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了吗? 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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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灰烬

梁老认为,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 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最后一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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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似乎更加焦虑,而且不知因何而存在的不安全感,像传染病,交叉感染。上面不安,怕下面闹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总闹些大事,不顾小民感受;富人不安,怕财富有一天就不算数了;穷人也不安,自己与孩子的境遇会改变吗?就在这抱怨、焦虑和不安之中,暴力因子也在人群中快速增长,让人更加不安。幸福,终于成了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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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也并没有直接把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在这方面,我们相当多人是怀着一种临时抱佛脚的态度,有求时,点了香带着钱去许愿;成了,去还愿,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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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人一直又不缺乏信仰。不管有文化没文化,我们的信仰一直藏在杂糅后的中国文化里,藏在爷爷奶奶讲给我们的故事里,藏在唐诗和宋词之中,也藏在人们日常的行为礼仪之中。于是,中国人曾经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尊重教育,懂得适可而止。所以,在中国,谈到信仰,与宗教有关,更与宗教无关。那是中国人才会明白的一种执著,但可能,我们这代人终于不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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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时代里,青春正万分艰难地被压抑着,这时代,怎样才可以朝气蓬勃?如果人群中,青春中的人们率先抛弃了理想,时代的未来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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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理想主义者都在生活巨大的压力和诱惑之下,变成现实主义者; 如果现实主义者都变成功利主义者,而功利主义者又变成投机分子…… 希望会否变成绝望?理想是否成为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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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墨西哥,有一个离我们很远却又很近的寓言。 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 停下的人一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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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终于响了,这时,各个媒体的直播已经过去半个多小时,电话是时间打过来的,内容同样很简短:“洗洗睡吧,没戏了,不让直播。” 我听得出时间的无奈与痛苦,我当然也听得出CCTV人此前的争取与请求,但是,一切都必须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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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媒体,即使是CCTV,也天然地对新闻大事件有一种直觉的渴望,它自己要放弃这个报道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后来成为中央电视台主管新闻的副台长罗明,当时正在美国,事情发生后,他迅速确定事实真伪,然后便火速与家里联系,希望为有可能的报道提供支持。 然而,CCTV必须服从命令,而我更只是一个小小的卒子,请战也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或许是有人担心,我们直播会显出我们在看美国人的笑话,因此“大气”一些,不直播吧。但恰恰这一个“大气”,小气了许多,也错过了一段真正的历史。

当然,论及原因,还有另外多个版本的解释:主管领导不在国内,联系不上,无法自己做主……但不管怎样的版本,结局都是一致的,我们已经错过了直播。

那一夜,我几乎无眠,而我相信,那一夜,在CCTV内部,无眠的人,绝不只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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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真正的挑战并不在我这儿,我只要坚守和冷静判断就可以。更大的挑战,以一种预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在水均益那儿,当时,他已经到达伊拉克很久。

2月上旬,水均益就到了巴格达,之后我俩之间开始制作《直通巴格达》。前方战争的阴云密布,水均益在做大量的报道与采访,除去传播信息,也是在为战争的直播报道做准备。

然而想不到的是:当战争一触即发时,水均益却被通知,出于安全考虑,必须撤出伊拉克!通知等于命令,由于来头不小,几乎让水均益和电视台都无法抗拒。

很多人分析这命令因何而发,得出的理由也似乎充分,几年前美国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已造成国人巨大愤怒,如果这一次,在冷枪流弹甚至战争到来的前提下,被误伤的是水均益等中国记者们,置身事外的中国,又将怎样卷入其中?中国民众又该是怎样的情绪?

当然,这只是分析中得出的理由,可对于水均益来说,这几乎像是一场提前到来的“死亡”。他是一名到达战场的记者,如同战士,不管怎样的理由,离开,意味着放弃,像一个逃兵。

这当然是水均益无法接受的。

那些天,每天《直通巴格达》节目结束后,我都和水均益通一番电话,他的焦虑与愤怒已经无法掩盖。他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护照丢了,比如现场辞去CCTV公职等,但是,在一个巨大的指令面前,不要说水均益,CCTV也无能为力。

在中国驻伊拉克和中国驻巴林两位大使的前送后迎中,水均益们一步三回头地“被押解”出战争即将到来的伊拉克。

然后战争开始了,水均益有短暂的两天与我们失去联系,而同时,凤凰卫视的闾丘露薇在巴格达连续报道。网友与观众不干了:“水均益当了逃兵!”“女人留在战场,男人退缩了,还算什么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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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事实真相,但我们无法替水均益辩解。

痛苦和绝望中的水均益,却在伊拉克之外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失去联系两天之后,我突然接到水均益的电话,他告诉我:他们悄悄地又“违规”潜回巴格达,他让我本人当面去找新闻中心领导,告诉他们这一情况,争取报道权。

我知道这电话和托付的重量,来不及细问这一路该是怎样的艰难和危险,我马上和水均益的同事张郇去找新闻中心主任李挺。

在新闻中心的老审看间,我们找来了李主任,昏暗的空间里,只有我们三个人,当我把水均益们“违规”返回伊拉克的事实告诉主任之后,李挺第一时间脱口而出:“××,精英啊!”

说完这几个字,李挺陷入沉默,接下来拿出一颗烟点上,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猛抽几口,突然站起来掐掉香烟,“我去和赵台汇报。” 剩下我和张郇焦急地在屋里等待,前途未卜。毕竟是“违规”之举啊!

很快,李挺主任赶了回来,他兴奋地通知我们,和赵化勇台长沟通了,赵台指示:既然进去了,就抓紧时间报道,但是,过两天还必须得撤离。

一个比绝望好得多的决定。

很快,我又进了直播间,开始直播。我知道水均益这一趟的不易,到了我和水均益连线报道时,几乎史无前例地,连线时间超过了二十分钟,我想充分利用他在伊拉克的每一分钟,不是想说明什么,而是为了一个记者的天职。

几天后,水均益再一次被命令“撤”出伊拉克,人们的指责声虽然小了很多但依然在,没人会去关心:为什么水均益莫名其妙地又出现在伊拉克,而几天后,又莫名其妙地再一次消失。人们只是在发泄着各自的不满,而水均益也几乎无从辩解,因为离开,来自无法拒绝的命令,而再次进入,却是来自个体内心的驱使,他不想拯救什么名誉,只是为了让自己心安一些。

这是伊拉克战争直播中一个几乎不该被放大的小小细节,却成了太多人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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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不再红时空 2009年的冬天,在北京一所高校里,讲座之中,一位大学生站起来问我:

“我在网络上看过你们的《东方红时空》视频,好像是你们内部的年会表演,我看了很惊讶,你们怎么还会唱歌搞笑说粗话?……”

我笑了,这个提问我不陌生,近些年来屡屡被人问起,已经习惯。

我回答他:“我惊讶的不是你问的问题,而是你的惊讶。任何人都不是非黑即白,每一个人都是多元复杂的。如果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像主持新闻节目时那种状态,只能说,生活和我们自己都太无趣了。还好,我们都有另一面,如同每一个人一样。你看到的是我们新闻评论部一年一度的内部年会表演的节目,那是我们创意的体现。那段日子,是我最怀念的时光。自打《东方红时空》被上了网并被大家黑白难辩地议论之后,那样平等而又充满创意的年会再也不见了。奇怪的是,创造力好像也随之被带走了。我很遗憾!”

我的回答是真实的,这个提问,也再次勾起我对那段激情燃烧日子的怀念。

表面充满恶搞气息的年会,其实背后充满着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意,它自由、平等、民主,成为辉煌时期CCTV新闻评论部前卫文化中特有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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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缘起,与《东方时空》有关。1993年夏天,庆祝《东方时空》开播一百天时,梅地亚中心举办了一个评奖会,那是一群二十多岁的创业者第一次得到承认的聚会。开播百天,好的口碑不断,让当时的杨伟光台长非常兴奋,不仅率领部分台领导亲自参加,而且还让人去他办公室拿回几样特别的物品当奖品,分发给《东方时空》的员工们。

而到了新年,年会正式举办。打一开始,在评论部开放而又自由的空气中,年会的主基调就已经形成:领导必须与百姓同乐,要坚决忍受一切打击,好好服务于群众,自觉接受群众们的各种刁难。第一次年会上,我们部门的大领导孙玉胜,就非常自觉地趴到地上与员工进行顶气球的比赛,这以后,在年会上恶搞与“折磨”领导就成为我们的传统。 想把这样的年会办好并不容易,每年临近年会时,评论部的“精英们”都要会聚一堂,开多次的策划会,定下当年年会的主基调和充满创意的表现方式,然后分别落实、执行。以至于离年会还有一段时间,评论部的员工便急切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打算在这一天充分“发泄”对领导的不满(领导不得有怨言)。更具吸引力的是,这一天,能充分感受评论部技高一筹的年度创意,并绝对会成为下一年贯穿始终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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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创意变本加厉,甚至员工自己都可能被“陷害其中”。有一年的年会,在北京的郊区召开。在一个平时人迹罕至但参加年会的所有车辆都必须经过的路口,我们的组织者设了一个局,四周埋伏多台摄像机,然后安排一位刚进部里大家还不认识的新人,借来交警的衣服穿上,一辆一辆查评论部来开年会的车。越有名越有职务的越百般刁难,比如让水均益自己抄写发动机号,将陈虻、关海鹰等主任的车扣下等等,结果被查者的应对方法各不相同,有给公安部门打电话找熟人的,有吵架的,有默默承受的,比如水均益,就非常配合。

有趣的是,当年会开始时,主持人问水均益:“听说车被查了?”水均益一副轻松的样子,“没事,已摆平!”但他没想到的是,大屏幕马上播出刚才偷拍到的画面,他正撅着屁股一笔一画地给人家抄发动机号呢。这画面一出,现场笑喷了!

在这之后,利用老电影改词对口型,讽刺或反映评论部的现实,成为最时尚的选择。这其中,《粮食》和《分家在十月》,由于准确地释放出动荡时期评论部人员的心声而一炮打响,外面的人看热闹,评论部的人却最能品出其中的五味杂陈。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充满自由空气的年会,越来越像是巨大压力下的内部心理医师,抚慰着焦虑,释放着压抑,沟通着情感,塑造着平等,然后,让每一个人都从第二天起再度轻松地回到竞争的战场。

辉煌到了顶峰,离下落就已经不远。

2002年的年会,由《时空连线》承办,我当时是这个栏目的制片人,自然将其当成大事来落实。崔永元、我、杨继红、陈虻这些“恶搞”的主力们早早地凑到一起,开了无数次策划会,一个又一个创意被提出又被否决,一个大胆的主意终于脱颖而出:根据史诗《东方红》的结构,全程改词,制作《东方红时空》,并全部由评论部内部人员来演出。

大家万分激动,一路辛苦不表,我们作为承办的栏目组,设计了从节目单到海报都充满着波普色彩的绝对现代派作品,最后演出效果达到了空前的巅峰。场面之热烈,创意之难忘,您大可上网去感受。 然而,这已是最后的疯狂。

由于此时已进入互联网时代,内部不知哪位好事者,或许觉得精彩应当与众人分享吧,便草率地将《东方红时空》视频上传到网络,问题随之而来。在一个普遍缺乏幽默感的国度,这个内部的演出成为罪状,“一点儿正经都没有”“哪像党的新闻工作者的样子”“话里有话嘛”“自由主义”“为新闻工作者抹黑”……这众多的话语,一句比一句沉重,也一天比一天让电视台领导感受到更大的压力。然而人们从不去想的是:这个团队一年365天里,有364天为《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栏目在奔波在拼命,在忍并坚持着,只把剩下的一天当做自己的节日,却错了!

终于有一天,我们接到指令,所有演出的VCD收回,海报、节目单收回,关键是,今后的年会必须阳光灿烂,四平八稳;不能恶搞,宁可不搞。

从此伤筋动骨,年会又回到所有国企或政府机关惯有的模式之中,台上领导端坐,群众下面鼓掌。有问题以为是后几排,仔细一查,根子都是主席台。大家心照不宣地又开始习惯已经不太习惯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语。作为一个原来年会的重要策划者和参与者,我已经几年没参加过这样的年会,我不想在四平八稳的年会中去体会伤感,体会激情的灰飞烟灭。

2010年年会,我又没去,不一会儿,接到敬一丹大姐的短信:“再也不是以前的年会了!”

