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 8.2分
读书笔记 旧大陆各大文明的出现和确立
佐为

虽然人类起源很早,大约在公元前50万年前,各种人类和类人猿就出现了,但现代人类——智人(homo sapiens)则又经历了长久的进化,在公元前3万年出现。真正可以算得上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里程碑是食物生产的发展,即农业和畜牧业取代了狩猎和采集,这为文明的出现奠定基础。这个里程碑诞生在中东,约在公元前8000到前7500年间。前7000年之后,杰里科(Jericho)就出现了有城墙的城市,另一个中心是小亚细亚的加泰土丘,公元前6000年前后,类似于杰里科的贸易中心于此兴起。真正能称之为文明的成熟而复杂的社会形成是在公元前3500年到前3000年间,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下游与波斯湾接壤的冲击平原——苏美尔地区。这里能提供文明化的复杂社会所需的地理条件,即灌溉。约1000年后文明才能由灌溉地区推及雨水地区。新石器时期,家庭可能构成了最小的劳动单位,不需要更多成员有组织的合作,也许一些仪式和宗教场合除外。而在河谷地区,人类为了控制河水必须要集结更多人力有组织地接受某种领导,这也许是人类管理阶层的兴起的由来之一。虽然不能确定,但民族或部落间的征服可能会产生主仆、管理与被管理之分,另一方面是与神有关的专业人员也可能形成最早的管理阶层。苏美尔文明作为最初的人类文明发展迅速。测量技术、时间测定及楔形文字陆续产生。历法知识对于农业社会是很重要的,除此外,与众神沟通也被祭司们掌握。苏美尔众神体系对于后来的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都产生了影响。“到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各城邦发展了一种堪与祭司领导权相匹敌的军事组织。王权最初建立在以下理论基础之上:神派遣国王作为他们在人间的代表。”

“苏美尔文明诞生于各独立的城邦之中,对独立城邦根深蒂固的地方忠诚削弱了帝国统一的所有努力,敌对城邦之间不稳定的联合和结盟关系不能维持彼此之间的平衡,从而也不能防止他们经常诉诸战争。因此,维持国内和平局面的同时有效地防止外敌入侵的问题从未得到解决。但是,正是由于这些问题一直非常重要,它为苏美尔和后来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提供了主要发展点。成果之一是武器的改进和规模更大、组织更精良的军事力量。另一个成果是为控制远方臣民而实行的行政和政治策略。苏美尔的一些发明从此成为文明社会政府的根本措施,如颁布成文法典、建立官僚制度、设立官方邮政服务等,这些基本要素都可以追溯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甚至有线索显示,苏美尔留下了旨在让人民相信苏美尔的土地‘一直’被统一在至高的一神和一君统治之下的官方宣传传统。”

“随着刀耕火种农业的传播、依赖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口增加,这种最早的农业类型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第一,农业最早兴起于欧亚大陆山丘和山区以北的大草原地区,那里树木很少,具备适合刀耕火种农业的自然条件的土地也相应很少。另一方面,那个地区特有的广阔草原特别适合养殖被驯化的畜群。因此,当接触到最早的一批农民发展出来的技术时,草原地区的狩猎者也正在有效地适应自己的地理环境,他们接受了动物驯养,而拒绝了农业生产所必需的繁重的垦殖和收割工作。”所以,游牧生活方式出现了,畜牧业成为新石器时代农业技术的变种。“此后旧大陆的人类历史取决于农耕带来的人数上的优势与游牧所需要的更优越的政治-军事组织之间的相互角力。这种平衡有时有利于一方,有时有利于另一方,取决于社会组织、凝聚力的起伏,以及技术的发展……农民与游牧民之间关系的重大变化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混乱,但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的流血冲突也刺激人类冒险尝试从未有过的生活。因此,公元前3000年后整个旧大陆社会演进的步伐大大加快了。”【想想《创世记》中种地的该隐杀了牧羊的亚伯的故事。朱维之在《圣经文学十二讲》中提到“早在《创世记》之前,苏美尔楔形文字的泥版中便有一首叫做《牧羊之神和农耕之神争辩》的神话故事诗,和该隐、亚伯的故事是同一主题的神话;两者可以相互对比一下。牧羊之神和农耕之神争论各自行业的优越性,而最后以和解结束,不像该隐和亚伯的争论以血腥的屠杀结束。(《圣经文学十二讲——圣经、次经、伪经、死海古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9页)”】

