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 7.9分
读书笔记 一——五
小飞侠6414

第一章 国家在召唤

崛起

老市长:如果希特勒能在1939年9月之前死去,他就会被作为德国历史上的伟人载入史册。这句话其实代表了很多老一辈德国人的想法。换句话说,如果希特勒在实现振兴德国经济、消除灾难性的失业、突破《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夺回军事主权,以及完成把奥地利、苏台德等地区纳入德国版图等一系列计划后,在发动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对波兰的侵略行动之前能够寿终正寝,他留给德国历史的便只有可歌可泣的辉煌成就,而后来的战争灾难也就不会出现。——相当一部分德国人至今仍然对纳粹德国在发动“二战”之前的行径予以完全肯定:说白了,德国无非是坏得比较迟,而且坏过了头。
德国在“一战”之后选择共和制,绝非大众民主意识的提高,而是出自在帝制崩溃后的一种对西方强国政体的无可奈何的机械效仿。
《凡尔赛和约》使德国损失了1/8的领土、12%的人口、16%的煤炭产地和50%的钢铁基地,但在另一方面又规定了德国必须向战胜国总共支付132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并以每年支付20亿金马克和26%的出口收入来予以兑现。当时在英国曾有一名国会议员孤独而固执地坚持着自己反对德国裁军的意见,他的理由是:德国在“一战”后所负担的过重赔款压力会衍生仇外情绪,将来可能演变成破坏《凡尔赛和约》的力量。这位议员就是后来的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
在这样的困境下,谁能把德国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谁就会成为大众拥戴的领导者。
面对希特勒公然挑战凡尔赛体系之举,欧洲各国未敢做出任何军事反应。
老兵戴宁:准确地评价一段历史,往往需要站在一定的时间距离之外;而深刻地反思一段历史,则往往是在付出代价之后。按照我今天的理解,纳粹上台之前德国面临的问题有四个方面:第一是屈辱感沉重;第二是领土和资源减少;第三是社会极度混乱;第四是全民范围的贫困。希特勒上台后,对外突破了凡尔赛和约的限制,重新建起强大国防,又一步步把萨尔区、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纳入了德国;对内则利用高效和高压的政权工具迅速消除了社会动荡,在经济上很快结束了大失业,提升了国力。在民众心目中,希特勒在解决德国的四大难题时交的是一份满意的答卷:他结束了屈辱、夺回了主权,恢复了秩序,振兴了经济。但今天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他的答卷全部都是谬误。结束屈辱,他的方法是对外侵略扩张;夺回主权,他的方法是撕毁国际公约;恢复秩序,他的方法是专制独裁;振兴经济,他的方法是扩军备战。当德国变成一片瓦砾后我醒悟了:原来纳粹政府这“四大作为”竟是德国的一场更大灾难的起点。 当时,德国人看不到外部的报纸,听不到境外的广播,对世界的认识只能来自纳粹的宣传机器,对政府的评价只能根据生活的变化……那是一种由感激、信任与爱戴合成出来的极端崇拜和高度认同,那是一种被压抑14年的民族振兴渴望的释放。那是一种由衰败转向强盛、由屈辱转向骄傲的群体宣言。

义务——无法选择

对于亲身经历过纳粹上台前后生活变化的一代人,这种认同使他们把纳粹发动的战争等同于国家的召唤,因而心甘情愿地在“为国尽职”的理念下走向战场,抛洒鲜血。
老兵迈尔:大家在谈到阵亡的同学时,纷纷感慨道: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的义务感被罪犯们滥用了。对此他感叹说,流了那么多的血,经历“二战”的军人终于否定了自己追随过的“国家代表者”的合法性,把纳粹领袖归纳为罪犯。这就是进步。
作者:德国民众被“滥用”在先,觉悟在后,这很容易让人想到一个老问题,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怎样的?
迈尔先生平和地答道:“我认为,民众创造历史的作用是间接的,是通过领袖来实现的。领袖代表人民时,人民就创造和推动历史;领袖专制独裁时,人民作为他们的工具被滥用就在所难免,一个”国家义务“压下来,你就再无其他选择。德国人从“二战”中得到的最大收获就是学会了拒绝独裁。
纳粹党上台后大力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发奖章给生育不少于8个健康孩子的“雅利安母亲”。
……年轻人不了解全面专制、独裁政府以及其对信息和教育垄断的恐怖。