我猜得出来,也感受得到老评论部人心中的那份沮丧,自由、平等、民主的那些空气,似乎一点一点在打击“恶搞”的同时被抽走了,大家都心不在焉地继续着自己的旅程。

然而我并不真的沮丧,因为那样欢快自由的日子,我们曾经拥有过。就像我安慰年轻的同事,没什么可沮丧的,并不是现在不正常,而是现在正常了,过去才不正常,我们恰巧并幸运地赶上了那段不正常的日子罢了。

听过此番话,沮丧的同事似乎释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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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起,在局部的空间里,争吵消失了,空气中充满着和谐,但总让人觉得哪儿不太对劲,大家都开始做人了!可是,该怎么做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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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轻人不再拥有争论或争吵的环境时,也就会失去或推迟按他们想法改变世界的机会;而不年轻的人们,失去来自不同意见的冲击,也往往会使自己更早走上错误不断的路程。这中间,没人是赢家,太和谐是最大的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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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轻人不再拥有争论或争吵的环境时,也就会失去或推迟按他们想法改变世界的机会;而不年轻的人们,失去来自不同意见的冲击,也往往会使自己更早走上错误不断的路程。这中间,没人是赢家,太和谐是最大的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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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轻人不再拥有争论或争吵的环境时,也就会失去或推迟按他们想法改变世界的机会;而不年轻的人们,失去来自不同意见的冲击,也往往会使自己更早走上错误不断的路程。这中间,没人是赢家,太和谐是最大的不和谐。我们都愿意在梦想中写入民主、自由、平等这样的大词,然而,有时,它必须先从办公室里慢慢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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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想法就是,当我们还无法改变整个世界的时候,至少可以先改造自己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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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因我在电视台,而和我探讨体制内体制外的问题。其实这可能是一个伪问题。中央电视台内也有不少特立独行的主持人,甚至反而比其他台多,说明体制内也有有趣的东西,也是有机会就会生长。而至于人们所说的体制外,我总想反问一句: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哪儿,是体制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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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做得到众星捧月时还知道自己是谁?被视而不见时还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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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虻,用《生活空间》讲述了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成为我们骄傲的记忆。

后来,由于他的优秀,他被提拔了。一个中国惯有的逻辑。我们总能发现,谁优秀了,似乎只能用提拔他当官来奖励他,但我们也恰恰用这种方式毁了很多人。这可不是电视圈里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

有的人适合当官,有的人不适合。陈虻属于后者,于是,你发现,他时常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是新的位置,一方面是过去的理想。按理说,应该不纠缠,可现实中,不纠缠不矛盾太难。于是,这个文人气十足的带兵打仗者,就不得不时常坐在办公室里让思想乱飞。估计像他这样的思想者,总会在脑海中,拥有很多美妙的栏目构想和节目设计,以及让人叫绝的细节。

然而,这一切都可能像一个又一个有创意的礼花,发射了,灿烂了,又慢慢地熄灭。

从头到尾,他是这礼花唯一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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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他走了,开始深深地触动了我们。一群或主动或被动已经开始有些麻木的人们。

我当初的制片人、陈虻当初的战友,时间,几乎是在悲伤中跌跌撞撞地冲进了陈虻的灵堂,然后留下这样几句话:

虻虻,我从未有过的孤独,你曾是我最好的朋友!战友没了,战壕没了,冲锋也没了……只有怀念,只剩下过去的日子……

经历过旧日子的人们,看到这段话,都百感交集,不仅感慨时代的无情,也会反思自己的减速。

那一段送别陈虻的日子,集体悲凉,不仅是因为一个人走了,还有清醒地看到,或被动或主动地,理想也似乎走了很多。

在纪念陈虻的文章里,我最后写下这样的几句话。

“如果理想,只是一瞬的绽放,之后,只在凭吊中使用,那么,理想有什么意义?

“如果激情,只是青春时的一种荷尔蒙,只在多年后痛哭时才知自己有过,那么,激情又有什么意义?

“如果哀痛中,我们不再出发,陈虻的离去,又有什么意义?”

或许所有的既得利益者,都该再次重复陈虻曾经说过的这句话:

“走得太远,别忘了当初我们为什么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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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采访中,我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权、钱、名、宗教都是有力量的东西,你更喜欢哪一个?”

刘金宝几乎没有思考,爽快地回答:“我喜欢权力。权、钱、名,这些东西都是中性的,不好也不坏,看在谁手里。你不觉得,让它在有理想的人手里更好吗?”

这是那一天采访中,我记住的最有价值的回答,并给了我巨大的启示。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2002年开“十六大”时的住地,他略有些骄傲地对我说:“作为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行长,我的名字印在了港币上,这可不容易……”

之后没多久,他东窗事发,一夜之间,权力财富都瞬间消失,名声还在,方向已是不同。最后,他被判无期徒刑。

审判是法律的事情,说到刘金宝,留给我的,还是那个午夜时分驱车前行的理想主义者印象,以及他对权力和名声的看法。

他的回答没有错,只不过,他用自己的人生,告诉了我们:对一个巨大的挑战性问题,回答正确与行动正确并不是一回事。

名声、权力、财富,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该掌握在谁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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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我们当然会有很多问题,环境、人权、民主……很多问题我们自己早已意识到,并在陆续改变之中,即使别人不说,我们也会努力,甚至有时与别人说不说没太大关系,因为这些事情的进步与改进,与我们自己的幸福有关。

因此来自外界的很多指责之声,表面上与这些事情有关,其实又无关。

原因或许很复杂,但归根结底,来自于:你强大了,你与别人有了越来越紧密的关系,让人无法回避而又必须面对你,这个时候,你的优点与缺点都在别人眼里放大,别人内心的疑惑或担心甚至是战略目的,都会以日常夸张的表扬与批评显现出来。

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同时存在,就是一个有趣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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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是一回事,利益是另一回事,这一点,国外的朋友玩儿得比我们好。经济利益面前,夸你甚至夸张地高估你都正常;政治利益或偏见面前,骂你甚至没道理地骂你也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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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要心平气和地去面对这注定来到的复杂局面,别被夸得找不到北,也别被批评得乱了方寸。如何面对世界,其实正是当下中国的一个全新课题。甚至从某种层面说,如何调节好自己的心态去面对世界,正是中国走向大国的一个考验。或者说,它就是大国之所以成为大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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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报纸、电视上看到示威的人群,总觉得,这是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专利,他们国家的领导人一出访,目的地国家从机场到住地,准有示威者如影相随,或许因为人权,或许因为环境,要不就是失业者,总之,都有理由,总能制造出相当效果。

当时,我们会有很多人觉得,这东道主怎么当的,人家国家元首来访,是客人,结果你这儿还管不住,那么多人上街骂人,你这主人当得多没面子。

开放的时间长了,我们也慢慢明白了其中的道道儿,事情没那么简单。东道主有时也得给示威者一个面子,而示威者也是一种表演一种表达。

道理是这个道理,却还没太往咱自己这儿想。不过,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你与人家关系日益密切,在中国面前表达一下、示威一下的事情也开始增多。

刚开始别说“遇到”,连听说都很紧张和尴尬。在印象中,最早有相关内容的报道,是在九十年代,江主席出访美国时,大学演讲,现场外有人闹出了动静,但里面的演讲继续进行,这一个小插曲,让记者们意识到,以前文字中见识的场面,开始更多地与咱有关系了。

2008年,有一次,我去报道国家领导人出访,其中有一个环节,是在该国首都的著名大学演讲。

演讲是这一天的下午,我中午就早早地到了学校,然而一到了那儿就发现,比我到得还早的,是一大群准备好的示威者,仔细一看一了解,示威者是由几拨人构成的。有“藏独”,有“法轮功”,有其他目的的,剩下的很多人是看热闹性质的,阵势不小。不过,警察已经在礼堂与示威者之间留出了一个隔离带,中间大约有五六十米的距离。我到的时候,由于离领导人演讲还早,示威者喊口号的频率还很低,围观的人也不多。

有趣的是,不久你会发现,反对示威者的人群正在旁边逐渐壮大,一面又一面五星红旗开始出现,虽然过程中偶有冲突,但总的看,还算和平相处,各自不同的口号与标语旗帜,表达着各自诉求。骂,是一种自由;爱,也是一种自由。

在离演讲开始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候,人群中的声浪开始加大,而聆听演讲的人们也注定只能在预留的通道中通过,都能看到周围人群的动作与声音,大家好像也习以为常,甚至很多人是和陪同的人边聊天边步入礼堂,根本没关注周围的人群。现场聆听演讲的人既包括这所大学的师生,也包括我方与该国的外交人士、知名人士。

离演讲越近,外面两拨人的争锋越发热烈,有趣的是,这个时候,打着五星红旗的阵营越发壮大,气势与声浪上都压住了另一拨。没办法,这一边,心很齐,而那一边,毕竟是几拨人凑的,估计统一语言都难。

对于我来说,已不会像几年前那样,遇到此事会紧张和尴尬,反而看到了另外的一些内容。不看到抹黑者,就不会看到更多的捍卫者;不看到各种各样的杂色旗,也看不到那么多面五星红旗激情地飘扬。而同样,不直面这样的场景,也不会强烈地意识到:不过如此!过去认为很敏感,避之不及的事情,一旦用自信作支撑,脱了敏,它也就再无力量。我在想,恐怕不仅我个人,对于媒体对于一个国家与民族,应该都是如此。这就是成长,这就是成熟。好孩子也许是夸出来的,而真正的成年人,却是能面对表扬不心浮气躁,面对批评也心平气和,甚至能一笑面对杂音。

一点小遗憾,是由于这个场面不够好看,又或许我们的成长和成熟还有空间。室外的直播报道没法做了,但一会儿,领导人也从容地从通道中走进礼堂,自信并一点儿不为所动地演讲完毕。非常成功,宾主尽欢。

而场外的两拨人群,也在警察划出的线外表达着自己的声音。当演讲成功结束,前一阶段还弄出动静的所谓示威者早已化整为零,慢慢散去。或许,他们自己也开始觉得无趣吧。又或许,对很多人来说,是工作结束,下班了!

过程中,我和同事开起了玩笑,“还真是大国的样子,走到哪儿,也有示威的了。估计将来走到哪儿如果没有示威者,还挺不适应的,怎么,瞧不起中国?”

其实想想真是,如果你没什么实力,与人家没什么关系,估计表扬没有,批评与示威也同时没有。有时,成人礼之后,要面对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声音和场面,要适应,还要面对,这阵势,恐怕只会是越来越多,伴随着大国崛起的各个阶段。

几个月之后,温家宝总理出访英国,在大学演讲时被现场一位年轻人扔了鞋子,没想到,温总理坦然面对,事后还替扔鞋者求情,认为不必重罚。更值得一说的是,这件事,中国媒体都给予报道,还上了《新闻联播》。之后的评论众多,不过,都是对这种自信、开放、放松的一种肯定。期间,有媒体问到我,我的看法很简单:这就是脱敏的一个过程,你越是轻松幽默地面对它,它也就不再有多大的力量,应对得好,还能让自己的形象更多地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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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一个核心,是我不同意你说话的内容也要维护你说话的权利,抵制家乐福是一种个人的选择,无可厚非,但打击别人不抵制家乐福的选择,这事就不对。因为民主社会,每个人都该有自己选择的自由,而在几天之内,出现家乐福门口停大车不让人进,甚至辱骂到家乐福购物的人,这就更加离谱。

抵制需要理由,抵制家乐福的理由是它的大股东资助藏独,但几天中事实早已澄清,没有此事,属于空穴来风。师出已无名,然而法不责众,大家找个理由一哄而起,完成之后一哄而散,理由反而不那么重要。激情是否可以建立在非事实的基础上?只要心中的爱国激情是对的,起跑线错了也没问题吗?那我们随时可以编造一个理由,然后开始所谓“正义行动”?

青春的激情来得快,去得却并不快。在这次火炬传递中,虽有抵制家乐福这样的事件发生,但“80后”群体开始走进了公众的内心,没有人怀疑,他们与这个国家之间的感情。时间过去了很久,陆续有很多年轻人与我交流那一段日子的感受,心平气和之后,其实大家的想法归于一致,“家乐福”是堂课,应当有助于我们进步。每一次激情都不应当成为上一次激情的简单复制,只有这样,激情才具有最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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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之后,我采访国家民委主任杨晶,谈起民族问题,他的一句话让我永远难忘,他说:“民族团结就像空气,拥有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可没有,你试试!”

