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 8.4分
读书笔记 第1页
Cello

“横向对比18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乾隆时代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纵向对比中国历史,乾隆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民众权利被剥夺得最干净、意志被压制得最靡弱的时代。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只有这样,大清江山才能亿万斯年。”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

“经过元代蒙古人的高压,明代太祖皇帝的挫辱,清代开国过程中的屠杀,中国官僚集团的素质和心态已经大大不同于唐宋时代的士人,他们整体上放弃了人格尊严,放弃了社会理想,蜕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奴才”。”

“前代君臣,或有师友之谊,而到了清代,只剩主奴之义。作为奴才,只有干到咽气的那一天,怎么能提前获得自由权?”(三朝老臣张廷玉想退休失败)

“几千年来,中原王朝对边疆民族一直缺乏必要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对外部环境的关注,是满族帝王与汉族帝王的最大不同。……历代汉族帝王对于周围的“四夷”,一贯抱存而不论的蔑视心态。清代帝王却从来不这样想。”

“如果说这些屠杀尚属带有偶然性的局部事件的话,在第三次平准战争中,屠杀则演变成了一场周密的部署。”(平定准噶尔将新疆纳入版图。几乎就是一场针对准噶尔地区蒙古族人的种族灭绝,目的是一劳永逸地解决未来可能的来自蒙古族的反抗)

(喇嘛教是清朝国教,但乾隆本身对其不屑一顾,但)“乾隆很清楚喇嘛教对安定西藏和蒙古的作用。他多次说过“兴黄教,所以安蒙古”,“敬一人而千万悦”。”(另一方面,对伊斯兰教却非常谨慎)“在回教地区大力推行政教分离,不允许宗教领袖取得世俗权力。……平定新疆之后,他大力扶植伊斯兰世界世俗贵族伯克的力量,禁止阿訇干涉政治。”

“君权像恶性肿瘤一样,是世界上最具扩张性的事物之一,它不允许任何独立的事物存在。专制权力的独占性本质驱使它永远努力冲破一切限制,挣脱所有束缚,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毒化每一个细胞,直至最后整个社会在它的紧紧拥抱中窒息而死。士人的人格追求,在专制达到极峰的清代就成了君权的障碍。”

“虽然在经济上对农民、特别是贫民慷慨大度,但是在政治权利上,乾隆却是有史以来最为吝啬严苛的皇帝。”

“乾隆朝文字狱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打击重心在社会底层。……乾隆对历朝农民起义的规律深有研究。通过总结中国历史,他得出一个结论,社会底层最危险的人物是“失意文人”。……乾隆朝另外许多文字狱,其实是与打击民间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民间宗教和秘密会社历来是农民起义的温床。”

中后期大抓意识形态建设,一是御制了标准的历史书,二是大幅修改了对当代历史人物的评价,三是“大规模整理中国历史文献,营造博大恢宏的文治气象,以证盛世“文治之极隆”(例如:四库全书)”。

“对于极端珍视权力的乾隆来说,不让人掌握他的统治定势,是极为重要的事。使人们永远处于战战兢兢不知斧头何时落下的心理状态,是他既定的统治目标。”

“枪杆子在手,什么谎话都可以说得理直气壮,甚至能把说谎者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这本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通例。不过清王朝统治者的巧言佞辩还是出人意料。其实,历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背后的心理动力都是对财富的掠夺。而清王朝建立过程中的血腥、野蛮和残暴在许多方面都创造了少数民族征服过程中的历史纪录。……据历史学家估算,入关之前,满洲人至少掠夺了二百万汉人做奴隶。”

“满族皇帝也因为那一段血腥的历史而心虚不已。他们知道自己祖先的血债太深。这些血债在任何时候,都是点燃汉人反抗情绪的火种。所以他们急于毁灭证据。乾隆三十九年(1744年)开始,武英殿前的字纸炉就经常不分昼夜地日夜燃烧。在军机要员的严密监视之下,巨量珍贵图书在这些字纸炉中灰飞烟灭,随同消灭的是一个民族的大量记忆。”

“据近代学者推算,全国禁毁图书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达十五万册。销毁版片总数一百七十余种、八万余块。除了焚毁书籍,乾隆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其余估计不少于一千万份明代档案,已经被销毁了。乾隆朝“文治”的本质,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文化浩劫。”

