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心理治疗 9.5分
读书笔记 责任
alexa
“责任”是指病人作出理性行为的能力以及治疗师对于病人的道德承诺。
负责人是“成为一个事件或者某物的毫无争议的作者”。责任意味着个人原创。意识到责任等同于意识到自己是自我、命运、生命中的困阻和感受的创造者,也是个体自身痛苦的创造者。如果病人不能够接受这种责任,仍坚持认为其他人或者其他因素是造成自己不快的罪魁祸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治疗。

责任的定义。

《恶心》中提到:

当他发现了自己对于世界的责任之时,对于真实“处境”的认识就与他迎面相撞、嵌入其内。只有通过人建构世界的方式,世界才获得了意义,用萨特的术语说,这是“对己存有”。在世上,没有超脱或者独立于“对己存有”的意义。

康德:

空间本身“不是客观和真实的,而是主观和理想化的;其现在如是,过去亦如是,是由思想本质中自带的恒定定律所产生的框架,用来协调所有外在的感觉”。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把个体称为“此在”(并不是“我”或“一个人”或“自我”或“一个人类”)。
他希望永远强调人类存在的双重性:个体在“那里”,但同时个体也构建了什么是“那里”。

自由的概念扩展到不仅要为世界负责(也就是将意义注入世界),还要为个人的生活负责,不仅仅是为个人的行动负责,也要为不作为负责。
萨特这样说道重点并不在道德上,他并不是说我不应该这样做,而是说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
个体构建了自己和自己的世界,也因此为此负责。宇宙不存在规则、道德系统、价值、任何外在的参照物和宏大的计划。

“无根感”概念的引入:

无根感常常被用来描述觉察到责任时的主观体验。许多存在主义哲学家将无根感带来的焦虑称为“焦虑的底端”,也就是最根本的焦虑,它要比死亡焦虑切入得更深。
首先,和死亡焦虑相同,无根感焦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显著。成人不容易察觉到它的存在,儿童甚至对此不会有所体验。
对于那些深入思考便会让自己意识到根本性的无根感的情境,例如作决定、孤独、自主的活动,个体避之唯恐不及。因此人们追求秩序、权威、宏大的图景、魔术等,即那些比自己“大”的东西。
儿童会因为自由而不安,会要求设定限制。惊恐不安的精神病人表现出对结构和限制的类似的需要。相同的机制存在于心理治疗的移情反应的背后。其他反抗无根感焦虑的防御与人们对抗“我的死亡”的防御机制相同,因为对死亡和无根感的否认往往是相耦联的。
然而,最为有力的防御恐怕是把个体所体验到的(也就是事物所显现的样子)认作是现实。把自己看作世界的创造者,这与我们通常的体验背道而驰。我们的感觉告诉我们世界在那里,我们进入或者离开它。但正如海德格尔和萨特所说,表象为否认服务。我们建构世界的方式是让它看起来独立于我们的建构。以经验世界的方式构建世界也就是把它看作是独立于我们自身的。

19世纪维也纳有着晚期维多利亚文化的所有特征(在自己前几年曾有过类似的,认为科学能够解释一切,这里的科学是指人类的认知建立起来的科学世界):

脱胎于科学实证主义的令人迷醉的乐观精神,它让人相信所有自然规律(包括人类行为)都可以得到解释。弗洛伊德非常正确地意识到,这种对自然倾向的僵硬压抑对心理是有害的,不被允许赤裸表达的力比多会引发限制性的防御机制,最终得到间接表达。

逃避责任的临床表现:

病人不再受到“必须”要做什么的内心驱策,也没有“应该”做什么的外在要求,他们要应对的是选择,选择自己想要做什么。病人抱怨生活中“缺失”了什么,或者被切断了与感受之间的联系,没有激情,感觉漂浮不定。对这些病人的治疗过程也千差万别。“痊愈”这个词已经被剔除出了治疗词汇;相反,治疗师会说病人的“成长”或者“进步”。既然治疗目标是不确定的,治疗的终点相应也是模糊的,治疗常常会漫无目的地持续很多年。
曾为我们提供结构支持的社会和心理机制已然萎缩,我们必须要面对自由。如果没有规则,没有宏大的设计,没有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以自由去做我们选择做的事情。我们的本性并没有变化。有人会说,当所有遮蔽自由之物都被剥除,当外在强加的结构已经解体,我们今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接近存在的体验。但是我们对此毫无准备,太多的东西要去承受,太多的焦虑需要释放,不管是个体层面还是社会层面,人们都在疯狂地找寻着可以将自己与自由隔离开的办法。
最常见的防御,包括强迫性、转换责任、否认责任(“无辜的受害者”、“失控”)、避免自主行为,以及与决策有关的病理。

