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最后20年 8.6分
读书笔记 一篇旧文
密州司典

陆键东先生《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终于经三联书店再版了。这部极富真性情的书在经历了种种曲折后终于得以重见世人。 从书名与内容看,这无疑是一部人物传记。但很多人在阅读该书之后都觉得将其归入人物传记颇为勉强。我认为不妨说它开创了人物传记的一种新的写作范式。人物传记必得带着充沛的感情和明确的褒贬意图去写,才能产生出好作品,有时甚至可以偏执或者片面。在人们印象里,偏执和片面必然是不好的。但是翻开所有的人物传记,有哪一部能够面面俱到地反映传主呢?许多传记作品为了追求所谓的全面评价,刻意掩饰作者的主观倾向,和稀泥一般地进行着褒贬调和,抽走了传记的灵魂,读来味同嚼蜡。我们扯开话题去看一部人物传记的典范之作——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该书在写尽了东坡的旷世之才情与超世之旷达外,不遗余力地将王安石贬得一无是处。以至于许多人在推荐此书时都要加上“观点偏激,慎重吸取”的忠告。但林语堂这部作品数十年来备受推崇,原因之一即是作者在作品中倾注的真性情,使东坡的形象个性鲜明、张力十足。我认为这也恰是《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部书如此动人心魄的原因所在。倾情盛赞一个人不是错,只要他有令人钦佩的品质;猛烈抨击一个人也不是错,只要你有经得起拷问的事实依据。 陆先生倾注的大量情感,贯穿《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始终,使得全书文气跌宕,余韵悠长。作者心目中的陈寅恪是一个有气节的人,作者肯定这种气节,因此在能够表现陈寅恪这种气节的事件上毫不吝惜自己的笔墨。冼玉清、吴宓、刘节这些同样有气节的人的事迹同样在书中得到了大面积地展现和赞颂。特别是某年陈寅恪因遭受批判而谢绝所有人前去拜年时,刘节在恩师雷霆般的怒骂声中坚决一如既往地行叩跪大礼一节,给人以极大的情感冲击,可谓催人泪下。而对于郭沫若等人,作者则多少有些含讽带刺。其塑造的康生形象更是下流至极,写他迫害别人以掠夺古玩,又写他小肚鸡肠,因陈寅恪称病拒绝见他便暗中阻挠陈寅恪的著作出版。对于汪篯等陈寅恪“变节”了的有才干的学生,作者则表现出极大的惋惜。其感情之真挚、褒贬之鲜明,流露在字里行间。 人物传记要求以事实材料为依据,不允许在情节上有任何发挥。但材料的组织方式却体现作者的艺术构思。把同样的材料交给不同的人去写,所得的成果或有云泥之异。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作者不着痕迹地将陈寅恪晚年生活中的人物分为两大阵营。陈寅恪和他的家人、学生、倾慕者等为一个阵营,陈寅恪所处的政治环境中的其他人,包括远从北京南下的政治人物,为第二个阵营。两个阵营以陈寅恪为核心展开冲突。后者攻势如潮、狂飙突进,前者步步退让,躲避不及。两个阵营的人物都有着各自鲜明的形象,有些中央的领导又有着样板戏中人一样脸谱化的倾向。比如虽然是政治链条中的一环,却必须被划到第一阵营的时任广东省省长兼省委书记的陶铸,在历次政治斗争中尽其所能地对陈寅恪等学者进行了保护。尽管他本人最终没有逃脱被打倒的命运,历史最终还是给了他公正的评判。第二阵营中还有最为猛烈且坚持不懈地批判着陈寅恪的龙潜,他在中山大学要把陈寅恪批倒,调到北京还“矢志不渝”地告状。诸如此类的人物刻画很多,此处不再一一分析。这种富于戏剧技巧的艺术构思在其他人物传记中是不多见的,这种构思无疑极大地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令读者觉得不像在读故事,而是生活在故事中看着一幕幕的发生。能够巧妙地运用这种技巧,可能与作者的编剧工作经历不无关系。 当然,作者并非仅靠一腔热情在写作。全书史料之翔实同样不逊于其他同类作品。要描绘一位顶级学者的最后二十年跟描绘政界名流或者英雄人物的人生轨迹有极大的不同。一方面,学者的著作本身就是他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读透他的作品便不能说真正了解这个人;另一方面,“顶级学者”是社会上一个十分独特的群体,他们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自己的领域,甚至触及到了政治序列的最顶端。陆键东先生很好地克服了这两方面的困难。书中多处分析陈寅恪晚年的作品,用以反映其生活。从行文中可以看出,作者对陈寅恪的《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元白诗笺证稿》等等著作做过深入的研究,对陈寅恪的诗和联句也有全面深入的把握。陈寅恪晚年在文学和史学上仍建树颇丰,创作中又酷爱今典旧典并用,陆先生能够沉下心去研读那煌煌巨作,悉心探寻文字背后的隐秘,其精神值得我们钦佩。