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无疆 8.0分
读书笔记 哈维尔说,德国森林,洪堡大学,纳粹反现代,啤酒节,魏玛,德国原野,韦伯,批中华文化

他说,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传统的乐观主义虚设了很多“意义的岛屿”,引诱人热情澎湃,而转眼又陷入痛苦的深渊。哲人的兴趣不应该仅仅在岛屿,而是要看这些岛屿是否连结着海底山脉。这个“海底山脉”就是在摒弃虚假意义之后的信念,真正的信念并不憧憬胜利,而是相信生活,相信各种事情都有自己的意义,从而产生责任。责任,是一个人身份的基点。

他说,狂热盲目使真理蒙尘,使生活简单,自以为要解救苦难,实际上是增加了苦难,但等到发现往往为时已晚。世间很多政治灾祸,都与此有关。

他说,那些国际间的危险力量未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曾给我们带来过不幸的人也未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恶习:自私、嫉妒、互损、空虚。这一切已侵蚀到我们的大众传媒,它们一味鼓动猜疑和仇恨,支持五花八门的劫掠,政治上的诽谤、诬陷也与此有关。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呼唤社会上巨大而又沉睡着的善意。

他说,文化从低层次而言,包括全部日常生活方式,从高层次而言,包括人们的教养和素质,因此,良好的政治理想都与文化有关。一个国家的公民在文化教养和举止习惯上的衰退,比大规模的经济衰退更让人震惊。

他说,知识分子比别人有更广泛的思考背景,由此产生更普遍的责任。这固然不错,但这种情况也可能产生反面效果。有些知识分子自以为参透了世界的奥秘,把握了人间的真理,便企图框范天下,指责万象,结果制造恐怖,甚至谋求独裁,历史上很多丑恶的独裁者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要掌握大权已有困难,但一直在发出迷人的呼叫,或以不断的骚扰企图引起人们注意,我们应该提防他们,拒绝他们。与他们相反,真正值得信任的知识分子总是宽容而虚心,他们承认世界的神秘本质,深感自己的渺小无知,却又秉承人类的良心,关注着社会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他们能使世界更美好。

哈维尔说自己作为总统实在有太多的缺点,只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没有权力欲望。正是这一点,使一切有了转机,使全部缺点不会转化为丑恶。

赵鑫珊先生说:“在德意志民族的性格里头,好像有种大森林的气质:深沉、内向、稳重和静穆。”泰勒说,德国人有过空前的自由,又有过空前的专制,却未曾有过温和、中庸。这就很像森林,而不像平畴浅草、春光柳岸。有冲天乔木忧郁问天,也有荆棘刺藤遍地蔓延,有神性,也有魔性,都是极端化的存在,可以敬之仰之,恨之斩之,却很难找到一个庸俗无聊的巨大平台。至于迷路,也只有在森林里才迷得生杀予夺、地覆天翻。现在,这个森林里瑞气上升,祥云盘旋,但森林终究是森林,不欢悦、不敞亮,静静地茂盛勃发,一眼望去,不知深浅。

这所学校获诺贝尔奖的多达二十九人。这是许多大国集全国之力都很难想象的数字,这里却不声不响,只在过道边留下一些没有色彩的面影,连照片下的说明,都印得若有若无、模糊不清。照片又不以获奖为限,很多各有成就的教授也在,特别是女教授们。这种淡然,正是大学等级的佐证。中国大学的校长们能到这里来看看,回去也许会撤除悬挂在校园里的那些自我陶醉的大话和官员们来访的照片。外涂的脂粉证明不了身份,涂得太浓,倒会成为反面证明。

在柏林街头还能找到很多纳粹活动的遗址。留下了遗址,也就留下了记忆。一切有关纳粹的记忆,并不是一场偶然的噩梦。这是历史的产物、民族的产物,具有研究的普遍价值。要不然,这些古老的街道和坚固的房子,这个严肃的人种和智慧的群体,不会无缘无故地突然癫狂起来。我认为,这是欧洲社会从近代走向现代的关口上一种撕裂性的精神绝望,这是社会各阶层失去原有价值坐标后的心理灾难。纳粹把这种绝望和灾难,提炼成了集团性的恐怖行为。

现代是一个平等竞争的自由天地,现代是放弃狂热迷信的理性普及,现代是对民族界限和族群等级的渐渐轻视,现代是集权梦幻和极端思维的天然障碍。这一切照理在工业革命开始后已经逐步显现,但到了二十世纪,渐渐变成无可逆转的社会规则,尤其是二十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对德国的打击甚于其他国家,转眼间在德国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失败者和失望者,在大萧条的背景下坐立不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制造了“雅利安人高于一切”、“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迷思,又提供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的许诺,失望心理有了一个收拢点。

现在德国又出现了“新纳粹”。几乎都是年轻人,剃平头,着靴子,成天用仇恨的目光面对世界,一意要寻找攻击对象。从某些形态上,他们有点像“朋克”,但“朋克”只表现生态上的反叛,不怎么攻击他人,而“新纳粹”则以攻击他人为第一特征。他们已用恐怖袭击的方式杀害大量的外籍劳工,但即便是本国的正派人也不愿与他们靠近,怕他们寻衅攻击。