强迫性:

个体最为常见的对抗觉察责任的动力性防御之一是建构一个没有自由体验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受到某种不可抗拒的、自我疏离的(“非我”)的力量的影响。我们把这种防御叫做“强迫性”。
“如果这是你真正想要的,你为什么不直接去做呢?”
即使短暂的性欢愉远远比不上与之相关的种种不快乐,包括事前的焦虑、对性问题的反复考虑降低了工作效率,从而产生的对自我的不满、担心自己的性滥交可能为妻子发现而带来的内疚、恐惧和自我蔑视——发现自己把女性像物品一样利用等。
于是,伯纳德通过强迫性消除了选择,避免了责任的问题。

强迫自己去做无意义的事情,刷微博、看淘宝,总觉得要买点什么,看八卦,其实,不这么做完全没什么,不会影响到生活。通过强迫性,消除了选择,避免了面对责任、面对孤独、面对自由。

责任的转换:

许多个体把责任转换到另一个人身上,以避免个人责任。他在治疗之间并不思考自己的问题,而只是将材料“倾倒”给我。(对于这个观察,他很妙地反驳说,如果他事先“处理”了材料,那么就会剥夺治疗中的自发性。)他很少报告梦,因为他不能够让自己在夜晚短暂醒来的时候记录梦境,而到了早上他就会忘了梦的内容。即使他记录了梦,他从来也不会在治疗之前读自己的记录,而到治疗的时候他已经无法辨识自己潦草的字迹了。
他不能也不愿意安排一个与自我对话的时间。显然对伯纳德以及每一位没有治疗师就不想处理问题的病人来说,问题并不在于时间或者方便与否,而在于是否愿意对个人生活和改变负担责任。不愿意意识到责任的背后,永远潜藏着对无根感的焦虑。
偏执的病人显然在把责任转移到其他人或者外在力量上。他们不承认自己的感受和欲望,把它们归因于他人,一成不变地将自己的不快和失败看作是外在影响的结果。在与偏执的病人进行工作的时候,最重要的,也经常是不可能完成的治疗任务,是帮助他们认识到那些被投射给外界的感受正是由他们自己创造的。
逃避责任也是治疗心身疾病患者的主要障碍。这种病人对责任的逃避是双重的:他们体验到的是躯体痛苦而非心里痛苦;而且即使认识到躯体痛苦的根源是心里痛苦,他们仍然以外在化为典型防御机制,将心理上的痛苦归因于“神经过敏”或是不良的工作条件或外在环境。

否认责任:无辜的受害者(克莱丽莎案例):

整个过程中,克莱丽莎保持无辜的姿态,并显得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有些迷惑。小组成员认为她“装聋作哑”,为了帮助她看到自己在这些事情中所起的作用,他们的话语变得逐渐强势,甚至有些苛刻。克莱丽莎再次感到自己是受害者,特别是男性的受害者,她“由于不可抗拒的因素”而被迫离开小组。
这件事是克莱丽莎核心问题的缩影:通过扮演无辜受害者的角色来逃避责任。虽然她还没有准备好看到这一点,这件事却是理解她为何无法建立亲密关系的关键。
其他小组成员有类似的被利用的感觉。她并没有诚实地与他们建立关系;相反,她让他们感到自己只是她和治疗师演戏的道具罢了。
她从来不是真正和他人在一起。与小组成员相处时,她是与我在一起的;而和我相处时,她实际上又是与她的精神分析师在一起;当和精神分析师相处时,跟她在一起的是她的父亲。

拒绝责任:失去控制:

“那是谁的无意识?”
“失控”行为绝对不是毫无章法的,它们实际上是有目的的,能带给病人继发性获益,并且自我欺骗性地逃避责任。
许多人都曾被伴侣潜在的非理性所控制。
失去控制提供了另外一种补偿,即他人的照顾。一些病人是如此深深地渴望治疗师以最亲密的方式照顾和关心他们,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们甚至“失控”至严重退行的程度,需要住院治疗。

逃避自主行为:

治疗师常常因为某些病人而倍感挫折,因为他们明明知道如何能够帮助自己感觉好一些,但就是莫名其妙地不能迈出这一步。
他花了两个晚上孤独地盯着电话,希望朋友们可以打过来。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朋友们不可能知道他现在在纽约;可是他就是不能拿起电话给他们打过去。
究竟为什么?我和他详细分析了这个问题,最开始的解释是“没有精力”、“要求陪伴很丢人”、“他们也许会觉得我只在需要他们的时候才给他们打电话”。逐渐我们才明白他不愿意承认幸福和安慰掌握在自己的手上,除非采取行动,否则帮助不会从天而降;他的行为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
有一次我说,当自己的父亲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矛盾的是,要改变他社交上的寂寞,他必须面对更深层次的存在性孤独。在这些例子中,我们看到了两种参考框架在此处交会,对责任的承担让人放弃存在终极拯救者的信念;对于世界观建立在这个信念之上的人来说,放弃它是极端困难的。这两个参考框架共同形成依赖型人格的基本心理动力,并为治疗师提供了条理清晰而有力的解释体系来理解病理性依赖人格。

这个案例和我非常的相似。我肯定是依赖型人格了。从不主动去争取什么,只希望帮助、机会会从天而降,总是觉得主动是可耻的。

愿望和决定的障碍:

当一个人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愿望和决定的时候,也就是完全面对责任的时候。
如果一个人对自我构建(及其中隐藏的无根感)感到恐慌,那么他就可能会使自己麻木而不去期望或者感觉,放弃选择或者将选择转嫁给他人,某个机构或外在事件以逃避愿望。

承担责任与心理治疗:

治疗师必须在如下的理念框架中考虑问题和做出行动,即病人创造了自己的痛苦。病人之所以感到孤独、隔离、长期受到虐待或者失眠,并非因为偶然、运气不好或者基因有问题。除非病人完全意识到是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痛苦,否则是不可能有改变的动机的。

1、识别与标记:

治疗师的首要任务是关注这个问题,识别逃避责任的情形和方法,并且让病人知道。治疗师要求病人说“妈妈,除非你在我十岁那年以不同的方式对待我,否则我不会改变”,这实际上是在让病人思考自己对改变的拒绝(而不是不能改变)。进一步说,她也要面对自己所处情形的荒谬性,并意识到因为怀恨她悲哀而无谓地牺牲了自己的生活。
一位家庭主妇抱怨说:“我管不了自己的孩子,他整天就坐在那里看电视。”治疗师阐明其中隐含的选择:“你太小太无助了,所以没有办法直接把电视关上。”
显然这种干预的一般性原则是,每当病人哀叹自己的处境,治疗师就要探寻病人是如何自己创造出这种处境的。
如果治疗师记住病人最初的主诉,并在治疗的适当时候,将这些主诉和后来治疗中的态度和行为相对照,通常会对治疗有帮助。例如,一个病人因为感到孤独和寂寞而寻求治疗。在治疗中,他讨论了他的优越感和对他人的嘲讽轻蔑。治疗师为了帮助病人理解他对自己身处困境的责任,每在病人谈到他对别人的轻蔑时,就说:“所以你很寂寞。”
通常,当一个人的生活结构化到一定程度,往往感到生活是外加的,是一个固定的必须遵从的结构,而不是一张由个人编织的、可以有不同构造方式的网。
他强而有力地让病人正视自己的自由,让他看到他实际上可以自由改变生活的结构,可以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构建生活。
当然,对以上观点有一个很常用的反驳就是“有很多事情都是无法改变的”。人必须接受限制:瘫痪的人没有行走的自由,穷人没有退休的自由,老寡妇没有什么结婚的机会,诸如此类。这个反驳是对人类自由改变的根本性反驳,在治疗的任何阶段都会出现。
这些识别和标记责任以及强调责任的技术虽然有用,但是治疗效果却是有局限的。可大多数病人需要的不只是激励、规劝,治疗师必须采用能产生更深层次影响的技术。最有力的方法包括分析病人当前(此时此地)在治疗中的行为,显示其在治疗的小型情境中如何再创了生活中所遇到的相同情境。

