违背权力的本意。从另一方面来说,权力通常纵容和鼓励特权。让我们回到集中营这个话题。集中营(甚至苏联的集中营)可以看作是一个优秀的「实验室」:兼职囚犯(他们既是囚犯,又兼任集中营职务)的混杂阶级组成了集中营的骨干,同时也构成最令人不安的因素。

《灰色地带》

在我看来,重获自由时所感到的羞耻感或罪恶感是极端复杂的:它包含着多种要素,而对于每个人,它的各种要素的组成比例各不相同。不要忘了,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我们每个人都在集中营以自己的方式生存下来。

走出黑暗,人们因重新获得已被泯灭的意识而痛苦。并非出于我们的意志、懦弱或过失,可尽管如此,我们曾长年累月如牛马般生活:每天从黎明到黑夜,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饥饿、疲劳、寒冷和恐惧,留给反思、推理和情感体验的空间早已荡然无存。我们忍受罪恶、混乱和赤贫。如果在正常的生活中,相同的经历带给我们的痛苦要比在集中营中大得多,因为在集中营里,我们的道德尺度已经改变。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在偷盗——在厨房里,在车间中,在棚屋里,总之,「从其他人的手中」,从对立面,但仍然是偷盗。有些人(极少数)陷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偷到自己伙伴的面包。我们不仅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和文明,也忘记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过去、我们曾为自己幻想过的未来,因为,就像牲畜,我们被局限于现在。只有极少数的时候,我们能摆脱这种低下的思维程度,在少有的周日休息中,在睡前飞快流逝的短暂时光里,但这些时刻更令我们痛苦,因为在这些时候,我们有机会衡量环境对我们的侵蚀。

我相信,正是对「危机之泉」的回顾导致了解放后众多自杀事件,其中一些人甚至在解放后很快就自杀了。无论如何,那是一个反思思潮与忧郁沮丧共存的关键时刻。而与之相对比的,所有研究集中营的历史的学者(也包括苏联集中营)都同意,在集中营囚禁期间很少发生自杀。对于这一事实,人们提出了几种解释;而我提出以下三点,他们相互之间亦无冲突。

首先,自杀是人类的行为,而不是牲畜的行为。他是深思熟虑后的行为,是非本能的、非自然的选择。而在集中营里很少有选择的机会:人们就像被奴役的牲畜一样生活,只能任人宰割,但不会杀死自己。

其次,正像那句老话:「还有其他事情要考虑」…

第三,在大多数情况下,自杀是由未被惩罚而减轻的罪恶感所衍生的行为;那么,当集中营的严酷生活被视为一种惩罚,罪恶感(如有城府,必有罪恶)已隐藏在潜意识之中,而在解放后,这种罪恶感重新浮现在脑海中。

转化道德标准的代价总是高昂的,所有持异端者、叛教者和持不同政见者都知道这一点。我们不能用今时的道德标准去判断我们或他人彼时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是由彼时的道德标准所驱使的。然而,当「他人」中有人感到有权将我们视为「叛教者」,或者,更准确的说,将我们视为离经叛道之人,我认为我们的愤怒是恰当的。

你会不会感到惭愧?因为自己替代他人活下来?特别是,死去的那个人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有用、更聪明、更具有活下去的意义?你无法阻止这种感觉:你自省其身,搜寻你的记忆,希望找出其中的所有原因。而你并没有掩饰或伪装你的记忆。不,你发现没有明显的罪过,你没有篡夺任何人的位置,你没有打过人(但你是否曾有力量这样做呢?),你没有接受职位(但没有人向你提供……),你没有偷任何人的面包;尽管如此,你仍然无法摆脱这种感觉。这不仅是一种假想,更是猜疑的阴影:每个人都是他兄弟的该隐,我们每个人(但我这次所说的「我们」要广泛得多,事实上,普遍性的意义)都篡夺了邻居的房屋,并取而代之。这是一种假想,但他噬咬着我们:它像蛀虫一样深深地隐藏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尽管从外表无法看见,但能感觉到它的噬咬和锉磨。

集中营的「被拯救者」们并非最优秀的人,那些注定去行善之人,那些传达神的信息的人,我所经历和目睹的证明事实恰恰相反。更合适的说法是,那些最糟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密探们。这并非一定之规(集中营里没有一定的规律,人类的行为同样也没有),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规律。我感到无辜,没错,因为我也是「被拯救者」的一员,所以通过我的眼睛(还有其他人的眼睛)永远寻觅一个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最糟的人幸存下来,也就是说,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而那些最优秀的都死了。

