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常识 8.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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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龙月月
在1959年的一项大规模研究中,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 · 阿尔蒙德和西德尼 · 维巴带领团队在美国、英国、西德、意大利和墨西哥五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用他们关于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的同样问题分别访问了大约1000人。研究辨别了三种类型的政治文化:参与文化,其中的人们对政治有很多了解,并想参与政治。臣民文化,其中的人们对政治有意识,但是对参与很谨慎,他们更多处于服从的状态。村民文化,意味着人们眼光狭隘,或者只注意眼前利益,在这种文化中,人们甚至对政治没有意识,也不会参与政治。
英国

英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涌现了 “三巨人”:莎士比亚、培根和哈维,是这一时期在艺术、人文和科学领域的最杰出代表。威廉·哈维,英国17世纪著名的生理学家和医生。他发现了血液循环的规律,奠定了近代生理科学发展的基础。他发现了血液循环和心脏的功能,其贡献是划时代的,他的工作标志着新的生命科学的开始。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资产阶级政党,并最先确立和实行两党制的国家。工党(Labour Party)和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自由民主党(The Liberal Democrat Party):第三大党。凡在大选中获得下院次多数议席的政党则成为法定的反对党。反对党在议会中有可能通过不信任投票取代执政党的地位。

在议会制国家中,比如英国,选民们只选举产生议会,议会又选举(也能够罢黜)由首相领导的行政部门。行政机构是立法机构的一个委员会。在总统制国家中,比如美国,选民们既选举产生立法机构,又选举产生行政首长,立法机构和行政首长之间被设定为是相互制衡的。在议会制中,两者并不相互制衡。

也就是说,议会制,立法权与行政权在实质上是合一的。两种权力不但共生,即产生议会成员的选举也间接是产生总理(首相)的选举;而且共灭,即总理(首相)必须保持议会大多数成员的支持,否则要么下台,要么解散议会而重新举行大选。总统制,总统掌握最高行政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是分立的。在总统制下,总统是行政首长,直接任命并领导内阁,但内阁不像议会制下有决策权,而是总统的咨询机构;总统不向国会负责,也无权解散国会。另一方面,国会也不能迫使总统及其内阁辞职。只有当总统及其内阁高官违反宪法或渎职、失职时,国会才能对其进行弹劾。

英国的公学被称为"教育的活化石",是贵族化了的文法中学,是专门为名门贵族服务的私立学校。"保持自己的个性"是公学和它的每一个学生笃守的信条。因此,公学从古到今始终保持着一些显示自己"高傲"地位的特征。尽管社会地位和财富是进入公学的首要条件,但达官显贵家中才智平庸的子女也会被拒之门外。所以,公学的水平不是一般中学所能比的,它的大多数毕业生都能直升"牛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专称)。公学很重视绅士品格的培养。为了尽快让学生养成典雅的绅士风度,学校实行寄宿制。尽管学生都来自社会上层家庭,公学为养成他们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性格,所提供的住宿和饮食都非常简陋。公学所以在英国经久不衰,主要依靠四大支柱:权势,考试,血统,金钱。五百年来,他们凭借这四大支柱来保持第一流的办学条件,第一流的教师阵容,第一流的教学水平,培养出第一流的学生。

