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拗的低音 8.8分
读书笔记 第四讲 《“风”——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
桃童默默呛

王汎森老师讲该文主要围绕以下五个方面来讲。条文下的内容是自己觉得能反映精要的摘抄,并附加在抄录时自己的一些思想游离。

一、“风”除了是指风俗及风俗对政治、社会、人事等无所不在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无不有风”。每件事都有风,而政事、人才等无时不在“风”中。

龚自珍《释风篇》“古人之世倏为今之世,今人之世倏为后之世。旋转簸荡而不已,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

然而在历史上,人们见识过多少风潮,他们倏忽而起,倏忽而落。最初可能只是几个好事之徒,或小书斋的几个读书人所发动。可是当他如日中天时,即使人们觉得不合理,即使许多人心中不认同,却也不敢违反它的势力,而且不敢公开说什么。以学术为例,当一种学风流行之时,即使心中对自己所做的学问感到怀疑,仍然跟着大众拼命向前,用胡适的话说:“虽有智者,亦逃不出。”(诸桥辙次说:“但外来思想输入之一事,果能足启发宋代自由讨论自由欤?期间尚不能无可疑。且邵、周二子之学虽非无禅学影响,其主要原因,宁似得之于《易》学者。宋儒由来所读,才不过《楞严经》一部。一书之影响,岂如斯深且多乎?敢请教。”胡适说:“邵、周之《易》,又道家之影响也。宋时,中国之空气已成一禅学之空气。虽有智者,亦逃不出。非一部《楞严经》之力,此乃’空气’之力也。”)

鄙人小思:打滚养生保健行业5个月,不管是app产品或是养生书的编写,耿直无知的自己对理解这些产品的产业链,以及大众和养生保健专业知识者的互动下的心态源变,都感到多多不适和疑问。经由和WN姐的简短交流,知道也有前辈留意到这些可视为不合理和被不认同的现象,并提及个中涉及“国民素质、国家政策”等层面的长期交互,心结于是打开一些。翌日,再抄读该段落,也顺势产生了一些共鸣——现今形式的养生保健风正值其倏忽而起并如日中天的时候,是逃都逃不出,与其回避,倒是可选择成为一小撮的“好事之徒”,在背后默默地收拾能收拾的文字,并看现今养生保健风的源起与变化,毕竟在明清时,养生保健也曾有这样一个面向——在士人的知识趣味之内,是一种“生活美学”。

刘氏的风还指——群体民风

“无不有风”——“所贵乎史者,为明著其政事、风俗、人才之变迁升降。政事施于上,风俗成于下,而人才为之枢,一代之中,此三者有多端,每一端为一事,即为史识之一义”

鄙人小思:此两小摘抄是简明提醒可参看史料的方向。

二:“纵”、“横”、“时风”、“土风”之间的相互作用。 章学诚的名言“方智圆神”,将史学分为“记住”和“撰述”,“方”就是记住,是客观之学,是记录、整理、考证史料。“圆”则是撰述。在章学诚看来,清代考据之学就是“方以智”。我想刘咸炘深受这个影响,他认为如果要观风势,就不能像清朝学者那样只满足于记住、考辨史料,写出一条又一条非常深入而有见解的札记,而是要综合左右的东西写成“一家之言”。所以他想用“圆而神”的方法来描述一代风势的变化。 收集史料、研究史料的客观之学只是史学的一半,还有一半是主观之学,也就是撰述描绘“风”的观势之学。 其中刘咸炘也分析史体的变化,看其对“风”的影响: 《史记》的汇传体——将好几个相近人物归入列传之中,表现一种风。 《汉书》《后汉书》之后,注重风俗的体裁慢慢就没有了。 《资治通鉴》可见“唐以来私家传记多止留意官曹仪制、贤士大夫言行,而罕及文化风俗,盖史识之日隘”、“然整齐之风,至唐之馆局而成” 宋史:刘咸炘认为其太好一人一事褒贬,而非整个风势的褒贬;过度注重朝廷风俗,而忽视民间风俗,“万人一篇”,所有人面貌都一样。 但刘咸炘认为“史”不该有定体,应该根据所描述的“风”而创设新的史体。他认为能捕捉“风”的史体要能兼顾“上下”“左右”。所谓“上下”,就是要贯穿,不能以一个朝廷为限,往往要看三五百年,所以要“纵观”,要重“时风”。但他同时也讲“左右”,讲“横”观,讲“土风”,一个地域的风。因为重“横风”,讲“土风”,所以他的著作重特别强调方志的作用。他说“方志自有方志之精神,与国史异也”、“盖缘向来于方志止视为国史横剖之一部分,以为一方不似一代。无所谓自成面目者,既无其事,作者何由强造一贯。吾今以土俗贯论。”他认为方志的作用不只是国史,乃“横剖之史”,在方志中可见“土风”,即是地域之风。

鄙人小联想:上述提到的“纵观”“时风”,在邵史东对余英时先生做的那一集访谈中,余先生也提到过——中国的历史并不能简单地用朝代划分,代和代之间的发展是连续,不能截然断开来研究的话语;目前阅读面中,梁其姿先生的研究中,是对方志的运用的典例,和梁先生历史研究关注下层群体,也即刘提及的“群体民风”亦有关联。

