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代诗史 8.3分
读书笔记 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包括北朝,史称八代
陸釣雪

第一章 两汉诗歌的源流

第一节 汉乐府民歌

一、关于乐府

“诗三百”被春秋时代的士大夫断章取义地运用于外交辞令,又为汉儒支离破碎地曲解成封建教条,已经过早地经典化。屈原、宋玉的楚辞在贾谊手里演化为骚体赋,再被枚乘、司马相如发展成铺张扬厉的大赋,更是完全改变了诗歌的性质。

汉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鼓吹、相和、杂曲三类中。

二、社会生活的实录

春秋战国以后,土地家长所有的家族制度逐渐代替了土地宗子所有制,主要社会成份转化为占有多量土地的地主阶级和占有小块土地或无地的农民阶级。这一转变在两汉初已完成。虽然奴婢以及类似农奴的徒附荫户仍然大量存在,但构成两汉社会的主要阶级,是与地主对立的、占人口大多数的小私有生产者——从事以家庭个体劳动为主的农民。

但求早死的心情

与《诗经·国风》相比,汉乐府中描写爱情的作品就少得多。从《汉书·艺文志》有关武帝、成帝时郑声尤胜的记载来看,西汉乐府中应不乏情歌,《铙歌十八首》中的《上邪》、《有所思》就是明证。西汉末年哀帝淘汰郑卫之音,加上东汉时经学大盛,或许是汉乐府很少保留情歌的主要原因。

汉代男子随意出妻的社会问题

“山上雪”和“云间月”

三、人生问题的探索

汉代承袭楚俗,本来就重淫祀,武帝即位后,尤敬鬼神之祀,迷信神仙方士,多次派人入海求仙,并在长安建造了许多招揽神仙的宫馆,又仿照黄帝封禅,在泰山、华山等五岳设立豪华的祀庙。

陈祚明评论此诗(《步出厦门行》)说:“‘与天相扶’语奇。东父西母乃在泰山,荒唐可笑。天何可以里计,乃言四五里,见极近。最荒唐语写若最真确,故佳。”(《采菽堂古诗选》)

这些诗歌固然是迷信思想的产物,但因出现在人们尚未认识自然规律的阶段,故仍不失其天真幼稚朴拙的艺术魅力。

神仙之说的虚妄很容易被识破。很多人看到长生无望,随之产生的便是关于宇宙悠长、人寿有限的感叹。当时佛教思想尚未在社会上传播开来,汉人既无来世的观念,对形神问题的探讨也还没有发展为魏晋人玄虚的哲理思辨。所以他们对人生的考虑重在现实享受而不重精神意义。及时行乐的思想就是这样产生的。

仅《唐风》中的《蟋蟀》、《山有枢》等篇流露了“今我不乐,日月其迈”,“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兮,他人入室”的感叹,即使如此,仍主张“好乐无荒”,不同于汉乐府这些作品鼓吹无节制的游乐。

汉乐府民歌虽然不是在诗经的直接影响下产生出来的,但其深刻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和人民思想感情的基本精神则与诗经一脉相承,都植根于民间文学。这种关注现实的精神因汉乐府民歌的出现才构成一个传统,此后从建安文人借乐府古题写时事,到杜甫、白居易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始终贯穿着“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红线,不能不归功于汉乐府。

“质而不俚,浅而能伸,近而能远”(《诗薮》)

形式上是叙事的,而基本语调则是抒情的。

第二节 两汉文人诗

杂言诗和五言诗在汉乐府中初步形成之后,引起了文人的注意和模仿。尤其是五言诗,继承诗经、楚辞用比兴抒情言志的传统,吸取乐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和表现艺术,很快就在文人手中趋于成熟,并取代了四言诗和骚体诗的正宗地位,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一、西汉诗

后来句句押韵的七言诗就被称为柏梁体。

二、东汉文人五言诗的形成

现存的最早的文人五言诗是东汉班固的《咏史》。

颂诗化的四言和赋化的骚体仍被看作表现正经内容的主要形式,五言因起自街陌谣讴,可以较为随便坦率地抒写私情,这也是汉代五言古诗多写游子思妇、离情别绪的原因之一。

大约在东汉安帝、顺帝去世以后,无主名和有主名的文人五言古诗开始大量涌现,它们学习乐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和表现手法,在艺术上愈益成熟。

由此(《董娇饶》)可以看出文人学习乐府渐使叙事诗转向抒情诗的过渡痕迹。

这种愤世嫉俗的不平之鸣、托物喻志的兴寄之作,不仅开魏晋阮籍《咏怀》诗和左思《咏史》诗的先声,而且从此确立了二千年来文人诗咏叹不绝的一大主题。类似赵壹《疾邪诗》和郦炎《见志》诗的五言述志诗在汉末尚很少见,但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从言情之作上升为叙志之作,并被文人确认为可与四言、骚体一样表现严肃内容的重要形式。

三、苏李诗

比中之比

苏李诗虽微有繁复简洁之别,却都以不同方式收到了复沓回环、“转意象于虚圆之中”的艺术效果,“故觉其味之长,而言之美也”(《诗镜总论》)。

四、古诗十九首

东汉顺帝末到献帝之间

一类是抒写游子怀乡、闺人怨别之情。一类抒发人生如寄、人情冷暖之叹。

“师彼庄周”