“传统认为,埃及历史发端于国王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这个事件发生于公元前3000~前2850年间的某个时候,而当时苏美尔的一些城邦已经发展了几个世纪。”虽然埃及的治理只要控制住尼罗河就等于控制了整个国家,虽然它解决了苏美尔一直不能解决的国内和平与秩序问题。而且人宣称他们的国王就是神,但埃及的中央集权制度仍然是脆弱的,相比于苏美尔众神体系来说,它的宗教也是混乱的,常常被假想为动物或半人外貌的地方神祇赢得了当地人的忠诚,类似苏美尔万神体系那样的东西从未出现。经过两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后,埃及再次统一,中王国建都于上游的底比斯而非尼罗河南端的孟菲斯(前2000年到前1800年左右),后来埃及被来自亚洲的“希克索斯人”征服。【朱维之在《圣经文学十二讲》中说,“公元前十八世纪末,小亚细亚的希克索斯人攻入埃及时,希伯来人也曾随着进去,得意一时。前十六世纪末,希克索斯人被驱逐后,希伯来人就被埃及人所奴役,直到摩西时(公元前十三世纪中叶)才从埃及逃出,再次(即第三次)向漠北进军。经过二百年的奋斗,他们逐渐在迦南定居下来。(第3页)”在随后的章节中,麦克尼尔认为“在希伯来历史上,下一个重大事件,即在埃及所受的奴役,更加令人迷惑不解,因为埃及文献和编年史很难与《圣经》故事吻合。也许一些希伯来人随着希克索斯人一起迁徙到埃及,后来被埃及本土法老所征服;但是没有埃及文献这么说。《出埃及记》中的领袖摩西也许曾接触阿吞宗教;但是关于此事也没有证据,除了他的埃及名字。关于受压迫的希伯来人如何逃离埃及、在西奈半岛恢复游牧生活,《圣经》的记叙可能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与耶和华的契约、摩西在西奈山脚下的立法活动等,似乎的确正是一个忘记了沙漠中的习惯生活方式的民族所需要的。现代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元前1200年后不久入侵迦南地并占领巴勒斯坦丘陵地区的希伯来人刚从沙漠中而来,只有少数人(也许是12个部落中的两个)曾经到过埃及或知道摩西的宗教。但是,对于缺乏政治或文化凝聚力的部落来说,一部成文法典,和一位通过保护其子民不受埃及威胁而证明了自身力量的战神,显然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因此,毫不奇怪,耶和华的宗教变成对抗迦南人的军事行动的号召力。另一方面,当希伯来人开始定居、从事农业时,他们就自然而然地转向当地的神,即巴力神,它保护庄稼和使土地肥沃的法力已被长期的经验所证明。”(第63页)】

从苏美尔文明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公元前2000年后不久,苏美尔语被各种闪米特语言所取代,其中阿卡德语是第一种形诸文字的语言。三种对后来的政治制度极其重要的机构发展使如下这些事物得以出现:官僚制度、法律和市场价格。“一个被国王任命为总督并携有文件为凭的陌生人得到的待遇肯定不同于其他陌生人。法官、军官、税吏和其他官员也起着特定的作用——他们必须通过劝说完全陌生的人相信自己有法定资格,并进行合作。而当这种观念得到承认后,国王就可能通过文武官员通知边远地区。能适用于国王统治下任何地区特定案件的法律条文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它使人类关系更容易预测——像官僚原则所起的作用一样。最著名的早期法典是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约公元前1700年)颁布的,虽然从现存的案件记录中难以看清这部法典的条款是否真实推行过。市场价格和可通过法庭强制执行的买卖规则也使陌生人之间能够进行有效合作。”