在英国各部中,真正的权利在财政部。它有时被称为“部中之部”,它不仅仅监管主要的经济政策路线,而且还对各部中谁得到什么拥有最后的决定权。英国财政大臣是内阁中仅次于首相的第二号人物。因此,这个职位上的人会收到人们的密切注意。
英国为什么衰落?对这个复杂的问题,有两种基本的回答方法。一个方法是从人们的态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入手,即心理—文化的方法。另外一种方法是从实体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入手,即政治—经济的方法。一些人强调,英国人的“非工作”态度是问题的根源。鄙视工作,认为工作俗气,工作只是为了赚钱的旧式贵族在英国从来没有被彻底地取代。相反,新兴的企业家们盲目模仿旧式精英,成为休闲和文化的绅士。在公学和牛津剑桥,年轻的英国人学会了蔑视商业和技术技能,支持人文学科。强调的重点是拥有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许多英国人对休闲时光的喜爱胜过金钱。另外的方法,即政治—经济的方法,认为糟糕的态度反映了有缺陷的政府政策。撒切尔主义者提出了这一点,指责工党在1945年引入的福利国家的扩大。福利国家不断扩大的成本耗尽了本应该用于投资的资金。需要既削减福利国家的救济金,又削减对企业的补贴,然后迫使态度发生某种变化,虽然这会有点痛苦。
在英国,辩论围绕着“哪种模式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展开,是通过一般的税收收入继续为国民医疗服务制度提供资金,还是采取欧洲的自助模式,包括强制雇员和雇主分担一定比例以及私人医疗保健?工党赞成前者。
直到最近几十年,英国人都没有把自己当作是欧洲人。在“二战”后,英国不是像欧洲大陆的国家那样,为走向一个统一的欧洲而努力,而是强调它的英联邦关系,以及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当欧洲其他国家与美国的伊拉克政策保持距离的时候,托尼·布莱尔支持美国的伊拉克政策。
法国
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日耳曼部落的一支法兰克人接管了现代法国的大部分地区。法兰克人的首领克洛维于公元496年受洗。自那以来,法国一直主要是天主教国家,被称为“教会的长女”。“铁锤查理”的孙子查理曼于公元800年建立了一个大帝国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帝国的区域大致相当于欧盟最初6个成员国的范围。虽然这个大帝国很快就分裂了,但是,查理曼却播下了欧洲统一的思想种子。
法国的政治思想家倾向于要求一种大规模、大范围的变革:英国的思想家更愿意慢慢的、谨慎的变革,以保存整个体系。法国思想家从骨子里就厌恶他们的政府;英国思想家却不然。

来自百科:Coattail Effect也即燕尾服效应,也叫衣尾效应、裙摆效应、衣摆效应,如果某位候选人(尤其是总统候选人)票房魅力十足,那么大选年时,他前往各州巡回造势,与他同党派的参、众议员候选人就会同台造势。所到之处,沾总统候选人止光,总能号召大批仰慕者、支持者共襄盛举,达到“水帮鱼,鱼帮水”的效果。“衣尾效应”指选奥巴马的选民,也会倾向于在其选区民主党议员的名字下面打钩,这样所有的其他人就揪着奥巴马的“衣尾”一起当选了。如果总统的声势不足,选情不看好,则不太容易发挥出衣尾效应。这时新闻就会这样说这位总统:His coattail is very short。他的衣尾很短(拉不了几个人)。

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简称ENA)是一所培训高级公务员的精英学院,由戴高乐创建,目标是培训法国高级公务员;引领管理科学方面的研究;提高国际性的号召力。学院拥有约1100多名主讲人员,每年只有不到100位毕业生。法国许多高级公务人员称自己为“埃纳人”。

至此所讨论过的各点(缺乏信任感、对面对面人际关系的恐惧、僵硬且机械的教育)都促进了法国政治个性的形成——这种个性无法下定决心是要自由还是权威。
法国的政党制度没有以前那么复杂了;它从1958年的10个党减少到今天的4个相关的政党。法国的政党一直是联合并形成两个集团——左翼和右翼——似乎是在朝着“2+”政党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人民运动联盟是否能够团结法国的右翼。两个集团的内部也有分裂。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共产党和其他极左的政党总是与社会党长期不和。左翼喜欢的方式是通过向富人征税、控制经济、提供更多的福利津贴使人们更加平等。右翼也喜欢改变,但基础是经济增长和温和的改革。两者都指望建立一个强国家,但左翼不喜欢自由市场的解决办法。
法国与许多欧洲国家一样,赞同一种比美国更加广泛的和昂贵的福利国家制度。比如,法国的宪法许诺一种“体面的生存品质”。法国福利的接受者与美国的接受者相比大约要多得到50%。大多数美国人乐于削减福利救济,并减少福利接受者。这是一种明显的重要的文化差异。许多欧洲政治家,尤其是左翼但不仅仅限于左翼,攻击“野蛮的”不受限制的美国资本主义。认为自己的经济野蛮或者残酷的美国人不太多;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它有弹性和竞争力,所有人都有机会,是否利用机会取决于个人。社会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将美国人的社会思潮界定为“竞争性的个人主义”。欧洲人倾向于团结,认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应该照顾社会中境况最差的人。与文化中的任何一种要素一样,这种观点不会轻易改变。法国已私有化了大部分行业,但是不太可能走彻底的美国式的自由市场道路,因为法国人有一种他们称之为“野蛮资本主义”的文化障碍。2006年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71%的美国人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最好的,英国是66%,德国是65%,而法国只有36%。法国人像许多欧洲人一样,很难理解难以解雇老员工意味着企业即使在繁荣时期也几乎不会雇佣新工人。美国容易的雇佣和容易的解雇政策提高了劳动力弹性,并降低了美国的失业率。
增值税会使人们的消费欲望变弱,从而减缓通货膨胀的趋势。然而,增值税是一种累进税,对穷人、工人阶级和退休人员的打击要比对富人的打击更严重。

