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下) 8.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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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明盈盈

没有规则的骚动,从78年到83年,改革先后涤荡这浪漫主义的情绪,后倒春寒。(相关模范和企业人物的退出以及后来对个体企业的打压,线圈大王,螺丝大王们的命运;地方主政者的改革尤其是广东和福建,这时候的前进都是以动用私人关系和私人的能量为主,普通人没有这样的胆量和对“风向”的把握)但是中央决策层的基本态度是支持改革的。 最初的几年,个体力量的发展和回城的知识青年密切相关和不能回到体制内或者说体制外的人密切相关,他们受的限制较少,同时,为了求得生存,必须另寻他发, 《英国简史》的作者伍德沃德曾经写到:“历史涉及的只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极小部分,人民的大部分生活和艰辛创业,过去和未来都不会有文字记载。这似乎应了凯恩斯的那句名言,“社会心理决定了人类永久的经济问题”。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人们像昏了头理决定了人类永久的经济问题”。 这是一部没有主角的“草民史”。这或许是混沌的所在,或许,也是历史的真相所在。 那是一个已经虚弱到了极度的国家,从领导者到匹夫百姓,一开始都显得茫然无助,外援无望,内资困乏,僵硬的体制捆住了所有人的手脚。那些在日后改变了时代和自己命运的人们俱出身卑微,几乎没有受过任何商业教育,星火从穷乡僻壤燃起,自东南沿海而兴,跌跌撞撞,时隐时现,倔犟寸进,终成燎原大势。三十年后,他们创造了一个商业无比活跃、经济持续增长时间最久的国家,他们自己也成为了全世界最不容易应付的商人。 从保定府直隶总督后花园的那个黯淡夜晚,到即将来临的2008年8月8日烟花满天的北京之夜,历史完成了一段曲折跌荡的、神话般的宏大叙述。便是在这样的一个长达130年的时空纵深中,我们一起来体验刚刚经历的“激荡三十年”...现出现的众多商界英豪,如牟其中、褚时健、潘宁、李经纬等等,或沉或浮,俱成过眼云烟。一些曾经是改革标杆的地方和名词,如“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及“蛇口经验”等等,也已失去光彩逼人的先发效应。三十年来,人们曾经激烈争辩的“姓社姓资”问题,如今早已达成了共识,很多冒险者为之付出了代价甚至失去了生命的“禁区”,在今天看来,都已是当然的寻常事。历经数轮成长周期的洗涤,经济变革的主题及公司成长的路径,几度转轨变型,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想。中国企业跋涉在一条十分独特的市场化道路上,它们在一系列看似偶发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过程中——譬如“特区”的开设、乡镇工业的意外崛起、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互联网经济的诞生以及..发展是最硬的一条道理,正是在这种整体共识下,任何曲折与反复,最终都被一一克服。在某种意义上,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奇迹,是一种无比务实的、经验主义价值观的胜利。 “中国已经走出改革初期的浅滩阶段,正站在大河中央,选择彼岸的到岸位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中国。 印度圣雄甘地有一句名言:“如果要改变世界,先要改变我自己。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写到:“时间把世界放置在一头大象的背上,但它希望人们不再追问支撑大象的东西是什么。”他又说,“我们可能走太远了,以致于忘记了当初之所以出发的目的。”我们也许真的应该在30年的门槛上重温当年出发的目的:这个国家要实现复兴,这个民族要摆脱贫困,这块土地要重回全球化的怀抱,这里的每一个人要享受平等、民主的普世权利。 所谓的沧海桑田,仅仅三十年,就让这一代中国人都看到了。 青春已经大江东去。对于这个时代,我们有种与生俱来的乡愁,在这里深埋着很多人的过去,当我们一步步地远离一个时代的时候,才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对于共同经历的这段历史,我们其实所知无多,很多事情还需要在事实..很多事情还需要在事实和理性层面上抽丝剥茧,有些则仍在剧烈的衍变当中。商业界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事实与结论之间并非是唯一对应的关系,也许今天我们陈述的细节,会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出现新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诠释,而过了若干年后,再度发生有趣而陌生的新意。 也许在很多年后回望,人们会说,这激荡的三十年是一个多么世俗的年代,人人以物质追求为目标,道德底线被轻易穿越,心灵焦虑无处不在,身份认同时时颠覆。所有的财富故事都暧昧不堪,很多企业家前途叵测。 不过,更多的人也许会辩护说,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正是这一段携手走过的从前,这份经历,包罗万象,有汗水泪水血水,有蜜汁苦水狼奶。它催生了一个时代的伟岸和壮观,也同样滋养了世故、丑陋和空虚。我们遭遇的是一个空前复杂而大半面目未清的时代。急速变化的世界,茫然若失的个人命运,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群体、不同利益集团的冲撞和考问,这是三十年的成长底色;“一年改变不如想象,五年改变难以想象,十年改变不敢想象。”,这是三十年的演变惊叹。在这段创世纪般的大历史里,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从来都不是观光客,伟大的梦想将继续从茫茫无边的草根中轰然诞生,那种追求世俗的本...那种追求世俗的本身,也具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浪漫主义的诗意。 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这个正在生成中的、崭新的世界,一定还藏着我们未尚知晓的答案,也许最好的未尚来临,也许在繁荣生成的时候,腐烂已经开始。尽管有着种种的抱怨、失落和焦虑,但是,过了很多年后,我们也许仍然要说,那是一个好的时代。因为,它允许新的可能性发生。 英国思想家罗素曾经说,“提到过去,每个时代都承认它是事实,提到当前,每个时代都否认它是事实。”而天才的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则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当各政党只为明天而忙碌时,我已驰想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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