“乾隆朝戏曲工作中的意识形态控制更为精致化、隐蔽化,皇帝煞费苦心,进行了许多“意识形态创新”。然而乾隆朝的戏曲发展却呈现出一种怪异的走势:既繁荣,又荒芜;既热闹,又单调;既豪华排场,又内容空洞。”

“二百余出的连台宫廷大戏,回避现实矛盾,思想观念陈腐,艺术千篇一律,有人总结说不过是“虚张太平声势,点缀圣朝恩德,伪造天命天意,宣扬道学”。”

“乾隆时代既是一个戏曲空前兴盛的时代,又是戏曲衰落的开端。近代戏曲理论家吴梅说:“余尝谓乾隆以上有戏无曲,嘉道之际,有曲无戏,咸同以后实无戏无曲矣。”专制统治者刻意制造的春天,最终无不会演变成严酷的冬天。”

“清代的建立,与以前诸朝不同。在入关以前,满族社会中带有大量的奴隶制因素。……乾隆皇帝所需要的,不是站立着的大写的人,而仅仅是工具和奴才。……(乾隆打击道学理学知识分子,固然强化专制制度,但)造成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清代后期士大夫道德与精神的迅速堕落。……乾隆朝的大臣,虽然不乏能臣,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才华而无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

“和珅身上还有许多其他的“现代气质”,比如财富观念。传统士大夫往往拙于理财,而和珅却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传统社会中的财富观念是静态的,人们有了钱,第一选择永远是买地,把流动资产化为固定资产,“入土为安”。而和珅却深通现金流动起来后的巨大威力。在不动产与现金面前,他显然对现金更感兴趣。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庄头许五德与他人发生矛盾,托和珅帮忙打官司,并答应“事后或送地六十顷,或银一万两”。和珅听后明确表示,“不要地亩,要银一万两”。他的贪污受贿所得,一小部分用于扩大不动产,更多的部分,则用于各种工商业投资,其范围涵盖了金融、地产、矿山、物流、医药、商业等许多行业。他在北京城内拥有当铺12 座,其中永庆当、庆余当、恒兴当、恒聚当等,都是典当业巨头。他还经营印铺、账局、瓷器铺、药铺、古玩铺、弓箭铺、柜箱铺、鞍毡铺、粮食店、酒店、杠房、石灰窑等。此外,他家还专门备了80 辆大马车,从事运输业。这些行业的收益率,当然远远高于地租。就是那些不动产,他也尽可能选择用来出租。据后来抄家官员统计,和珅仅在北京就有出租房屋35 处,“一千零一间半”,“每年共取租银一千二百六十八两三钱,取租钱四千四百九十二吊二百四十文”。(故宫博物院《史料旬刊》)可以说,只要是赚钱快的行业,就有和珅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采矿业由于风险巨大,管理复杂,投资多,见效慢,一般人不敢经营,和珅却敢于尝试。他看中煤矿业是朝阳产业,曾投巨资在门头沟和香山两地开了煤矿。和珅巨大家业的积累,贪腐所得当然是大头,但是他自己的投资收益也并非无足轻重。传统士人往往耻于谈钱,和珅却有着强烈的契约意识,在金钱面前亲兄弟明算账,虽然至亲好友也毫不含糊。他的外祖父伍弥泰官至大学士,向他借过2000 两银子,他担心外祖父不能及时还账,逼着老头拿自家地契抵押,“取田契价值相当者署卷归偿”。(《郎潜纪闻》)他岳祖父英廉的孙子向他借钱,也是拿地契为抵押品才借出去的。(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档案《内务府来文》)他亲舅舅明保向他借了15000 两白银,他规定每月一分起息,连本带利滚到21450 两。他贴身家人傅明向他借银1000 两,答应如到期不能还清,便从其“每月工食内坐扣”。不久傅明身亡,和珅并不念其效劳一生而免除债务,而是令其子花沙布代替还债。并且每月规定按7 厘起利,加上以前所欠利银200 两,共计1200 两。因为对金钱的热爱,和珅甚至亲自担任家里的会计和出纳。”

