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承集 7.9分
读书笔记 我的老师
书蠹精
我没有正儿八经的学历,也因此,我一生跟从的老师就特别多。从小到老,最愿意做的事,便是“师从”。十几岁失学以后,发现上海法国公园里有人教英语《泰西五十轶事》和中文《古文观止》,不要学费,就赶紧去听。以后上夜校,听讲座,一点没有懈怠过。1949年前后,在上海霞飞路跟白俄学了一些俄语,使我以后成了“进步知识分子”,日子越来越好过。   我干了几十年编辑出版,说实话,最大的乐趣是面对那么多有学问的老师——作者。我知道,不管自己懂得多少,你只是一个“杂家”。作者好歹也是专家。尤其当刚改革开放之初,我正好开始做一个编辑部门的负责人。你说这有多快乐啊!在这以前,我去一个单位找朱光潜教授组稿,那里的人事部门好歹不让我同他见面。以后见面说事,人事干部在旁边监听。现在,我居然可以自由出入任何一个大教授的家,彼此畅谈一切!现在人们老夸沈某人当年编《读书》杂志多带劲。其实,这劲儿全来自改革开放那个好年代,可并不是沈某人的个人能耐。   在学习做编辑出版以前,我是一个小秘书。因业务需要,我喜欢保存文档。这个习惯一直保存到现在。现在再摩挲这些老文件,不胜感慨,也非常高兴。现在应海豚出版社之邀,把其中一部分整理发表,与朋友们共享。遗憾的是,第一,收集的信札并不很全;第二,学人们给我的许多教导,不一定通过信札。譬如李慎之老先生当年教我出外国书的译本要“向后看”,不必盲目追从西方新思潮。这个意见让我受用了好多年。他这想法,就是在一天开会休息时悄悄地在我耳边说的。   但不管如何,学人们的许多高见还是让我受用无穷。我最记得的是吕叔湘老人,他老人家每看完一期《读书》,就给我写一封信,提出他的想法。我收集了好多信在这里。我甚至想说,编这本书,主要为了让人们见到吕叔湘老人家这些宝贵的信函。   这些信札和手稿均按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排列。这正好,我的两位主要的导师陈翰伯和陈原正好排在最前面,就重要性而言,这也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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