为了全面揭示陈寅恪的晚年生活,陆键东先生“创建性”地搜集和使用了广东省、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处的档案材料,这些材料不仅直接呈现了陈寅恪的个人生活,也极大地完善了该书对当时社会环境的反映。将陈寅恪的晚年悲剧置于社会风云之中再展现给读者,让史料去解释历史,这是该书作者的高明之处。档案的使用引起了某位高干子女的不满,陆先生因此吃了官司。这次再版是经过改动,隐去了这位高官的姓名之后才得以实现的。这位高官的子女可能庆幸以这种方式保全了自己父亲的名誉,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应有的权益,自是无可厚非。其实人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在大众潮流的裹挟下,迫不得已地做出一些事情,本不足深究甚或同样值得同情。但是历史会磨灭大多数人的印记,包括这位高官,包括他的子女,也包括这场出版风波。因此没有必要执着于种种说法,执着于本就很难定位的名声。这位高干的子女没有参透这一点,多少令人感到有些遗憾。风波过后,人们记住的将不是某些炙手一时的高官和他们的子女,而是档案所呈现给我们的传记的主人公更加伟岸的形象。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见于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是陈寅恪至死不渝的追求。陆键东先生研究陈寅恪,也必然为陈的思想所影响。陈寅恪被邀请做中科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时,竟提出“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克思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的条件。这在当时无异于石破天惊,到了今天我们听起来都心有余悸。然而陈寅恪却真如所言,坚持自己的独立精神和治史方法,至死方休。我们现在去读建国初二十年中与陈寅恪同代或稍后的一些史学家的著作,仍能感受到他们生硬地套用马克思主义体系和术语所造成的尴尬。不加扬弃地使用马列主义原理实际上给文史研究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一些不合理的系统性观点甚至影响至今。如中国古代历史分期,当时诸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说法,系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术语,其实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古代社会,已经遭到新时期历史学家的质疑。 因而陈寅恪先生在当时所做的坚持更令人感到由衷地钦佩。全书大篇幅描绘当时政治形势的波折起伏,落脚点始终在知识分子。作者给我们摆出了足够的事实,评论却只有寥寥数笔。一直到全书的末尾才说:“陈寅恪笔下的‘理性’,只能是文化意义的,也必然是文化意义的。”作者实质上重申了陈寅恪一生的治学理念,也点明了全书在思想上的主旨,即学术不应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治学者当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读罢全书,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那段经典的话在脑中回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陈寅恪先生用来评价王国维的,我想这段话也恰恰可以用来评价陈寅恪先生本人。这也正是《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紧紧抓住的一条主线。陈寅恪人生的最后二十年有如新中国政治风云中风干的学术标本,耐人寻味又发人深省。陆键东先生以严谨的态度和充沛的热情给我们展示了一个鲜活的陈寅恪,他对自己信任的人和蔼友善,而不像传闻的那样待人孤僻冷峻;他失明后寒窗独守数十年却对时事动态了然于胸,而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迂腐的学究。历史从来没有停止过前进,政治仍然在进行着变革。在价值标准日趋混乱的今天,新一代学人面临的艰难和莫衷一是并不逊于前代。如今学者的生活待遇虽然显著改善,精神处境却经历了市场的沉沦而变得越发“微妙”。这部用陈寅恪精神写成的有关陈寅恪的书,让我们扪心自问:面对自己治学道路上的彷徨与缱绻,我们能否从前辈学人那里获得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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