来自百科:累进税是"累退税"的对称,税率随课税对象数额的增加而提高的税。即按照课税对象数额的大小,规定不同等级的税率。课税对象数额越大,税率越高;课税对象数额越小,税率越低。累进税纳税人的负担程度和负税能力成正比,具有公平负担的优点。从其负效应来看,累进程度太大,又会导致奖懒罚勤,不利于鼓励人们工作。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从计税原理上说,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实行价外税,也就是由消费者负担,有增值才征税没增值不征税。

德国

来自百科:三十年战争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一次大规模的欧洲国家混战,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全欧洲大战。 这场战争是欧洲各国争夺利益、树立霸权的矛盾以及宗教纠纷激化的产物。战争以哈布斯堡王朝战败并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这场战争推动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是欧洲近代史的开始。这场战争使德意志各邦国大约被消灭了60%的人口,十分惨烈。

来自百科:普鲁士是欧洲历史地名,位于德意志北部,通常指1701-1871年间的普鲁士王国。是德意志境内最强大的邦国。19世纪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1871年在普法战争中击败了法国,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加冕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普鲁士有时也是德国近代精神、文化的代名词,同时也是德国专制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来源。

来自百科:俾斯麦,劳恩堡公爵,普鲁士王国首相(1862年-1890年),德意志帝国首任宰相,人称“铁血宰相”、“德国的建筑师”及“德国的领航员”。俾斯麦是十九世纪德国最卓越的政治家,担任普鲁士首相期间通过一系列铁血战争统一德意志,并成为德意志帝国第一任宰相。他通过立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健康和医疗保险制度,及社会保险,最后获升任为德意志帝国陆军上将。

德国的边界线在俾斯麦统治之下的1871年和希特勒统治时期划得最宽。从1949到1990年,德国分裂成两个国家。
德国的总统是弱势的,但是总理是强势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总理职位一直是稳定而持久的。其部分原因是基本法要求,如果联邦议院想投票免去现任总理职务的话,它必须同时投票选出新的总理。这一改革结束了议会制政府(与总统制相对)最糟糕的一个问题,即它们的存在取决于立法机构中一个经常变幻无常的大多数。德国的这一改革被称为建设性不信任投票,因为联邦议院必须提出某种建设性的东西,即一个新的内阁,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否定性的大多数免去原来的内阁。总理强势的另一个原因来自于最初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康拉德·阿登纳。他是一名强硬而精明的政治家,促进了联邦共和国的建立,并在联邦共和国最初的14年中担任总理。第一个任职的人,比如美国总统中的华盛顿,能够为这一职位打下一个烙印,规定它的权利大小,为后来者设定它的风格。
可能德国人的原型是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一个不断受到驱策的人,一个从不休息的人,一个对自己取得的成绩永不满足的人。这种特质既能产生大善,也能产生大恶。
曾经有这么一种说法:没有什么能够像输掉一场战争那样产生经济奇迹。这在“二战”后的西德和日本的确实现了,除了工作以外便完全无事可做。一些德国工厂在盟国的轰炸中被摧毁,红军拆散机械工具,并把她们运回苏联。英国人和美国人修补它们的老工业,但是,德国人被迫以新的和更加有效率的设备重建他们的工业。战争的后遗症会产生一些心理上的好处。几乎每一个人都很贫穷;食物和燃料不足以维持生存。这使德国人的物质分配更平等;德国(和日本)的收入分配比战胜国的更加平等。结果是,英国和法国剧烈的阶级对抗在德国没有产生。每一个人都从一种类似的低水平出发,而且大多数西德人感到每个人都从经济增长中分得了一杯羹。而且,战败和战败后空空如也的胃使德国人与英国人或者美国人相比,对未来的预期更加适度。英国人和美国人期望一个战后天堂,而对希特勒之后的西德人来说,努力工作,促进经济增长是他们民族自豪感的唯一目标。

来自百科:布鲁塞尔(法语:Bruxelles;荷兰语:Brussel)是比利时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也是欧洲联盟的主要行政机构所在地,有欧洲的首都之称,另外还有200多个国际行政中心及超过1000个官方团体在此设立办事处每年名目繁多的国际会议在此召开。

