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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开始></原文结束>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看天职观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

引言：马克思韦伯是德国乃至世界著名的学者，被誉为“社会学三大家”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卡尔马克思和迪尔凯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其比较系列专著《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第一项研究。韦伯通过该书系统性的探讨了新教伦理中的入世禁欲主义的产生以及脱胎于此的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和演变。读罢全书，除了油然而生的对于韦伯深邃而浩瀚的思想的赞叹外，更多则是对于其中诸多论述的不解和困惑。因此在本文中，我只就自己相对比较理解和感兴趣的韦伯所分析的新教中的天职观谈一谈自己的一些感受。
一、天职观的产生
“天职”一词最早出现与路德的一些论述中。当然，作为一名宗教改革者，路德所关心的永远是救赎问题而非伦理问题。他之所以提出了这样一种观念完全是他“因信称义”的救赎观不断演绎的结果。在路德提出天职观之前，世俗劳动仅仅是作为信仰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但路德却将道德（他认为修道士放弃尘世义务是“自私与逃避现世责任的产物”）和救赎因素（“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加入其中。这使得“有组织的世俗职业劳动日益受到道德重视与宗教认同”。
但是，韦伯同时也认为，路德定义下的“天职观”与富兰克林式“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仍是十分微妙而不明显的。而天职观又是入世禁欲主义的内容之一，因此，他又在书的第四章通过对加尔文宗、虔敬派、遁道宗等新教教派的分析回溯了入世苦行主义的宗教根源，并在第五章探讨了入世苦行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其中第四章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内容最浩繁的一章，对于对西方宗教知之甚少的读者来说尤其如此。在阅读这一部分时我只选择性的阅读了韦伯对加尔文宗中入世禁欲主义产生的论述，因此在这里我也只就这一部分来谈对天职观的理解。
首先，不得不阐明一下加尔文宗最为主要的教义之一“预定论”。该教义的主要内容有：
1、认为上帝在最初就选出了可获救赎者与不可获救者，且上帝的选择不受任何约束，是人们无法揣测也无法改变的。
2、信徒们虽然无法确定上帝的选择，但可以通过使自己的一生都只为增添上帝的荣耀而活来增加对于自己会受到上帝恩宠的信念，即产生对上帝的期待性信仰。
这样的教义使得该教信徒们不能像传统的天主教徒那样通过参与忏悔等教会活动或实施善行来确信自己会得救，从而使得清教徒们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孤寂感。这种孤寂感之强烈，从班扬在《天路历程》所刻画的那位为获得救赎而不顾妻儿的清教徒身上可窥知一二。而该教所谓的“期待性信仰”也并没能真正解决其信徒因救赎的不确定而产生的孤寂感。因此该教牧师们又发出了通过紧张的职业劳动来获得已经得到拯救的自信以抵消焦虑的劝告。在这里，从事职业劳动的地位被提高到了成为信徒践行上帝旨意的一种途径。至于为什么是职业劳动而不是一般的劳动，原因在于该教教义中所要求的不断地系统地增添上帝的荣耀，而非职业的劳动则被认为会导致懒惰。就这样，普通信徒们出于为获得灵魂的救赎而有计划、有系统地参与到世俗劳动中去。且每时每刻都为了获得救赎而兢兢业业，不敢有半点出于贪图享乐的懈怠，而这也最终导致了天职观的产生。
二、天职观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
在“天职观”的影响下，清教徒们兢兢业业地参与劳动，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财富的增加。所以作者在书中写道“清教徒的观念，成为了站在哺育近代经济人之摇篮旁边的守护者”。但这给清教自身也带来了难题，因为传统的天主教对于金钱是极为鄙夷的，认为它会败坏德行。为此，清教认为财富只有在成为引诱人沉溺与享受而懈怠时才是邪恶的，而“如果获取财富是作为一种履行天职的责任与义务，那么不仅道德上许可，而且还可视为在执行上帝之嘱咐”。在这里，增加私人财富亦被上升到了可以增添上帝的荣光的地位，这与追求通过在道德上无误的途径理性地增加财富的资本主义精神十分相似，但我们仍可很明显地看出二者的区别，因为后者所导致的财富积累并不存在宗教性的动力。事实上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由新教伦理中的入世禁欲主义演变而来的。“当狂热寻求上帝之王国的那种奋发之情过去，随之而来的便是冷静的实用德行”，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信仰中的道德观念，一杯置换成了获得财富过程中的是非、义利之心，只要赚钱是合法的，便可自负为有道德”。
可以说，正是由于新教改革中产生了天职观，才使得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伦理最终形成。在宗教改革时期，天职观虽在那时候神学家的心中远不如救赎本身重要，但对于后来脱胎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来说则意味着一次伦理学上的革命，其意义不亚于艺术领域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认识到了人本身的价值，而天职观则解除了传统性对于生产力的束缚，它使得人们得以更加理性地看待世界并给予了人们追逐财富的充足理由，从而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