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8.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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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出版社

我国与苏联革命前同是不发达国家,有某些类似的文化传统,又长期实行苏式体制,因此这个问题对我国目前的改革与反思运动也有重大意义。作为外国人研究俄罗斯传统有困难的一面,但也有“旁观者清”的优势,不受俄国民族情绪和西方反社会主义偏见的影响,科学地认识苏联历史的传统文化之根,应该是可能的。 1906年俄国的斯托雷平改革是符合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历史大潮,但其改革方式缺乏公正的社会规则,它是以权贵利益本位为出发点,贵族、地主、富农享受改革的利益,而贫弱阶层承担改革的代价。这种不公正竞争的力量与反竞争的“公正”要求不断积累,最终使沙俄与改革均被葬送,俄国历史遂转向了相反的方向。而在改革期间把“路标”转向“保守主义”的自由知识分子,则成为这一转向的牺牲品。 在斯托雷平年代,俄国的反对派运动逐渐由自由主义运动变成了民粹主义运动,由知识分子运动变成了工农运动。在工农心目中,知识分子的形象也由公道与正义的化身逐渐变成了与贪官污吏类似的人,他们的道德感召力极度下降,引导与影响公众的能力也大为削弱,以至于运动一起便无人能加以约束,出现不“哗众”便不能“取宠”的态势,“激进比赛”也就势不可免。 “革命”意识形态低落,精英思潮的保守化与社会上革命(动荡)因素的增加与躁动形成了强烈反差。斯托雷平改革不仅造成了社会不公,还削弱了社会忍受不公的精神耐力;斯托雷平的“强者”哲学与“官方个人主义”打碎了传统道德秩序,也冲毁了公社精神、教会集体主义所烘托起来的沙皇作为共同体化身的形象,消除了公众对“皇权”的敬畏和期待它作出公正仲裁的心理。人们不仅感到不公,而且失去道德规范的耐力资源。酗酒率上升,理想主义失落的同时,“乱世心态”却在滋长,形成了某种一哄而起,趁乱发泄的心理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并不是什么“激进主义”的宣传造成秩序的解体,而是秩序的解体造成了一种哗众取宠的“激进比赛”,而这种比赛的终点线便是“公社世界”复兴加上“人民专制”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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