日本

来自百科:日本为君主立宪国,宪法订明“主权在民”,而天皇则为“日本国及人民团结的象征”。如同世界上多数君主立宪制度,天皇没有政治实权,但备受民众敬重。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宪法没有赋予君主任何权力的君主制国家。

日本的首相很快就会更换。
日本是一党独大制的一个例子,有几个政党,但是其中一个政党要比其他任何政党都要强大。日本战后的大部分时期,一党即自民党(自由民主党)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有些人戏谴日本是“一个半政党制度”。

来自百科:民进党是自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上台以来实力最强的在野党。

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战败,但是,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忽略了去纳粹化,尽管去纳粹化在德国实践得也不完美。日本没有纳粹式的政党承担责任或者是受到审判(只有军官)。一些德国人因纳粹的历史而感到有罪,但是,几乎没有日本人对他们的野蛮扩张感到有罪。
依赖的观念被家长和教师反复灌输给年轻人。和美国年轻人不同,日本年轻人受到的不是独立性的培养,而是受到对工作权威和政府权威负有顺从义务的培养。
拥挤在一小块国土上,因此,日本人不得不培养自己良好的礼仪规范与合作精神,使日常生活正常运转。(这解释不了纽约人的情况。)
美国人为他们的个人主义感到自豪,日本人则对他们的团体性感到自豪。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成为我们自己”,并吸引他人的注意:“嗨,看我!”日本人被教育去适应团体,以及不被注意:“露头的钉子,挨敲打的货。”一句民间谚语这样说道。很像在一个大家庭中,日本人感到他们只能与其他日本人交流和相互理解,这暗示着他们已经演化到了更高的人类层次。更加可能的是,日本人的团体性来自于几个世纪的与世隔绝和封建制,这使日本人服从。犯罪率非常低。(在日本几乎没有私人枪支。)学生服从地用工学习。日本的官僚向商人指示正确的战略,有一些指示对美国商人来说可能是难以忍受的。和美国的个人主义者不同,日本人并不尝试去吸引他人注意或者是小题大做,这种态度被称为自制。一个人应该总是有礼貌和微笑,不去提出诉讼,应该安静地解决争议。(日本的律师总数比美国法学院每年培养的律师数量还要少。)一个人不应该去看医生;小病会自行痊愈。日本的医疗成本是美国的一半,而且日本的婴儿死亡率更低,寿命更长。哇,也许我们也应该尝试一下自制。
日本人在教育上很强,这是他们成功的关键之一。日本的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比美国的要好,特别是在数学方面。日本的教育大多基于死记硬背和多项选择考试。创造力和创新性不会受到赞扬;要与团体保持一致。辩论作为英语教育的一部分被教授,暗示着一个人只有和外国人在一起的时候,才可以有不同意见。日语课堂里学得最快的人被分派去帮助学得慢的人,这既有利于教育也有利于团结。

来自百科:涩泽荣一,日本明治和大正时期的大实业家。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曾写道:“世界上没有国家间的差异像美国和日本那样。这两个国家似乎命中注定要彼此误解。”

