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 8.2分
读书笔记 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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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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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团练的激增与淮北地区抗税频率和规模的戏剧性增长有关。这种关系是双重的。首先,支撑团练组织的额外费用之征集引起普遍不满;其次,这些团练转而成为抵抗政府政策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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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阻止征税这一重要活动之外,民团本身有时也从事公开的掠夺活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家大力提倡的民团成为一支既可防伪、又可掠夺的武装力量。在淮北农村,正是这一组织的存在才为两种生存策略创造了组织上的新机会。仿佛故意给社会科学家探索社会秩序出难题,土匪眼下开始假民团之名,为他们的掠夺意图披上合法的外衣。晚清时期由政府提倡的军事化运动催生了一批可以背离官方规定的功能转而进行抗水、略多和公开造反的强大的民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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圩寨

与民团的出现密切相关的是圩寨建设。为便于地方防御,村民环村筑以围墙,树以栅栏。综观中国历史,围墙是针对冲突的建筑学回应。简易的泥土城墙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的龙山文化。后来这种结构变得更加厚实,圈地面积更为广阔。筑墙为的是阻挡土匪,划定交战国边界和把野蛮人隔绝于所谓文明世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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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设防的周期性理论已由施坚雅提了出来。他指出,王朝衰微引起了在地方层面上社区的封闭过程。根据这一理论,当王朝充满勃勃生机时,各村庄相对开放,由于存在较多的升入较高社会阶层的机遇,作为反映,个人频频出入于乡村社区。相反,当王朝几句衰微时,引起村庄的封闭,以抵抗不断增啊迹的威胁和防治危险因素的侵害。这一过程,按照施坚雅的说法叫做“强制性封闭”(coercive closure),包括看青会的形成、驱逐外来者、地方军事化体制和要地设防等一系列步骤。注释2

注释2 施坚雅,1971年。施坚雅指出,封闭期间出入村区的流动性弱化不适用于淮北。在淮北,季节性迁移诸如乞丐、私盐贩子以及土匪似乎有所增长,以回应不稳定的生态环境。尽管为教育或商业目的而流动的情况减少了,但为了获得频发资源的周期性出掠则得到了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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