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 8.9分
读书笔记 从自由主义宪政到直选领袖的民主制
红色有角F叔
马克斯韦伯认为,以自然法为民主制和自由主义法治国辩护已经过时,作为现代国家理论的基础也是不充分的。“人权”是宗教教派的产物,实质上还是一种“极端理性化的狂热”。但他问道,今天还有谁能“自行成为一个'教派'人呢?”... 不过他相信,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条件下,自然法的原理已经不再能够为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提供清晰的方向了。他还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条件下,“‘不可让渡的’人权这一旧日的个人主义原则”已经丧失了相当多的说服力
马克斯韦伯抱着幻灭的态度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自由主义的“法治国”理论。他否定了它的自然法基础:“自然法原理已经丧失了提供法律依据的能力”。他认为,纯法律实证主义的发展是不可抗拒的。
在现代大众民主的条件下, 韦伯甚至不打算保留古典民主理论的理想内核。他用形式上自由选择领袖的原则取代了人民独立自决的假定,自卢梭以降,这个假定就赋予了民主观念一种特殊的尊荣。在创造政治共同体的生活中,普通公民不再被认为是作为负责人的个人积极参与其中了,他们要做的是欢呼领袖接受了他们对领袖品质的信任。... 民主的宪政国家本质上就是一个为了训练政治领袖以使他们能够获得权力、进行统治的技术组织。
韦伯毫不犹豫地认为,德国的权力利益高于任何政体问题。就此而论,与韦伯对民族权力的坚定信念相应的则是他并不看重民主观念的内在价值,而是为一种纯功能性的民主统治观扫清了道路。
在韦伯看来,议会民主制的意义和使命实质上可以简化为两个功能:选择政治领袖和监督并不承担领袖职责的纯技术行政官僚。... 必须置身国家顶端的是政治家,而不是官僚,这需要通过议会化来实现。
在他看来,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家不应成为议会多数意志的执行者,而是有质的不同:他是一个领袖,就是说,他必须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令人信服的煽动力去创造并清晰表达议会的意志,而不必受制于一个狭窄的结构。
议会成员已经丧失了独立自由当选的个人这种性质,取而代之的是党务官员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代表。公民大众则分化为政治上能动的少数和被动的压倒性多数,而按照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他们原则上是应当平等参与表达民族的政治意志的。
按照韦伯的理论,卡里斯玛支配的本质特性是需要不断接受检验的。卡里斯玛领袖一旦失败,他的卡里斯玛“很可能荡然无存”。反过来,人民理应承认并支持那些具有卡里斯玛素质的人。
韦伯相信,“形式主义的司法理性主义”在欧洲大陆将不可抗拒,“支配的正当性”将被代之以“有目的设计的、形式上正确的、经立法或公告产生的一般规则的合法性”。
在熊彼得的民主就是“竞争政治领导权”这一著名理论中,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可谓引人注目。... 熊彼得也看到了选民的真实功能就是“识别领袖”。
熊彼得的理论则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对自然法基础上的价值观的内在尊重以支持民主制度和民主作为,政治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因为诚实和宽容而尊重“游戏规则”,就始终是不确定的。
多亏了韦伯,伟大的民主煽动家形象在德国的专制国家传统中才恢复了名誉,也多亏了他的努力,煽动概念才恢复了它在古代的正面意义。但是,他忽略了使用大众煽动手段的原则限度问题。
只要卡里斯玛保持成功,对它的支持就成了一项义务。... 韦伯的概念体系由于规定了一种彻底的价值不可知论,因此只是在一个形式框架中思考政治现象,并没有对名副其实的民主卡里斯玛和虚假的卡里斯玛加以区分,而前者专注的是正面全面实现民族的价值目标,后者则是利用大众的庸俗本能和情感动力、腐蚀人民的意志以建立独裁统治。
因此,我们今天需要在一些实质问题上与韦伯分道扬镳。... 我们必须为政治共同体生活寻求价值理性的新形式,以有效钳制现代社会的官僚制趋势政治利益集团的影响。与马克思韦伯可能或必定认为的相比,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和法治国家原则,在我们的民主支配理论中必须重获更为核心的地位。民族国家不能再成为我们政治活动中唯一且不容分说的规范;我们必须坚决克服把我们自己民族国家的权力视为终极理想的冲动。但是,马克斯韦伯的知识态度,他对知识诚实的不懈追求,他从不满足于迁就意识形态样板,必定仍是我们有义务遵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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