这反应了美国和日本截然不同的商业文化。比如,在纽约市有两个商业研讨会,一个是为在美国的25名日本人经理举行的,另外一个是为在美国的日本企业工作的25名美国人经理举行的。日本人,全是男性,身穿深色西服到会,即使是房间很热也穿着外衣。他们按规定,恰好休息10分钟,喝咖啡或吃点心。直到他们在午餐上彼此认识之前不问一个问题。他们礼貌地尊重发言者。美国人的团体包括了8名女性。在很热的房间内,许多男性买上脱掉外套。他们在喝咖啡吃点心休息时,聊天超过20分钟。美国人问很多问题,而且有些人与发言者有不同意见。这只是日本人和美国人经理之间的一些文化差异。美国人视企业内部的冲突是正常的;日本人习惯做事前准备,进行耐心的讨论,引导此后所有人都遵守的一致意见产生。美国人经理想要马上获利;日本人经理想要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更有效率,从长远来建设大楼。美国人的企业雇佣有特殊技能的人,然后当不再需要他们的时候就裁掉他们。日本人的企业雇佣能够学习并能有助于增进效率的人,努力不让雇员离开。美国人的经理迅速直接地回应疑问,因为那意味着坦率。日本人经理在回答前会暂停一下,并给出慎重的回答,因为那意味着深思熟虑。
有几个东亚国家和地区展示了类似日本的快速增长模式。中国和亚洲四小龙增长都很快。在文化上,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受来自于中国的儒家背景的影响。儒家强调努力工作、稳定和服从;反对个人高消费;认为人们应该储蓄而不是消费。
日本人大量储蓄,并认为负债是一种羞耻;美国人很少储蓄,并且几乎为负债而自豪。日本几乎没有福利事业。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储蓄因素可以单独解释日本经济增长的原因。有些人现在认为日本储蓄太多;由于他们不愿意消费,从而使得日本继续处于不景气之中。
俄罗斯
俄罗斯是一个横跨亚洲北半部直达太平洋的、穿越11个时区的广袤国家。或许像苏联那样庞大、并在族群上多元的国家并不是有意为之的,仅仅是把它团结在一起就需要强大的中央依靠武力的控制。可能正是俄罗斯的面积使其倾向于暴政。
原文表格
苏联经济体制的神经中枢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它试图确定每年生产何种产品、生产多少,并为大约350000家企业设定长期目标。中央计划既促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也导致了大量的混乱。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虽然苏联迅速实现了工业化,但它付出了可怕的人力成本代价。国家计划委员会也忽略长期的商品短缺。有一年,由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疏忽,整个苏联没有生产一把牙刷。苏联领导人宣称,计划的和中央指导的经济比西方的市场经济更加理性。实际的结果反驳了这一观点,但是苏联的官僚们不愿意放弃中央计划,因为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信仰。

来自百科:俄罗斯虽然实行“三权分立”,但总统权力极大,议会权力很小,可称之为“总统集权制”或“超级总统制”国家。俄罗斯国家杜马(俄文的音译)是俄罗斯联邦会议的下议院,有450个议席。

马克思列宁主义可能在俄罗斯消失了,但是,许多俄罗斯人表现出一种向往极端平等的倾向,这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主义。俄罗斯人仇恨财富或收入上的差别,并忌妒地试图把生活优裕者变得与他们一样。美国人也赞同平等,但赞同的是“机会平等”:每个人都有机会;结果取决于自己。一个领先的美国人通常因为他或她的能力和努力工作而受到赞扬。大多数俄罗斯人不理解这种类型的平等;他们希望“结果平等”,每个人都收获同样的回报。那些领先的人被认为曾欺骗、剥削或贿赂他人(实际上,许多人曾这么做过)。
俄罗斯人很长时间以来认为,如果没有严厉监管和严格控制的话,他们是最无法无纪的民族。他们说,美国人受心灵的空值,但俄罗斯人不是。历史上,在俄罗斯,自由意味着混乱和刘雪的无政府状态,因而许多俄罗斯人喜欢强人统治,尽管这种统治是严厉的。

印度

来自百科:印度共和国 (The Republic of India),别称婆罗多,国花为荷花,印度首都为新德里,

来自百科: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年10月2日-1948年1月30日),尊称圣雄甘地,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和印度国家大会党领袖。他是现代印度的国父,也是提倡非暴力抵抗的现代政治学说——甘地主义的创始人。他的精神思想带领国家迈向独立,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他的“非暴力”的哲学思想,影响了全世界的民族主义者和争取能以和平变革的国际运动。 他在印度被给予“国家的父亲”之荣誉。1999年《时代》杂志将甘地评选为20世纪风云人物。第一名是爱因斯坦,第二位是罗斯福总统,印度的甘地则名列第三位。甘地每周一天不说话。他相信沉默带给他内心的平静。他在沉默时靠在纸上写字来交流。从他三十七岁开始的三年半里,甘地拒绝读报纸。他认为尘世的喧嚣比他内心的不安更加不堪。。。。甘地的绝食。。。。。。

然而,与英国的君主制不同的是,印度有一名总统。印度总统与德国的弱总统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礼仪性的总统。和英国一样,在印度,权力掌握在强有力的总理手中。

来自百科: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1932年9月26日-),印度资深政治家,印度国民大会党元老,印度前总理。辛格在1991年至1996年任印度财政部长期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改革,打破了束缚印度经济增长的种种枷锁,使印度经济步入高速发展的轨道,也被誉为"印度经济改革之父"。2004年5月19日被总统任命为新总理。2014年1月3日,印度总理辛格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表示在5月份大选之后将下台,不会寻求第三任期。