“但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政治帝国从未长期稳定过。地方忠诚感还很强烈;交通运输缓慢而且昂贵;只有像汉谟拉比那样精力充沛的统治者才能有效地控制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他给下属的许多信件留存至今。政治权力中心倾向于向两河流域上游转移。这部分是因为水分蒸发使土壤盐碱化,削弱并最终耗竭了美索不达米亚南端最古老耕地的肥力。此外,在任何军事冲突中,上游城邦一直占有优势,因为它能够切断渠道,从而破坏下游的河水供应。因此,到萨尔贡(约公元前2350年)时期,阿卡德开始支配苏美尔;到汉谟拉比时代,更北部的巴比伦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的都城。也是在汉谟拉比时代,巴比伦祭司大胆地改造了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学术,提高了巴比伦的主人和保护神马杜克的名声和权威。例如,所谓‘创世史诗’,使马杜克神变成众神之王。这是通过用它的名字取代尼普尔的风暴之神恩里尔而实现的,后者曾在苏美尔的诸神中占有首要地位。……这种苏美尔向阿卡德、阿卡德向巴比伦的地理转移,以及与财富和权力中心北移相伴随的语言变化并未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根本连续性造成很大改变。苏美尔祭司首先创造出来解释世界、人神关系的观念仍然经受住了时间检验。”

向雨水灌溉地区的转移。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周边诞生了一系列卫星文明或前文明,其中小亚细亚的赫梯社会、叙利亚的迦南和巴勒斯坦最为著名。

著名的米诺斯王宫始建于公元前1900年左右,供养米诺斯文明辉煌成就的工匠和其他专业人员所需的财富主要来自海上贸易。

“公元前1700年之后大约300年里,文明世界被蛮族征服者所蹂躏。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东部的山区民族,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半岛北部沙漠边缘的游牧民族,加上起源于北部草原的各种好战部落联盟,相互掺杂,入侵了各个已有的文明……这些蛮族征服的范围和力度与一种战争技术的重要进步密切相关。蛮族征服者拥有快马牵引的轻型战车……战车时代是一个贵族时代,军事优势、经济和政治控制权都掌握在极少数经营手中。”

“战车征服者对中东本身的各个古来而牢固的文明意义没有那么大。获胜的蛮族入侵者迅速地建立起广阔而松散的行政帝国……中东的古代民族并非甘愿向蛮族俯首称臣。不久,地方首领就开始小规模地借鉴战车技术,以便摆脱外来的枷锁。例如在埃及,南部底比斯的额一个地方青年王子就发动了反对希克索斯人的叛乱,到大约公元前1570年,把他们全部逐出整个尼罗河流域。在美索不达米亚,是由远在北方的亚述国王领导‘土著的反抗’,推翻蛮族的统治(约公元前1380年)。赫梯也通过获得战车而从最初面临新式战争时的震惊中恢复回来,不久就变成第三大国家,并在遥远的叙利亚边境,与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埃及和亚述争霸。”

“公元前1200年后不久,一种新的、比战车贵族所依赖的青铜廉价得多的金属得到广泛应用,急剧地打破了军事平衡。数量再次开始在战场上发挥作用。这种新金属就是铁。”【青铜时代大约处于公元前2500年到前1200年】

“铁的使用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在中东某些地区,铁器时代蛮族入侵后突然兴起的自由农民阶层把他们的一些作物用来交换手工业产品——其中最主要的是铁制工具和武器。卑微的城市手工业群体由于拥有农民需要的技术和产品而永久地形成了……再也没有任何一个重要民族完全置身于交流和互相依赖的网络之外。这也许是铁器时代最伟大的成就。”

“铁器时代蛮族入侵带来的政治局面是相当动荡的。地方部落之间、部落联盟之间的正度很快导致较大的领土国家出现。亚述人是最成功的帝国建立者。”

骑兵革命。公元前700年后不久,被希腊人称为“斯基泰人”和“西米里人”的民族利用骑兵对中东发动了广泛攻击。巴比伦人、米底人与斯基泰人联合最终于公元前612年推翻了亚述帝国。然后巴比伦和埃及又为控制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而开始斗争,选择与埃及结盟的犹太小王国激怒了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巴比伦军队于公元前587年占领了耶路撒冷,毁灭了这座城市,把它的居民掳往巴比伦。这个历史事件本身不是特别非同寻常,但结果对犹太教的发展至关重要。然后在中东崛起了一个新的帝国——波斯帝国。从居鲁士(前559到前530年在位)到冈比西斯(前530年到前521年在位)再到大流士(前521年到前486年在位),波斯帝国把埃及和印度西北部也囊括进去。在中东文明腹地,波斯最初致力于恢复所有被并入波斯帝国的各民族的局部自由、传统宗教和法律制度。为此,居鲁士允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波斯帝国只存在了200多年,最终被(公元前330年)马其顿灭亡。

