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 9.0分
读书笔记 1-11
LL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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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LLight(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635175166/

第一章(城市与人)

1.人们到处都在谈论改革开放这个话题,它包括不断增加与外界的接触,以及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的市场经济模式的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改革开放”的概念和俄罗斯“革新”、“公开化”的概念十分相似。但存在着一点关键性的差异:中国的这个词汇没有明确的政治成分,因为他们的领导人无意于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实行政治制度上的开放。不过,改革开放还是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包括日益增加的地区间流动,以及受外国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处事态度。多数中国人把这视作良性的发展,因为伴随着这些变革而来的是日渐提高的生活水平。不过,人们的思想中仍然潜藏着一种无声的恐惧。涪陵出现的头两个美国老师足以引发人们的这种不安。

2.他们这一代人,如同一道分水岭,就像“开放”对于中国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性质的问题。我能感觉到,在这一代人身上承载了很多东西——有些方面,这很像我的父辈,他们是听着经济大萧条和二战的故事成长起来的一代美国人。然而,无论好坏,又是他们那一代人创造了美国的今天。说到中国未来的繁荣,这具有同样的意义。但她的过去比美国的过去要坎坷得多,这就常常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很难让我的学生去批评中国什么,这不奇怪,因为他们脑子里被不断地灌输的就是共产主义思想。偶尔,几个比较出色的学生在描述中国的时候,夹杂着冷静的准确和盲目的乐观,这让我觉得做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是何等美妙,又何等艰难:

3.这座城市与她所在的土地大不相同,差别在于,除了一小片老城区,毫无历史感。到四川的乡下游玩就是去感受历史,去感受那些通过劳动改造大地的岁月,去感受人类世世代代以来和土地相互较劲的过程。但是,四川的城市总是让人找不到时间感。它们的外壳太脏,看不出时新的样子;格调一致,十分丑陋,看不出岁月的痕迹。像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一样,这里的建筑的发展步伐掩埋了历史的遗迹。它们的目的仅仅是容纳人口,容纳天天在这里爬坡上坎、搏击车流、干活糊口、买进卖出的二十多万人。

第二章(城市与历史)

1.我喜欢打量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律,一如我喜欢聆听这所学校的生活节律。上课时,我总会俯视着江上熙来攘往的船只、打渔人、货船船长和码头工人。我会觉得:我也在劳动。这座城市在运转,我则是其中的一个小分子。

2.对于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一直不甚明了——我只知道它跟阶级斗争有关——但“坚持”才是关键。无需调查,无需冥想,无需分析——仅需“坚持”即可。他们可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证明各种理论的正确性,全然不顾其中的复杂和矛盾。而在此过程中,他们小心翼翼地使用着恰当的术语。有好几次,我让学生们给我解释这几个词语——历史唯物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可没有一个人能够用清晰简单的语言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正如奥威尔所说,语词和意义分了家。重要的只是,学生们在看待周围世界的过程中,要会使用正确的术语,并运用正确的政治理论体系。

3.文学的政治化倾向:人们阅读文学的时候,把它当成了一种社会评论,而不是一种艺术形式;书本被强迫用作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理论的服务工具。很少有文学批评针对文本本身做出反应,反而是文本被扭曲了,只有对评论家供奉的理论做出反应。有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女权主义评论家、后殖民主义评论家。无一例外,他们把手中挥舞的理论作为模子,把文本填充进去,挤出一个个形状均匀的产品来。马克思主义评论家生产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评论家生产出来的是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评论家生产出来的是后现代主义。真像是把毫无意义的同一本书读了一遍又一遍。

4.文学仍可欣赏的迹象、人们为愉悦而阅读、除却政治的因素,其本身就至关重要。不过,总是很难说清,这样的情形有没有出现过。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我在涪陵的这些学生对于他们读到的东西充满了欣赏之情。我因此明白过来,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将会像他们那样思考文学。有时候,在他们埋头完成作业、而我眺望乌江的时候,我会微笑着告诉自己:我们都是逃亡者。他们逃避了“社会主义建设课程”,我逃避了解构主义。外面的两江之间,涪陵城一如既往。而在这里,我们阅读着诗歌,我们感受着愉悦。