大多数人都认为,各行各业的印度人是健谈的和好辩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并乐于分享它。(相反的例子是日本人,由于文化传统和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很少争辩。)这使得印度的新闻媒体非常活跃。任何试图对印度新闻界进行限制的政府都会在反对声中下台,这有助于维护印度的民主制。
中国爆发式的增长始于数十年前的经济特区。经济特区通过税收减免和更好的基础设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然而,印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持怀疑态度,在设立经济特区方面一直动作缓慢。中国几乎完成了扫除文盲工作,但却缺乏能够在急速发展的经济中发挥作用的技术和管理精英。印度一直忽视大众教育,而着手培养一些有天赋的人进入顶级的大学和研究所。
印度没有必要转变为民主制;民主制已经扎根于印度,印度必须克服的是碎片化的和混乱的民主形式。

墨西哥

来自百科:墨西哥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墨西哥经济实力排名美洲第四,世界第十三。墨西哥拥有现代化的工业与农业,首都及最大城市是墨西哥城。墨西哥是美洲大陆印第安人古老文明中心之一。闻名于世的玛雅文化、托尔特克文化和阿兹特克文化均为墨西哥古印第安人创造。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所在的特奥蒂瓦坎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共同遗产。墨西哥古印第安人培育出了玉米,故墨西哥有"玉米的故乡"之称。 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

墨西哥南部是该国最贫穷,也是最激进的地区。
很难理解墨西哥的政治文化,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也是如此。印第安人的消极、西班牙人的贪婪、天主教的神秘主义、民粹的民族主义、欧洲人的反教权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实证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文化和意识形态共有构成了一种不和谐的混合体:即墨西哥的政治文化。并不令人惊奇的是,这些众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从来就没有融合过。墨西哥在地区、社会和文化上的整合度很低,从来没有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整体。墨西哥的政治文化并不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在当地生成的,而是通过几次来自欧洲的思潮涌入构建出来的,但其中没有一种文化沉淀得足够深,从而创造出一个单一的墨西哥政治文化。相比较而言,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大多数要素能够合为一体并彼此强化:自由、平等、新教教义、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美国不容易融合的信条——奴隶制、天主教教义和福利自由主义——构成了几代美国人的政治分歧。
拉丁美洲有一点值得注意,它会选取其他地区观念并加以糅杂曲解,然后试图把它们运用在不适合的地方。一名拉丁美洲专家把该大陆称为一个圣物盒。现在,它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消逝已久的古老观念的圣物盒,这使得拉丁美洲的政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旧有意识形态兜售后的残存物。
墨西哥势力最大的利益集团是犯罪集团。(实际上,在全世界,各种类型的犯罪行为是人类最大的经济活动。)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国家的出现带来了一对孪生子:作为影响国家的手段的“政治”,以及作为逃避国家的手段的“犯罪”。政治和犯罪彼此熟悉,相互理解,几乎形成了共生关系,这在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尤为明显。政治需要金钱赢得选举,但很少关注这些金钱的来源(比如,日本自由民主党的政治家和雅库扎黑帮);而犯罪需要政治的保护以继续他们的事业(比如,俄罗斯警察对所有暗杀案件的无能为力)。腐败发生在国家、政治与犯罪三部分的交界处。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是一个重要的国家。它拥有非洲最多的人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口的1/5是尼日利亚人,而且它比欧洲任何国家的面积都要大。它生产世界上大约1/10的石油,是世界上第六大石油出口国和美国第五大石油供应国。

来自百科:尼日利亚首都是阿布贾。实行“一夫多妻”的民族至今虽然仍有不少,但却以非洲尼日利亚的犹罗巴族人最为盛行。当地的男人,妻子越多,表明地位越崇高,越有声望。在那里,地产、房屋都不值钱,更没有什么银行可供人储蓄存款,最实在的财富便是妻子。奇怪的是,这里的女人都很热衷嫁给拥有多妻的男人,她们认为这是无上的光荣。在她们看来,如果“不幸”嫁给了一个妻子少的男人,那便是毕生的耻辱。