这一带的“新纳粹”有点特殊,主要是原东德地区经历大幅度社会变型所产生的社会渣滓。本来可以依赖的势力系统解体了,自己又没有学会谋生的本领,完全无法面对两德统一后按照市场规律而进行的正常竞争,只好诬赖外籍劳工把他们的工作夺走了,便反过身去进行伤害。因为伤害的是“外籍”,便重新弹起了老纳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大日耳曼主义的老调。本来西方政论界习惯于把极端分子分成左翼和右翼,但他们这批人,本质倒退,形态时髦,已经说不清是什么翼了。中国的文革在本质上也是反现代,尽管那些红卫兵、造反派都举着“破旧立新”的旗帜;而结束文革,就是开启现代。

醉态,谁都见过,但成千上万人醉在一起,醉得忘记了身份和姓名,忘记了昨天和明天,实在壮观。醉态其实就是失态,失去平日的常态。常态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从众惯性,这种惯性既带来沟通的方便,又带来削足适履的痛苦。更可怕的是几乎所有人都会对这种痛苦产生麻木,渐渐把囚禁当作了天然。因此,偶尔失态,反倒有可能是一种惊醒,一种救赎。但是,普通人没有失态的勇气,只能靠酒来遮盖和帮助。只是这种帮助大多越出原本希望的界限,失态常常变成出丑。这真是人类的一大悲哀,维持惯性不行,失态出丑也不行。那就只能权衡轻重而取其一了:一般情况下天天惯性,特殊机遇中自我放纵。啤酒节,让这种自我放纵变成了群体公约,于是成了连最刻板的人也不反对的特殊机遇。

这三个人,构成了我们对德国文学起点性的印象。他们几乎都是哲学家,不仅深思,而且宏观,有极高的学术素养。这使他们的作品有一种罕见的终极沉思的品格。这种品格有两个走向,既有可能走向概念嶙峋的学者化方向,又有可能走向吞吐万汇的巨人化方向。相比之下,歌德是全然走向了后一个方向,莱辛、席勒两者兼融,在后一个方向上却没有歌德那样圆满。当然,这与歌德的优裕和高寿有关。无论如何,德国文学以后浓郁的哲理素质,就这么定下了。荣格说,每一个德国人灵魂深处都有浮士德的影子。因此,当歌德他们定下了德国文学的素质,同时也定下了德国人的素质。也许反过来,他们的素质原本就是德国人本体素质的产物,他们只是经过天才的吐纳,把它凝固住了。那么还是荣格说得对: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其实,此间是一种宏伟的互创关系。魏玛是重要的互创现场。

德国到处是森林和河流。沉郁的墨绿色延绵无际,不时有一道冷漠的瓦蓝色穿过,两者都严肃而深奥。比之于精雕细刻的奥地利和人气蓬勃的法国,德国的原野更多地保留了自然界的整体雄魂。看不出具体的表情,像低浑而不华丽的歌吟,或者是不作修饰、也不分段落的大篇文章。在德国旅行不会时时指点、声声惊叫,却也不会困倦。一种蕴藏在单调里的厚度,使你莫名其妙地精神健旺。但到了中南部,情况大变。在莱茵河、美因河、摩泽尔河流域,大地陡然一片爽朗和波俏。别处也有古堡,大多是在山上,而这里的古堡却紧贴着河岸,依傍着葡萄园,葡萄园产酒,于是那古老的建筑便晃荡在水和酒的倒影里边了,全盘活了起来。

韦伯分析中国社会未能进入资本主义的诸多原因,例如:没有官职保障的财富无法成为社会荣誉的基础,没有法律地位的企业难以成为城市的主角,没有经济代价的国家义务取消了自由劳动市场,没有宪章契约的同业行会怎敢进入自由的竞争,等等。他还精细地发现,在古代中国,皇权虽重,家族的实际权力却超过国家的行政权力;工艺虽精,人们对人际关系的兴趣却超过对产品制造的兴趣。而且这一切,最后都成为一种最有惰性的全民性精神气质,即便有局部改良也很难有整体突破。

在他那本享誉世界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明确指出欧洲资本主义的种种特征其实早就存在,而直接导致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则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出现,那就是新教(基督教)及其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他说,以前的天主教靠的是神秘主义的拯救、赎罪、忏悔理论,通过祈祷让人们相信可以在天堂得救,因此与商业经济长期对立;而改革后的新教则认为灵魂的得救主要不是依靠教会和仪式,而是有赖于内心的纯净和工作的勤勉。这种积极入世的态度,有力地支持了商人以资本流通、会计核算而获得利润的正派行为,推动了工商企业的发展。这就证明,新教伦理也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这些论述,是对欧洲宗教改革的最高评价,也是对西方文明的准确揭示。在欧洲旅行,两眼离不开无处不在的教堂尖顶,两耳躲不掉时时鸣响的教堂钟声,他的论述,是极好的引领。

中华文化曾经有过至正至大的气魄,那时的文化人生存基座不大,却在努力地开拓空间:开拓未知空间,开拓创造空间,开拓接受空间,为此不惜一次次挑战极限。今天的文化人不管有多少条耸人听闻的“学术理由”,如果只是一味求小、求僵、求玄、求偏,迟早会让大家丢人现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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