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 8.2分
读书笔记 第三章 淮北农民的生存策略
[已注销]

政府吸收匪首参政在传统中国为常见之事。以官职相许的“招安”之策为历代政府所采纳,以至于许多匪首都把违法事业视为加官晋爵的捷径。…… 由于匪首的行为不是深深根植于经济需要或政治承诺,因而常常显现出反复无常的品性,为了继续寻求个人利益而在官场和犯罪之间游移不定。

土匪对居住在匪巢附近的人民表现出某种关怀。正如中国谚语所云:“兔子不吃窝边草。”匪徒显然依赖于地方居民的秦山和保护。他们通常与之有血缘关系。当他们从外面行动归来时往往与穷朋友、亲戚和保护者共同分享赃物。然而,对多数农民参加者来说,掠夺行为是绝望情况下的生存策略。社会正义感的有无很大程度上以普通人达到的富裕和安全保障水平为转移。享有一定程度安全感的匪徒在目标方面更具有选择性,分赃也显得更慷慨。

p85

1930年代日本驻中国的记者长野郎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当时中国土匪的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长野郎确信他所调查的匪股完全具有社会土匪的特征。作为证据,他引用了江苏盐城一个土匪大帮发布的宣言:“我们宣布,我们之所以会聚绿林,目的只有一个——消灭我们社会的腐败因素。我们所关怀的是民众,财产公有是我们的目的。首先我们必须诛除所有贪官和为富不仁之辈,产出中国的祸根,造就一个全新的世界。”他又引用了一首发动山东临城劫车案的土匪中流传的歌谣,作为土匪之阶级意识萌生的证据:

p85-86

上等人们该我钱,

中等人们莫管闲,

下等人们快来吧,

跟我上山来过年。

显然,有些土匪集团正是这样表明重新分配的理想的。不过,加入匪伙的主要动机仍是眼前利益的驱使。

p86

总之,土匪行为是掺入许多矛盾因素的颇为复杂的掠夺性行为。对多数入伙者来说,这种事业体现了为获得资源以应对突然的或常年的荒歉所作的艰苦努力。从这个意义上,土匪不过较之生成于淮北平原上的其它掠夺性生存策略更具有组织性而已。然而,正因为组织水平更高,土匪有时才容易采取具有更深厚政治色彩的趋向。依赖匪首首先建立的种种联盟,匪帮时而公开造反,时而故意受降。可见外部环境在较大范围里创造机遇和制造障碍方面显得格外重要。

仇杀

p86-87

在淮北,一种同样复杂的掠夺性暴力行为就是仇杀——一种家族之间和村庄之间长期争斗的形式。该地区绅士甚少,冲突的解决办法相应欠缺。居民间的争斗导致各按宗族和社区界线展开剧烈的、殊死的纷争恶斗。作为家庭或宗族改善生存条件的一种策略——以对手受损害为代价——争斗双方像私盐贩子和土匪一样,按亲属关系组织起来。然而,除了许多掠夺性活动方式,长期纷争还包括防卫性回应的许多方面。因为结怨双方势均力敌,每一方动辄对另一方发起挑衅性攻势,双方都有必要设防。当采取设防措施时,仇杀经常涉及整个村庄。淮北人民聚族而居,村庄防御是最有效的。某些关涉全村利益的纷争(如水权和地界)也有助于阻止以村庄为基础的暴力活动。

与其他略多模式相比,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仇杀的目的不仅在于攫取贫乏的资源,而且还要消灭对方。这一点,与远古时代的战争极为相像。然而,由于它发生在农民社会之中而非原始人中间,这种现象势必蕴含潜在的叛乱因素。除了民间私斗这一基本特征外,仇杀还有更广泛的意义:一方面,这种掠夺性行为模式加速农民家庭的军事化,从而也增强了大规模武装行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当叛乱烈火遍地燃起时,他们在许多重要方面按家族形式组织起来。复仇的逐步升级招来日见增多的好斗之士,但随之而来的冲突并没有完全超出仇杀的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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