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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年代初，随着文学大众化运动的展开，一些作家开始拿起笔，让真实的中国大众发出声音。然而，作为主人公的大众缺乏个体人物那样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对它的再现难免要依赖一整套有限的技巧和动机。大众永远动荡不宁，假使没有引入一个决定性的视角，辨很难获得稳定的把握。作家们不得不求助于某种可预知的隐喻去转化大众，在30年代的中国文学众，这一类隐喻俯拾皆是。譬如，在叶紫的小说火的有限篇幅里，所有的基本隐喻都被派上了用场，包括火、水 潮水风暴激流、野兽、昆虫、愤怒的老虎、蜂群以及风。每一种自然隐喻都传达了大众永不停歇的运动之感，它的扩张之势，以及潜在的破坏性。

茅盾和张天翼小说写作的前提，都是要摆脱五四时代个人内省，坚定地将目光由自我移向社会。这一意图在他们小说的内容（不再采用自传形式）以及他们对新文学社会功效的关注中都显现出来，然而，尽管有这样一个前提，尽管他们都将社会理解为历史矛盾地展现自身的冲突之地，两位作家创作的小说在形式和风格上还存有鲜明的差异。茅盾倾向于艰苦地拓展他的叙述空间，力求解释全部的历史现实，探索如何在小说中最充分地包容社会，如何描绘一幅完整的途径，使决定历史进程的所有原因和效果的复杂关联都留下踪迹。他的尝试，是通过美学来重建破碎的社会，让读者窥见时代的整体。而张天翼积极打碎小说表面的连贯，使社会的分裂直接投射到小说形式上，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在人物行为的结果而非动机上，尤其热衷于探讨由所有人类形式构成并最终强化的基本的社会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