采访中,这位蒙古族汉子一度潸然泪下,可见他的感情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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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敏,是一个时代进步的清晰痕迹,然而脱敏并不意味着就此麻木起来,什么都无所谓,放弃原则。

恰恰相反,脱敏,让我们更理直气壮地坚守原则,坚守自己的利益。在中国与世界的磨合与博弈之中,所有事情都韬光养晦已经很难做到,不是你不低调,而是有时候你无法低调。所以,为原则与利益而放声,并慢慢建立中国对世界清晰而有用的价值观,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

同时,自信,是最好的药,治自己的伤,治别人的偏见。对于那些过去有些敏感,有些忌讳的东西,很多都不必再用藏起来盖起来的方式来处理,面对它,正视它,与公众一起。没什么大不了。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强大起来的不仅是经济,还包括每一颗中国人的心脏。知道了,最快时间了解了,复杂的事情就会变得简单,在进步与慢慢脱敏的过程中,我们依然有大量的工作要一起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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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从同学聚会的那一刻起,就显得有些不对劲。

2003年2月,春节刚过的一天,当晚我们要开始和水均益《直通巴格达》,去关注远方硝烟渐起的战争。

之前,有同学从厦门远道而来,于是,小范围同学聚会,没想到,饭桌上,她开始向我们“求援”,恳求帮忙找一箱“板蓝根”,说刚从广州来,那儿的醋都快卖光了,正流行一种怪病,怕厦门也买不到板蓝根,所以提前防范。

我们不算闭塞人士,身在媒体,按理应当早有信息,然而,奇怪的是,或许是中国人十分强调春节期间的安乐祥和,任何与此相关的信息都自觉地“人间蒸发”。再加上当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舆论环境仍采取宁紧毋松的管理模式,于是,这SARS已在广东“发展壮大”了两个多月,但硬是做到了 “好事传千里,坏事不出门”。因此,当时的我们也并不知晓。

同学的“求援”让我有些警觉,估计不是一般的小事,然而当时的头脑中,是绝对没有“SARS”或“非典”这个概念的。

第二天,我接到广州知情人士的“爆料”,是传真过来的,说:“广州爆发奇怪的禽流感,全城恐慌,可否来报道?”

当时我是《时空连线》的制片人,这是一档《东方时空》中十来分钟的日播新闻专题节目,追新闻是我们的目标,加上有过前一天同学要板蓝根的不同寻常,于是当机立断,当天派记者隋笑梅和摄像赶往广州,没想到,这一个决定,让我们拥有了众多SARS报道的“第一”。

记者到达广州后发现,事情不是“奇怪的禽流感”那么简单,情形复杂得多也危险得多。2月11日,在广州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这是地方政府面对SARS举行的第一个新闻发布会。我们的记者在场。

之后是前方记者紧张的采访,而后方,我们调整了节目方案,因为已经很容易判断出事态的严重,于是,原定的一期节目,被我们改为三天三期。也就是说,《时空连线》用持续报道,来关注一个刚刚开始掀开盖头的怪病。

头两期节目,我们关注病情、事态的发展、相关的恐慌与防范,以及相关人员的采访与提醒,我们的记者成为第一个走进患者病房的央视记者,第一个采访到钟南山并在之后使之成为众多媒体焦点人物的起点。这两期节目也成为在京主流媒体最详细最快速关注SARS的报道,甚至有人称之为中央媒体中的“唯一”。

但是,仅有这两期节目是不够的,在几天的时间里,我们意识到,这个传染病的威胁不小,而如果大家不能从政府那里获取更透明的信息,政府的信息不能公开,那么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将会是灾难。

紧跟着,第三期节目,我们制作了“政府信息应当公开”这期节目,请到广东省副省长与著名传媒学者喻国明,跨地连线,在SARS的背景下,探讨“政府信息公开”。虽然由于这个话题的敏感性,那一夜,我们屡屡经受波折,但在争取、说服和适当地妥协之后,这期节目还是在第二天早上如期播出,政府信息应当公开,被我们在节目中大力呼吁。

这三期节目的播出,是在2月的中旬,几乎绝大多数的媒体还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处于对SARS无法言说的状态中,这三期节目则给了同仁以提示和信心。

并没有打算结束,虽然这三期节目播出完毕,暂时已经无法再继续跟进,但我觉得,眼下没有机会,自己却不能放弃,我们的记者应当在前方留守,继续采访和记录,一旦开闸,我们有第一手的东西。不难想象,这个时候,记录的重要性和价值有多大!

记者想回北京,我开始做她的工作,甚至为她找到了一个选题:广东春节后个别单位出现的民工荒,让她原地制作这个选题并同时采访记录SARS的发展。

最后记者还是放弃,回到北京,这让我至今想起来都有一丝遗憾。这就是一种当时凭直觉的判断,今天回头去想,记者如果能够留下来是最正确的选择,或许,这也是我提倡组内民主的“恶果”。可在当时,离开也不太坏。隋笑梅们已用创造了好几个第一的方式初步揭开了盖子,劳苦功高。同时可以宽慰自己的是,早回来的好处是记者们没有感染上SARS病毒,否则无法向她们和她们的家人交代。一切的一切,生命健康是第一位的。

在我们播出之后,《焦点访谈》也制作了一期节目,是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接受采访,谈SARS的事态,播出的节目中,强调的是有挑战但要乐观,能控制不必惊慌。但听说,他在录制时也说了一些“严峻”的话,只不过,不符合当时的大氛围,那些强调形势很危险的“警世恒言”被消解掉了,当然,做主的可不是电视台。

两个月之后,张文康因对SARS防范不力被解职,有他的同事开玩笑说:或许,他用自己的离职,做了自己一直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一些事情吧。当然,这仅仅是个玩笑。

随着《时空连线》与《焦点访谈》的播出完毕,关于SARS的报道戛然而止,一切又恢复了平静,SARS仿佛只是停留在广东的一个固定区域内的传染病,不会远行,全社会在一些乐观的安慰中没有警觉,并且注意力都开始转移。对外,是那战争味道越发浓厚的伊拉克;对内,是3月初马上召开的两会。这可是一次换届的两会,万众瞩目,举世关注,祥和的气氛重新占据了人们的心田。而这时,SARS这个拥有超高智商的病毒,却开始悄悄地北上,偷偷地长驱直入,它的目标是北京,即将召开两会的中国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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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进入到3月份,全国政协会3月3日开幕,人大会3月5日开幕。

其实,SARS已经在之前到了北京,仅比两会开幕早了一两天,假如当时有一些两会代表或委员到医院看其他的病而不幸感染上SARS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幸运的是,这种情况没发生,然而,这仅仅是幸运而已。

两会如期开幕,重大的议题加上换届的内容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而当中国的两会刚刚闭幕,美国就像商量好一样,3月20日引爆伊拉克战火,央视等多家媒体开始直播,日夜无休,事无巨细,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这毕竟是人类第一次用现场直播的方式来关注展开的战争,中国人自然不例外,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千里之外,哪里想到的是:身边,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事已经迫在眉睫。更加可怕的是,在伊拉克的战争中,有固定的敌人,肉眼可见,而在中国,正在悄悄滋长和蔓延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敌人无法看到又好像无处不在,可能让每一个人在不知情中被“卷入”战争,甚至牺牲生命。

SARS攻占了北京之后,并没有打算收住脚步,它以北京为新的根据地,向其他的方向蔓延;后来证明,宁夏、内蒙、山西等地的SARS病人,大多与北京有关。

其实这个时候,媒体内部已经有所查觉,我们已经感知到了事态的严峻性,我在做伊拉克战争直播的后期,已经向相关负责人提出要求:咱们直播SARS吧,伊拉克战争大局已定,美国人都进了巴格达,没什么大变化的可能,而SARS就在咱身边啊。

被请求者恐怕也想如此但又为难:一来当时的央视还没有新闻频道,严重缺乏资源;二来,或许有的人也希望继续转播伊拉克战争来转移人们对SARS的注意力,但哪知道,敌人终将逼得你无法转移;第三,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还没有接到发起总攻的号声,没有号声,寸步难行。

然而号声已经不远了。 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正紧锣密鼓地筹办新闻频道,试播的日子定在2003年5月1日,为了这个日子,我一边在直播伊拉克战争,另一边以制片人的身份在管着《时空连线》的播出。更重要的是,为新闻频道开播,我们栏目又研发了两个新栏目,《新闻会客厅》与《中国周刊》,大家紧锣密鼓地制作样片,为的是尽早通过立项审查,让栏目开始运行。

4月中旬,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那一天,巧了,我带着《新闻会客厅》的样片来让领导审,审片的领导级别高,包括广电总局局长以及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等人,审到一半的时候,中央台跑卫生口的记者急匆匆地跑进审看间,向领导汇报:上面定了,4月19日或20日,全面公布疫情,还可能要直播每天的卫生部新闻发布会。

这是爆炸性消息,大家都清楚它意味着什么,我的直觉是:这可能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但也说明,SARS的情况,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也许,更危险的时刻到来了。不过,无论如何,媒体人该立刻行动了。

当天的《新闻会客厅》样片顺利通过,有趣的是,十几天后开播的《新闻会客厅》最初二三十天的节目,全都是与“SARS”之战有关的内容。

4月20日,总攻号吹响,先是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与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因防范SARS不力被免职,这等于“杀一儆百”,让全国的官员警觉起来,行动起来。这是属于中国特色的冲锋号。接下来,每天公布SARS病例人数和疑似病例人数,SARS防控,全面走向透明。这属于与国际惯例的全面接轨。

作为媒体人,来不及鼓掌,总攻号吹响,意味着,我们要冲出憋闷很久的战壕。

开弓没有回头箭,4月20日这一天,开始彻底改变媒体与突发事件之间的关系,瞒而不报,将慢慢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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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一两天,人们陷入恐慌。

毕竟一夜之间,SARS病例增加了这么多,而且死了那么多人,这病毒是怎么回事还搞不清楚就已来势汹汹,自己躲得过去吗?这个国家躲得过去吗?

抢购,在当天就出现了,但值得记住的是,抢购仅仅持续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就退却了。因为总攻号一响,媒体全部行动起来,各种信息透明而迅速,抢购的人们回家一看电视:山东的菜在运往北京,河北的菜在运往北京,各级领导都表态,物质准备充分,绝不涨价,老百姓将信将疑,又去抢,抢回来看,各地物资援助的新闻持续存在,再去一看,物价还没涨,于是,抢购风转眼即逝。

显然,信息透明是有助于恐慌消失的。

不过,街上的人越来越少,很多单位陆续放假,中小学停课,平日的北京,拥堵严重,出行效率低下,而这时候,街上见不到几辆车,甚至大白天,在没什么车的街上快速开过,都会有一种恐慌感。以前大片里看到的恐怖场景,成了生活中真实无比的背景,以至于开始怀念北京的堵车时光。

作为媒体,我们不仅无法休息,反而到了最忙的时刻。我和我们栏目组成为央视“SARS直播”的负责团队,伴随着新闻频道在5月1日的开播,SARS直播日日坚持,全国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一二把手,都通过我们的直播表达了 “抗非典”的决心和举措。人们也快速地接受了新闻频道,因为什么样的频道宣传手段,也不如需求来得更直接和更具体,这个时候的公众,在恐慌中更是对透明和快速的信息格外渴求。正是在这种媒体与受众快速而透明的互动中,人们了解了疫情防范的要点,家家户户打响了防SARS的局部战争。

一方面我是主持人,要主持相关节目;另一方面,我是制片人,要保证《时空连线》、《新闻会客厅》与《中国周刊》的播出与推出;同时,还要平抚好同事们的心理。

每天下午四点,直播最新疫情,每天新增百位以上的确诊病例,大家的内心也恐慌,于是后来,我拿个本,让大家分析,看谁的选择最靠近准确的数字,以这种带游戏色彩的方式来缓解大家的紧张感;同时,在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天天最早到,一天也没戴过口罩,我要让身边的兄弟姐妹看到一种乐观的信心,虽然回到家里,自己也会担心与忧虑。

2003年5月1日那天晚上,在刚开播的新闻频道里,《新闻会客厅》第一次播出,在我们的办公室,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开播仪式。我让同事写了四个大字:生于忧患。

是的,没有哪一个栏目没有哪一个频道事先想到会是在这样的日子里诞生;然而,街上没有几个人几辆车,恰恰说明人们在家中等待着媒体去做媒体该做好的事情。越是忧患,越该是媒体成长的时候,而如果在忧患的时候,媒体也沉默,那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所以,生于忧患是一种无奈,却也正是媒体的天职。

当时的中央电视台自身也是危机四伏,人员流动大,二楼新闻播出区无法停顿哪怕一分钟,再加上我们《东方时空》的一位记者刘洪波已经因感染SARS住院治疗,更加让人担心。如果我们内部疫情发生,如何隔离?播出不许中断,播音区内如何工作?人员尤其播音员们都倒下了,怎么办?