欧洲以外的国家免于帝国主义统治的非常少,只有阿富汗、埃塞俄比亚、日本、泰国和土耳其。中国和伊朗曾沦为半殖民地。与列举曾经是殖民地的国家相比,列举从未成为殖民地的国家要更容易一些。
尼日利亚甚至比墨西哥还要糟糕,是支离破碎的,缺乏一个统一的政治文化。意识集中在宗教、部落和地区上。短暂的英国殖民时期让部分尼日利亚人受到现代教育,并使尼日利亚的精英们在外表上保持统一,但是,在心理上并不足以把尼日利亚统一成为一个国家。尼日利亚的精英通常彼此认识,但是他们更关心的是他们的部落而不是作为整体的尼日利亚,因为部落是他们的支持者。
英国给尼日利亚遗留了一部联邦宪法和一名总理,表面上看起来相当不错。就像在印度那样,英国在尼日利亚的政治地位不能再维系,他们不得不离开。1960年10月1日,尼日利亚独立。尼日利亚正式成为殖民地不足60年,但是却经历了更长时间的欧洲帝国主义的统治。帝国主义者应该为尼日利亚的困境承担更多的责任,他们通过大规模的奴隶贸易扰乱了尼日利亚,用枪炮占领了尼日利亚,拙劣地制造了一个人为的、彼此敌对的部落构成的国家,然后就离开了。因此,从建国之初就很孱弱的尼日利亚瞬间沦为军事独裁统治,这样的变化并不让人惊讶。尼日利亚并不是特例;这也是许多由帝国主义者创造的国家的经历(例如,伊拉克)。
尼日利亚在独立后的前半个世纪中,文官统治只占了1/3多的时间,另外2/3的时间由6名不同的将军进行军事统治,其中一些将军比另外的更加残暴和贪婪。目前的文官统治时期始于1999年,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我们希望它持续下去,但是,必须永远注意的是,尼日利亚依然是一个不稳定的国家,有很强的分裂倾向。当出现分裂威胁的时候,军队就会接管国家。
仅仅是想要民主并不必然使民主成真。问题并不在于没有足够多的尼日利亚人理解和渴望民主;已经有足够多的受过教育的尼日利亚人理解并渴望民主。如果他们不是被部落和宗教所分裂的话,尼日利亚人可能已经建立了稳定的民主制。

来自百科:透明国际,即"国际透明组织",简称TI,是一个非政府、非盈利、国际性的民间组织。"透明国际"于1993年由德国人彼得·艾根创办,总部设在德国柏林,以推动全球反腐败运动为己任,今天已成为对腐败问题研究得最权威、最全面和最准确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目前已在90多个国家成立了分会。它的研究结果经常被其他权威国际机构反复引用。CPI(清廉指数)采用10分制,10分为最高分,表示最廉洁;0分表示最腐败。

伊朗

来自百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英语:Islamic Republic of Iran),位于亚洲西部,属中东国家。伊朗是亚洲主要经济体之一,经济实力较强。伊朗经济以石油开采业为主,为世界石油天然气大国,地处世界石油天然气最丰富的中东地区,石油出口是经济命脉。首都德黑兰。

伊朗的大部分地区是海拔大约为1219米的干旱高原。一些地区是少雨的沙漠;一些地区的雨水只对稀少的绵羊牧场来说是充足的。在世界的这个部分,灌溉使得文明成为可能,而任何对供水系统的破坏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伊朗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被称为波斯。它像中国一样,是一个古老的伟大文明的继承者,其文明曾部分处于外来者的控制之下,变成“沉睡的民族”。当它觉醒的时候,已经远远地落在了西方后面。
与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一样,许多伊朗人并不希望他们的传统文化被西方文化取代。“我们想要变成现代人,”第三世界的许多市民说,“但是不想变得像你们一样。我们要基于自身文化的价值观和宗教,按自己的方式做事。”把新旧文化结合起来的努力将会产生效果吗,还是会导致混乱?在一些案例中,比如日本,结合是有效的;对伊斯兰国家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的例子。关键的因素可能是传统文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两者在日本都非常强,日本会变成一个现代国家,但是依然是独特的日本人。
伊朗庆祝两种类型的节日,波斯的和穆斯林的。波斯人的节日总是快乐的,比如新年;穆斯林的节日大多是悲伤的,比如侯赛因在卡尔巴拉殉教的纪念日,在殉教纪念日中,年轻的什叶派男性要击打自己,直到留学为止。
在伊斯兰革命之前,城市的和受过教育的伊朗妇女的穿着与欧洲妇女一样时尚。然而,突然之间,她们不能再用化妆品,并且必须戴上面纱和穿着方披巾一种单张的从头到脚的长袍,目的是掩盖妇女的魅力。虔诚的穆斯林,包括许多妇女在内,认为这种服装比西方的服装好,因为它消除了性欲、虚荣和财富差别。他们认为,西方的服装和化妆品是走向放荡和堕落的第一步。