第三章(语言,酒桌,跑步,雕刻物)

1他离开的时候,我们坐了一辆出租车,从学校驶往码头。当出租车在城里高速穿行时,克莱姆,出于其在华尔街工作的精明的数学头脑,记下了驾驶员摁响喇叭的总次数。在十五分钟的行车过程中,那位驾驶员一共摁响喇叭566次。每分钟37次。 如果没有克莱姆的计数,我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一点,我也可能不会意识到,跟城里的每个人一样,我好久都没有再听到这些喇叭声了。实际上,在整个城市里,只有克莱姆一个人听到了这些喇叭声。这也能够说明,为什么他被这些喇叭声给镇住了。整整一个星期,全城所有的汽车喇叭声都倒进了他一个人的耳朵里。

2.我可以写一些关于伊丽莎白时代的诗歌,或是关于查尔斯·狄更斯的文章,因为我在牛津大学就是学这个的。或者写一写莎士比亚也行。写其他的都比较困难。我手头的资料也不多。” 他们又商量了一下。我的手臂感到有些沉重起来。王老师点了点头。 “狄更斯吧,”赛老师说道,“一万字。” 我们喝下了那杯酒。白酒的滋味变得苦涩起来,下肚之后,我禁不住颤抖了一下。一场好的宴会恰似一个好的短篇故事:要点就蕴藏其中,但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会明白。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邀请我们了,不过我并没有愤愤不平,因为我至少弄清了四川的文学刊物是如何征集新稿的。

第四章(三峡大坝)

1.不过,涪陵缺乏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社区感,孔老师的话正好印证了这一点。近代以来的历史教导人们,要尽量少掺和公共事务,同时,也伴随着对于公共事务缺乏了解意识。对于当地的重大事务,涪陵的人们没有渠道获取可靠的信息,再加上对公开抗议活动的严格限制,使得人们无法参与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既不期望、也不主动要求得到这样的信息。 在我看来,这种对公共事务的疏离是如此彻底,恐怕无法把它简单地归咎为“后解放时代”的社会模式。过去的五十年教导人们不要参与公共事务,可在一定程度上,共产主义建立的基础却是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形成的社会模式维持了几百年的时间。这样的特征很难描述,尤其难以说清楚它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的学生们经常写道,中国人是多么具有集体意识,这鼓舞了人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互相帮助,而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则走上了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道路。

2.对于涪陵的群众,我既烦扰不堪又着迷不已,部分原因是他们经常在我身边聚集围观。假如碰到了吵架斗嘴或是其他吸引群众的公共事件,我肯定会停下脚步观看。但通常我看的是群众的脸,而不是当事人本身。在他们的表情里,我很难看出别的什么东西,除了那份痴痴的观望:出事了。

3.在涪陵人对待三峡工程的消极态度上,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理由。即将到来的变化对绝大多数人不会形成直接的影响,因而他们漠不关心。未来十年,尽管该市的很大一片将被江水淹没,但这算不上一个社区问题,因为这里并没有我们通常所定义的那种社区。这里的小团体很多,也不乏爱国主义,但跟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这种爱国主义的激发,既可能出于心系祖国的真情实感,也可能是因为恐惧和无知。你可以操弄这种恐惧和无知,告诉人们,尽管大坝可能会破坏江河与城镇,但却对中国意义重大。

第五章

1.我从未参加过具有决定性质的投票,今后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选举结果根本不是靠一票来定胜负的。在一些游行示威中,我从未发挥过重要作用,我也没有通过写信或者提醒媒体的方式来对某些不公道行为做出反击。我在美国民主体系中的角色大致是这样的:无所谓地投票,被动地接受结果。然而,我并没有感觉到特别地渺小,因为我知道,这样的角色来自我自己的决定,如果有什么事情让我无法忍受,我随时可以改变我的参与度。在以往,我只不过选择了不参与,而这样的选择本身跟任何积极行为一样,都是一种民主。