为“保卫祖国”而战

入侵苏联前后,有的士兵甚至认为集结部队是要和苏军进行一场联合军事演习。
波茨坦会议上,根据斯大林“胜利者不受追究”的逻辑,会议居然认可了俄国人对波兰的侵略和永久占领。
2007年独立纪录片《时代精神》:对于包括罗斯福家族成员在内的国际银行家而言,没有什么要比让美国卷入这场战争更有利可图了。这也就是说,罗斯福总统几乎是在渴望中盼来了这场导致2400名美国官兵死亡的外敌入侵事件。加上在珍珠港停泊的美国航空母舰在日本袭击前的神奇转移,想证明珍珠港事件是一场完全意义上的突然袭击确实很难很难。
老兵约根斯:在同样一个大历史面前,他持有的是一种和第三帝国时期相比并无明显差异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二战”中的德国军人不仅是为祖国而战,而且是为整个西欧而战,纳粹德国发动的侵苏战争非但不应受到谴责,相反应得到西欧各国感恩戴德般的鼓励和嘉奖了。

第二章 走向军营

铁打的营盘

大队人马进入营地食堂后,营地最高长官会大喊一声:“我们都非常……”,所有的人马上得接着喊:“饿了!”午饭结束后,长官又要大喊一声:“我们都非常……”所有的人又要跟着一起喊:“饱了!”
1939年夏季,在普通军人毫不知晓的情况下,德军已处于了临战状态。

军官苗子

老兵奥克尔的母亲进了一家职业学校学习木工手艺。因为她的到来,学校还专门建造了一个女厕所。奥克尔加入少年队是有政治课的。不过在少年队时里没有受过反犹、反英、反法意识的灌输,受到的是一些反共的思想教育。

“纯爷们”的烦恼

老兵戴宁:当我的哥哥在北非战场阵亡时,您能想到我父亲的反应是什么吗?他说:“一切必须继续,否则这种牺牲就失去了意义。”

第三章 血肉之搏

“大德意志师”一兵

1954年,罗迪老人的学校为纪念在两次大战中死去的本校师生而建造了一个祭坛,并整理出了一部死者名册放在祭坛上。1926年,家里开始拥有汽车了,车里的人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得满满的。罗迪说:您想想,爷爷、奶奶、我爸、我妈、再加上我们4个秃小子都要坐进去,不使劲挤怎么能行? ——like the Indians nowadays...
在1937年到1938年期间,斯大林为解决“军人法西斯组织”的隐患,在苏军将领中大开杀戒。5个元帅中有3个被杀,15个大将中有13人被杀;在85个军团司令员中有62个被杀;在195个师长中有110个被杀……任何一场战争都不可能完成对一个大国军队精英如此高效的杀伤,苏军的指挥系统几乎被杀空了。德国人有理由相信苏联军中已无良将。
老兵罗迪:德国军队的纪律非常严。就在我所在的无线通信班里,有一个话务兵因为打瞌睡耽误了传达命令,当天就被长官下令枪毙了。
有一次罗迪和一个俄国老人一起喝酒,谈话中他发现两人竟在顿河战线的同一地点作过战。俄国老兵指着他的鼻子说:“哈哈,你带枪进不了莫斯科,现在带钱进来了啊!”两人随即大笑碰杯,既为了掩盖尴尬,也为了灾难后的幸存……
有一次罗迪独自去荷兰漫游,摩托车在一场大雨中熄了火。在他徒劳的修理过程中,漆黑的夜幕悄然降临。最后是一个荷兰男子在瓢泼大雨中帮助了他。当他在那男子家中的壁炉前烤衣服时,他意外地了解到主人是个犹太人,“二战”时他的全家都被关进了德国纳粹的集中营,最后只有他一人活着出来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帮助我这个德国人?”罗迪带有几分歉意地问道。 主人沉静地反问道:“难道在经历了这场灾难之后,我们还学不会和睦相处吗?” 罗迪老人讲到这里时已经说不下去了,他开始摘下眼镜擦拭泪水……