早期犹太教

“《圣经》传统把希伯来人追溯至亚伯拉罕,他离开苏美尔城邦乌尔(也许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沙漠边缘过着游牧生活。据说亚伯拉罕的迁徙跨越了环绕阿拉伯沙漠北缘的肥沃新月地带,直到他与其追随者到达后来被称为巴勒斯坦的迦南地。实际上这种传统的描述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崇拜耶和华从未与崇拜迦南人的丰收之神结合起来。对沙漠的记忆,对耶和华的追随者重创迦南人并摧毁其偶像的美好往昔的记忆,使古老的对抗情绪一直存在。因此,当抵挡非利士人和其他民族的需要迫使希伯来人统一在一个国王的领导之下时,先后为扫罗王和大卫王战斗的勇士们就在耶和华的战旗下自然而然地联合起来。然而,大卫的王国(约公元前1000年~前961年)的迅速扩张,为宫廷奢侈生活和与邻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铺平了道路。这反过来促使一批先知以耶和华的名义,谴责由于文明的侵袭而带来的各种花里胡哨的腐败行为,重新攻击巴力神。以利亚就是这些早期先知中最著名的一位。

个别先知强烈感受到上帝的权力和意志,受此鼓舞,他们用充满激情的诗歌抨击社会不公,这些诗歌都被记录和保留下来了,先知运动由此改变了方向。在这些爱好文学的先知中,最早的是阿摩司(约公元前750年)。在这个时期,希伯来先知改造了耶和华的宗教,赋予耶和华无边的力量,不再仅仅把他当作入侵迦南地时期的部落战神。与此同时,他们宣称上帝既公正又仁慈,既惩罚作恶者,也随时宽恕及时忏悔的罪人。

耶和华一直是嫉妒成性的神,他要求子民完全忠于自己、拒斥其他神。因此,希伯来先知比较容易把对耶和华的崇拜发展为一种不妥协的一神教。中东没有其他民族能够变成一神教的信徒,而是保留他们的传统信仰,因为他们都继承了多神教。但是在一个遥远的君主和起源于几百英里外的无法预见的事件能深刻影响当地事务的世界里,一神教似乎是唯一能够真正令人满意的解释。在这样的时代,宗教的地方性再也不能适应一般常识和日常经验。传统的崇拜仪式显得虚伪空洞;只有希伯来人能够全面表达对宗教普世主义的普遍诉求。因此,他们对民族一神教的定义就成为古代中东文明最伟大和最持久的成就之一。”

“先知运动的额主要特点之一,就是一直强调未来错误将得到纠正的预言。但是流放巴比伦的经历赋予未来更重要的意义。犹太人扪心自问:为什么上帝允许邪恶横行人间?为什么‘他’如此严厉地惩罚他忠实的仆人?这个问题产生了两种理论。有些人,如以斯拉(Ezra)和尼希米(Nehemiah),强调必须更谨慎地遵守《圣经》所揭示的上帝旨意,因为现实的苦难闲谈时由于上帝对过去的缺点感到不悦。但是其他人,特别是伟大的以赛亚,则发展出另一种思想:上帝正在净化他的子民,考验他们的耐心,检查他们的坚韧,以便在世界走到尽头、所有不公将被最终铲除的‘审判日’,赐福于坚持下来的人。”

琐罗亚斯德教

“在美索不达米亚另一侧的遥远东部,公元前6世纪,另一场宗教运动变得举足轻重。与作为唯一伟大的先知产物的犹太教的发展不同,波斯宗教的改革与琐罗亚斯德的名字连在一起,琐罗亚斯德蔑视和抨击民族传统,力图革新各种事物……很难了解琐罗亚斯德教的详细教义,关于他在何时何地传教也存在激烈争议……琐罗亚斯德的启示是崇高而抽象的。他宣扬至高无上、虚无缥缈的宇宙之神阿胡拉·马兹达的荣耀。马兹达注定与邪恶主神阿里曼争夺宇宙。每个好人的职责显然是站在‘光明’一边,遵守由先知琐罗亚斯德传达的阿胡达·马兹达的指示。这些就涉及适当的崇拜仪式(血腥祭品被明文禁止)和对待他人的道德行为标准。作为回报,琐罗亚斯德许诺此世的兴旺和来世的永生。他似乎还认为,世界末日将在预定的时节来临,到那时,阿胡拉·马兹达将带来由金属融化而成的净化洪水,吞噬恶人,彰显自己的胜利。到那时,神圣的、天使般的、人性化的‘光明’力量也将永远沉浸于他们的胜利喜悦之中。

