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与钢铁 8.7分
读书笔记 从平等主义到盗贼政治
方枪枪

酋长管辖地带来了对集中管理的、非平等主义社会来说带有根本性质的两难处境。从最好的方面说,它们可以提供个人无法承办的昂贵服务。从最坏的方面说,它们公然地在起着盗贼统治的作用,把实际财富从平民手中转移到上层阶级手中。这种高尚和自私的双重作用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虽然有些政府强调一种作用要大大多于另一种作用。盗贼统治者和英明政治家的区别,强盗贵族和公益赞助人的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只是一个从生产者那里榨取来的财物有多少被上层人物留下来的问题,是平民对把重新分配的财物用于公共目的喜欢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酋长管辖地都有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它是有组织的宗教的前身,维持着酋长的权威。酋长可以一身而兼政治领袖和祭司的两个职务,也可以支持单独一个盗贼统治者集团(即祭司),而这个集团的职责就是在意识形态上为酋长提供辩护。这就是为什么酋长管辖地要把如此大量地征收来的财物专门用来建造寺庙及其他公共工程,因为这些建筑可以用作官方宗教的中心和酋长权力的醒目标志。 除了为财富转移给盗贼统治者进行辩护外,有组织的宗教还为中央集权的社会带来了另外两个重大的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共同的意识形态或宗教有助于解决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应如何共处而不致互相残杀这个问题——办法就是为他们规定一种不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约束。第二个好处是,它使人们产生了一种为别人而牺牲自己生命的动机,而不是产生利己之心。以少数社会成员战死沙场为代价,整个社会就会在征服其他社会或抵御外侮时变得更加有效。 盗贼统治者和英明政治家的区别,强盗贵族和公益赞助人的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只是一个从生产者那里榨取来的财物有多少被上层人物留下来的问题,是平民对把重新分配的财物用于公共目的喜欢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对于任何等级社会,无论是酋长管辖地或是国家,人们于是不禁要问,为什么平民会容忍把他们艰苦劳动的成果奉送给盗贼统治者?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所有政治理论家都提出过这个问题,在现代的每一次选举中选民们又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得不到公众支持的盗贼统治者有被推翻的危除,不是被受压迫的平民所推翻,就是被暴发的想要取而代之的盗贼统治者所推翻,这些新贵们用许诺为被窃取的果实提供更多服务的办法来谋求公众的支持。 从古至今的盗贼统治者混合使用了4种方法: 1 解除平民的武装,同时武装上层掌权人物。 2 用通行的方法把得到的财物的很大一部分再分配给群众来博取他们的欢心。 3 利用武力的绝对控制来维持公共秩序和制止暴力以促进社会幸福。 4 盗贼统治者为了得到公众支持而使用的最后一个方法,是制造一种为盗贼统治辩护律师的意识形态或宗教 利用对武力的绝对控制来维持公共秩序和制止暴力以促进社会幸福。这可能是中央集权的社会对非中央集权的社会的一个巨大的、未得到正确评价的优势。 国家的所有这些特征,把从部落到酋长管辖地的发展引向了极端。国家是按政治和领土而组建起来,不是按照划分族群、部落和简单的酋长管辖地的亲属关系和组建起来的。而且,族群和部落始终是由单一的族群和语族组成的,酋长管辖地通常也是如此。然而,国家——尤其是通过对一些的国家的合并或征服而形成的帝国——通常都是包括不同种族和使用多种语言的。在后期的国家中,包括今天大多数国家在内,领导常常变成非世袭的,而且许多国家放弃了酋长管辖地遗留下来的关于正式世袭阶级的整个制度。 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推断说,国家是按照一种社会契约来组成的,人们在计算自身的利益时做出了理性的决定,一致同意他们的经济情况在国家中会在较简单的社会中更好,因而自愿地废除他们的较简单的社会。但我们的观察和历史记载都没有揭示出哪一个例子可以证明国家是在表现出冷静的远见的轻松优雅的气氛中组成的。较小的单位不会自愿地放弃自居的主权去合并较大的单位。只有通过征服或在外部的胁迫下,它们才会这样做。 在现代国家中,乐于为国牺牲的思想由我们的学校、教会和政府大力灌输给我们公民,使我们忘记了它标志着同以往人类历史的彻底决裂。…… …… 在处理国家起源问题的许多理论中,最简单的理论否认有任何问题需要解决。亚里斯多德认为国家就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不需要作任何说明。他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所有他可能认识的社会——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社会——都是国家。然而,我们现在知道,直到公元1492年,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仍然是酋长管辖地、部落或族群的天下。国家的形成的确需要予以说明。 