有一天,我碰到新闻中心主任李挺,跟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了一句:放心,我已做好了播《新闻联播》的准备。我们俩都没笑,其实,谁都知道:如果真到了最坏的局面,这种情况不是不会出现。

连续的工作,让我们越来越没有时间恐慌或担心,这时候的媒体,尽管平日里还经常被人骂,现在却被老百姓发自内心地尊重并需要着,而媒体人也真对得起这段日子里难得的环境自由,他们哪儿有需要去哪儿哪儿有新闻去哪儿,虽然危险,却也真正找到了一种作为媒体人的尊严和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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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艰难的时刻就那么十几天,这之后,每天下午四点的直播里,每日新增病例人数开始由百位以上退到百位之内,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折点。慢慢地,恐慌与担心进一步减小,社会及生活的秩序开始慢慢恢复。SARS时刻,一段突如其来噩梦一般的日子,即将走到尾声。而让人奇怪的是,这SARS病毒,如同鬼魅一样,悄无声息地来,制造了一场大乱,而之后在人们的严格防控中,又悄无声息地走,甚至直到走的时候,人们还没太搞清它的底细。或许,这是一种宿命般地对我们的提醒与警告?

SARS之战中,每个人的生活都被一瞬间改变了。

人与人之间多了关切与温暖,每天手机上,都有很多短信传递问候与鼓励。SARS时期,医患关系没问题了,医生都是白衣天使;媒体负责任地报道,不再“娱乐至死”;网上不吵架了,无处不在互相祝福;甚至低密度的住房和郊区的住房,都迎来了价格的上涨,因为人们在SARS面前,意识到返璞归真亲近自然的重要性。

但是,随着SARS战役的结束,人们的脚步又慢慢加速,快速生活当中特有的问题又一一回归,病毒肆虐中立下的“珍惜健康” “珍爱家人”等信念也如同平日里的很多海誓山盟一样转瞬即逝了。没办法,人们都是健忘的,哪怕当初的恐慌是那么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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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8月份,SARS渐行渐远,温家宝作为总理第一次来中央电视台考察工作,他这次主要是为中央电视台建台四十五周年而来。到台里之后接见大家,一个小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当时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们与相关领导和台里的其他工作人员,排成几列和总理照相,照相后,他离开凳子要到前方讲几句话,他向前走了几步,突然停下,回身对原来站在第二排的沈力大姐说:“来,您先坐我那儿,别累着,还得讲一会儿。”这一个举动,透露出温总理的心细。

沈力大姐感动地坐下,全场掌声。 在这段讲话中,温家宝总理讲到:做一个领导,要冷静、清醒。 隔了一会儿,在中央台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温总理和电视台的一些员工坦诚互动。聊了没多久,温总理就决定,中央电视台新大楼不用进行盛大的开工典礼,“我来了,就是为你们庆祝了,别浪费了。”听过这话,现场有掌声。

面对面座谈时,我本没打算发言,因为觉得气氛不一定合适,没想到,临结束时,温总理点了我的名,于是,我也就针对刚结束的SARS之战,没太客气地谈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总理刚才谈到做一个领导要清醒,但怎样才能清醒?有人说记者是无冕之王,我个人不太同意,我更接受普利策的说法:记者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瞭望员,前方海面上有任何好与不好的信息,都要拿着望远镜看到,然后告诉船长和乘客,以便决定这艘大船怎样航行,如果记者只报告前方海面的好消息,而不告诉不好的消息,这艘大船会不会成为泰坦尼克,而领导又怎能做到清醒呢?”

看见总理在笔记本上记着,我继续说。

“过去有人担心,突发事件来了,如果让媒体报道,会引发社会的恐慌,制造不稳定,但这次SARS的经验告诉我们,媒体的快速透明报道不仅不是不稳定的因素,反而是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媒体的透明,也终于让所有人联合起来,从政府官员到科学家,从医务工作者到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联起手来,共同打赢了这场战争。总理您如果有时间,该感谢一下全国的女同胞,是她们每天盯着家人洗手通风,而她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已经通过媒体了解了防范的要点。”

最后这句话带点儿玩笑的意思,想缓和一下气氛,接着我又说:“我个人批评一下国务院的部委,重大政策出台,媒体要采访,或推或拖,等到同意了,新闻成旧闻,也错过了政策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希望能改进。”

我讲完了,总理笑了。针对最后一点“批评”,总理现场办公,让旁边的国务委员华建敏负责落实,华建敏认真地记了下来。

第二天,有人传话给我:有领导说了,你昨天的发言不错。 一转眼,当初那场惊心动魄的SARS之战过去了七年,给人的感觉,就像过去了一个世纪那么遥远。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回归常态,甚至变本加厉。与SARS有关的各种信息也好像都静悄悄地消失了。 然而人类所遭受的威胁却并未走远,一切都有着奇妙的回声,你不能吃一堑长一智,大自然,仍会惩罚你。2009年,甲型H1N1流感从西半球来势汹汹,死了很多人,让人依稀闻到了当初SARS时的气息。这个时候,我在想,如果这样一种危险的疫情,墨西哥将其隐瞒了几个月之久,最后事态很难控制才公开真相,我们会怎样看待墨西哥?而几年之前,我们的确曾这样做过。庆幸的是,我们吸取了教训,在这次防控甲流的遭遇战中,中国动作之快速有效举世公认,而我们付出的生命代价也最少。

2003年年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启动了全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的大幕。第一期我就在场,从第二期开始成为主讲老师之一,之后全国各地跑,开始省级新闻发言人培训的工作。这之后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设立一路快跑。

在十七大报告上,更是将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四个权利,白纸黑字地写于其中。短短七年的时间,时代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这一切,都源于2003年那场SARS之战给我们留下的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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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情,在历史中发生过,都很难真正消失得无影无踪,都会留下或长或短的影子。对于后人来说,如何去面对这影子,总是考验。

2009年秋,我去中国传媒大学,也就是我的母校,为新闻学院的师弟师妹们讲课,结果看到一份翔实的社会调查报告,是三位师弟师妹利用业余时间搞的,报告关注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北京SARS后遗症患者的治疗及生活状况。 这是一份很细致的调查,它让已被大多数人忘记的SARS画面再度浮现。更重要的是,将人们几乎已经不再关注的SARS后遗症人群重新触目惊心地呈现在社会的面前。

由于当时SARS病毒无法真正摸清底细,重症的病人又危在旦夕,因此大量使用激素进行治疗。这一点,人们无法在今天指责当时的做法,因为遭遇战中,挽救生命是第一位的。但问题是,生命保住了,可由于激素大剂量使用,很多患者在SARS病愈之后,陆续开始被后遗症缠身,其中主要的是股骨头坏死,甚至导致生活再也无法自理。

这样的后遗症患者,在北京有一百多人,他们中间很大一部分家庭出现变故,当初可以共患难,但后遗症带来的无止境的治疗使生活被严重拖累,于是,健康的一方选择离异,对于后遗症患者来说,雪上加霜。

平心而论,政府对这批人很照顾,符合标准便提供免费治疗,部分人群还得到每年一定数额的补贴。

然而,患者们依然感到恐慌与担心,病情还会不会发展?将来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那些有后遗症可从数据指标上又达不到标准的患者怎么办?尤其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信息与状况仿佛被屏蔽掉,社会与公众不知道他们的状况,不知道他们的艰难,也无法伸出援手,就仿佛他们根本不存在一样。 师妹把调查报告交给我之后说:“他们(后遗症患者)很希望你能去看一看他们。” 过了一会儿,又不放心地跑过来,“你会关注他们吗?”

我对师妹说:“你们做了你们该做的事情,接下来该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了。”

一个星期之后,以这份调查报告为基础的《新闻1+1》播出,相关的采访与患者的画面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作为评论员,我在节目中说:应当把他们的处境与现状放到阳光之下,这样,社会上愿意伸出援手的人们才知道他们在哪儿,才会去帮助他们。而政府也该明白,有些事,不一定都自己一肩挑,该社会解决的也交给社会一部分,香港在面对这样的后遗症患者时,就采用了社会上设立专门基金的方式来长期持续地帮助他们。

节目播出之后,全国众多媒体纷纷跟进,显然,人们并不愿意遗忘。

而这件事也在提醒我们,突发事件来临的时候,人们往往行动效率很高出手很快,但是事情结束并不意味着要立即划上休止符,还有很多后续问题需要我们去帮助去继续救援。我们应当为此提出“后救援”的概念,这样,才不会出现人一走茶就凉这样的状况。 其实,SARS的印记并未走远,除去后遗症的患者之外,那些在SARS之中不幸离世的人该怎样面对,要不要对他们的家人有所抚恤?无论死亡的患者还是白衣天使,家属的救助工作开展得如何?而当初的患者们,或轻或重,又是否遗留下心理方面的问题?我们面对他们,还能够做些什么?

一个习惯于遗忘的民族是不会有希望的,而面对一个并不遥远的SARS之战,过早地遗忘不仅不该,甚至危险。

除去北京,广东或其他省市自治区的SARS后遗症患者又过得如何?也许有的地区人数不多,甚至只有一个,但我们是不是也该找到他,如同拯救大兵瑞恩,只不过,是中国版的。我们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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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前进一步后退半步,甚至处于后退半步的进程中,也不必沮丧,因为总体趋势是向前的;当然,如果时代的进程是前进半步后退一步,即使处于前进的半步中,也不值得庆幸,因为总体趋势是倒退的。对于中国的进程,我们必须相信是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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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队的比赛之外,最让我牵肠挂肚的就是阿根廷队的命运。值得中国球迷自我安慰的是,起码在2002年的世界杯上,阿根廷队的命运和法国队的命运,都和中国队一样,小组之后就打道回府,法国队与中国队更相似,一场未胜一球未进。人家可是上届冠军。

阿根廷队的开局不错,巴蒂的进球,让阿根廷首战10拿下尼日利亚,但次战英格兰,欧文的疑似假摔,让阿根廷输掉比赛,并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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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球迷来说,你喜欢上一支球队,就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尤其对于阿根廷这样一支神经质类型的队伍来说,更是如此。然而,话是这么说,我真没有想过它会小组出不了线,但2002年这一回,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之前,我已经预感不好,想到三十三岁的巴蒂,我必须做好告别的准备。

以往的世界杯比赛,大多和朋友们一起看,可阿根廷对瑞典这一场,我选择了孤独地守候。那是北京一个艳阳高照的午后,我早早带着四岁多的儿子回到家中,儿子不管这一切,于是我一个人打开电视,一个人看到瑞典人用一个任意球领先,然后一个人不忍再看,一个人来到寂静无声的小区院内,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向自己青春告别的午后,引子,仅仅是一场球。 其实又不仅仅是一场球。

我因为喜欢马拉多纳而狂热地喜欢上了阿根廷足球队,现在喜欢着梅西以及阿根廷籍的所有球员,但是,他们都和巴蒂斯图塔在我心中的位置不同。巴蒂小我半岁,我们同龄,因此看着他边踢球边成长的同时,我也同样如此。漫长的十几年时光,因足球而在屏幕上结缘,赢球时喜,输球时悲,在他2001年意甲夺冠时我欣喜若狂,到这次世界杯之前的巨大期待,没想到,他已经三十三,自己三十四,终于到了一个告别的时刻。

那一个下午,由不安到悲伤到绝望再到淡然后放下,五味杂陈,算计着比赛快结束,虽然直觉告诉我,结束了,不会有奇迹,可还是溜回屋里,在没关的电视上看到果真没奇迹,也看到屏幕上的巴蒂泪流满面。