““长期执政的人容易形成一种‘权力幻觉’……权力成为一个洞穴,而这个权势人物就成为穴居人。他是自己权力的俘虏。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支撑权力的正面信息,负面的信息都作为错误的信息被清洗掉了。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机制,它自动地过滤掉错误的信息,输入正确的信息。在此情况下,这个领袖往往无法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他甚至都无法对自己的力量形成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判断。”(《“倒萨战争”与萨达姆的结局》)中国的专制者极易成为“洞穴人”。”

“盛世难以出现,更难以保持。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结局也是衰世。……从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当然是这些盛世的出现依赖的是人治。中国历史上的几大盛世,只在史书上留下了统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强大,却没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成就。几千年间,中国专制制度的框架和运转规则没有根本的突破和进步。统治绩效如何,更多地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既是辉煌成绩的创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与中国的盛世不同的是,“黄金时代”(伊丽莎白时期)之后,英国并没有衰败。“黄金时代”成了一个国家长久上升的起点,在那之后,英国国势继续蒸蒸日上,在随后的几百年间一直领先于世界。原因是英国的崛起之路,每一步都伴随着制度创新。一部英国政治史就是一部制度演进史,虽然英国社会始终存在种种无法根本克服的矛盾,但是由于这种独特的政治进步方式使得每一次的矛盾冲突都能够得到及时的化解,英国也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强大的力量。”

“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我们会很容易发现,重提“盛世”二字,许多时候已经不合时宜。第一,中国历史上,“盛世”两个字叫得最响的时代,往往问题重重。……第二,“盛世”是循环论的产物,而今天的中国历史已经摆脱循环。(历史上:与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多元交错发展不同,中国历史是一个封闭的自我线性循环体,其线性发展的规律是一治一乱,一盛一衰)”

1793年来访的英国人发现,当时的中国贫富差距巨大,“没有中间阶层”,“只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欧洲人发现,“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

“从中国回来后,马戛尔尼预言,一旦中国这艘巨舰受到攻击,“它将永远不能修复”。亚洲及世界各地的贸易将受到扰乱……各国的冒险家都将来到中国,企图利用中国人的衰败来建立自己的威望,而“在他们之间将展开无情的斗争”。在这种对抗中,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英国靠着它的创业精神已成为世界上航海、贸易和政治的第一强国;从这样的急剧变革中,它将获得最大的利益,并将加强它的霸权地位。”这是惊人准确的预言。”

乾隆时代的遗风/积习,即便到现在仍然可见,例如:“虽然对外国人可能心怀猜忌,但中国统治者对他们的招待从来都是超级热情的。在中国统治者看来,这首先是一个国家形象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大局问题。外交无小事,内外有别,是中华帝国一贯的外交方针。……当英国使团刚刚出发时,乾隆皇帝就已经做好了隆重接待的准备。在清朝上下看来,接待一个首次来到中国的使团,是一个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宣传中国治理的伟大成就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算政治账,而不能只算经济账。”

“乾隆时期已经花样百出的腐败,到此时又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腐败向底层全面扩散,所有的基层干部都成为权力寻租者,一些普通公务员甚至成为腐败案的主角;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社会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钱开路,否则寸步难行。”

“皇帝(嘉庆)说,现在的大清社会,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制度不好,而是因为这些制度执行得不好。……皇帝说,虽然大清现在抚有四海,国力强大,但是祖先艰苦奋斗的精神一日不可丢。……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庆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已经超出了几千年间中国所有政治经验范围。(实际上,嘉庆面临的问题,按马克思的观点,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已经不能协调的问题,所以实际上需要的是制度创新和改革,而绝不是效法祖制。但此时,嘉庆全面“守成”,以保社会稳定,并将解决贪腐寄望于加强教育上)……教育式的反腐,其实是缘木求鱼。因为大清王朝此时的腐败是典型的制度性腐败。……凡事以稳定为最高目标,导致嘉庆做出了错误决策(仍然禁止开矿等利于工商业的活动)。这一决定,是对雍正、乾隆时期新政策探索的开倒车。它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

本书最后对乾隆的部分评价:“虽然身份多重,乾隆的本质却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动物。他一生为人行事,一举一动,都是围绕着“政治利益最大化”,围绕着“建立大清王朝万代永固之基”这个大局出发。为了这个大局,他可以柔如丝,也可以坚如钢;可以最仁慈,也可以最残忍。他是一个高明的演员,许多时候,他的性格变化,完全是基于政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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