第二种理论是大家员熟悉的。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推断说,国家是按照一种社会契约来组成的,人们在计算自身的利益时作出了理性的决定,一致同意他们的经济情况在国家中会比在较简单的社会中更好,因而自愿地废除他们的较简单的社会。但我们的观察和历史记载,都没有揭示出有哪一个例子可以证明国家是在表现出冷静的远见的轻松优雅的气氛中组成的。较小的单位不会自愿地放弃自己的主权去合并成较大的单位。只有通过征服或在外部的胁迫下,它们才会这样去做。 第三种理论甚至更能得到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喜爱。这个理论从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出发,认为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北部和墨西哥,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大概是在国家开始出现那个时期开始兴建的。这个理论还指出,任何大型的复杂的灌溉系统或水利管理,都需要有集中统一的行政系统来予以修建和维护。接着,这个理论又把一种观察到的在时间上的初步联系变成了一种假定的因果关系链。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北部和墨西哥的居民大概预见到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可能会带给他们的利益.虽然当时在几千英里范围内(或地球上任何地方)并没有这样的系统可以向他们证明这些利益。这些有远见的人决心把他们的效率低下的小小的酋长管辖地合并成一个较大的能够使他们有幸得到大规模灌溉的国家。 然而,这种关于国家形成的“水利理论”遭到了一般契约理论所遭到的同样的反对。更具体地说,它所涉及的只是复杂社会进化过程中的最后阶段。至于大规模灌溉有可能出现之前的整整几千年中,是什么推动了从族群到部落再到酋长管辖地的发展,它却只字未提。经过详细研究的历史年代或考古年代,也未能支持关于灌溉是国家形成的推动力这一观点。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北部、墨西哥和马达加斯加,小规模的灌溉系统在国家出现前便已存在了。大规模灌溉系统的兴建与国家的出现并不是同时发生的,在这些地区兴建重要的灌溉系统还是以后的事。在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地区形或的大多数国家中,灌溉系统始终是小规模的,当地社会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修建和维护。因此,即使在的确出现了复杂的水利管理系统的那些地区,这些系统也只是国家形成的间接结果,而国家的形成必定另有原因。 在我看来,能够表明关于国家形成的一个基本正确的观点的,是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即地区人口的多少是预测社会复杂程度的最有力的唯一根据,这个事实远比灌溉与某些国家形成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能令人信服。我们已经看到,族群有几十个人,部落有几百个人,酋长管辖地有几千人到几万人,而国家一般都要超过5万人。除了地区的人口多寡与社会类型(族群、部落等)之间的这种约略的相互关系外,在这些类型的社会内部,在人口与社会复杂程度之间还有一种更细微的倾向,例如.拥有众多人口的酋长管辖地证明是最集中统一、层次最分明和最复杂的社会。 这些相互关系有力地表明了,地区的人口多寡或人口密度或人口压力与复杂社会的形成有着某种关系。但这种相互关系并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人口的各种可变因素在作为复杂社会缘起的因果关系链中是怎样发生作用的。为了勾画出这个因果关系链,让我们现在提醒自己一些密度大的人口是怎样产生的。然后,我们可以研究一下一个大而简单的社会为什么会难以为继。以这一点作为背景,我们最后还将回到一个简单的社会如何随着地区人口的增长而竟然变得比较复杂这个问题上来。 ……为什么战争总是在人口稠密而不是在人口稀少的时候造成社会的合并呢?答案是,战败民族的命运取决于人口的密度,这有3种可能的后果: 凡是人口密度很低的地方,就像在狩猎采集族群占据的地区所常见的那样,战败群体的幸存者只要离开他们的敌人远一点就行了。新几内亚和亚马孙河地区游牧部族之间战争的结果往往就是这样。 凡是人口密度中等的地方,就像粮食生产部落占据的地区那样,没有大片空旷的地方可以让战败族群的幸存者逃避。但是,没有集约型粮食生产的部落社会不使用奴隶,也不能生产出可以作为很大一部分贡品的足够的剩余粮食。因此,战败部落的幸存者对胜利者来说毫无用途,除非娶他们的女人为妻。战败的男人都被杀死了,他们的地盘也可能为胜利者所占有。 凡是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就像国家或酋长管辖地所占有地区那样,被打败的人仍然无处可逃,但胜利者不杀死他们而有了利用他们的两种选择。由于酋长管辖地社会和国家社会已出现了经济专业化,被打败的人可以当奴隶来使用,……或者,由于许多这样的社会已经有了能够生产大量剩余粮食的集约型粮食生产系统,胜利者可以让战败者仍然从事原来的劳作,只是剥夺了他们的政治自主权,要他们定期地用粮食或货物来纳贡.并把他们的社会合并入获胜的国家或酋长管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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