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文学史论(典藏版) 评分人数不足
读书笔记 徐庾与骈体
望尽中原百万山

  《周书·庾信传》云:“时(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摘为左卫率。摘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人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北史·文苑传》序云:“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辞尚轻险,情多哀思。”文中子云:“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可知徐、庾一向是并称的。按晋安王纲立为皇太子在中大通三年(531),时徐陵年25岁,庾信19岁。《周书》所指的父子出入禁闼,即在这一时于期。但这时正是“宫体”诗盛行的时候,   《梁书·简文帝纪》云:“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梁书·徐摘传》云:“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摘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所以徐、庾的“文并绮艳”,也只是当时的普遍情形,并不足以解释“徐庾体”的特征。清倪璠注释《庾子山集·本传》云:“按:徐、庾并称,盖子山江南少作‘宫体本”之文也。及至江北,而庾进矣。”又注庾信《春赋》云:“盖当时‘宫体本’之文,徐、庾并称 者也。”这解释也不足以说明“徐庾体”与“宫体”的分别。我们认为徐、庾二人成就的高下是一件事,但“徐庾体”一词所指的绝不仅只是他们的少作,而是作品的全部。它和“宫体”含义的不同,不在时间和人的差别,而在所指的文体。“宫了体”指“i诗”,观梁简文帝的《诗序》就知道,而“徐庾体”却是指“文”的。现存的徐庾集中,诗的分量极少,徐只十之一,庾约十之三。其中除了庾的后期作品,都是属于“宫体”的;标明“奉和”简文帝的就不少。严羽《沧浪诗话》论诗体,虽也列有“徐庾体”,但若以诗而论,如果“徐庾体”一词的意义不等于“宫体”,最多也只能说它是“宫体”诗的延长,无论形式或内容;若仅指庾信在北所作各诗寺,则不但与史传所说的日时间不合,而且徐庾也不能并称。严氏论诗体之分,虽也根据前人记载,但错误甚多,不足为据;详清冯班《钝吟杂录》卷五严氏纠谬。所以就诗寺说,“徐庾体”就是“宫体”(庾信留北所作各诗,与“宫体不同,释详后)。但就“文”说,徐、庾是有他们作风的特点的,这就是把“宫体”诗所运用的隶事声律和缉裁丽辞的形式特点,移植到了“文”上,发展了骈文的高峰。《陈书·徐陵传》云:“为一代文宗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周书·庾信传》说:“当时后进,竟相模范,每有一文,都下莫不传诵。”这都是指骈文说的。所以向来徐、庾并言,都是指他们在“文”一方面的成就。明屠隆《题徐庾集》云:“仙李盘根,初唐最盛,应制游览诸作,婉媚绮错,篆玉雕金,筋藏肉中,法寓情内;莫不摅藻乎子山,撷芳于孝穆。故能琳琅一代,卓冠当时扌。”张溥《庾集题辞》也言其“文与孝穆敌体”。清程呆《四六丛话序》云:“四六盛于六朝,庾、徐推为首出。其时法律尚疏,精华特浑。醫诸汉京之文,盛唐之诗,元气弥沦,有非后世能造其域者。”许桩《六朝文絜》评《玉台新咏序》云:“骈语主〔至〕徐庾,五色相宣(,八音迭奏,可谓六朝之渤懈,唐代之津梁。”又清梅曾亮《书管异之文集后》云:“曾亮少好骈体文,异之曰:人有表示者面也;今以玉冠之,虽美,失其面矣;此骈体之失也。余曰:诚有是,然《哀江南赋》、《报杨遵彦书》,其意顾不快也,而贱之也?异之曰:彼其意固有限,使有孟荀庄周司马迁之意,来如云兴,聚如车屯,则虽百徐庾之辞,不足尽其一意。”这是桐城派古文家的论调,但由此正可看出徐庾在骈文造诣上的地位。唐初的四杰和燕许,都是学他们的。《新唐书·陈子昂传》云:“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但马端临《文献通考》即言“子昂诗意高妙,其他文不脱偶俪卑弱之体”。可知徐庾在骈文上的地位和影响了。所以传统所谓“徐庾体”,主要是指“文”说的;是指他们对于骈文的形式的贡献和示范。   当然在内容的表现上,徐庾也各有他们的特点和成就,这我们后面还要详论;但徐庾齐名而以文体为人艳称,主要却是指他们对于骈文底形式特点的运用和建树。