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党与知识分子

中共力求扩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直到知识分子不愿生产成果为止；然后又放松一下，直到党的政治控制受到威胁时为止。


◆ 党和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前的冲突
周扬和鲁迅之间在上海的冲突，预示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力图控制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反抗之间的冲突。虽然在这次事件中作家们采取了比党更加革命的立场，但鲁迅和他的追随者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和文学，也对党的组织设法采取了一种独立的、非教条主义的态度。他们不但力拒党企图把他们的工作纳入政治紧身衣中去的努力，而且拒绝周扬等人仅仅因为是党的官员而窃取知识界的领导权。

从此以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就把意识形态和组织的考虑放到了对于个人的和专业的问题的考虑之上。

到了1942年春天，整风运动从似乎同时批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转移到了几乎完全批评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这些作家被挑出来作为戏剧化的特殊的思想典型，即党认为对其当前政策是有害的思想典型。这些人的独立性和批评态度在国民党地区曾经是有用的，但现时他们生活在党的统治之下，却不再是合心意的了。这些作家被用做反面教材，以改造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思想。这种挑选几名官员或知识分子为榜样，使整个社会都俯首听命的办法，苏联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在使用。

1942年5月召开了大型文艺界集会，毛泽东在会上两次发表了他的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含蓄地批驳了杂文作家们的批评，为党的文艺政策和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打下了基础。他攻击了他们意在独立于党的领导作用之外的想法，并且驳斥了他们所提关于艺术必须独立于政治的要求。艺术家和艺术无论何时都应服从于党所交派的任务。他关于文艺的观点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和瞿秋白强调的民族形式的结合。文艺应该是乐观主义的和英雄主义的，要用群众所懂得的风格写出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文艺的功能将不是像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那样暴露社会的黑暗面。虽然毛泽东事实上在此前非常推崇鲁迅，说他是一位“空前的民族英雄”，但他的延安文艺讲话却批驳了鲁迅所主张的东西。鲁迅曾经倡导西方的文学体裁和思想，但毛泽东却敦促作家们返回到自己传统的民间风格中来。鲁迅的作品暴露了社会的阴暗面，在其中群众以及精英都因冷漠、落后和不公正而受到讥讽，毛泽东却呼吁应该有为党的目标服务的和歌颂群众的文艺。作家不再能按照现实的实际情况或按照个人之所见来批评现实；他们应该按照现实可能的情况和党与毛泽东所见到的情况来描叙现实。

虽然1942年的整风运动尚未达到后来思想改造运动那样的规模和剧烈程度，但它已有了后来历次运动的诸因素。受到攻击的个人的工作要按照文件来分析并受到详细的批判，这就是运动的实质内容。受害者处于孤立无援之境。那些与受害者划清界线的人受到比较宽大的处理，而那些在攻击受害者中表现得最突出的人则官运亨通。群众斗争会颇似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那些装门面的审判，把受害者的任何支持者以及任何其他有同样思想的人都逐渐弄得哑口无言。1942年的整风运动标志着开始大力压迫“五四”运动中的多元论精神和知识分子的自治倾向，而代之以党指导下的文化和受党训练的知识分子。这种努力没有随着1942年整风运动的结束而结束。


◆ 党对知识分子的控制的确立，1949—1955年

1954年10月10日在《光明日报》，1954年10月23日又在《人民日报》转载以后，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和社论便像雪崩似的多起来了。虽然运动的一个目标是要利用《红楼梦》向人们灌输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但它的最大目标是要把学术上的政治观点强加给中国知识分子。它标志着重点已开始从知识分子的工作和专业特性转向政治的正统观念和非专业化上来了。

胡适的避免先入之见的方法成了运动在这方面的主要靶子。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它是压制“五四”精神和要使知识分子听从党的严格命令的又一次努力。

到了1954年底，党开展的这个运动从受西方教育的学者关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开始，通过左派知识分子而扩展到了整个知识界。

1954年中期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到1955年反对鲁迅的学生胡风的运动时达到了高潮。它超出了知识界，而是向全民进行灌输式的教育，不仅在城市中心搞，也在全国范围内搞。选择胡风做靶子，根源在于胡风同党的文化当局的冲突，特别是始于30年代中期的他同周扬一伙的冲突。胡风成了这场运动矛头所指的一个象征，目的在逐渐灌输这种信念：个人的第一和唯一的义务是对国家的义务。他招致这种惩罚，不过是因为他曾要求给作家和知识分子一定程度的自治。


◆ “百花运动”

由于中共预见到1955年末即将完成农业的集体化和正在重新大力推进工业化，它越来越需要向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求助。

可是，由于反胡风的运动过于猛烈，有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就是不听这一套；不仅作家是这样，就是一切领域中有思想的人都受到威胁，因而规避工作、发明和研究。面对着一个消极被动的知识界而又迫切需要他们的服务，党在1956年给予了知识分子以一定程度的学术活动自由，以争取他们在发展经济中的合作。

知识分子的报纸《光明日报》的主编储安平派记者到各大城市去组织讨论会，让非党知识分子发表意见。储安平在《光明日报》上给这些讨论会以充分的报道，使这张报纸成了要求政治自由和文化改革的强大力量。储安平指责党在“搞家天下”：它成了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战斗口号，因此他们谴责党政不分，并宣称党和各“民主”党派的联合政府是冒牌货。他们要求制度改革，以便决定能按照法定程序作出，使其他党派有发言权。

到了1957年5月中旬，知识分子在报刊和座谈会上发表的批评言论被北京大学学生所采用。他们贴大字报批评官员和学术工作的政治化。他们的大字报贴在众所周知的民主墙上，他们集会的地方称为民主广场。北京大学的学生走向其他校园，鼓动那里的学生。知识分子的报纸《光明日报》和上海的《文汇报》报道了这些事件，从而鼓励了你追我赶的局面。大学生主办的形形色色非官方的报刊和小册子表明，“五四”时期所介绍的西方思想的影响尚未消失。虽然大多数人不过要求从党对专业工作的干预下得到稍大一些的独立性，但也有人要求实行能保障他们的言论和批评自由的法律制度。有几个人走得很远，他们谴责党对权力的垄断，要求解散党。

“百花”运动表明，尽管进行了可以上溯到40年代初期的多年的思想灌输，党和非党知识分子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人仍然没有放弃他们在几十年前所接受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在该政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也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不管是通过苏联的渠道或者是通过他们前辈的著作，他们仍然继续了“五四”时期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