2.报纸同样如此。涪陵的人要想知道消息的真相,要么依靠同为宣传工具的美国之音,要么依靠“小道消息”,依靠口口相传。简直难以相信,在中国这个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大国,很多人要了解事件的真相,竟然觉得谣言才是最可靠的渠道。

第六章 暴风雨

3.并且,仍旧有许多场合,学生们会很不爽地低下他们的脑袋。这样的情形,我越来越不喜欢——全班学生个个都把脑袋埋了下去。只要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就会意识到,我正在教授的不是四十五个具有四十五种想法的个体。我是在教授一个群体,这样的时刻便是他们整个群体想法一致的时刻。这样的群体跟一堆围观的群众没有什么区别,哪怕他们在那里一言不发,被动消极。站在全班学生面前,我这个外国人常常感到十分孤立。

第七章 行走陕西,新疆

1.要是那样的旅途能够再持续数日,就这样经过一片片沙漠绿洲,观看着铁轨两旁撼人的空寂,我也会感到非常高兴。火车很舒适,车上的人们非常友善;我是那节车厢里唯一的外国人,其他乘客总会送给我一些食品和饮料——番茄、黄瓜、冰激凌、干鱼片、啤酒。偶尔有人会停下脚步,跟我聊一聊物价和中美关系这样的话题。可聊到最后,我跟他们所有的闲聊似乎都被吞没进了广袤的不毛之地。大家都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两眼直瞪瞪地看着窗外。

2.在我所认识的涪陵人身上,一大优点就是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有着极强的自豪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人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有着如此强烈的认同感。尽管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自我毁灭,紧随其后又亟不可待地对外开放,何谓中国人的确切意识依然存在着。我相信,这会让他们顺利地熬过现代化进程。不过,这样的观念也极其狭隘,汉人仿佛根本不可能来到新疆这样的地方,学习别人的语言,并跟当地人交朋友。在他们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汉人很明显对于开疆拓土没有多大的兴趣。时至今日,这样的性格特点极大地限制着他们,哪怕就在自己的疆界之内。在他们看来,做一个中国人是一件极尽满足的事情。他们还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觉得。

3.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对于进步和现代化的看法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就算我给学生讲过一些东西,那也应该是我对于印第安平原生活的理想看法,可学生们对于这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丝毫不感兴趣。不过,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们大都是上一代才脱离了极度贫困的状态。我觉得是自由和文化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却是苦难和无知。

第八章 中国生活

1.外国人总是说,中国很难搞懂,这样的断言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但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的思想高度同一,可以预测。你只要按下这几个按钮——希特勒、犹太人、日本人、鸦片战争、西藏、台湾,十有八九都可以精准地预测会有怎样的反应,甚至可以精准地预测人们会使用哪些具体的词汇。就中国的具体情形而言——大家基本上属于同一个种族、闭关锁国好几百年、目前的教育制度高度单一化和政治化,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同样自然而然的,是这样的情形竟然形成了诸多稀奇古怪的观念,比如对希特勒的崇拜和对泰国人妖的痴迷。这件事情也是我在暑假中间才意识到的:你随便挑个中国人问一问他们对泰国的看法,基本上都会说到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泰国的人妖很有名。

2.我一直没有改过我的中文名字。不过,我还是轻而易举就感觉到,我的中国自我跟美国自我大相径庭。后来,我慢慢地把自己看成了两个人:霍伟和彼得·海斯勒。我在涪陵的第二个年头,霍伟才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霍伟成了我的主要身份。除了我的学生、同事、其他外国人,大家只知道我叫霍伟,他们只知道我在中国的这个身份。霍伟跟我的美国人自我大不一样:他对人友善,渴望跟任何人交谈,能够从哪怕最无聊的交谈中找到乐趣。简单地说,这个人很好玩;他只需要用当地方言简单地说上几句话,就能给涪陵人带来无尽的乐趣。霍伟还有一点儿笨,那是我最喜欢他这个人的地方。他说话有口音,语法也有些马马虎虎,还总喜欢嘲笑自己犯下的一些简单错误。对于这样笨拙的人,人们总是乐于与之相处。他们发现,跟霍伟很容易说话,尽管他们总是要把一个新词说上两三遍,或者还要在他的笔记本上写出来。霍伟的口袋里总是带着个笔记本,用它来学习新词汇,也用它来记录下交谈中的某些东西。霍伟回到家之后,他把那个笔记本放在了彼得·海斯勒的桌上,后者再把其中的每一个文字输入到电脑中。