2、责任与此时此地:

病人会在心里默想:“说来容易。他可以坐在舒适的办公室,告诉我是我把自己搞成这样的,可他并不知道我丈夫是多么的残虐。”
这种阻抗数不胜数,因为病人并不是自身生活困境的客观观察者。病人会使用外化的防御机制,或者用各种方法扭曲信息,使之符合其假设的外在世界。
如果治疗师能够处理治疗此时此地的一手资料,那么作用力就会大大增加。把焦点放在治疗情境中出现的经验、治疗师亲身经历的经验,治疗师可以帮助病人检视他对于当下行为的责任(在行为被防御机制遮蔽以前)。

我做事情总是很急,这是一种死亡焦虑。同时也是一种强迫,这样自己就会忽略做事中隐藏的责任。

多莉丝案例:

她以高度选择性的方式回忆我们关系中发生的事情。例如,她清楚记得我在几个月前曾经不耐烦地对她说过一句话(关于她的独占倾向),并在团体中多次提及。但是,她会忘记许许多多我这几个月中曾经对她说过的积极、支持性的话语。
多莉丝在治疗现场与我的互动正是她和男性关系的缩影,显示了她在自己生活情境中的角色(也就是她的责任)。她对我的感知歪曲正如她对其他男性的感知歪曲,也就是把我们都看作是独裁者,对她毫不关心。
多莉丝的核心问题是对于男性有特定的信念,对于他们会如何对待她有特定的预期。这些预期歪曲了她的感知,而歪曲的感知恰恰导致她的行为会招致她最害怕出现的后果。这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很常见:人们先是预期某件事情发生,然后依照预期行事使得预期实现,最后将对行为的觉察掩盖在潜意识中。

如果病人没有准备好接受这种解释,治疗师可以在未来表现出更多证据的时候重复它,或者当治疗关系更加稳固的时候再提出来。

当父母或者朋友建议或者试图指导我时:

在治疗师无声的配合下,病人舒适地、被动地参与治疗,并一直保持这种状态,不期待发生什么事情,即使有事情发生,也是由治疗师推动。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如果我知道该做什么,就不需要来这里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来找你的原因”、“告诉我该怎么做”。病人表现出一副无助的样子,坚持说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尽管他们实际上接受了很多来自治疗师的或明或暗的指导。病人不坦露自己的感受;不能记住梦;喜欢知性讨论;永无休止地和治疗师探讨该如何进行治疗。问题并不是病人不知道该做什么。上面这些所有的花招都反映了同样的问题:病人拒绝承担改变的责任,就像在治疗之外,病人拒绝承担对其生活困境的责任一样。

上面说的就是我现在的状态。

露丝案例:

露丝: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每周都来,可什么也没发生。我在团体中一无所获。
治疗师:你当然会一无所获。如果你不努力的话,怎么会有所收获呢?
露丝:我现在觉得大脑一片空白,我无法思考该说什么。
治疗师:对你来说,永远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该做什么似乎很重要。
露丝:(哭泣)告诉我你想让我怎么做。我不想一辈子像这样。我这个周末去露营了,所有的人都那么兴高采烈,可我在整个过程中都觉得很痛苦。
治疗师:你想让我告诉你该怎么做,虽然你自己其实知道怎么能够在团体中做得更好。
露丝:如果我知道,我会去做的。
治疗师:刚好相反!你好像非常害怕去为自己做什么!
露丝;(啜泣)我又沦落到这种悲惨的境地中了。我的心里乱成一团。你对我很生气。在这个团体中我觉得更糟糕了,一点也没好转。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有人告诉露丝,她实际上有无穷多的选择。她可以讨论她的眼泪,她的悲哀,她受了很大的伤害,她觉得治疗师是个如何苛刻的混账,或者她对其他团体成员的感受。她知道有这些选择,每位团体成员都知道她知道。这让整个团体感到奇怪:“为什么她要保持这种无助的姿态,做出一副近似痴呆的样子?”
这句话激出了她的反应。