永恒的伤痛

士兵名牌是一块椭圆形的黄铜片,士兵作战时就把它挂在脖子上。椭圆片的上半部和下半部都刻着相同的内容,即持牌人的姓名、部队番号和血型,一旦这个名牌的所有者战死,活着的人掰下一半就可以找到他的所属单位,而留在身上的那另一半就用来显示身份。
链子狗:脖子上挂宪兵铜牌的战地执法兵。这些人专管当兵的,心狠手辣,最遭人恨。(老兵塞摩)
老兵塞摩:“德国军队可以被打败,但不会溃败,不会倒戈。这样的军队掌握在纳粹这样的集权政府手上,它的战斗力和破坏力是可怕的。”
“它的战争罪行也同样令人发指。”我补充道。
“这是事实,但我个人没有经历过。”塞摩稍微停顿了一下后说道,“您要看到这一点:战后揭发出来的德国军队的罪行无一不是执行命令的结果,很少有哪个德国军人作为个人乱来的。举个例子吧,在高加索时我们吃西瓜都必须先征得农民同意,然后从他们手里买。”
老兵塞摩:我发现,化敌为友的过程竟然是这样简单:只要和平相处,具有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人群之间不单完全能够沟通,还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已辞世。)

小连长

(苏联的一位中年妇女)就在我们要离开村庄时,她开始打手势为我们祝福,眼里饱含泪水。我突然领悟到:她看见我的时候想到的一定不是敌人,而是她那3个和我一样远离父母的当兵的儿子。

重创

第四章 硝烟轶事

败军的“杰作”

好运大兵

克莱普姆:和平时期没有人会为染上肝炎和肾炎而欢呼,而在“二战”中我却因此捡了一条命回来。(reminds me of Primo Levi.)
1943年9月,我们的盟友意大利向盟军投降了。一个月后,这些吃空心粉的家伙们开始调转枪口对我们宣战。
1945年4月1日,在意大利的全部德军正式宣告投降,我们都成了美国人的俘虏,后来又被美国人移交给英国人。我所在的战俘营有1万多人,分成13个营地。我所在的第13营地是专门为被俘的德国军官所设的。因为军官中有很多知识分子,还有一些教授,于是就有人倡议利用这个条件开办一所战俘大学,吸收一些有良好教育基础的战俘来学习。这个倡议居然还得到了英国人的许可。于是我们在战俘营里开办了一所大学。从5月开办到10月,算是一个学期,由汉堡的一个教授当校长,共上了158次课。课程设置的内容很多,我记得有数学、法律、矿物、养蜂……战后我上克劳斯塔尔采矿学院读大学时,这一个学期的学历居然还得到了承认。这就是我当兵经历中的最后一次幸运所在:当战俘的时间不但没有浪费,还提供了我一份学历。

命运路线图(贝克,步兵114团)

恐高的飞行员(豪斯特曼,空军第30飞行大队第8中队)

画笔写春秋(康拉特,机场服役)

德国公立大学为了杜绝专业人员抱住铁饭碗不走,影响科研和教学工作的活力,规定了科研助手和助教在同一个单位里最长只能工作5年。
最野蛮和残忍的俄国士兵是那些来自苏联亚洲地区的小眼睛黄种士兵。那是一群不可理喻的兵痞。相对来说,军官要有一些文化,纪律也稍好一些。
战后柏林重修大都会歌剧院时挂有斯大林画像,下方德文标语是:约瑟夫斯大林,为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进步人类的领袖和导师。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放纵后,苏军开始严明军纪了,动不动就是禁闭。过去他们是要赢得战争,现在得要赢得人心了。特别是美、英、法3国军队也进入了柏林,接管了柏林西区的防务之后,苏军士兵要是还胡作非为,斯大林丢不起那个人。我亲眼见过一个惩罚色鬼的场景:4个苏军士兵抓住一个强奸妇女的士兵的四肢,像悠麻袋似地把那个衣冠禽兽悠起来朝着一辆卡车上摔过去。那个家伙落在地上后一动不动了。

第五章 纳粹卫队

我们是“多国部队”(艾卡特,党卫军第5师“维京师”)

艾卡特:在战争结束前夕,党卫军的兵力一共是31万人,其中德国人只占11万,也就是说,党卫军中2/3的士兵都是外国人……尽管西欧并不喜欢德国,但又必须借德国的力量,通过对德国的支持来组织布尔什维主义的西扩。
艾卡特:非纳粹化运动的两种形式:一个是组织上的,趋于严,表现为取消纳粹组织,清算纳粹罪犯,杜绝纳粹分子混进重要部门;另一个是思想上的,趋于宽,就是让多数德国人远离纳粹,卸下历史包袱。我们普通党卫军士兵当然属于后者。

曾经骄傲(查斯特洛,机械化武装党卫军)

