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8.3分
读书笔记 第五章 巴黎公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中的反映
H
正是公社那个人民有权选举、监督、罢免官员的原则,使得中国的革命者们能实现马克思主义那个使国家“由社会主宰者成为社会公仆”的目标。
在评论黑格尔的“所有伟大的历史事件都出现过两次”这句名言时,马克思认为(联系到当时的拿破仑三世)黑格尔忘了补充一句:“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的,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的”。
马克思……说:“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请出亡灵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1949年,毛泽东许诺……“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
恩格斯(他肯定比马克思更加具有中央集权制的倾向)却赞扬了公社实行“自由联邦”的计划,任务这是反对中央集权政府的压迫机构的一种形式。

正是毛泽东主义者那种防止官僚主义腐蚀革命队伍的唯一企图,才使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公社的概念(以及这种概念转达的革命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与政策中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

对党组织和国家机器的不信任,以及对人民群众(主要是占大多数的农民)自发的革命积极性的信任,是毛当时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 虽然事后我们已经了解了人民群众难以承担如此的厚爱,但可惜的是,矫枉之后没有人再像毛那么在意使国家“由社会主宰者成为社会公仆”的目标。 对那时的国家来说,我们能看到优秀的革命党人,也能看到日益脱离群众的官僚集团,他们并不该一起被打倒,但是其中的歪风也不能不阻止。 今之视昔,该多么惋惜,如果毛能和他的同僚一起努力,一手抓政治,一手抓经济,各取其长。

虽然毛泽东主义者的倾向是从根本上反对官僚主义的,并且对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权力表示了极大的敌视,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仍然不大愿意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如下原则立场:所有的政治权力都是社会力量的异化形式。这正如他们不能正视人类一般的自我异化问题一样……毛泽东主义者明确地拒绝过斯大林主义者关于国家和人民之间的有机的、非对抗性的关系的概念,然而,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关于一个强大的国家振全在促进革命后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领导作用上,存在着尚未解决的分歧:一方面是强调有力的国家振全的这种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则像民粹主义者那样不相信国家政权。

毛是没想明白。现在可能我们都没想明白。 “摸着石头过河”。 而如果要用实践的审慎度过理论的迷雾,我所能肯定的两条原则是:目标不可以被遗忘;随时学习和自我改正。

0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全部笔记 42篇
豆瓣
我们的精神角落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