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增订本) 9.1分
读书笔记 政治攻击方式之“去皮见骨”(官场如战场,《万历十五年》如《纸牌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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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时行下决心当和事佬,固有以上的理论及经验作背景,但也与个人利害有关。 他在初任首辅的两年内,曾一再感到风雨飘摇。当日凡被目为张居正的私人,都要费一番心力,为自己洗刷。申时行固然有忠厚长者的声名,但是他与张的密切关系,也早为人所共知。纵是他是当今皇上老师,亦于事无补。这时候万历皇帝年已19岁左右,嘴唇上和颔下已长出了稀疏的短须,俨然一个成年人了。他声称过去被人愚弄,今后当彻底地独立自主。皇上要振作,当然是好事;然则他的动机却出于疑忌。这又增加了左右大臣职务上的危险性。申时行也很清楚地看到,在他前任8个首辅中,只有李春芳和张四维可谓能全始终,其他翟銮、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和张居正6人,或遭软禁,或受刑事处分,或死后仍被追究。表面看来,所有处分出自皇帝的旨意,其实所有案件,无一不产生于文官集团中的矛盾。首辅或是在政策上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或是个性太强而引起嫉妒和仇视。技术上的争端,一经发展,就可以升级扩大而成道德问题,胜利者及失败者也就相应地被认为至善或极恶。 在1583年的夏天到1585的夏天,申时行似乎感觉到有一个政治上的黑箍套在自己脑袋上,而且一天比一天加紧。反对他的以年轻的京官居多,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摸清皇帝对申先生的真实态度,一时不敢造次,但是攻击已经逐渐展开。他们首先质问:张居正的四个儿子,三个得中进士,其中两个入翰林院,申时行当日为会试时主试官之一,难道和他没有关系?这一质问没有动摇申时行的地位,他们接着又建议,今后大学士的儿子一律不得参加会试,这矛头显然是针对申时行的长子申用懋。再接着他们又弹劾吏部尚书杨巍,说他用人办事都逢迎内阁旨意,言外之意乃是首辅专权跋扈。这两次攻击依然无效,但是他们参劾礼部尚书徐学谟却取得成功,徐被迫去职。参劾者表面上的理由是他在选择皇帝陵墓的地址时,没有广泛地听取堪舆专家的意见,以致没有选到一个真正的吉穴,但真正原因乃是徐学谟已被视为张居正的私人,而他在最近又把女儿嫁给了申时行的次子申用嘉。 这种攻击是经过深思熟虑,按照预定步骤进行的。整个方式可以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诸如一句经书的解释,一种谐音的讽刺,一张不署名传单的内容,一个考题的不当等等,有时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个冤案,参劾一个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琐事,或者以论水利和研究马尾巴发难引出本题。利用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而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且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都已看透,他们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大风暴的来临。 而对着这布置周详的攻击,申时行险些垮台;再加以高启愚一案,他更是被拖到了悬崖边上。然而出人意料之外的乃是他顶住了这种攻击。在这危机中摇而不坠,以后重又站稳了脚跟。这是申时行生活史上的一大胜利,使他的政治地位更趋巩固。 高启愚出身翰林院,曾任南京和北京的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国立大学校长。由于申时行的推荐,他以礼部右侍郎的身份充任皇帝的经筵讲官。按照过去成例,他之被任为大学士已是指日间事。和申时行一样,他还很可能为来日之首辅。只是高启愚命运乖违,正在官运亨通之际,忽然被人检举。几年之前他主持应天府乡试所出试题“舜亦以命禹”,这时被认为宣扬禅让,即是恭维张居正有神禹疏凿之功;在有德者则君临天下的前提内,这也就是向张劝进。这一攻击既阴险又毒辣,因为它正中了皇帝心理上的要害。攻击者预料,高启愚为申时行提拔,在这严重罪状面前,申必然要出面为高辩护,于是就可以顺水推舟地搞垮申时行。 果然计出如神,案件一发动,申时行出而为高启愚辩护。攻击者按照原定部署参劾申时行,又如预料申被参离职家居待勘,二辅许国代理阁务。许国又为申时行辩护,过几天也被参劾,也同样在家听候处理。 只是攻击者没有预料的,乃是这一场大风浪,使万历皇帝作了长时间上的考虑。他把种种迹象联系起来,逐渐明白了这些检举参劾的真实用意。何以这群“保皇党”当初在高启愚出题劝进的时候一言不发,今日张居正已经倒台则又振振有辞?可见他们也另有其“阴”。他们好几个组织者都是三辅王锡爵主持会试的门生,如果搞垮申时行和许国,即可以拥护王锡爵担任首辅。事不凑巧,王锡爵表示了充分的明智和冷静,他不接受这样的拥戴,反而向万历皇帝上书称赞首辅申时行“泊然处中,重国体,惜人才”。 于是圣意乃决,申时行和许国都被挽留。皇帝特遣的宦官到两位阁老家里央请他们出来视事。攻击者因之不能再加置喙。但是为了保持文官间的平衡,也为了继续鼓励监察官尽忠报国,对攻击首辅的人也不便过重处罚。直到数月之后风波平息,万历才把其中最激烈的分子各降三级,首先参劾高启愚的御史,也调到外省;至于高启愚为生事之端,即便从轻处理,也不能认为全无过失,可以令之置身事外,乃以“出题谬妄”的罪名,被褫夺文官身份和以前恩赐的祖先诰命。 张居正一案的余波,到此才完全结束。故太师的头衔既然被褫,家产也已没收,儿子进士翰林的名称又经一笔勾销,今后即再暴露他所培植的私人亦不能使皇帝激动,自此朝廷内的文官还要互相攻击,则必须另找新的题目来做文章,而不能再在张居正的骄奢无道或者窥窃神器上大加发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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