我又走出了房间,回到了阳光温暖的小区院里。我早就关了手机,因为,人生中总有一些事情一些告别,是需要一个人来面对的。 我坐在小区的石凳上,仿佛什么都想了,又仿佛什么都没想,儿子小巴蒂在我前后左右欢乐地嬉戏着。足球场上的巴蒂正在承受痛苦,生活中的小巴蒂只有快乐;足球场上的巴蒂在一系列辉煌之中不可阻挡地老去,而生活中的小巴蒂却刚刚步入成长。也许,不经历辉煌才不会痛苦,不拥有回忆才拥有未来。

我突然在心里酸楚地笑了,老了的不只是巴蒂,还有我们自己。岁月在足球场上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当我们只顾着寻找巴蒂长发中老去的痕迹时,却完全忘了自己。这一场比赛让我意识到这一点,谢谢你巴蒂,谢谢你和我们一起成长,我们的青春都已远去,你很快也会和我一样,成为足球的看客。不过,这没什么关系,孩子们正慢慢地成长,他们会拥有我们所期望的快乐。看他们的了。

当然不会有哭泣,“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是女人面对阿根廷时的坚强,男人更该如此。长发的从草原来的男人,可以被战胜,可以无言地忧郁,却没有哭泣的权利。马拉多纳可以,因为他一个人可以制造阿根廷的辉煌,但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所以我们不可以。

从伤痛到坚强,我们还需要时间自我拯救,只不过在这段时间里,我突然开始反问自己,把快乐寄托到别人身上,伤痛自然难免,可在这功利的时代里,自己就靠得住吗? 就像世界杯不会因为哪支队伍离开而停止,生活也将在足球过后一如往昔。原本因为生活的沉闷而逃离到足球场上,却一次次发现,足球甚至比现实还残酷。我突然有些无能为力甚至困惑,幸福是什么?永远有多远?投入有多深,伤痛就有多深,从此我们还相信什么?当虚幻的世界和现实合二为一,哪里是我们的避难所? 晚些时候,我不得不打开手机,庆幸的是,第一个电话来自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我们都出生于边疆的小城,走过青春的快乐之后,大家为人夫为人父,从此为生活奔忙。现在的他,在深圳已拼争多年,生活正越来越温柔地对待他,我为他高兴。

只不过当天,我们一起面对悲伤。

在意大利世界杯那个夏季,我们俩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正流浪北京,我们都是阿迷,偏偏那个夜晚阿根廷要迎战前苏联,输了也得回家。不幸的是,这样的关键比赛,我们还找不到看电视的地方,于是午夜时分,我们凑钱走进一个极小的招待所,快乐地在小小的黑白电视里看着阿根廷取胜并走出沼泽。

当我们天各一方,都有电视看了,阿根廷却输了。奇怪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我们一起在比赛没结束时,离开了电视。

都在为生活奔波,足球依然是最好的朋友,多年不见,一场失败让彼此思念,也许真该停下一段奔波的脚步,几个童年的好友回家乡聚上一聚,梳理一下青春和岁月的纹路,然后彼此嘲笑:我们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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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品书店 为一个书店拍一个专题,这在过去很少出现,但这一次,到达的是台北,这一次,面对的是诚品书店。 没到台湾之前,就知道诚品,甚至提到台湾,必提到诚品,这几乎是到达台湾人们的共识,甚至与读不读书都没关系。

这是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书店,在台湾多个城市里连锁经营。不灭的灯,照亮着城市,也似乎照亮着人心,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诚品,已经成为台湾的骄傲与尊严。

诚品书店里铺的都是实木地板,清洁无尘错落有致,只为读书人可以方便地席地而坐,只要你不挡住书架影响别人买书,你大可一坐五六个小时,没人会打搅你。

二十四小时营业,不仅提供服务还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我采访是在晚上十点半之后,自己也曾几次在二十四点后去闲逛,人都不少。那一种安静而高贵的氛围,让你觉得生活是美好的,读书是有尊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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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

柏杨老了,这从外表就看得出来,七年之前我在北京采访过他,当时的他虽年近八十,黑发依旧,行动敏捷,大嗓门,当时的他回河南老家,像孤雁归巢,满怀兴奋与好奇,如同一个少年。

而这一次全然不同,站起来已显得困难。一些事情也时常话到嘴边却想不起来。坐在他的对面,突然慢慢地心酸。无论怎样的战士,也终究敌不过岁月,谁都会最终倒下。

当他张嘴后,我的心酸消失了。替代的是心碎,一种更大的伤感与绝望搅拌在柏杨的交谈话语中,让听者无处躲藏。

一个以杂文著称的作家,却坦陈杂文的无用,因为更好的东西是建设与改变,而杂文只有些偏激的语言,于事无补。这时,柏杨的话语中,终于显露出尖锐后的脆弱及愤怒当中自身的痛苦。说到故乡,老人叹着气说:“我们这一代人永远无法衣锦还乡,但能平安还乡吗?”接着坦白了自己,“我这一生都没有快乐……”听到这里你明白,这是一个时代交付给他的悲剧性的叹息,偶尔的笑声,不过是一个又一个悲剧中的短暂转折罢了。

只有谈到他的夫人张香华时,柏杨才又幽默和快乐起来。老天爷有时是公平的,拿走你一些什么,会又补偿你一点什么,比如爱情之于柏杨。

离开时我几乎知道,不会有下一次了,谁都无法抗拒,一个时代与生命的的背影,他能带走的,不会是幸福,而只能是些或隐或现的希望。然而,这希望,又会与他有怎样的联系呢?

两年后,我接到东森张玉玲的短信:柏杨走了,你们的采访是最后的记录。

又一段时间过后,2010年,传来消息:柏杨的遗骨将送回河南老家安葬,这该算是老人真的叶落归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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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庆是从卖米开始起家的。谈到卖米时的想法,他对我说:当时没有梦想,就是把当前做好,结果自然会好;如果当时觉得卖米是小生意,要做大的,那就会力不从心。你还没到这个程度就这样想,就变成妄想,反过来就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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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二十六岁的王姓姑娘皈依佛门,法号“证严”,回到花莲普明寺后,她以“不赶经忏、不做法会、不化缘”为原则,开始“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修行生活。在慈济,你很难分清谁是信徒谁是志愿者,或者说,每个信徒都以志愿者的身份投身社会,赈灾济民,做一切该做的善事。全台湾,有超过五分之一的民众参加过慈济的善事。

而证严上人的“人间佛教”思想,也在信徒与社会之间搭建了和谐相处的平台。比如慈济的“十诫”中,前五诫如不抽烟不喝酒,似乎与以往没什么不同,但在后五诫中,出现了遵守交通规则、孝敬父母、不参加政治游行等项目。于是,你也就品出“人间”的味道。 慈济与大陆互动最早。在1991年的大陆华东水灾中,慈济就投入捐赠,以后每有灾情,必有慈济的善款与慈济人的身影。更不要说慈济骨髓库,早已成为大陆骨髓移植手术中最大的骨髓配型提供源。我们采访的当天,就有一场生命接力在上演,配型后的骨髓早上从花莲出发,转机香港,目的地北京,傍晚时分,手术在北京的医院进行,一切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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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沉默的大多数中,理性从未缺席,而只要你打算做的事儿是该做的,尽心去做好了。患得患失,对不起那些沉默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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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就”二字,来源于中国《荀子》里的一句话“君子游必就士”,意思是,出行的话,要学习有德行人的规范与品行。荀子如果在天有知,一定会为自己这句话被如此不正义地引用而大动肝火。其实,游就馆就是一个二战的博物馆,宣扬所谓“日本圣战”的核心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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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权利的时候,我们应做好承担义务的准备;而将来承担义务时,稍有松懈,权利有可能再度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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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告诉我:在德国,百姓曾经可以持枪,然而纳粹上台后,取消了民众这一权利,之后发生屠杀犹太人的悲剧,很多人会思考,如果百姓可以持枪,大屠杀会发生吗? 在美国,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什么可以使这个权利真的落到实处?在相当多的美国人看来,持枪是最基本的个人权利,不仅保护私人财产,也可防止政府或军队突然犯浑。关于枪,美国内部也争议巨大,基本分成两派,一派支持持枪自由,另一派希望用法律来严管。不过请注意,不管哪一派,都不是说要全面禁枪,毕竟在美国有这样的说法:是上帝、枪、勇气成就了美国。

当然,持枪不是无限制的自由,你不可以把枪带出自己的私人领地,可谁都知道,即使警察再敬业,严防死守,想管住美国2.3亿支枪也是难度太大的事情。于是,人们就越来越多地听到与枪击案有关的悲剧事件。

第一次走进公开销售枪支的商店,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瞬间将信将疑的心情。各种大大小小的枪支摆放在那里,还有供女士使用的时尚武器,让我总是在心里发问:这都是真的?当然是,都能一枪致人于死地。

于是,神圣的权利与残酷的代价就始终要在美国博弈。

在白宫的前面,有一条曾经车水马龙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但是在接连发生几起枪击白宫的事件之后,美国人意识到,装一卡车炸药开到这里也是迟早的事情。1995年,时任总统的克林顿作出决定:从5月20日起,全程关闭这条大道。为此,克林顿讲了这样一番话:在美国的历史当中,有四位总统遇刺身亡,另有八位总统遇刺但幸免于难,即使这样,这条大道也没有关闭,然而今天,不得不作出这样一个决定。

也就是说,关闭了大道也不会禁枪,在这里,自由、权利与代价之间的痛苦平衡展现得一清二楚。这个时候,持枪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让人左右为难的探险。

美国,还将继续探险,而代价,付到何时才是终点?谁都知道,在中国,在世界上的太多国家,都绝对不会让公众持枪,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对私人权益的保护,又该如何在枪支之外寻求答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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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美国,在金融危机之下,要拿出时间与精力拍摄公共图书馆,也许有人会认为:吃饱了撑的,然而,如果有一天,我们身边都有很多这样的图书馆,你会觉得,吃饱了并不意味着幸福,还真得需要其他的一些什么来支撑。

我们去采访的波士顿图书馆,是全美国第一家由政府拨款免费开放的公共图书馆,开馆于1848年。这座古老建筑的大门之上,有一行字,直译是:对所有人免费。而在采访之后,我更愿意将其翻译成“自由穿行”。

这是一座谁都可以进入的图书馆,在我们采访时,有很多无家可归者,在这里温暖地吃早餐,并看看报纸,你会觉得很协调。由于金融危机,很多人失业,怕家人知道,装作去上班,但离开家门就直奔这图书馆。难怪不管1929年的那一次还是这一次危机,都导致图书馆人流急剧上升。在这里,失业的人们还可以用免费的电脑查阅各种招聘信息,为自己寻找工作。

公共图书馆,不仅是看书看报查资料的地方,还承担着美国社区文化与公共事业发展的任务。在我们采访的那一天,图书馆里就有一个免费的英语班正在授课,上课的学生,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这样的课每天都有,永远免费,而且是地道的美语老师。 除去这些,周围社区的歌唱比赛、游艺活动都可以在这里举办。在美国,每一万人就拥有一家公共图书馆,是中国人均拥有量的四十六倍,更关键的不仅是数字上的差别,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儿童放学后可以在这里安全地游戏,老年人在这里排遣寂寞,成年人在这里自我完善,外来人在这里上了到美国的第一课,而且绝无障碍,一视同仁。

我专门问了一下:“我可以借书吗?”得到的回答是:“只要有宾馆的房卡就可以。”

这让我这个外国人颇为感动。而图书馆的运营经费,百分之八十由政府承担,剩下的百分之二十由各界捐助,像钢铁大王卡内基就捐资建起了一千六百多座公共图书馆,对此他说过:只帮助那些自救的人们。

结束采访,走出图书馆,看着那“自由穿行”的字眼,心中有一种很温暖的东西在涌动。那一天的波士顿气温很低,或许,无家可归者,正在图书馆内舒服地打着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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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正上学的孩子,自打孩子上学起,接送孩子就成为我们夫妻俩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当然,妻子是辛苦的主力,由于我们家住得离学校较远,因此早上怕堵车要早早出门,下午放学,又要提早去守候。日复一日,我们,和绝大多数中国父母一样,很多的生命时光,就这样消耗在接送孩子的道路上。

然而,在美国,这项工作是由国家来完成的。大多数美国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途中时光都是在接送他们的黄色校车上度过的。

早上,黄色校车来到他们的家门口,接走;下午放学,校车把他们送回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风雨无阻从不间断。为此,在每个学生身上,政府每年要投入五百美元,而特殊的残障孩子,则要投入两千美元。