老人告诉我,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后立即委托约瑟夫迪特里希建立一支由120人组成的卫队,这支卫队被称为“柏林大本营卫队”,同年这支卫队的人数发展到大约一个营的规模,这就是最早的党卫队。
党卫队组建一年后就在希特勒授意下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在1934年6月30日伙同秘密警察谋杀了纳粹党冲锋队的领导人罗姆。冲锋队其实是20年代初由希特勒一手建立起来的一支半军事化的纳粹党打手队伍,到1932年希特勒上台前夕,人数已达到22万人,比当时的魏玛防卫军人数还多。希特勒上台以后,面对野心勃勃的罗姆和他的庞大的冲锋队,他感到这个过去的跟随者已经对自己产生了威胁,最终下决心除掉了罗姆,然后一举取缔了冲锋队。
谋杀罗姆3天后,希特勒颁布了《国家紧急军队法》,为成立党卫军奠定了法理上的基础,5天后他指令国防部长布罗姆堡发给党卫军足以装备一个师的武器。两个月后,加入武装党卫队的条件正式公布了:身高必须超过174厘米,年纪要小于23岁,不戴眼镜,身体健康,种族纯正。在符合这些条件以后,还要测试体力、耐力、知识运用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勇气,外加20分钟智力测验,测验内容有3行德文听写、一道理解题的回答、3道计算题的演算。

精英梦破(诺曼,“第一师”)

战后,美军在1946年5月至7月间专门就“马尔梅第屠杀案”组织了一次审判。法庭设在以前的达豪集中营的木板房内,一共有74名原党卫军官兵子啊脖子上挂着号码牌出庭受审。审判的结果是:包括派普在内的43人获死刑;包括原党卫军第六装甲集团军指挥官迪特里希在内的22人被判无期徒刑;其他人分获20年、15年和10年监禁不等。但是这一宣判结果最终未能严格执行。至1956年12月,除了一名被拘原党卫军士兵死在审理过程中,剩下的73名获刑者先后获释——按照“正义的审判不能使用非正义手段”的原则,美国参议院否定了在达豪的审判结果……老人又补充了一句:1976年的报纸说,派普在他的法国住宅里被身份不明的人暗杀了。听说当时他正要写《马尔梅第屠杀真相》一书。
诺曼:(1949年后开始的生活)全新,指的是以民主、自由、法制、人权为立国之本的,和昔日的西方敌手结盟的联邦政体,这是德国在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制度形式;常态,指的是德国人从纳粹追随者回到普通公民的平常状态,不再是工具,不再是炮灰,不再是狂热的政治盲人。前者是社会状态的合理化,后者是个体状态的合理化。这两点改变是用血换来的。

恐怖双闪电(加入党卫军的动机)

莱夫勒:我在1933年加入了党卫队,因为我反对左派的行径,尽管我年轻时曾参加过共青团组织。
多林:我参加这个卫队的动机很简单,就是想去柏林,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机会。另外,我也特别喜欢党卫军漂亮的军服。
在1942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时,共有16万党卫军参加了行动,其中有2千人是西欧各国的志愿者,400人来自芬兰。
马斯茨克博士:父母官术太严,使我不喜欢这个家庭。参加党卫队后,我可以做很多在家里不允许我做的事情,所以我加入了党卫队。在我进行党卫队宣誓之前就已经加入了奥地利最早的抵抗运动小组。一方面我要宣誓效忠元首,另一方面我参加地下的抵抗运动,这使我成为极好的撒谎者,尽管我从来不愿意这样。
亨特里克:德国人在招募党卫军士兵时很会宣传,叫做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说这都是为了建设一个新欧洲。我是荷兰人,在荷兰,教会也警告过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害以及来自东方的威胁。在面临新的欧洲如何组成这一点上,我们不应旁观,我们希望新的欧洲能处于一个最能干的国家的领导之下,这就是德国。我父亲常在德国做生意,这使他非常倾心于德国。当时世界上的确有很多人都对新生的德国感到振奋。
1985年5月5日,美国总统里根在访问联邦德国时,在总理科尔的陪同下参观了位于比特堡的“二战”德国士兵公墓,而在这个公墓中也埋葬着49名党卫军的士兵。里根为表示美、德两国的修好,把战死的党卫军士兵也视为纳粹统治的牺牲品,并把他们等同于在纳粹集中营的死难者。里根此举在德国、美国和以色列的舆论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强烈的抗议浪潮从各个方面接踵而至,一时被视作是重大政治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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