《羞耻》

这种「不要对他说话」有着快速而毁灭性的效果。那些人要么不对你说话,要么高声叫嚷着你听不懂的话语。而你不敢同他们说话。如果你运气够好,你会找到一个与你语言相通的同伴,你们可以交换看法,寻求咨询,发泄怒气,信赖对方;如果你没有找到这样的人,那么你的舌头会在几天内干涸,而你的思想也会随之枯萎。

并非所有人为沟通失败或交流受到限制而感到相同的痛苦。并不为此感到痛苦,接受言语的丧失,这是一个不详的征兆:它意味着彻底冷漠的来临。有些人,要么天性孤僻,要么在「平民」生活时,就习惯于边缘化的生活。他们并不表现出为缺乏沟通而痛苦。但熬过了进入集中营至关重要的最初阶段的大多数囚犯试图保护自己,他们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乞求只言片语的消息,有的盲目散播胜利或灾难的消息,无论真的、假的、还是编造的;有的张大眼睛,支起耳朵,试图抓住并解释人们、大地和天空所发出的一切征兆。然而,与外部世界有限的交流成为对集中营内部世界有限交流的补充。……

正是这样的沟通条件导致了罗马帝国战争奴隶的死亡和美洲土著在西班牙人面前的降伏——这种与世隔绝如此致命,没有人能从中幸存,来讲述它们的可怕。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们所得到的「来自世界」的新闻是零星而模糊的。我们感到自己被世界遗忘,就像负罪的人被扔在中世纪的「oubliettes」(地牢)中等死。

犹太人,被定义的敌人,不洁之人,淫秽的传播者,世界的毁灭者,被剥夺了最珍贵的沟通权利,被禁止联系他们的家乡和亲人。任何遭受过流放的人,无论许多形式中的哪一种,都知道一个人要遭受多么巨大的、永远无法割离的痛苦。这导致一种致命的、仿佛被世界抛弃的印象和不公正的怨恨:他们为什么不给我写信?那些自由的人,他们为什么不帮助我?然后,我们便能深深地明白,在自由的大路上,沟通的自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正如健康,只有失去它的人才能意识到它真正的价值。但「无法沟通」的痛苦并非只停留在个人的层面上:在阻碍沟通的国家和时代中,其他的自由都随之凋谢了;由于缺乏沟通的活力,人们之间的讨论枯萎了,对他人观点的忽视变得猖獗,强加给他人的观点却获得成功。著名的例子是苏联的李森科(Lysenko)疯狂的基因学观点(他的反对者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由于缺乏学术讨论,损害了苏联二十年的农业丰收。偏执容易导致审查制度,而审查制度促使了对他人意见的忽视,因此偏执本身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死板而严酷的怪圈。

《交流》

实际上,这只是序幕。而接下来的日子,集中营里的日常节奏对于文明与道德的冲击,至少从一开始便构成了全部痛苦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短暂而必要的时间里,适应那巨大的公共厕所是一件相当困难而令人痛苦的事情。等着上厕所的人们,就站在你面前,不耐烦地,时时催促你,甚至恃强凌弱,每10秒就问一句:Hast du gemacht? (你还没完吗?)静安如此,在几周之内,那种不适开始减弱,直至消失;然后取而代之的是习以为常(并不是所有人),这只是宽厚的说法,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人被一步步转变成禽兽。我不相信在纳粹各级党政机关里,在文件档案里,在任何「劳动会议」上,会如此详细地计划或规划这种转变。这是纳粹体制所形成的必然结果——一个灭绝人性的政体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扩展和延伸其非人的罪恶,特别是向下;除非遭遇抵抗或格外坚定的性格,否则它同样会腐蚀它的受害者和对手。这种扭曲文明和道德所代表的毫无意义的暴力在各个集中营里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比尔克克瑙集中营的女犯们告诉我,得到一个珍贵的搪瓷大碗后,她们如何将它一物三用:盛汤的碗;夜里的尿盆(夜里禁止上厕所);洗脸盆(如果水槽里有水的话)。……

