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趣味 评分人数不足
读书笔记 前言
阿然
“文学是人学”,这虽然是“老生常谈”,却无疑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文学研究的终极意义,正是提升人对自身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本原的认识,亦即西哲所谓“认识你自己”。在先秦时期,温伯雪子曾批评鲁地的儒家学者说:“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庄子•外篇•田子方》)其实,在中国古代,包括儒家学者在内的学术研究者和文学研究者,从来都未尝忽视对“人心”的洞察。战国时期孟子早就说过:“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南朝刘宋时期刘勰更是明确倡导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以心遇心”,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文心雕龙》卷十《知音》)借助于现存的文学文本,发掘并重建古人的心灵世界,进而深入地审视古人的文化心态,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为形象而直接地触摸历史的脉搏,也可以帮助我们更为透彻地认识中国文化的真谛。 …… 相比较而言,我写于世纪之交的两篇文章,即《“守之俟来哲”:顾炎武的遗民心态》(1998)、《黄宗羲的人生定位与文化选择——以清康熙年间为中心》(2000),以及近年撰写的《论剧作家李渔的文学教育》(2009),则更加平心静气,融入更多对古人的“同情之理解”与“理解之同情”。《“守之俟来哲”:顾炎武的遗民心态》一文,细致地梳理了在清初改朝换代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顾炎武作为“文化遗民”的独特的社会行为、生存智慧和文化追求。文章认为,著书立说、以待后王的文化行为方式,决定了顾炎武的人生价值,不是取荣于当代,而是扬名乎后世。《黄宗羲的人生定位与文化选择——以清康熙年间为中心》一文,论述黄宗羲以切身的经历和体会,为遗民的生存方式做出自身的人生定位,这就是在坚守始终“不仕”的道德前提下,倡导入世弘道的儒者风范。黄宗羲出于对天下万民的高度责任感,在康熙年间积极从事著书和讲学的文化实践活动,从而实现自身作为遗民的文化价值和生存意义。与前两篇文章不同,《论剧作家李渔的文学教育》一文主要探讨作为剧作家的李渔接受文学教育所养成的文学修养和文学能力,如何激发了李渔通俗性、大众化的戏曲剧本写作旨趣。这种对文学家的知识结构和思维特征的探讨,更具有“学术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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