3、在团体治疗中承担责任:

病人了解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病人了解自己的行为如何影响他人的感受;病人了解到自己的行为让他人对自己产生怎样的看法;病人了解到自己的行为如何影响到自我评价。

而在团体治疗中,病人会遇到很多人,从而激发出不同的人际问题(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异性恋、同性恋、同侪的竞争、亲密关系、自我坦露、宽容、给予和接纳等等)。
根据以上三个步骤积累的信息,病人进行自我评估,他们判断自我价值和爱的能力,并学习认识自己的行为如何影响判断依据。

基本的规律是,如果病人能够在团体的运作中承担责任,那他们就能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并且有义务)对生活中所有领域负起责任。
承担责任有一个同义词,就是“生活管理”。许多治疗取向都强调教给病人生活管理技能。譬如个人财务、身体健康或者社会关系。

4、治疗师的风格与责任的承担:

对病人深思熟虑的行为,我不建议治疗师加以制止,因为这样做也会暗示病人不用负责任,只能受到治疗师权威这种外在力量的约束。
契约必须出自病人的意愿,而不是来自病人已经内化为“必须”或者“应该”怎样做的他人的意愿(所谓“父母”的自我状态)。此外,契约必须是行动取向的,并不是“我想要更好地了解自己”,而是“我想要减重十五公斤”,或者“我希望能够和妻子做爱的时候至少每周勃起一次”。通过让病人自己设定具体可行的目标,并且不断让病人注意到治疗和这些目标的关系,沟通分析师希望能够增强病人对自我改变的责任感。
治疗师有些时候可以提出看似很明显的可选行为建议,这是病人因为视角受到局限,从没有考虑过的。于是,“为什么不”可能要比“为什么”有用得多。甚至病人是否遵从这个建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借此病人可以注意到自己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过如此显而易见的可能性。

有些建议一提出来我就会说不可能,如果再次追问,我的态度会越来越严厉,并且进行攻击。有时候我的努力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满足别人对自己期望。

“为什么不”生动体现在了乔治案例中。

珀尔斯对病人使用或是避免使用第一人生的情况非常敏感,对任何主动语态转化到被动语态的时刻同样敏感:
我们听到病人先是用“事情”来去除自己的行动,然后变成无常世界的被动接受者。“我做了这个”成为“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发现我必须不断打断病人,让他们重新拥有自己。
一旦珀尔斯确定了病人逃避责任的模式,他就会敦促病人把无助重新表达为不愿意。

如果病人陷入了痛苦的困境,在讨论的时候,感觉到胃像绞成一个结一样,珀尔斯会请病人与那个结对话。“把那个结放在另一把椅子上,和它说话。你扮演自己的角色和结的角色。它对你说什么?”然后他让病人为冲突的双方负起责任,以使病人意识到没有什么事情是自己发生的,个体才是每件事情,包括每个姿势、每个动作、每个想法的创造者。

一个看起来很好的方法。

珀尔斯感到“未完成的”或者未被表达的感受会找的方法以自毁的、让人不满的方式浮现(这是格式塔疗法这个名字的由来。格式塔的意思是完形。珀尔斯试图帮助病人完成自己的格式塔,完成自己未完成的事情,完成被阻隔的意识,完成被逃避的责任)。
这种对待症状的方式,要求病人制造或者扩大困难,经常是促进责任觉察的有效方式。治疗师让病人有意创造症状,借此意识到症状是“自己的”,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弗兰克尔的“矛盾意向”技术。

我们不愿意为我们挑剔的态度负责,于是我们把批评投射到他人身上。我们不愿意为自己的歧视负责,于是我们把它投射在外,然后我们活在担心被拒绝的恐惧中。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为自己的投射负责,并成为我们投射的内容。
通过重新接受所有过去被否定的自我,个体的体验变得更加丰富,能同自己、自己创造的世界更自在地相处。
治疗师有三个当务之急:认识病人是如何从他人获得支持而不是自己给自己提供支持的,避免陷入病人的操控而去照顾病人,知道如何处理病人的操控行为。