那天,我们在一个叫梦露的安静小镇采访,两个美国母亲领着自己的孩子站在离家门口二十多米的公路边上,几分钟后,黄色校车来了,孩子上车与妈妈再见,之后,一个母亲进屋,另一个,牵着狗散步去了。望着她们悠闲的背影,我突然明白,与中国的母亲相比,美国的母亲一天有二十六个小时,多出的两个小时,是不用接送孩子省下的。

仅节省时间还不够,美国的校车对安全要求极高。最先进的安全设置都会在校车上率先使用,因此出事率很低。即使出了事,伤亡率也低。2007年,明尼苏达州一座桥梁突然坍塌,当时正处于交通高峰期,六十多辆汽车掉进了水中,多人死亡多人重伤,其中有一辆校车,却只有几个孩子受了一点儿轻伤,其他人毫发无损。

这里要说一段小插曲。有一天,我们摄制组的大车刹车晚了,追尾撞上了前面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司机下了车,骂了两句,一看自己的车什么事都没有,开车离去,而我们这辆大车,前脸撞得不轻,开起来吱吱地响,只好找汽车修理厂去修。原来在美国,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都在安全上执行着最高标准,难怪我们撞不过出租车。由此我更明白:为什么校车是那么地安全。

而在美国,从法律到全社会也都给予黄色校车最大的特权。 每当校车到达目的地或在途中停车,一个写有STOP字样的牌子伸出,道路两侧的所有车辆都要在前后二十五米处停下,如有违反者算严重违章,定当重罚。

在校车制度实行的近一百年里,共接送美国孩子近五亿,成为美国义务教育的标志。

采访临近结束,我们站在一个高处,下面不远就是一所中学,这个时候离下午放学还有几十分钟时间,几十辆黄色校车已经陆续到达,在校门口安静等候,再隔一会儿,它们将把一个又一个美国孩子送到各自家里,开始每一个家庭温馨的晚间时光。

面对这样一个场景,我似乎有一肚子话要说,可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这校车,不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跨越着世纪地接送着孩子,陪着他们成长,而且,还运送着温暖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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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并不复杂,一个曾经在《东方时空》工作过的同事,后来赴耶鲁留学,听说我要去美国,校方很感兴趣,让她问我是否可以在耶鲁给学生做一场演讲。我没觉得是一件怎么复杂的事情,如果时间和行程方便,就去,如同在国内为大学生服务一样。

讲什么主题,偶尔会想,直到有一天,“中国梦”这三个字跳进脑海,我知道我找到了关键词。接着回头一想,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从出生到十岁,从二十岁到三十四十,每一个十年的点,都能找到中美之间的纠结之处,并有一种历史进程在其中。行了,就这样,既然人们总提美国梦,那我就去美国讲讲中国梦,而结构与方式用我四十年人生中的每一个十年作为支撑,把自己放进去,讲人讲故事,人们容易听进去,不那么累。

当然,在这样的选择背后,我自然也会有自己的思考。我一直觉得,长期以来,我们很多的对外宣传与沟通是失败的。或许,正是“宣传”二字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概念、口号满天飞,自说自话,别人听着一头雾水又或者心生反感,我们似乎只为完成自己的宣传任务,而不去想是否有效果,别人是否愿意听或听得进去。

其实,回到人性回到心灵回到符合规律的沟通,是我们必须完成的转变。这一点需要我们自己松弛下来,更多寻找与别人共同的地方,而不是相反。所以,我认为所谓“讲演”,只是去和美国的大学生们聊天,讲一讲我的真实想法,没必要像写论文一样去周吴郑王地一本正经。也因此,在有了主题和讲述方式之后,我连稿子都没有准备,一切顺其自然吧。 耶鲁很重视,现场爆满,还拒绝了很多后来想进入的人。我就像平日在国内大学里一样,轻松、幽默地讲述着与中国梦有关的故事,之后大家陆续提问,怎样尖锐都可以。

演讲结束后,学校举行了一个小冷餐会,三个细节让我难忘。 一位美国的母亲,穿着大红色的中国唐装,从头到尾都在认真聆听,之后她来到冷餐会要求与我合影。原来,她的儿子在耶鲁毕业后,由于金融危机,在美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最后,在中国上海找到了一个满意的工作。于是,这位母亲从此关注中国的一切,相信不多久,我与她的合影会发送到她远在上海的儿子那里。

一位日本留学生听完演讲后专门过来感谢我,他非常真诚地对我说:“谢谢你们制作了《岩松看日本》,这对我们两国都有用。” 耶鲁大学的校长助理,一直操持这次演讲的来自中国的王大姐终于如释重负,她告诉我:其实一直是担心的,怕你像很多人一样,讲台上一站,宣传味儿十足,一会儿说走一半听众,没想到,你会这样讲,反而让人听得感兴趣,以后我对请中国的嘉宾就更有信心了。

听过王大姐这话,我一直不知道,该当批评还是当表扬。难道说人话并真诚沟通竟如此奢侈?我愿意相信,这种局面早已改观,今后的演讲者会更自然更松弛。

演讲之后,我们继续着美国行程,没想到,几天之内,国内媒体与网络迅速放大了这个演讲。这么一看,世界真是平的,看着众多“顶一下”的支持者,我突然觉得,之前再认真点儿就好了!不过,不会的,因为结果可能恰恰相反,有了功利之心,事情反倒蛮拧了。

也有人问我:“代表谁啊,官方吧?有上面要求吧?”面对这种惯性的思维,我只有苦笑。大家不知道的是,正是由于几天后国内网上的视频流传,让我面临了不大不小的麻烦——还在美国的我们,接到质询:你们违反规定,演讲没有报批,要说明情况!

天!演讲需要报批?我真的不知道,后来,几次来往解释,这事儿也就过去了。估计这是一条沿用了多年的条令吧。执行任务的员工总要核查一下,按规定办事,理解。不过,这规定,如果真有,以后得改改吧,我怕它已有些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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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美国,也许人们马上会想到,这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生活工作节奏快,都市霓虹闪烁,二十四小时不夜城不眠不休,酒吧餐馆歌舞升平,人群中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人情冷漠,家庭观念不强,性方面非常开放,各种消费欲望极强,钱,才是上帝……

到了美国你会发现,以上描述基本符合现如今中国的状况,与美国的关系却已不算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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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回来后,我曾说过一句话:“当下的中国,由于欲望,我们的人性处于退步的阶段。”按理说,这话并不好听,却意外地得到了八九成网友的支持。我突然明白,人群中,充满希望的一种欲望正在悄悄地形成中,而这种欲望,与物质无关,却离心灵很近。

不是美国或哪里已经做得很好,美国也并不是都变成了乡村或田园,不干净的人或事也随处可见。只不过,有那么一种安静与自然的味道,刺激你去思考这些问题罢了。从这个角度说,我要感谢那些寂静的美国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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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平视二字,首先是要和过去告别,告别一种曾经无法言说的仰视心态。不过必须承认,巨大的差距面前,寻找平等是艰难的,仅有挺直的腰杆是不够的,它需要相当厚重的硬件来做基础。今天的中国,不管是自身实力的提高,还是对世界的更充分了解,以及自信的增加,都使得告别仰视、平视对方成为一种可能,毕竟,平等才是最大的尊重。

写下平视二字,其实更与悄悄增长的一种俯视与盲目自信有关。这同样不靠谱,甚至有时比仰视更害人。美国并没有真正的衰落,在过去的百年间,美国不止一次地经历过或军事或政治或经济的考验甚至危机,然而,一次又一次从挑战与危机中走出来的美国都变得更强。因此目前情况下,仅因为又一次金融危机,就判断美国步入下坡路,或许是过于自以为是并且盲目乐观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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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松弛,没有民主,没有对干活人的信任,是不会有好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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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问题的关键是,在感动的那一瞬间,我们曾经立下无数誓言,后来,困意来了,我们关掉电视,沉沉地睡去,只是不知道,那些咬紧牙关许下的承诺,我们是否,还会在醒来后想起? 感动,真的有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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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在回忆中美化八十年代,无非是评价并认定那是一个精神追求更被放大的年代,理想的旗帜随风飘扬。但这种优点的背后,却有两个特点容易被人忽略。第一,精神的追求被提倡,实在是因为过去荒唐年代里,一言堂当道,普通人的精神被压抑得太久,一片空白,进入八十年代,各种思潮奔涌而入,饥饿的人们因饥饿而觉得什么都好吃罢了;第二,精神的富足是相对的,但物质的贫乏却是绝对的。八十年代,也许已经有许多慢慢富足起来的“万元户”们,可整体中国,依然在物质层面挺不起腰杆,很多年轻人靠追求精神而转移一下对物质匮乏的注意力,也就在所难免。当然,年轻的知识分子会视物质欠缺为一种美好的挑战,只要有精神收成,再苦也是温暖的回忆。可不该忘了的是:对于八十年代的绝大多数中国母亲来说,如果她们也拥有回忆的权利,怕是不会像文人一样,为八十年代罩上太多玫瑰色吧,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苦痛,是母亲们最刻骨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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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的时候,开始有人从广东等地带回小砖头一样的录音机,顺便还有邓丽君刘文正们的盗版磁带。某一个午后,聚到拥有此类物品的同学家里听邓丽君,这在当时是违禁的事情,因为邓丽君是国民党歌手,绝对的反面形象。然而耳朵可不顾这些,背叛了内心的紧张,只觉得邓丽君真是天籁之音。

不过在那个下午之后,美味成了思念,并不是家家都有录音机,货真价实的邓丽君磁带更是难以获得。恋上了就要找渠道,同学们都学会了在收音机的短波中,去悄悄地搜寻“敌台”,只为寻找邓丽君、刘文正。一旦找到,在那一会儿远一会儿近一会儿模糊一会儿清楚的信号里,少年的心开始飞翔。而在当时,对此,我们并不太害怕,因为时常发现,家里的大人犯的错误更大,他们居然悄悄地听“敌台”了解新闻,而其中的很多都似乎是“反动”的话题。

也正是在那样一段特殊的时代里,“美国之音”、苏联的对华广播及台湾的广播真的成为很多中国人私底下很熟悉的频率。我猜想:八十年代,也该是“美国之音”之类的广播,中文播出最黄金的时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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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春节联欢晚会,是到邻居家蹭的,不过那时习以为常。邻居很时尚,黑白电视机上罩了个放大膜,电视画面因此显得更大,没人追究变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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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讲座充满火花,张贤亮在本校,号召大学生入党,将一个农民政党改造成知识分子的党,台下一片掌声,并成为一些媒体报道的内容。

多年以后,我在宁夏与他谈到这件事,他说:之后还与胡耀邦认真交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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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大学,与家人和同学的联系,主要靠书信往来。记得1986年那一次小型学潮的时候,我一位在四川大学读书的中学同学,给我写来十几页的一封信,厚厚的,一笔一画皆是对时局的分析与评论,而我的回信好像也不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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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播学院,有过一段特殊的观影经历。在小礼堂里放外国电影,全部的配音工作,由现场的一位同声翻译承担。记得印象最深的,是看已经带有一些叛逆色彩的前苏联电影,比如《悔悟》、《被遗忘的长笛曲》等。在当时的中国,这类电影中对历史的反思与对权威的质疑,让我们有种提心吊胆的过瘾感。翻译,是现场的一位女老师,不管影片中有多少角色,都由她一个人现场同声翻译,带我们进入一个又一个艺术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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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十年代上学,不关心政治不谈论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时候的各种思潮也多,学术界各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期待也很大,然而冰冻了很久的时代,解起冻来也乍暖还寒。四项基本原则、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那个时候常常提起的关键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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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学生天然关心这些。之所以这样,一是因为时代特点,政治依然拖着长长的影子在市场经济到来之前晃荡着,谈论政治仿佛谈论民族未来一样;二是因为生存压力不像现在大学生这么大,而总谈女孩,也不符合新一代大学生的形象,更何况,女孩也要和你谈政治;三是青春特有的锋芒决定了,什么东西僵硬,什么就会成为反叛的对象。除去谈论,有时,还要搞点儿带政治色彩的行为艺术。