第九章(钱)

1.对涪陵的人们而言,自我意识大多是外来的,你对自我的认识取决于别人对你的认识。儒学的目的跟这个不谋而合,它严格地根据她与身边每一个人的关系来定位她的角色:她是这个人的女儿、那个人的妻子,同时又是另一个人的母亲,每一个角色都有具体的责任义务。这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相当有用,但这样的和谐一旦打破,她就丧失了自我身份认同,因而很难再把那些东西聚合起来。

2.集体思维有可能是一种恶性循环——你个人的身份认同来自某个群体,即便它发了疯,这个群体依旧受到大家的尊重,而你个人的自我认识却可能在顷刻之间轰然倒塌。(女性的个人认同与社会的连接)

3.学校还给孔老师提供健康保险和退休金。他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不到八百元,不算多,但最大的好处在于它的稳定,因为从来没听说过师专开除过某位老师。美国人把孔老师这种情况称作终身教职,只不过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你一参加工作就具有了这样的终身职位。只要是国有单位,每个人都具有终身职位:老师、政府官员、邮局职工、火车乘务员、码头工人、工厂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大家的工作都是稳定的——那就是“铁饭碗”。 不过,这个词正在变成过去时,涪陵人说起这个词的语气不外乎以下两种。当强调这样的旧制度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时,他们的语气常常带着很浓厚的讽刺意味;可当他们说到某些安逸舒服的东西正在逐渐消失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往往带着恋恋不舍。人们怎么谈论这个词,取决于他们在单位体制中的各自立场,而政府对于铁饭碗也越来越倾向于采取更加审慎的观点。这样一来,纯粹打不破的铁饭碗不复存在,各个单位都进行了改革,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都带上了中国特色,逐渐发展成了共产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奇怪结合体,不断地改变和重塑着孔老师他们的生活参数。(终身制)

4.“小孩子的时候,觉得那些事情看起来很兴奋。当然,这对小孩子肯定有一定的影响——小小年纪就看到这样的事情,思想上肯定会受到影响嘛。那个时候,我们只是觉得好玩。开批斗会的时候,批斗的可能就是某个同学的爸爸。完了之后,我们就会开那个同学的玩笑:‘你爸爸是反革命!反革命!反革命!’我们什么都不懂,只知道这么说。” 他又模仿起了小孩子的情形,用手指点着,大笑着,一边大叫着“反革命!反革命!反革命!”一边用手捂住了嘴巴。但突然,他又严肃起来。 “今天人们回头看那个时代,会说这很荒唐。是有点滑稽,因为人们做的事情是那么荒唐,但在那个时候,一切都是非常严肃的——那就是现实生活。那不是闹着玩的。这在今天是很难理解的。” “也许在将来看待现在发生的事情也是如此。自从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都越来越好,而且我们也知道,‘文革’中发生的那些事情再也不会重演。但在今后看起来肯定又会不一样。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文化大革命’,会觉得那个时候非常的荒唐可笑。也许今后的人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看法。”(孔老师回首文革)

第十章 农历新年

1.一般来说,我们在四川的每一天都是这样结束的——累得一塌糊涂。我经常生病是原因之一——由于空气污染,我患上了慢性鼻窦炎,最终不得不停止了跑步锻炼。我的健康状况极其糟糕,那一年我都在受肺结核的折磨。等到我离开涪陵的时候,我在“美中友好志愿者”的医疗资料已经堆了厚厚的一摞,里边全是我那两年生病和受伤的各种记录:肺结核、阿米巴痢疾、慢性鼻窦炎、耳膜穿孔、(打篮球导致的)鼻梁骨折、单眼视力急剧下降(原因不明)。 气候固然不好,但把我压垮的主要是作为外国人生活在这里所遭受的种种压力。经常处于别人关注的焦点之下,总是令人感到十分疲惫。