琐罗亚斯德教从未成为波斯以外的其他民族的宗教,即使在波斯人中,可能也只有少数贵族和宫廷人员完全接受先知的教义……但是波斯人在居鲁士统治下取得并在大流士统治下得以巩固的政治权威意味着,波斯统治下的各民族至少模糊地了解琐罗亚斯德教。因此,后来犹太教的一些特点——如天使的观念和恶人将入炼狱的观点——或直接借鉴自琐罗亚斯德教,或受到其教义影响。”

麦克尼尔的评论:“琐罗亚斯德教没能像犹太教及其两个衍生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改造世界。但是琐罗亚斯德的教义的确值得与伟大的希伯来先知的教义一起,被视作某种严肃而积极的势力,试图为古代中东大一统世界的动荡和不确定性提供宗教指导和秩序。琐罗亚斯德教的二元主义对恶的解释比任何严格的一神教都有说服力。因此,间接起源于琐罗亚斯德的二元主义出现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统之中;但是琐罗亚斯德教本身几乎没有幸存下来,除了后来印度拜火教群体中面目全非对的形式之外。”

希腊文明的确立

从米诺斯文明的考古遗址来看,克诺索斯第一批讲希腊语的统治者没有进行什么重大的改革,虽然他们的确发展了一种记录希腊语言古老形式的新文字(线性文字B)。但是,大约公元前1400年,克诺索斯被毁灭了,这也许是来自以迈锡尼为都城的希腊大陆的一些新兴海盗发动的袭击造成的。因为此后200年里,一系列海上袭击——也许伴随着更多的和平贸易——把迈锡尼人的船只几乎引向地中海沿岸各地。从埃及先后遭受“海上民族”联盟攻击的文献中,我们了解到迈锡尼的希腊人可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大。但是公元前1190年左右,埃及人成功地驱逐了最后一批冒险者,定居在巴勒斯坦的残余入侵者最终变成了《圣经》历史中的非利士人。对达达尼尔海峡口上特洛伊城的同样袭击(传统上确定为公元前1184年)成为了英雄主义《荷马史诗》的主题。

公元前1200年后不久,新一轮入侵者、讲希腊语的多利亚人从北方南下,推翻了迈锡尼政权的中心,多利亚人入侵者继续蚕食,导致许多民族进行第二次迁徙。特别是,来自希腊大陆的避难者乘船渡海,在爱琴海的小亚细亚沿岸建立起了一系列新的殖民地。这些地区最后被称为“爱奥尼亚”,其北部地区被称为“爱俄利亚”(Aeolia)。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当地居民的袭击,希腊殖民地都集中于可以防御的半岛或其他适当的沿海地区。由于避难者(如逃出埃及的犹太人)没有先前存在的领导模式,也没有所有人可以不假思索地服从的习惯法,所以他们不得不发明一套可见的法律和政府制度,以确保他们在新的定居地能够有效地进行合作。在此过程中,他们创立了最早的希腊城邦。

一两个世纪前,摩西带领以色列子民逃出埃及进入西奈沙漠的时候,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为了在新环境中把希伯来人组成共同体,他制定的法律变成了后来犹太教的精髓。希腊人在小亚细亚沿岸建立的自治城邦在世界历史上几乎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因为通过发明城邦或‘波利斯’(polis,后来英语中‘政治’一词的由来)这种政治组织,爱奥尼亚的希腊人开创了西方世界把政治组织引入领土明确的单位即国家的先河。如果我们西方人的宗教归功于从法老统治下逃出来的希伯来难民,那么我们的政治则归功于从多利亚人统治下逃出来的希腊难民,他们不得不重新组织并使他们的传统社会理性化,以便在一个新的敌对的环境下生存下来,而这正是在摩西为他的追随者做同样事情的两个世纪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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