中国
北京当局一再声称民主化不会在中国大陆发生并且以警惕的眼光来镇压任何异议活动。同时,北京竭力打造特色的“中国模式”——一党专政体制与半自由经济政策相结合——让大多数中国人安于该模式所带来的全新的物质享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能长期地持续下去吗?更让世人所忧虑的是中国人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部分源自于中国人民的自身深处和民族优越感,部分则源于当局大肆鼓吹与渲染——如同一座暗浆涌动、蓄势待发的活火山会间歇性地爆发。假定中国的经济增长缓慢,那么政府会试图打出民族主义这张牌去转移国内矛盾吗?
比较一下中国和罗马帝国。大约在同一时间段内,汉朝与罗马都将其文化发展到了当时的极致。在它们的全盛时期,就连版图尺寸也大致相当。两大帝国知道彼此的存在,并通过中亚的丝绸之路进行小规模的通商。罗马一直奉行扩张政策直到因过度扩张反而被蛮族所颠覆。中国并不热衷于扩张而是尝试拒蛮夷于长城之外。罗马的经济依托于奴隶,而中国则基于农民,这也使得中国更加稳定。汉朝仰仗其四大发明在科技上领先与罗马。两者之间最主要的不同是他们遗留下来的东西,当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被蛮族击败后,它分裂成多个独立的国家,并一直保持这种状态。中国也在汉朝之后遭遇了分裂战乱的一段时期,但是汉朝400年来建立起的文化底蕴是如此之深厚,以至于后来的朝代都凭借着这种文化把中国重新统一起来。曾有人说,中国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而只是一个4000年的文明在文化上的延续。
在多个实际中,中国远胜于欧洲,是世界上文化和经济最领先的国家。但是大约1500年起,欧洲开始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中国却停滞不前。一个显著的原因是,中国是一个整体,欧洲却由多个部分组成。欧洲的君主们需要互相争夺财富,权利,和新大陆的领土,而庞大统一的中国则不需要面临竞争。中国社会逐步发展到了稳定状态,它把目标瞄准了使农民对现状满意而不是去激励他们开拓创新。节省劳力措施将会使农民变得懒散和失业,故在中国不被运用。中国当时的科学技术并没有引领一场工业革命,贸易扩张也不被鼓励。与西方的投资、增长、冒险精神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商人更愿意探寻农民阶层与官绅阶层之间的稳定之道(耕者有其田,官者有其权)。
奇怪的是,通常意识形态从发源地传播到接收地之后,都会成为主流,比如儒家思想在日本比在中国有更强的生命力。
中国的航海技术,包括指南针和水密舱技术都曾领先欧洲几个世纪。如果中国的舰队在非洲绕过好望角或者穿越了太平洋,中国可能就会发现欧洲或者美洲大陆,他们会为此感兴趣吗?可能我们现在都在讲着汉语?或许不会,因为中国对扩张或是殖民遥远的蛮夷之地提不起兴趣。
主宰了中国知识分子超过一个世纪的民族主义完全压倒了传统中国价值观。中国的民族主义,类似于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是一个骄傲的古文明长期遭受迷失、入侵并被西方和日本羞辱的产物。
在1958-1960年的大跃进中,毛泽东尝试在经济领域使用游记策略,妄想在一夜之间使用原始手工劳动和热情实现工业化。工程师,专家和管理者都被赤裸裸地无视了。苏联警告毛泽东这样做是不会起作用的,并督促他跟随苏联模式使用更常规的方法来发展经济;可他拒绝了。1960年,出于对毛泽东激进主义的不满,苏联撤走全部专家,中苏关系破裂开始公开化。

巴西
意识到不能一直使用高压手段来进行统治,在20世纪70年代将军们开始实行降压,然后进行开放。渐渐地,有些方面倒回至从前,他们不但允许媒体批评,还同意保有两个顺从的政党和部分的自由选举权。服从的政党——这个概念——是有趣的。独裁者通常讨厌政党,指责他们造成了国家的弊病。但他们发现和群众没有一定程度上的联系,就难以实施管理,所以他们经常准许一个支持证券的党派存在,就如西班牙的佛郎哥与他的“国民运动”。巴西的将军们更聪明,允许两个顺从的政党,一个完完全全是政权的产物,国家革新联盟,另一个则是顺从的反对党,巴西民主运动。巴西评论家称巴西民主运动党为“说“是的”的党”,而国家革新联盟则为“说“是的,先生!”的党!”然而,这些本质上的伪党派却帮助巴西过渡到了民主制。中国可以借鉴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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