2.孩子对我的恐惧,恰好反映了我在涪陵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人们对新奇事物的不确定感,我对此只字未提。这样的态度自然而然、无能为力、符合人性——完全如同孩子的本能反应,无需受到任何责备。面对这样的情景,需要的是时间、努力,以及耐心。我现在终于明白,我所面对的那些人们也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3.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起来。令我高兴的是,高笋塘的人喜欢我,愿意维护我。但我觉得,我太冷酷太小气,而这完全没有必要。这件事情令我自觉十分尴尬,我在普林斯顿和牛津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可我竟为了一点点理由非要跟这个四川擦鞋匠争个你输我赢,直至当地人说他没有文化方才罢休。我知道,他的骚扰并不针对我本人。我还觉得,我应该对他充满同情,因为他对我的刻薄来自其他的压力。 然而,在涪陵生活了一年半的时间之后,我已经无法抵挡我心头的怨恨之情。我可以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我可以考虑我一生享有的种种优待。可一到大街上,这一切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这样的地方过日子,其中的陌生和压力注定会改变你,而我内心的某种东西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变得坚如磐石了。实际上,我也不敢完全肯定他说的就是一句错话:也许涪陵人真的不需要这样的外国人呢。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助长了这样的外国人。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同病之人。

第十一章

1.一般来说,关键在于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要想成功面对,你就得拿自己取笑一番,言必称“我们洋鬼子”,还得把当地的土话半生不熟地说上几句,这样才能逗得人们捧腹大笑。如果你觉得有耍把戏的必要,那也行,你只管耍一耍就是了。这就像亚当每次为了操练汉语而进城之前说的那样:“哎,又要进城让人当成猴耍上两个小时。”

2.然而,我们在涪陵录像的时候,我和亚当两人的经验还是让我们吃了大亏。摄像机清晰无误却又令人难堪地记录下了我们所犯的错误,但我跟那个人遭遇之前的事情、我关掉摄像机后发生的事情在录像带上都看不出来。最让我郁闷的恐怕是我把那一段录像看了不下几十次,却怎么也无法判断围观人群到底是在哪个时间点站到了我们的对立面。我好奇的是,他们肯定有一个转变立场的过程,但这过程实在令人难以捉摸。就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刻里,涪陵的这一群人联合成了一个整体,但他们到底是怎么联合的,至今仍旧是个谜,连摄像机都无法记录下来。

3.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关了摄像机。亚当站在我的身边,我们两人都力图跟大家解释。那个人和他的老婆站在人群的中央,我听见他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强调,我们是记者,我们对这座城市十分不尊重。不过,此时开口说话的不止他一个人。其他人争着往前挤,生气得又是吼叫又是比划手势,我很难听清他们究竟在说些什么。人群中的喧闹声越来越大,逐渐变成了吵闹。 我感到自己的愤怒正在逐渐被恐惧所取代,我和亚当试图安抚围观人群,一边道歉,一边反复申明,我们两人都是师专的老师,没有什么恶意。但这样的解释已经晚了,没有人听得进去,而路人还在铆足了劲往前推挤,想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我的背上被人推了一下。我用双手把摄像机紧紧地抱在怀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尖声吼叫,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得离开这个鬼地方,”我对亚当说道。于是我低着头,紧紧地护着摄像机,打算往外走,但没有一个人让路。那个人的老婆径直站到了我的跟前。我感觉到有人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臂。 “我们该走了,”我用汉语说道。那女人没有反应。她不但没有挪动的意思,脸上反而出现了令人恐怖的笑容——那笑容里既有愤怒,也有看我们落得如此下场而产生的幸灾乐祸。 “天呀,”我说道,“他们不让我们走。” “跟着我,”亚当说道。他手里一直拿着那个笨重的摄像机金属盒子,这次他把它抱到了胸前。有人用手去抓他,但被他用力甩开了,然后继续往前走着。他魁梧的身躯,还有那个笨重的金属盒子迫使围观人群让出了一条路。有人又来撕扯我的手臂。我一面紧抱着摄像机,一面紧跟在亚当身后。我先是感到小腿上被人踢了一下,然后大腿上又被人揍了一下。挣脱围观的人群之后,我们就迅速地跑了起来。我快速地扭头看了一眼,希望看清是谁踢打了我,但我看见的,只有一张张模糊的面孔。我们沿着街道迅速往前奔跑着。我再也没有回头。

