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观与政治领袖 9.3分
读书笔记 第86页
胡桑

第一,领袖与追随者是一种相互性的意识关系。楷模(原型)与仿效者却不是这种关系:作为某个人之楷模的人不需要知道他是楷模,也没有这种意愿,虽然将他奉为楷模的人明白这一点。与此相反,领袖必然知道他是领袖;他必然有当领袖的意愿。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领袖人物使他的自我价值意识—作为宗教领袖则是使他的受恩宠意识一一取决于他的追随者一时的或者恒久的认可。

  第二,楷模与仿效者的关系是一种理想的关系,它不依赖于空间、时间、实在的现实、甚至原型之实在的历史存在。相反,领袖与追随者的关系是一种实在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关系。不论生活于多么久远的时代的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我的楷模:恺撒、苏格拉底、耶稣基督(“基督仿效者”)、佛陀。领导我们的领袖必然是在此的和在场的。此外,楷模不仅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或者这一人物的活的传说,同样也可能是诗人塑造的形象,如浮士德、哈姆雷特或者贝雅特里齐( Beatrice)。领袖必然是实在的人。对于一切民族和群体而言,作为楷模者(或者作为对立形象者)首先并不是人,而是他们的神和恶魔。领袖充其量只是表象上为这些神和恶魔以某种方式所规定、驱动、恩宠、启迪、诱惑的人。再者,成为楷模者还有我们称之为神话和传说的民族梦想中飘忽不定的形象,如希腊人的英雄理念:赫拉克利特、奥德赛、梭伦;日耳曼人的英雄理念:西格弗里德(Siegfried)、哈根(Hagen)。语言称为楷模者和作为楷模称道者还有一些非身位性的东西,如作品、国家。艺术风格的形成是由于特定的作品、特定的画法成为另一些画家的楷模。法国专制制度曾是新崛起的普鲁士的楷模,罗马国家法成为教会法的范本,“绅士”曾是世界大部分人的榜样。

第三,领袖是一个最一般的不受价值制约的社会学概念。领袖与追随者的法则,或者更正确地说,每一个群体—不论其称谓如何一都分为两个部分的法则:家庭、宗族、部落、民族、国家、社群、文化集群、阶级、职业群、等级、匪帮、盗贼团伙等,都分为两个部分,即一个数量小的“领袖层”和一个数量大的“追随者层”,这条法则是最一般的社会学自然法则之这条法则的最终根据在包括生物一心理生命在内的有机生命的本质之中。在这里,群体本身表现出与身体意义上的有机体、与心灵存在和事变之结构的深刻类似(这并非有机论的社会学)。每一个多细胞有机体都拥有对于生命过程具有不同价值的器官:它是一个由侧重指令、领导和侧重服务、执行的器官和功能所构成的等级体系。在一切拥有中枢神经系统的动物身上,这一器官体系是指令性的、领导性的。在自觉的内在经历中,任何时刻都有一个优先而同时又经评价的对象(或者目标)超越已出现的其他内容而占据主导,并因此而对心灵过程的演讲具有指令性、领导性:在个别人身上,作为主导性的价值取向者是居支配地位的情绪、冲动;在群体灵魂中,作为“主导倾向”者是“主流观念”。意识狭窄法则( Gesetz der Ende des Bewüßtsein)和与此有关的始终振荡不止的注意力法则,即注意力使一种内容特别生动、清晰、鲜明而让其余一些内容含混不清,并使之服务于前者(任务),这两条法则表达了一切有生命者的同一种基本特点,因此,在一个处于心理一生命交互作用之中的生命群体(不论是人还是动物)里,总是有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所以,上述一般社会学法则绝不仅仅适用于人类。在动物群和所谓动物社会中也有领导层与追随层、领导者与集群( Espinas语),虽然在这里还不可能有相互间的“理解”,最多只是情感的感染。在动物的每一集群活动中,在一切“学习”中,都有所谓“带头者”和“仿效者”。与此类似的是,在有机世界的一切物种发展中——有别于渐进的、逐步的、非遗传性的只涉及一个器官或者一种功能的适应性改变( Anpassungs variationen)——都有更为特殊的种属或者物种变化的突出个案,德弗利斯( De Vries)将之称为“突变”( Mutation),它的发生是跳跃的、遗传性和全面的,即涉及组织之整体。在这些个案中,不仅可能完成繁衍与再生,而且还有新生、物种的产生、演进(Hinauf pflanz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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