三、破除史目之分,从前后左右进行综合。 “观历代史书志,传事目之增减,而史识之渐隘,史法之渐亡可见矣” 刘认为中国历史上各种“史目”太过狭隘,太过道德化,而且变化太小。所以为人写传的时候,往往要先看他是不是孝义、贤宦等等,是不是能塞到一个特定的史目里去。刘氏认为这些“史目”的确定使得它们没有办法记载人事的纷纭万状。这使我(王汎森老师)想起美国思想家Kenneth Burke(1897-1993),他说我们看所有的东西都要in terms of,事象通常并不能自我呈现自己是什么,所以人们总是用一些范畴来了解它们、状述它们。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方便—方便下笔、描摹,但是方便的另一面是束缚,使得史家用不变的框架去状述纷纭万状的人事世界。如果我没有误解刘咸炘的意思,这些具有高度道德意味的“史目”使得历史上的史官,将所有事情都先往这些已有的框架里塞,而不是看这个时代有什么变化,再创造适合于它的分类,所以“史”变得不能察“风”,而这些筛选的框架,事实上也是维持古代的道德风教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人们要受到它的陶冶,也很自然地在行为上督促自己去往那些理想的行为去靠。 eg:王汎森老师读明清地方的乡、镇志“史目”与国史、通史或府州县志往往大同小异。所以历史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框架。一方面产生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不太能体现事象的风势和变化。(这里补充方志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刘认为历史贵能见“生民”与“风俗”,而能否见“生民”与“风俗”,与“史体”之好坏有关。史家要有“综合之识”,历史的书写要跳脱独立的各自,广为综合,才能捕捉到“风” 其中浏览杂书,也有“当杂考群书之旁见侧出者而综合之”

鄙人小思:史目的选用竟然对人的道德和行为都有影响,再读时,该观点依然震撼。其实日常中,也常见写作模版限制思路的习以为常之事,但是一旦放大到整个社会层面或是数百年的历史中观望,便是影响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股大洪流或是龙卷风吧。 鄙人小联想:在地铁上读罗维前老师的《论早期中国医学论述之性质与目的》——张家山《引书》结构研究,首次接触从书目结构推论作者意图以及其医学文化层面上的意义的内容,云中朦胧之感甚重,录入此段笔记,方有些头绪。

四、在“事实”之外,要能把握“虚风” 刘咸炘“又后史无综合之势,且忽虚风,必以子、集辅之”。 刘在《道家史观说》:史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观变”,而道家的方法是“御变”,所以史家必用道家之术。 除此之外,我(王汎森老师)认为道家有一种忽略史“迹”而讲变通大势的特质。这与刘所谓的“风”有关,刘“能入必虚心观其始终,此即黄老家秉要执虚以御物变之术,故曰道家者流,出于史官”
五、“宇宙如网”的史学观念 刘咸炘:史之所以无所不包,以宇宙之事罔不相互关系,而不可离析,《易》之所谓感也。史固以人事为中心。然人生宇宙间,与万物互相感应。人以心应万物,万物亦感其心;人与人之间的离合,事与事之交互,尤为显著。佛氏说“宇宙如网”,诚确譬也。群书之所明者,各端也。史之所明者,各端之关系也。群书分详,而史则纵贯也。综合者,史学之原理也。无分详不能成纵贯;而但合其分详,不可以成纵贯。盖纵贯者自成一浑全之体,其部分不可离立,非徒删分详为简本而已。综合关系,即是史识。观察风势,由此而生。专门之书,止事实而已,不能明大风势也。综观成体,是为撰述。专门之书,多止记注,而非撰述。即是撰述,亦部分而已。明此三别,则史之独据者可见矣。 以下为王汎森老师对上文作的注解和归纳: 1、史之事即宇宙之事,无不互为关系,不可离析。现代史学的分析处理并不合理。而且食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事“感”是无间断的“交互”,而不是简单的作用方式。 2、“史”与群书的不同之处,是“群书”所体现的各个面的问题,而“史”是一个大综合,“史”史全体事业的学问,是刘咸炘所谓的“人事学”(人类世界全部现象之学),故必须把握每一个时代的全体才能把握此“浑全之体”。 3、 在此,“浑全之体”中的部分不可分立。

对于“人事学”,《“风”——》中提及刘咸炘说史学不应采取“人中心主义”,而应采取“事中心主义”,史最重要的不是在讲人,而是在讲事情。捕捉一种“风”,必须要注意何时兆之,何时成之,因何而有,因何而止。何人开之,何人变之。 而不是记录进化的轨迹。

鄙人小联想:“人事学”一词,想到卢定和钱穆先生讨论“中国史学重人,西方史学重事。人为主,事为从,有之否?”钱穆先生回复“此乃中西双方历史观念一大不同之处。中国史籍分编年、纪事本末与列传三体,但正史则为列传体。其人之所以得成其事,其内情有不尽其事之内者。如孔子辞司寇,不知孔子其人,则何以知其事。故不详其人,即于其事之前后因果多有所失。而在中国正史重所载人物有绝未演出所谓历史事件者。故中国正史中女性人物亦特多,为并世史集中少见。此乃中国人之历史观念,与其他民族不同。故中国人所认之历史事件,实即包有人生之全部,非专限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事件上。中国历史即一部’人生史’或是一部’文化史’,非限于政治。此乃中国自古已然。” 另《在风中——作为中国史的医学史》一文中李建民老师写道:柳诒徵《国史要义》也与刘咸炘得说法互相呼应着。柳先生说:史学“去取者为史之初步,而位置者为史之精心”。对个别得历史事实,能有别择,为历史研究得初阶,而了解种种历史事实在相关历史发展中的位置,是史识之所在,也是历史学家之所长,他同样指出“观风之变,于其已成,则知将来之厌恶;于其方始,则知异时之滋长,是曰知几。故治史所在能知几,非惟就以往之事,陈述其变已也。” 这些表述大概需了解说话者背后的历程与当时的语境,方能知背后的微妙异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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