198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十周年,我们一群男生统一军大衣打扮,去天安门广场纪念。其实也是一种好奇。果真,入广场不久,就有便衣跟着我们,最后演变成摄像机跟随。我们看在眼里,慌在心里,刺激到血管里,脚步却进一步肆无忌惮。回来之后兴奋了很久,有种与体制作战的快感,全然忘了,自己,还不过是一群孩子。所以,那个年代,大家都讲政治,不过,和今天的讲政治不太相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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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大学,不写诗,几乎是混不下去的,而且诗歌的盛行不分文科与理科,估计都是北岛舒婷和顾城闹的。当然也与那一代人的表达方式有关。诗,又含蓄又直率,总能击中心头,于是成了时代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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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买的第一盒磁带,是英国威猛乐队在北京的演唱会专辑,不过磁带封面上写着“英国瓦姆电子乐团”。据说九十年代,有记者问威猛的主唱乔治·迈克尔:“你经历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是什么?”乔治·迈克尔回答:“是1984年在北京办演唱会,北京的观众听我们的音乐,竟然无比安静。”然而乔治·迈克尔不知道的是,两年之后,这种安静就不见了,当崔健登台唱起《一无所有》,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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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只是身处其中一代人的事情,对下一代来说,那不过是冷冰冰的历史,与他有何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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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于1989年,是一种前无古人怕也后无来者的体验。一场特殊的风暴,让我们的离别,无人相送。

那个时候的我们,已然很累,累到骨子里,前途未卜,校园里除去毕业生已无他人。

还好,每一个时代,都为告别准备了旋律。属于我们的,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

一次又一次地唱起,一次又一次地哽咽,一次又一次地看着火车开走,一次又一次结伴回校园。先走的人是幸福的,带不走希望,起码还可以带走温暖,苦了最后走的人,只剩孤独陪着上路。不幸的是,我是最后那一批。

该扔的都扔了,好像带走的行李都不多,最大的行李是记忆以及沉沉的心。我的同学中,有放弃中央电台工作以及推荐研究生资格的准夫妻,双双选择离开北京去广东安家,他们说,那里更暖和。还有的,转身出国,再无音讯,不知今日身在何处;而更多的人,还在国内,我们常常联系,共同守望着共有的记忆与情感。 整整二十年后,2009年春节,我带全家去成都过年,在一个茶室喝茶时,顺便逛了逛旁边的旧书摊,突然看到一本《河殇论》。一本旧书,一本二十年前很火的书,看起来如今几乎没人理睬,混杂在言情和健康或励志类读物中。是的,它早已被时代劝退,我拿了起来,里面都是熟悉的内容,我没怎么翻,问了价钱,发现几乎没涨,并没有升值。其实,不贬值已然不错。于是,交钱,带回北京,此后,再也没翻过,只为让它不在那旧书堆里寂寞难过。 然而,这本书,却让我瞬间安静下来,如同二十年前,那个八字头时代的最后一个冬天。当时,我在北京郊区周口店乡锻炼,天天打牌打哈哈,一年之中,书只读过两本,《红楼梦》和《大气功师》。心中没有希望,也谈不上绝望,常常不知身在何处,总困却又时常睡不着,贯穿着整个八十年代的激情与理想都已不知魂归何处。

那个冬天,空灵而平静。 一个喧闹无比的八十年代,就在一片寂静之中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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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天涯,不管脚步到达多远,都走不出自己,最远的终点只在最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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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但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老子当初,上哪儿去读万卷书又似乎没有走过万里路。那个年头,没有印刷术,想读万卷书,得让多少搬运工参与其中?而交通工具落后,行万里路太难。

那么,老子们的思想是从何而来?

很多很多年以后,一位叫叶芝的老外,发表了这样的感慨:在大城市,我们活在自己的小团体里,对世界的了解少之又少;小镇或是人口稀少的村庄,没有这些小团体,你必然可以看到整个世界。

或许,老子们就是这样洞悉了当时以及之后的世界,当时以及未来的人生? 我只能接受自己的这个解释,否则,很多前人的智慧到今天依然无法被超越的事实无从解释。如今,我们脑海中的东西已经太多,到处是万卷书,随时行万里路,而思想的功能已经退化,总觉得自己是别人的“老子”,可打开《道德经》等先人的著作,却发现,其实自己更像是“孙子”。当初的老子,或许只是长久地静坐,只面对自己面对世界,然后洞悉一切。

翻开《道德经》,上来就有趣,六个字,“道可道,非常道”。约定俗成的断句方式,可有一天,有人轻声地笑,“你换个断句方式试试?”

“‘道可,道非,常道。’任何事情,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常有的事。”

我一惊,从此接受。虽然这有可能是错的,但六个字就有这么大变化,是乐趣也是挑战。

还有五个字,我找了很久而未得。翻开《道德经》,来了,“无私为大私”。如果你真的无私,你得到的其实最多。这五个字一下把我点透,于是,走到哪儿不再仅为己争。

这一点,我们的思想工作也要像老子学。天天让人无私,然而人性是自私的,太多人贪或占,可如果换个角度,用大私诱惑你,但前提是“无私”,好多人会接受或仔细思量。多好的思想教育。

《道德经》里还说:最高明的领导,不是让人民天天都说好的领导,而是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却令一切都井然有序的领导。看到这儿,会心一笑。

现代人,都自觉聪明,万事自己去撞南墙,可老祖宗早就心知肚明地把一切说明白,看着你犯错也不着急,只不过撞南墙撞疼了时,老子们就在那里耐心等你。

每一遍,都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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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后很久都在琢磨的事情是:中华民族比谁吃的苦都多,可为什么从来没有我们自己的《辛德勒名单》?

答案可能在对人性的理解上吧。苦难只有被赋予人性,才具有被好好表达的可能,如果为表达苦难而表达苦难,又或者背上其他意图,有时苦难都会让人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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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产电影中,《活着》、《霸王别姬》再加上《鬼子来了》是我心目中的三座高峰。可惜,几乎都没公映。前两者看的是录像带和DVD,最后一部还真看了回规模不大的电影。

其实,姜文早就开始琢磨拍这部电影,当时他还在河北涿州拍周晓文的《秦颂》,采访中,就和我聊起过这部电影的最初构思。

再后来,姜文开始拉班子,办公室在故宫的一墙之隔,红墙古树,常常让你觉得,墙外的世界好像并不真实。其间,为找音乐,还与我聊过,给他的推荐,好像也认真考虑过。

不过,真正的震动是从试映开始的。

片子剪完了,我被邀请去参加小范围试映,估计姜文是想摸摸大家的感受。试映点在东城一条大胡同里的一家宾馆。我迟到了五分钟,姜文在院子里,啥话没说,推我进了放映厅。

惊心动魄的一次观影经历,看得出,平日话不多的姜文,已把对中国人民族性格的思考放到了《鬼子来了》之中,可贵的是,这种极其深刻的思考,是被电影语言传递着,不是什么说教或喊另一种口号。这从一会儿一次的笑声中就可以感受得出来。

电影放完了,人散去,空空的屋里剩下我和姜文,我刚想说话,他制止了我,按下放映键,重放了我因迟到而未看到的开始五分钟。这一个细节,诠释了真正的姜文。据说当初《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相关部门审片时,姜文紧张万分,人家在楼上看片,他在楼下偌大的院子里不停地走动,一圈又一圈。有好事者追述:手里还拿着一把斧头。认真与求完美的焦虑由此可见一斑。为我重放这五分钟,是又一个例子。

不过我一直好奇的是,如果当初《阳光灿烂的日子》也如《鬼子来了》一样的命运,那斧头会怎样使用?

五分钟演完了,灯光亮起,姜文脸上现出了一种急于听意见的表情。说了什么我忘了。其实也不必真说什么,有些事情有共鸣,不一定都由语言表达。但我却记得回家后的那一夜,噩梦不断,都与《鬼子来了》的场景有关。没办法,都是中国人,《鬼子来了》中,应该也有我。

又是几年过后,《太阳照常升起》后的姜文,我们遇上,问他又在准备什么。他轻轻一笑,声音不大地说:“一个商业片。”

不过,也注定是姜文特色的商业片吧。拍过《鬼子来了》之后,姜文再拍一辈子商业片,估计也没人叫他商业片导演。

而他,也会平静下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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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明一派

我有达明一派所有的CD专辑,也有他们的磁带全集,但在其中,与我曾经相依为命的只是其中一盒磁带。为此保留至今。

这是一张粤语专辑,而且居然真是当初内地的正宗引进版。当然,达明一派也是香港八九十年代最火的乐队组合。甚至在我的看法中,整个华人世界,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组合可以超越他们,甚至接近都很难。而这并不是我作为他们一个歌迷的非理性判断。当然,您可以反对,这是音乐迷的自由。

1989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中,离上班走向社会还有一段时间,这是我学生时代的最后一个暑假。然而这段日子特殊,不仅对我,也对于这个国家。这种特殊使得茫然之感充满内心。幸运的是,那段日子有达明一派的这张专辑在。

为什么会是达明一派这张专辑停留在那一段日子里?我开始只是以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太闹,在家里放,左邻右舍就别过日子了;但仔细一想并非如此,《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在前几个月已经完成了它对我们的关照与共振,而现如今,同龄人已经散去,我离开人群回到北方的草原小城去过自己最后一个暑假,继续摇滚是孤独并危险的。于是,一张别人根本听不懂到底在唱什么的粤语专辑再合适不过。然而,我又想,这不过是一段文绉绉的说辞,更真实的原因,在于这盒磁带当中的情绪与深藏其中的不安,如此准确地击中了当时正处于生命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境地的自己。

比如一种看不清前路的迷茫与未知的心情,在歌声中,即使已经“kiss megoodbye”,但依然要问:“你还爱我吗?”在1997年越来越近的情况下,《末世情》的歌名就像是一种表达,达明一派担心香港“这个璀璨都市是否光辉到此”,而歌名却叫《今夜星光灿烂》。还有那首伟大的《石头记》,仿佛从《红楼梦》中来,其实都来自现实,“丝丝点点计算,偏偏相差太远……”还有寓言般的《十个救火少年》,一场大火的面前,有的退却有的临阵逃脱,而最后的勇敢者葬身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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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不过是达明一派为回归前的香港所写,机缘巧合,在那个特殊的春夏之交后的暑假里,深深地完成了与一个二十一岁大学毕业生的内心暗合。而我猜想,那一段日子,也许有不少独处的年轻人,与我同样在面对达明一派,面对这个璀璨时代是否光辉到此的迷茫!

整整二十年后,2009年的一个时尚派对中,还学不会走红地毯的我第一次遇到来自香港的梁文道,美酒美女觥筹交错中,我们像是局外人,于是,我和他提到那段日子,提到“达明一派”,提到了《石头记》。作为《石头记》歌词创作团队“近念二十面体”中间的一员,梁文道惊讶地睁大着眼睛,好奇地听着我诉说。二十年前,他十九岁,在炎热的南方,或许会迷茫于香港与自己的未来;而我,二十一岁,在中国的最北方,同样听着达明一派,却是一样地迷茫。

二十年后,北京,我们谈笑风生。

然而有些事,永远无法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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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克·弗洛伊德《迷墙》 说到国外流行音乐界,除去迈克尔·杰克逊是一个我注定无法绕开的名字之外,对我影响和震动最大的,当属迷幻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别的不说,他们七十年代的一张专辑《月缺》,在排行榜上连续待了741周,跨度达到惊人的十六年。而二十多年后,在北京,我用几乎一个月的工资——205块,买了原装进口的《月缺》专辑,震撼与感触长久持续。

与平克·弗洛伊德“热恋”中的出格事并非仅此一件。1995年,第一次去美国,用极其有限的美元买回他们伦敦现场演出的录像带,让同行者大为不解。而回到北京之后,为与同道者分享绝对“大片”,自己借到两台录像机, 开始为友人复制。那一个晚上,边录边看边佩服,我与同好之人估计很难忘却那个发烧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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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匆匆,一路上很多的事都淡忘了,可与那些好听好看的东西相逢时,曾有的感动却相隔越远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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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还长,之所以还可以忍受很多白日里的痛苦慢慢前行,就在于你知道,前路中,还有很多好看好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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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大学毕业那一年,北岛也走了,用他的话说,带着中文这唯一的行李,流浪世界。很多很多年之后,首先是在书店里又看到了浅绿色封面的《北岛诗选》,一瞬间激动万分,就像以为丢了就再也找不到的宝物失而复得,我买了好多本送同学,天真并兴奋地以为又买回了过去的岁月。这以后,文字上的相遇就容易多了,不过,这些年里,北岛写得更多的是散文。可读着读着就知道,骨子里依然有诗,只不过,岁月把诗拉长了,变成了散文,也在读者心中投射下更多的波纹。其实流浪也很好,这二十年,如果北岛一直在北京,不知会不会有《青灯》、《午夜之门》这一系列的文集,即使有,估计也是字数相当,价值该是不一样的。距离不一定产生美,却可能产生一种安静以及不为时代快速更迭所扰动的思考。