4.我意识到,涪陵让我始终难忘的一点,就是它的不可预见性——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在转瞬间发生改变,今天还是大雨滂沱,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可能又会是阳光明媚。这座城市无法简单定论,我自己的角色同样无法简单定论。说我想把涪陵当成温暖舒适的家的种种努力已经付诸东流当然是错误的,但要说我完全成功了同样也不准确。日子总是有好有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正是我最喜欢涪陵的原因:这是一个充满了人性的地方,既闪耀着光彩,又点缀着瑕疵,而这样的城市注定总是有魅力的。两年来,我从没厌倦过这里。

5.涪陵的很多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就连看起来应该开诚布公的教学工作实际上也充满了复杂和不确定。对于外界,尤其对于外国人,人们普遍贴上了一层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假面。如果你在那里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对诸事的运作规律已经略有了解的话,这一层假面会让你愈加难见真相。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生活都会遇到这样的麻烦——我在涪陵生活期间,两个学生去世了,一个学生堕了胎、辍了学,一个学生的父亲去世了,一个孩子去世了,也许更多人的婚姻破碎了。这样的事情哪里都会发生。但我在涪陵花了更多的时间才看清了生活的这一面,因为我这个外国人一开始就被排斥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在一定程度上,当这样的距离不复存在的时候,问题反而更难应对。这样的情形有如凝视一张不带任何表情的空洞笑脸,却突然间发现一生的忧伤其实都凝聚在了嘴角边。

6.我对于参加“和平队”前往中国服务不曾有过任何理想主义的幻想。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拯救什么人,也不是为了在这座城市留下什么不可磨灭的印迹。如果说真留下了什么的话,那么在这两年里,我非常高兴我在涪陵没有建立什么东西,没有组织什么东西,也没有对这个地方有过任何重大的改变。我的身份是老师,而我在课余时间里也尽可能多地了解了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们。我的工作范畴仅此而已,我既满足于这样几种角色,也意识到了各种角色所具有的局限性。不过,我现在思忖起来,我上的那些课会不会留下点什么印迹呢?我希望我的学生们会记得弗罗斯特的那一首诗,或是我们曾经学习过的别的什么东西。那也许是某篇小说里的某个小角色,又或许是莎士比亚某一首十四行诗里的某一个片段——我只希望他们能够记住点什么。我希望他们会把这一点点东西藏在记忆的深处,并从那质朴的美感中找寻到一点永恒的真实。这就是我对文学的信念:真实是永恒的,不受日常生活所累。当然,现实相关性的问题永远存在,在涪陵这样的地方,面对着种种严峻的现实困境,《美景易逝》这样的诗歌有时候也许会显得毫无用处。

7.学生那天上午都有空,他们便跟着傅主任来码头给我们送行。中国人的道别从来就没让人自在过——没有拥抱、寥寥数语、强忍眼泪。我们跟大家生硬地握了握手,然后就上了趸船。

8.这条江河一如往常。它跟这里的人不一样,在两年的时间里,这里的人在我的眼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现在即将各奔东西,踏上未知的前途,尽管他们已经凝固在我的脑海,被一连串的回忆定格——包抄手、上课、在码头面无表情地站立着。但外面的江水大不一样,我跟长江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简单:我有时候顺水而下,有时候又会逆水而上。逆水较慢,顺水较快。一切的一切,莫过于此——我们在路上交错而过,然后又继续各奔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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