上面的话要好好看。

成熟的成年期必然要承担一种完全、基本、恒久而无法克服的孤独。
沃尔特面对而又想要逃避的,是一种深切的矛盾:人渴望自主,却有逃避自主必然产生的孤独。如果不用某种“魔术师的花招”、某种手段否认孤独,这种矛盾就会让我们承受巨大的痛苦。凯泽把这些手段又叫做“普世症状”,也就是一种借着弱化自我界限,与他人融合而否认孤独的防御机制。
融合或者结合是对抗死亡焦虑的防御机制。凯泽则提醒我们,孤独以及孤独下的无根感(凯泽并没有明确提出后者),使我们努力与他人融合的强大动力。
什么样的事情会迫使我们面对孤独?凯泽认为,就是那些让人们了解到自己要为自己的生活承担完全责任的事情,特别是可能改变一生的决定,或是注定不被权威支持的信念。这时我们就会像凯泽的朋友沃尔特一样,努力寻找为自己承担责任的他人。

上面这段话在做重大抉择的时候,最好是回想起来,会有帮助。

为了让病人能够继续接受治疗,治疗师常常在治疗开始时采取主动和积极的态度。在稳定的治疗同盟形成之后,治疗师就可以着重强化使病人接受责任的那些治疗情境。
这些话反映了失去自由时的满足,放弃自主并受人役使的喜悦。

责任与心理治疗:研究证据

适应不良的防御机制;另一些防御机制(例如对神圣权威的全然信任)会获得很多社会强化,就会被认为是好的、适应性的。有一些人过于全然、开放地面对责任,却没有内心资源去处理由此产生的焦虑。人必须拥有相当程度的自我力量,才能面对自己的存在处境和其中必然存在的焦虑。
习得性无助理论解释抑郁。一个人若是认为自己的行为和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但会停止以有效的方式行动,更会开始表现出抑郁症状。
稳定、温暖、关注和对孩子需要敏感的环境可以孕育内控的发展,而矛盾、不可预测、相对不温暖的环境(更多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中出现)容易引起个人无助感和外控的归因。

抑郁症患者的特点是悲观的预期以及倾向于为结果过度负责。抑郁症患者常会为显然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自责。
他统计了“我不能……”、“我必须……”或者类似的话(“我无法……”、“我一定要……”、“我需要……”等)的次数,发现随着治疗的进行,这种话出现的次数显著降低,同时病人报告了更少的无力感和对个人责任更多的承担。
成功治疗的结果之一,就是病人不但学到了关系中的亲密感和彼此连结(也就是一个人能够从和他人的交往中获得什么),同时也发现了关系的限制(也就是一个人不能从他人处获得什么,不管是在治疗中还是在生活中)。
小组治疗师采用的结构化练习越多,小组成员在治疗刚结束时对其能力的评估就越高,但是从治疗结果(基于六个月后的跟踪测量)来看并不是很成功。

上面的话很有启发。

我们的生命是由生命中的种种外力决定的,这个事实只是真理的一面;另一面是我们决定使生命中的外力形成我们的命运。
正常儿童很快就学会如何利用环境,为自己创造最有利的情况。相反地,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儿童无法掌握即使是最简单的控制技巧,对他们来说,这个可能变得非常有趣的环境是匮乏和毫无意思的。

很像我现在对新环境的感受。

一个人面对自身处境的态度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仅仅基于可测量的行为来判断人性,是对人性的扭曲。
最终她意识到,虽然她对于自己的残障并没有责任,但她需要对面对自身残障的态度,以及其信念所带来的自我贬损负有完全的责任。
但是真正的接受责任并不仅仅指个体为世界赋予意义,更包含个体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改变外在环境的自由和责任。对个体来说重要的任务是确认什么是真正不可改变的逆境,相关治疗的最终目标是帮助病人重新分析他们认为不可变的因素。

为自己的态度负责并不一定指对自己的感受负责(虽然萨特认为人也应当为自己的感受负责),而是指对自己的感受所采取的态度负责。
“但是谁更优秀呢?我亲爱的上校,如果你像我一样害怕的话,你早就跑掉了。”

上面的话很有启发。

责任与存在的内疚:

神经症性内疚来自于想象中的对他人的侵犯(或者是对微不足道的侵犯以夸张的方式做出强烈的反应),对过去或者现代的某种禁忌的违反,对父母或者对社会习俗的违背。“真正的”内疚来自对他人真正的侵犯。处理神经症性内疚必须要修通对自己的负面感受、无意识的攻击欲,以及受处罚的愿望。但是“真正的”内疚则需要以实际或者象征的方式做出恰当弥补。
首先,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这个观点通过减少逃避内疚的渠道从而扩展了内疚的范围。个体不能再舒服地依赖于如下的借口:“我不是故意的”、“这是意外”、“我没有办法”,“我(这样做)是因为根本无法抵抗的冲动”。
所以人的负疚感的强烈程度,等同于人对于自身、对于自身世界的责任感。当人们听到“良心的呼唤”时(也就是让人直面自己真实存在的呼唤),人们总是会感到“内疚”,感到内疚的原因是人们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真实的可能性。

非存有危险到存有的三种主要模式:死亡——对客观存在的威胁;无意义——对精神存在的威胁;通过推翻道德上的自我肯定威胁存有,然后我们会体验到内疚感和自责的焦虑。

存有不仅仅是赋予人的,同时它对人也有要求。人需要为自己的存在负责,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回答自己成为什么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就是自己的审判者。这种情境带来焦虑。这个焦虑从相对的角度来看,就是内疚的焦虑;从绝对的角度来看,这个焦虑是对自我排斥或者自我否认的焦虑。人被要求使自己成为自己应该的样子,充分实现自己的命运。人通过实现自身的命运,通过实现潜在的可能,获得自我肯定。
祁克果描述过一种因为自己不愿意成为自己而产生的绝望。自我反思(对内疚的觉知)带来绝望,然而不知道自己已然绝望则代表了一种更深形式的绝望。当我们限制自己不去经历很激烈很敏锐的生活,也不实现自己的潜能时,我们为自己为被运用、没有活过的生命感到内疚。
潜意识的概念则可以扩大到涵盖人未被实现的、受到压抑的潜力。
罗洛·梅在其另一本著作中把内疚(这里指的是存在的内疚)描述为“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感情……是对于已实现和应实现的事物之间差异的觉知”。因此存在的内疚(以及焦虑)是符合心理健康的,甚至可以说是心理健康的必要条件。“当一个人拒绝承认自身的可能性时,他无法实现自身的可能性,他所处的状态就是内疚。”

懒惰,被许多思想家诠释为“无法把人知道自己能做的在真实生活中实现的罪”。
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能力和潜力,而且个体对自己的能力和潜力很早就有认识。无法充分尽己所能生活的人,会体验到一种我在此称为“存在的内疚”的深刻的、强烈的感受。
她谈到了自我疏离感,谈到了个体和真实的自我分裂而导致不承认自己真实的情感、愿望和想法。但是,人能意识到自己可能自我的存在,并且在无意识的层面上不断将可能的自我和“实际”的自我(即实际生活在世界上的自我)相比较。可能自我和实际自我之间的差别会导致强烈的自我轻视,而这种自我轻视会贯穿人的一生。
他也相信人自然会试图实现自我,除非环境对发展太过不利,使人力图获得安全感,而不是努力成长【也就是说,人必须采用“匮乏动机”而不是“成长动机”】,
但是人如何能发现自己的潜力呢?人怎么能在遇到它时认出它来呢?人如何知道自己迷失了呢?海德格尔、蒂利希、马斯洛和罗洛·梅对这个问题给予了一致的回答:“通过内疚!通过焦虑!通过良心的呼唤!”他们一致同意存在的内疚具有积极、建设性的作用,可以引导个体回归自我。
在治疗结束的时候,她能够以可能性来体验生活,而不是后悔。

以上说明了存在的内疚是什么、由什么引起、是如何表现的、作用,并且提出存在的内疚是正常的,是健康生活的动力。如果感觉过于内疚,应该是因为自己并没有活成可能性的自我。

布鲁斯案例:

如果他想要对自己的感觉变得好些,甚至能够开始爱自己的话,他必须停止做那些让他感到羞耻的事情。
但是他的强迫性逐渐开始消退,他的自主性得到增强。

卡夫卡的《审判》:

他的罪更是因为没有接受自己的罪,没有用自己的罪作为内心的向导,没有“无条件”地认罪(他的认罪本可以让大门“自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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