在北岛走的那一年,离开的诗人不只他一个,还有一个几乎是我们同龄人的诗人海子,只不过,他走得彻底,真的不再回来。

他的诗,在他活着的时候,读过但不多,他走之后,几乎都读了,不只一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已然进入盛世,在欢声笑语中绽放,并成为一个又一个房地产项目的广告语。可我猜想,海子不一定愿意,因为他写这首诗的心情与现今人们读这首诗的心情应该很不一样。让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一首很大的《祖国》和一首很小的《日记》,前者的开篇有这样的四句:“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而后一首,写于诗人坐火车路过西部戈壁上的德令哈,结尾处,这样的两句“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世界/我只想你”一直让我感叹。不管写的是亲情还是爱情,都是情诗,而好的情诗不多,这一句名列其中。

一转眼,诗人们离去都已超过二十年,海子被大张旗鼓地表演性纪念着,故事讲得很多,没人细读他的诗。我真怕,海子从此就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紧密相联,海子得不到的却成了他的标志。不过也没办法,诗人一贯被误读。二十年之后,北岛来到香港,中文不必再当行李,北京也可以常回一回,都老了,当初的剑拔弩张像个笑话,嘲笑着我们自己和时代,激情都旧了,只有城市是那么让人陌生地新着,有些恩怨情仇也会在岁月的调和下走向和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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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体现在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必吟诗,还体现在他希望有“仰望星空”的人。其实把“尊严”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本就是一个有诗意的举动,同柴米油盐相比较,尊严不能当饭吃却比吃饭更重要。如同诗,不一定有用,却有它看似没用实则珍贵的价值。在我看来,“尊严”的提出,是中国三十多年改革之后,提出的第一个真正有诗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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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如果可爱的老头儿老太多了,这社会必可爱,而对于我自己,一直在想着,几十年后我这个老头儿会怎样?我希望是古典音乐摇滚乐依然都听;老夫聊发少年狂,半夜拉着夫人去吃一回冰激凌的事还得干;在年轻人面前永远是笑容是宽容甚至是纵容,多欣赏多为他们搭台,不固执并继续学习,不对过去抱怨,而只对未来露出笑脸,绝对不摆出这个瞧不惯那个瞧不起的老夫子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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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也在问自己,为什么被卡洛斯·克莱伯这样深深地打动?它并不来自于一种理性,而是直觉或冥冥中的一种东西,如同生活中的很多事,喜欢与厌倦,道理无法说清。

不过,有一个细节被我知晓之后,还是感受到一点小小的震惊。喜欢上他很久之后,找他的介绍,可在九十年代,缺乏互联网支持,国内媒体对卡拉扬、伯恩斯坦的介绍覆盖一切,克莱伯躲在后面。有一天,终于拿到手,意外发现,这位先生小时由于战事,从欧洲移居阿根廷,在草原上的国家长大,这几行字,我给自己找到了答案。我家里挂了三个外国人的画像,竟都是阿根廷人或都与阿根廷有关。一个巴蒂,一个格瓦拉,而另一个就是克莱伯。有趣的是,我是在喜欢他很久之后,才知道他与阿根廷的关系,而这个时候,我作为球迷,追寻阿根廷队已经多年。

于是,我更加明白了他音乐中的魅力所在,不全是欧洲严谨厚重的基础,还有阿根廷特有的激情与浪漫,也因此才有了他独特的吸引力。近年来,中国人已都知道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但1989、1992年这两届由卡洛斯·克莱伯指挥的音乐会恐怕很难再被超越,这两年的新年音乐会,最好不要听CD,而是看DVD,这样,才能更直接地感受到克莱伯的魅力,因为他那舞蹈般的指挥动作与高贵放松的表情,在我看来,空前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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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莫扎特干的事不叫创作,而是流淌,是上帝委托他送给人间。不生涩,不用太思考,高低之分没那么明显,不能叫他天才,他本就是来自天堂的信使。于是,你会想,这个世界如果真像莫扎特的音乐那样该多好!可惜,这样的美好世界只在他的音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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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并推动我的,不仅只有人,还有家乡那片永远的草原。其实,不只我,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草原;在这个人们越来越没有故居和故乡的岁月里,呼伦贝尔草原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故乡。而对于我,家乡就是年少时天天想离开,现如今天天想回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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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开2000年1月份出版的《痛并快乐着》,在后记中,藏着这样一段文字,与当时还属于未来的十年有关:

“按常规,在十年之后,我应当再写一本这样的书,名字也许叫《在痛并快乐中继续》,那一本书,我相信,一定会更犀利,更言无禁忌,更能在行笔中自由地呼吸,当然,快乐也许会比痛苦更多一些。我真盼望十年后,在我人过四十之后,有很多问题,已经真的不惑了。但我知道,岁月是不会按常理出牌的,今日去想十年后的事情,多少有些不知天高地厚……”

这是十年前当我刚刚迈进二字头千年时,写给今天的文字,我该怎样去面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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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希望自己人过四十后能够不惑,但是,我对自己抱歉,我做不到。既做不到不劳而获,更做不到对许多事情不惑,甚至不得不承认,可能比十年前,有些事情还更不明白。比如十年前,在文字中,看得到自己的乐观,而今天,我不能判断,是否乐观的程度跟以前一样或者已经明显减退?十年前,我是那样地相信未来;而今天,我站在当初的未来,却不知是否应当用蘸着疑惑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不再乐观地相信,也是一种成熟吗?如果是,我宁愿停留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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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刚刚走进《东方时空》,制片人时间告诉我:“有两件事是忌讳,不能做。一是要坚决去掉形容词,二是不要叫被采访对象为老师。”

为什么要去掉形容词? 我们是做新闻的,而形容词的作用是修饰,生活不需要修饰,不管是好还是不好,新闻都该客观地反映生活原貌,而不是用形容词来粉饰太平或刻意打压。

为什么不许叫被采访者为老师? 因为我们不能把观众提前预设为学生,电视不是让观众来听课,我们与观众,我们与被采访者,观众与被采访者,都该是一种平视并平等的关系。

于是,我记住了,一记就是十几年,不一定都做得到,起码时常反省。时间长了,又有所悟,感觉这两个要求不仅是在说如何做电视做新闻,或许对社会也有用,当然,也与做人有关。

然而,时常让人疑惑的是,这两个提醒,对于今天很多年轻的同行来说,依然新鲜,显然,它在当下还有价值。没办法,形容词在新闻里总是随处可见,“老师”的称谓被进一步泛滥着,而可怕的是,打算制止并修正的人却少了。也许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许是大家都更实际或更麻木,于是,时代经常被热烈地赞美并形容着。不是时代有多糟糕,而是更好的时代应当听得到更多的批评和忧患,听得到监督中的理想,听得到面对批评与监督时,时代特有的坚强与自信。我们不是时代的学生,时代更不该是我们求学时为得高分而写下的虚假作文。

看样,十几年过去,依然有必要旧话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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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刚做电视,给自己写了九个字,没用纸和笔,而是用心,这九个字是: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

这九个字在当时意味着一种想改变的雄心,当然,也来自对当时媒体话语状况的不满。 在各种媒体之中,空话、套话满天飞,动辄祖国、人民、世界、梦想,宏大得无边无际,也就难以走近人心;而在新闻中,只有事件,只有对与错、黑与白、好与坏,却没有复杂的中间地带尤其是没有“人”,新闻成了难以触摸的展品,而传媒人,则时常如墙头草顺风倒,或仰视或俯视,很难独自站立独立思考;正是当时大量存在的这种现状,让自己与同仁,拿出“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这九个字提醒自己。

十几年过去,在进步,也在退步;有人在坚持,周遭也在变化,相当多的传媒与传媒人,成为这九个字的同行者。虽然在很多情况下,空洞的套话依然存在,但你必须相信,改变是艰难和缓慢的,然而毕竟在变。

2008年,我四十岁,这是一个奇怪的年龄。向过去看看,抓得住青春的尾巴;向前看,终点依稀可见。而对于人生来说,再鼓起勇气,还有新的高度可迈进,想放弃,也就麻木中顺坡而下。人到中年,总该重新打量一下,是就这样了吧,还是要再出发一次?

于是,那一年,我送给了自己十二个字: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

我当然知道,这十二个字不只属于自己,实现起来,可比十几年前的九个字难多了,但值得用自己的下半辈子去为此努力。当然,对于中国来说,这时间可能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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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从不复杂,因为它是常识。然而回望历史,捍卫常识可真不易,不知有多少人为此丢掉生命。比如“文革”中的很多英雄,不过是说出了常识,却在颠覆真理的时代大逆不道,被迫成了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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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这多简单。没压力的情况下,谁都知道,但环境稍有改变,1 + 1=3会得到好处,都不要说坚持1+1=2者会受惩罚,仅仅是有利可图,就会在一瞬间,让相当多的人脸不红心不跳地脱口而出“1+1=3”。

这就是现状,所以,今天捍卫常识,其实,是在捍卫未来。只要假话、空话、套话占据上风,时代的前景就不明朗,我们的命运就随时可能被逆转。所以,捍卫常识,也是在捍卫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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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不被建设起来,大国的“大”字,很难名符其实。

理性很难,因为它意味着克制,一个个体如此,一个执政党如此,一个国家民族同样如此。

生活中的很多人和事,不管让我愤怒还是感动,我是否可以理性地去面对?而宣泄或放纵,过把瘾就死,似乎是一种生活态度,其实充满危险。

作为一个执政党,是否可以在告别革命之后,真正地理性执政,而不是依然用革命的思路,来处理现实中的矛盾?是否可以理性地克制由于目标美好而放松过程的混乱与不堪?是否可以真的依法治国,克制人治的冲动?是否可以面对不同甚至刺耳的声音都可以包容和聆听,让自己处于监督之下?这都是理性该到达的地方。

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同样如此,世界从来不简单,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笑容里有刺刀,辱骂后还有鲜花,如若不能克制,不能理性地来面对,那这个世界将变得更混乱,更没有指望,当然,所谓大国崛起,也终究是梦。

理性,无论对个人,对执政党,对国家民族性格,都不一定那么舒服,不像放纵情感那样一时间过瘾,但正是这种不舒服,才是它最宝贵之处,让激情与梦想奔腾在安全的河道里,而不是毁灭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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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仰,就会有敬畏,就会有变好的冲动与行动,就会有自觉对恶的克制,个体与社会就会美好一些。当然,我必须再次强调,在中国,这信仰可不一定与宗教有关,但一定与我们内心的充实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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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形容说:中国像一辆自行车,只要保持一定速度向前骑行,它就会稳定,而一旦有一天,向前的动力慢下来,它就左右摇摆,速度再慢下来,它就终会倒下。

所以,永远给它向前的动力,是让它稳定不倒的重要因素。

三十多年来,我们用速度向前,用一系列的数字增长,维持并保有它的稳定和活力。

但是,向前的动力,可不仅只是物质的、经济的,尤其是当这种动力注定越来越慢之后。

在2010年的春天,新千年又一个十年开始的时候,中国,在未来的目标中,提出了“尊严”二字,这两个字,无法用数字量化,每年增长多少,无法统计,但在每个公民心中,却都有一杆秤去衡量它,多了少了,是有标准的。

尊严这两个字提出来,在我看来,相当宏大动人,而且又该知道,其实它比提出成为世界经济第一这个目标还难实现,但是,提出它,就是中国一个重要的转折,它意味着,中国这辆自行车,正在寻找新的动力。

在尊严之中,包含着政治体制改革,包含着民主自由、公众的权利,包含着幸福、包容、平等、体面而又开心的生活。

然而,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利益是发动机;建设尊严,却必须有国家的信仰支撑。或许,一个社会寻找信仰的过程,正是尊严的建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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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阶段快结束了,或许,就在这十年里,这没什么可担心的,一是不得不慢下来,另一方面,也是主动地一种选择。速度,永远没有方向重要,未来十年,是一个让非物质化方向明确的最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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