在这种意义上,所谓“徐庾体”便可以包括他们除诗以外的作品的全部,并不因后来徐的入陈和庾的仕周而差别。他们都享了高龄(徐77岁,庾69岁),在长的时间内各为南北文宗,对于骈体的提倡和风行,都有深厚的影响;一直沿到唐朝。他们的出身教养相同,固不必说;即分居南北以后,文章也还是彼此经常流传的;所以他们的文体相近,即使在晚年也绝不是偶合。陈寅恪先生《读〈哀江南赋〉》一文,考证庾信为赋之直接动机,在读沈初明之《归魂赋》:沈文今存《艺文类聚》二七及七九,序云:“余自长安还,乃作归魂赋。”沈文作于建康,陈先生言“颇疑南北通使,江左文章本可流传关右”(《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按《陈书·徐陵传》言“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所谓“被之华夷”自然是指风行南北的。《周书·王褒传》云:“初,褒与梁处士汝南周弘让相善。及弘让兄弘正自陈来聘,高祖许褒等通亲知音问。”庾集也有《别周尚书弘正》及《和王少保遥伤周处士》二诗,又《徐报使来只得一见》诗云:“一面还千里,相思那得论,更寻终不见,无异桃花源。”可见使者是可以和朝臣见面的,当然文章也就可南北流通了。庾信《寄徐陵诗》云:“故人倘思我,及此平生时,莫待山阳路,空闻吹笛悲。”二人的交谊也很笃;所以徐庾虽然地处南北,在作品的互相影响观摩上,并不是鸿沟似地处在两个世界,那么他们文体作风的近似,也就并不奇怪了。《周书·赵僭王招传》云:“好属文。学庾信体,词多轻艳。”《周书·庾信传》云:“世宗、高祖并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传《后论》云:“由是朝廷之人,闾阎之士,莫不忘味于遗韵,眩精于末光。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今庾集首有《滕王遖序》,集中又有《赵国公集序》,其他和滕赵诸王来往的文启等也很多,可知他正是以“轻艳”的庾信体本来“特蒙恩礼”的。倪璠注释庾信《本传》有云:“按子山少年宫体之作,当时习称徐庾。乃至晚年,又与王褒并埒,而后世无庾王之目。”正因为庾王文体的特征仍然和徐庾体一样,徐又在南,所以《赵王招传》就干脆只称庾信体了。可知“徐庾体”一词的意义是可以包括他们作品的全部的;后来的分处南北,只是更扩充了这一文体的影响,并没有改变了他的含义。虽然庾信后期“以悲哀为主”的“危苦之词”有了新的内容,但“徐庾体”一词本指的是骈文底形式特点,所以可以“当时后进,竟相模范”,并不受题材内容的影响的。   “徐庾体”是指当时的文说的;所谓“文”并不只限于书序碑志等体的文字,赋也包括在内。因为事实上徐庾的骈赋和当时骈文的组织形式,是已经没有什么分别了。孙梅《四六丛话》叙赋云:“古赋变而为骈赋,江鲍虎步于前,金声玉润:徐庾鸿骞于后,绣错绮交固非古音之洋洋,亦未如律体之靡靡也。”李调元《赋话》云:“邺中小赋,古意尚存。齐梁人为之,琢句愈秀,结字愈新,而去古亦愈远。”这都足以说明骈赋是和“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写物”(《文心诠赋》)的古赋不同的。但骈赋只是和当时的骈文近似,和后来的律赋也不同;这情形正如齐梁新体诗之不同于古诗或律诗一样。孙德谦《六朝丽指》云:“骈文宜纯任自然,方是高格,一入律赋,则不免失之纤巧。”所以许链《六朝文累》评庾信《小园赋》云:“骈语至兰成所谓采不滞骨,隽而弥絮。”即因为他是骈语的好的标准,而不像后来的律赋。当然,在文体的详细辨析上,骈赋多注重在雕纂,和碑版书记等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属文时镕裁章句所注重的形式美的条件,却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庾子山的各赋,就成为历代骈文的典型了。梁章钜《退庵随笔》说“今欲为四六专家,则宜先读萧选及徐庾二集”。又说“徐庾集必须熟读”。这原是唐宋以来骈文作者所一致奉为圭臬的。所以要了解徐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徐庾体的历史含义,就必须   从骈文这一体裁的源流和特点上去考察,因为徐庾的主要成就,即在将“宫体”诗所运用的隶事声律和缉裁丽辞的形式特点,完全巧妙地移在“文”上;使当时的骈文凝固成一种典型的文体,而成了后来唐宋四六和律赋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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