埋怨朋友不肯援引,感慨人生知音难遇,都围绕着穷通之叹这一中心主题。古诗作者对人生享受的追求是如此世俗,表现得又是如此坦率,这在后代文人诗中是少见的。从汉乐府到古诗十九首,清楚地显示出汉人对人生的考虑大致经过了这样三个阶段:幻想长生、永保安乐→人生无常、及时行乐→行乐不久,荣名为宝。这类内容虽然消极,却是古人对人生意义的最初探索,其中少数诗篇已开始鄙弃社会上普遍耽于现实物质享受的风气,转向安贫适志、声名永存的追求,这是建安文人向往精神不朽的理想产生之前的一个必经阶段。

五、汉代其他古诗

如果说以叙事为长的汉乐府民歌开创了我国诗歌杂言五言体的源头,那么古诗则是在继承诗经、楚辞的抒情传统并革新其表现艺术的基础上,完成了五言诗由叙事体向抒情体的转变,初步奠定了文人五言诗的基础。当然,汉代五言古诗尚未脱离模仿民歌的阶段,此后经过建安、正始几代文人的努力,才演进为完全的文人诗,但也正因如此,才显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第二章 建安风骨

第一节 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坛

建安文人和东汉文人同样感到人生的苦闷,但这种苦闷却有健康与颓废的区别。徐干说:“故司空颖川荀爽论之,以为古人有言,死而不朽,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身殁矣,其道犹存,故谓之不朽。……寿与不寿,不过数十岁,德义立与不立,差数千岁,岂可同日言也哉?”(《中论·夭寿》)这种三不朽的思想贯穿于建安文人的全部诗文之中。尽管他们向往建功立业主要是出于名挂史笔的动机,但决不能与东汉文人对于“高据要路津”、“荣名以为宝”的追求混为一谈。这种永世之功包含着统一中国、重建太平之治的远大理想,勤功恤民、救世人于水火之中的现实内容。

“衣冠望族”

曹操《庚申令》: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

与重才轻德的选人标准同时产生的,是通人情重个性的思想。“魏武好法术而天下重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晋书·傅玄传》),对于才行、名实关系的研究成为建安学术的主要命题,重才智,轻伪德,提倡务通人情,讲究循名责实的思潮极其流行。

中庸学说

总之,形名学、中庸论的核心思想都归结到去掉伪成之名,恢复人的本性,崇尚朴素自然,务求通达人情。

“文学的自觉时代”

气之清浊、文人才性

曹操统一北方以后,魏乐府出现了两种变化趋势。一是鼓吹乐的雅化,一是清商乐的兴盛。

雅郑、新声、戏乐

建安文人对于文采和华丽的要求体现了对文学形式的初步认识,但后来被两晋南朝文人片面发展,以致后世一些文人把形式主义文风的起源归罪于建安。

诗中的旷夫征人多是在军阀混战中从军的吏士,而不再是游宦的士人。

建安乐府或借古题写时事,或根据现实生活自创新题,叙事诗仍有发展,但更多的是用乐府抒情,这就促使以叙事为主的乐府和以抒情为主的古诗渐趋接近,差别越来越小。

建安诗以其文质彬彬的盛况打破了两汉四百年诗坛冷落的局面,成为我国诗歌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

两晋南朝诗人如阮籍、左思、陶潜、鲍照等之所以能取得杰出的成就,莫不由于继承了建安精神的缘故;而盛唐诗歌的繁荣更是与陈子昂、李白等标举建安气骨进行诗歌革新的努力直接有关。建安诗歌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也是深远的。

第二节 各领风骚的曹氏父子

曹氏父子是建安诗坛的核心人物。曹操气象雄浑,发为高唱;曹丕情调清婉,别有逸韵;曹植才思横溢,独步当时。

曹操

曹操诗今存二十四首,全为乐府。

曹操虽然激烈抨击虚伪的名教,但并不真正排斥儒家。他这套政治纲领就是以原始儒家,尤其是孟子民本说为主,兼取法家的犯法“轻重随其刑”、墨家的“兼爱”、“尚同”,将王霸之道合为一体,实现在等级制度下的仁政。这类政治史论诗在两汉多见于四言、骚体,曹操将他们搬入乐府,显然有播之乐章以利说教的意图,文字虽然朴质古直,但全以议论为题,不免失之枯燥。

曹丕

他放弃了曹操唯才是举、抑制豪强的进步政策,转而向士族妥协,采用陈群制定的“九品官人法”,将汉末选举的私人评议变成政府的品第。

魏晋风流的缘起实应追溯到曹丕的好尚自然。

既没有曹操创业的英雄气魄,又没有曹植的压抑不平,他的诗也就很少表现建功立业的壮志,而往往是怀着悲观迷惘的心绪探索人生的意义,力图借任自然的哲学获得解脱。

泥解

《燕歌行》其一不仅是我国诗歌史上最早出现的完整的七言诗,而且成为叠韵歌行之祖,后世思妇诗多喜用七言歌行体,当归因于曹丕这一成功的创举。

曹丕作诗更倾向于民歌化。

清隽婉约

曹植

远大的抱负加上风流自赏的性格便构成了他前期诗作中豪放俊逸的少年意气。

后期诗歌形成了悲愤哀怨的基调。

妻子象禽兽

黄初以后,七子相继逝世,文坛凋零。

王世贞《艺苑卮言》:汉乐府之变,自子建始。

第三节 并驰文路的建安诸子

孔融

王粲

阮瑀、陈琳

刘桢

徐干、应瑒

蔡琰《悲愤诗》: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第四节 孔雀东南飞

梁陈之际,徐陵编集《玉台新咏》收入此诗,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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