与排便的强制政策类似的是裸体的强制政策……

任何缺少这些遮羞物的人不再把自己视为人类,而仿佛是一只蠕虫——裸体、缓慢、卑贱地爬行在地面上。他自知随时都会被整个体制压得粉碎。

《无用的暴力》

一个知识分子,正如我希望它在此被理解的,是在一个坐标系中能够实现最广度的精神生活的人。他的生活圈子必然由人文学者和哲学家组成。他的审美意识得到良好的发展。在情趣和天分上,他被抽象思维所吸引……如果有人和他谈起「社会」,那么他会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词,而不是仅停留在字面的意义上。产生短暂电流的物理现象并不会激起他的兴趣,但他了解奈德哈特·凡·罗伊恩塔(Neidhart von Reuenthal)的一切——吟游世界的优雅诗人。

在我看来,这个定义苛刻得近乎毫无道理。与其说这是一个定义,不如说是对简·埃默里本人的描述…

我建议将这个概念扩展至所有将自身教育超越日常工作的人,他们有着活生生的文化,因为他们的文化能够努力去自我更新,自我扩展,自我提高;以及那些面对任何知识分支都不会无动于衷或烦恼生气的人,即使他显然无法学习所有的知识。

……

知识对我是又用。并非每时每刻,有时可能通过隐秘的、不可预见的途径,但它的确对我是有用的,也许还救过我的命。在四十年后,我重读《活在奥斯维辛》中的「尤利西斯之章」。这是我能够印证其真实性(这是一种确认措施:在如此巨大的时间跨度下,正如我在第一章所说的,一个人会怀疑自己的记忆)的少数情节中的一个,因为我当时的对话这,让·塞缪尔(Jean Samuel),是那本书中少数仍然活着的人之一。……

我既没有说谎,也没有夸张。我真的会用汤和面包,也就是说,血液,去拯救虚无中失落的记忆。而在今天,靠着印刷纸张的帮助,我可以随时随地、毫不费力地查阅但丁的诗集,这也似乎因此毫无价值。

但在当时,它们有着巨大的价值。它们让我有可能重建与过去的联系,从遗忘中拯救我的过去,并强化自我认识。他们让我相信,尽管被必要的日常事务所篡取,却并没有停止思考。它们提高我和我的对话者的眼界。它们让我的灵魂得以喘息,虽短暂却使我不至于陷入麻木,实际上,使我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并与众不同:总之,让我找到了自我。只要读过雷·布莱伯利(Ray Bradbury)的《华氏451度》都会知道,被迫生活在一个没有书的世界将是多么可怕,以及这样一个世界中,对书的记忆是多么宝贵。对我而言,集中营也是如此。在「尤利西斯」前后的那段时间,我记得我总是缠着我的伙伴们,让他们帮助我找寻过去世界的碎片,但从他们那里所获不多,反而从他们的眼里看到了恼火和怀疑——这个家伙干吗一直要找他的莱奥帕尔迪(Leopardi)和阿伏加德罗常数(Avogadro's number)?他是不是饿疯了?

……

所以,文化是有用的,哪怕只局限于一些小事上,哪怕只是昙花一现。它能提高某个时刻的质量,建立与同伴稍纵即逝的情感交流,保持心灵的活跃和健康。然而,在自我引导和理解现状中,文化是毫无用处的。在这方面,作为外国人的我和说德语的埃默里意见一致。在禁止逻辑、艺术和诗歌的地方,逻辑、艺术和诗歌就无法帮助你理解这个地方的生存法则。在「地狱中」无聊与恐怖交织的日常生活中,忘掉它们则是有益的,就像忘掉家和家人一样。但我说的不是绝对的遗忘,对于这些事,对于这些人,没有人能够做到完全遗忘。我所说的,是把这些记忆转移到记忆的「阁楼」上,就像把日常生活中用不到的零头碎脑都放在阁楼上一样。

在这件事上,未受教育者要比知识分子表现出更有利的倾向。它们更快地适应「不要试图理解」,这是人们在集中营里不得不学会的第一智慧格言;身处集中营,而试图理解集中营,是一种徒劳的努力,即使对于来自其他集中营的许多囚犯,即使是埃默里这样的人,了解历史、逻辑和道德,而且经受过折磨和监禁。这是对精力的浪费,还不如把力气用在与饥饿和疲劳的周旋上。逻辑和道德让人们难以接受违背逻辑和道德的现实;他们拒绝接受现实。知识分子迅速陷入绝望几乎形成一种规律。但人类性格表现出数不清的多样性,而我目睹并描述了掌握优雅文化的知识人,特别是年轻人,抛掉所有这些负担,让自己归于简单化和原始化,并最终得以幸存。

