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the Mass Line to the Mao Cult
读书笔记 The Hukou System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自由而无用

在毛时期下,户口制度从1950年代开始实施,后来有所放松,但仍然在改革年代继续下去了。这个制度同样也是人们积极参与政治的一个激励原因。在那个时候,户口几乎掌管着一个人的一切,人们需要户口来上学,结婚,办护照,旅游,找工作,获得经商许可,等等。换句话说,户口是国家达到控制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一个人假若没有了户口,这个人的存在也就等于不存在。

户口与其他国家的人口管理系统不一样在下面两个方面:

1. 户口所处地方的不同,导致差异的社会对待,这样一来就给社会分了层,并且制度化了社会歧视。当时城市人口只占26%,却享有着所有方面的优待:教育,事物配给,医疗,工作分配和升职。

2. 毛时代下的户口制度严格限制社会移动性。人们需要户口所在地的警察局的搬离许可,以及目的地的警察局的迁入许可,才能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政府只有在这个人在当地找到了工作的情况下才会签发户口,而用人单位通常不会雇用没有本地户口的人。简而言之,人们被严格限制在了户口原来的所在地。这导致了中国的城乡社会呈现了清晰的二元化。

如此严格的社会流动性的管控,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是看不到的。

正因为城乡户口的各方面待遇不一样,所以在农村的人们就有了动机,来积极地参与政治。通常来说由农村户口转入城市户口只有两种手段:被高等教育学校录取,或者参军。而这两种机会的有无,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上决定的。此外,城市户口的人们如果被记载有倒退思想,会轻易地被驱逐到农村去,户口也会被下放。所以,城市户口的人们需要积极参与政治来保住自己相对的特权。

户口诱导政治参与的另一个方式是审查所有的移动——社会意义上的,或者空间意义上的。户口本成为了政府的人质,而政治参与是人们必须向政府缴纳的赎金。

地理上的流动性很能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集体化运动。

将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和苏联的比起来,一个经典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苏联对集体化运动的抵抗比在中国强烈得那么多?在中国,更普遍的是顺从,甚至是热情拥抱。两国不同的迁移政策,能够部分解释这个问题。户口制度写进法律是在1958年,但是确实从1950年代早期就开始施行,并且在农业集体化运动前被故意加强——因为party猜到集体化运动时,农民们会逃离乡下。到运动开始的时候,人们基本上是被户口关在了他们的村子里。在苏联虽然也有移动上的限制,特别是在集体化运动的高潮过后,通常来说,农民可以到处搬迁。事实上,苏联的农民用大规模的出逃来抵制集体化。在1930年代的早期,农村到城市的搬移率是巨大的。更不同的是,出逃的农民和被驱逐的富农,在苏联是被允许在城镇工作的,也被允许在当地的配给系统注册。

这个“出口”给予了苏联的农民一个十分有利拿来抵抗的杠杆。他们可以反抗,可以跑。而中国的农民不能。离开农村以提高生活水平既然不可能,人们就会意识到,那就只有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了。

本节的中心即中国户口的两个特点,前文已说。

0
《From the Mass Line to the Mao Cult》的全部笔记 13篇
豆瓣
我们的精神角落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