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习惯于不向自己提问,超越了自问「为什么」所带来的徒劳烦恼;此外,他经常具有一技之长或体力劳动的能力,帮助他易于融入集中营的生活。

《知识分子在奥斯维辛》

在这种日益扩大的历史断层中,我们已经距离我们所审视的历史事实愈来愈遥远。而建立历史断层的桥梁,则是每个历史学者的责任。

其次,就像监禁和逃跑,压迫与反抗的联系也形成了一种刻板的成见——压迫必然导致反抗。我并不是说这种说法总是错误的,我是说这种说法并非总是正确的。革命的历史,也就是说,来自社会底层的「多数被压迫者」对少数掌权者的反抗或斗争,就像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而且多变而富有悲剧性。一些革命取得了胜利,而更多却走向了失败,还有数不清的革命在一开始就遭受了镇压,过早夭折而没有在历史中留下任何痕迹。这其中有很多重要的变量:革命者与被挑战的当局的人数、军事力量和理想主张的对比、双方的内部团结或分裂、一方或另一方获得的外部支持、领导者的能力、政治魅力和恶魔般的精力,以及运气。然而,在各个起义中,我们可以发现,最受压迫的人们从未能站在反抗的前列。事实上,革命都是由勇敢、明智的领袖来领导。慷慨大度的(或许也是野心勃勃的)领袖人物投身于斗争之中,哪怕他们原本有着安全、平静,甚至享有特权的生活。奴隶打破自己沉重的枷锁——这以纪念碑所不断表现的形象是浮华而不现实的,实际上,奴隶的枷锁是由其他人打破的。而这些人之所以有能力打破枷锁,是因为他们的枷锁更松、更轻。

我的任务是去理解「他们」,并非那些高层战犯,而是「他们」——人民,那些我曾经面对面见过的人,那些党卫兵从中招募士兵的人,以及其他那些曾经相信法西斯主义的人,那些不相信法西斯主义却保持缄默的人,那些缺乏脆弱的勇气,不敢直视我们的眼睛,不敢扔给我们一片面包,哪怕说几句人话的人。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些时候,那种风气,而我相信我能不带有偏见或愤怒去评判这些德国人。几乎所有人,但并非所有人,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不作为」的广大民众围绕着一个由残暴的畜生组成的核心。几乎所有人,尽管并非所有人,曾经懦弱胆小。

《成见》

对于遵从魔鬼的人,对于认为有理由将一个人的罪行推诿于魔鬼的人,没有任何教堂能够宽容他们的罪。一个人必须亲身面对自己的罪恶和错误,否则地面上所有文明的痕迹都会凋萎,正如在第三帝国已经丧失文明一样。

《德国人的来信》

对我来说,与青年交谈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将其视为责任,同时,也是一种危险:时代误植的危险,不被倾听的危险。而青年一代必须倾听我们的述说:因为我们集体性地见证了一个至关重要、意料不到的事件,而至关重要正是因为意料不到,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这一事件的发生。它的发生违背了所有的预言;它发生在欧洲;让人无法相信的是,整整一代文明的德国人,诞生于魏玛共和国那热烈的文明之花,却追随一个小丑(他的形象在今天只会激起嘲笑)。然而,他们却遵从阿道夫·希特勒的指示,歌颂他的颂歌,直到酿成一场巨大的灾难。它发生了,所以还会发生:这正是我们要倾述的中心要旨。

它可能发生,它可能发生在任何角落 。我并非有意危言耸听,也不能肯定它会发生;正如我在本书中指出的,释放纳粹疯狂的所有因素再次同时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大,但不详的征兆已经在我们面前展开。暴力,无论「有用」或「无用」的,都呈现在我们面前:它或者如毒蛇般穿行于偶发的个人场合,或者缺乏法治的政府行为中。这两种情况都发生于我们所称的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也就是说,议会民主制或社会主义集团。在第三世界,暴力更是盛行的瘟疫。它只等待一个新的「小丑」(并不缺乏候选者)去组织它,让它合法化,宣称它是必要的,是国民的义务,从而让整个世界再次受到污染。由偏执、对权力的贪婪、经济困难、宗教或政治狂热、种族摩擦而形成的暴力趋势,几乎没有国家可以免疫。所以,我们有必要擦亮我们的眼睛,不要相信那些预言家、蛊惑者,以及只会吹嘘夸大、阿谀奉承、指鹿为马的那些人。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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