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錐編(全四冊) 9.5分
读书笔记 第1419页
启罗米突
日本齋藤謙《拙堂文話》卷六稱此篇“以二‘今’字、二‘必’字、一‘夫’字斡旋三段,意不覺重複;後柳子厚論鍾乳、王錫爵論南人不可爲相,蓋模仿之,終不能得其奇也。”殊有入處,勝於劉壎《隱居通議》卷一八論此篇之“五用‘今’字貫串,七用‘不’字”也。齋藤論文,每中肯綮。李元度《天岳山館文鈔》卷二六《〈古文話〉序》:“日本國人所撰《拙堂文話》、《漁村文話》,反流傳於中國”;是同、光古文家已覩其書。隨機標舉,俾談藝者知有鄰壁之明焉。

“钱钟书对日本的看法” 钱钟书在《围城》中借董斜川的口说:“这是普通留学生所能欣赏的二毛子旧诗。东洋留雪生捧苏曼殊,西洋留学生捧黄公度。留学生不知道苏东坡,黄山谷,心目间只有这一对苏黄。我没说错罢?还是黄公度好些,苏曼殊诗里的日本味儿,浓得就像日本女人头发上的油气。” 《猫》中的陆伯麟就是讽刺喜欢日本文化的周作人,“这许多背后讲他刻薄话的人里,有和他互相吹捧的朋友陆伯麟,就是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儿。他虽没讲起抽板烟,但他的脸色只有假定他抽烟来解释。他两眼下的黑圈不但颜色象烟熏出来的,并且线形也象缭绕弯曲、引人思绪的烟篆。至于他鼻尖上黯淡的红色,只譬如虾蟹烘到热气的结果。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象陆伯麟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一向中国人对日本文明的态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为西洋太远,只能把日本偷工减料的文明来将就。陆伯麟深知这种态度妨碍着自己的前程,悟出一条妙法。中国人买了日本货来代替西洋货,心上还鄙夷不屑,而西洋人常买了日本古玩当中国珍品,在伦敦和巴黎旧货店里就陈列着日本丝织的女人睡衣,上面绣条蟠龙,标明慈禧太后御用。只有宣传西洋人的这种观点,才会博得西洋留学生对自己另眼相看。中国人抱了偏见,瞧不起模仿西洋的近代日本,他就提倡模仿中国的古代日本。日本文明学西洋象了,人家说它欠缺创造力;学中国没有象,他偏说这别有风味,自成风格,值得中国人学习,好比说酸酒兼有酽醋之妙一样。更进一步,他竟把醋作为标准酒。中国文物不带盆景、俳句、茶道的气息的,都给他骂得一文不值。他主张作人作文都该有风趣。可惜他写的又象中文又象日文的“大东亚文”,达不出他的风趣来,因此有名地‘耐人寻味’。袁友春在背后曾说,读他的东西,只觉得他千方百计要有风趣,可是风趣出不来,好比割去了尾巴的狗,把尾巴骨乱转乱动,办不到摇尾巴讨好。”钱钟书还借书中一位人物陈侠君之口对陆伯麟作了这样的评价:“这地道是‘日本通’的话。平时的日本通,到战事发生,好些该把名称倒过来,变成‘通日本’。”钱钟书还说这位陆伯麟“是沪杭宁铁路线上的土著,他的故乡叫不响;只有旁人背后借他的籍贯来骂他,来解释或原谅他的习性”。钱先生在《与黄裳书》中称赞黄的文章,曾拿知堂文字来作比,说:“深得苦茶法脉,而无其骨董、葛藤、酸馅诸病,可谓智过其师矣。”对周作人的评价近乎唐宋诗僧。对于日本空海大师所著《文镜秘府论》,“《秘府论》晚近始传人中国,好奇无识典夫谈诗而不辨作诗之士,以其多裁唐人遗说,翕然称道。书实兔园册子,粗足供塾师之启童蒙,宁有当于杜甫所谓‘诗律细’哉?”。在《管锥编》中,钱又批评了空海的“八病”说法:“言四声及后来唐人申说之“八病”,即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病》之首八事。《全唐文》卷一六六卢照邻《南阳公集序》:‘八病爰起,沈隐侯永作拘囚;四声未分,梁武帝长为聋俗’;语非泛设,谓四声自当区分而八病毋庸讲究。盖四声之辨,本诸天然音吐,不容抹搬;若八病之戒,原属人为禁忌,殊苦苛碎,每如多事自扰,作法自毙。调声属对,法如牛毛,格如印板,徒乱人意:其于吟事,真类趣令无病而不问死活者。苟服膺奉持,把笔时局促战竞,误以诗胆之小为诗心之细,幸得成章,亦只非之无举、刺之无刺(faultily faultless,stupidly good),奄奄无气之文字乡愿尔。”钱钟书唯一赞赏的日本著作为《拙堂文话》。。谭家健《祝<历代文话>出版》中说:“日本的《拙堂文话》国内可以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有藏本。”钱先生大概就是利用了社科院文学所的藏书。《管锥编》全秦文卷一:李斯《上书谏逐客》。按别见《史记》卷论《李斯列传》。日本斋藤谦《拙堂文话》卷六称此篇“以二‘今’字、二‘必,字、一‘夫,字斡旋三段,意不觉重复;后柳子厚论钟乳、王锡爵论南人不可为相,盖模仿之,终不能得其奇也。”殊有入处,胜于刘埙《隐居通议》卷一八论此篇之“五用‘今,字贯串,七用‘不’字”也。斋藤论文,每中肯綮。李元度《喀天岳山馆文钞》卷二六《<古文话,序》:“日本国人所撰《拙堂文话》、《渔村文话》,反流传于中国”:是同光古文家已睹其书。随机标举,俾谈艺者知有邻壁之明焉。在谈到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时,钱钟书也引用斋藤谦《拙堂文话》卷一:“先师精里先生曰:‘大抵世儒不能自立脚跟,常依傍西入之新样而画葫芦;……袁子才以诗文鸣于西土,但其言颇淫靡,伤风教者不少”,卷八:“精里先生《题观弈图》,孰谓东人之文不若西土哉?“可见在斋藤谦眼中我们算西土,他们是东土。《拙堂文话》卷七又云:“我邦神圣继统,别戍一天下,其曰‘中国’,谓我邦中土也。近人稍知‘倭奴’、‘大东’之非,改曰‘皇和’,是亦效西土,未尽善也”显然,在江户文人心中,他们才是正朔所在。钱钟书先后两次在日本大学演讲,在早稻田大学演讲即为名篇《诗可以怨》,开头讲了一个意大利的土包子自以为发明雨伞的故事,以示谦虚,如王勃《滕王阁序》所说“喜托龙门”。第二次在东京大学的演讲,根据王水照的记录,“……先生们出的题目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文学情况》,这是一个好题目,好题目应当产生好文章;但是这篇好文章应当由日本学者来写。中国老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又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西洋人说: ‘A spectator ees most of the game’,贵国一定也有相似的话。……我个人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利条件。我对日本语文是瞎子、聋子兼哑巴,因此今天全靠我这位新朋友荒川清秀先生来做我的救苦救难的天使。而诸位先生都是精通中国语文的。所以我对中国文学现状的无知,诸位一目了然;而诸位对中国文学现状的熟悉,我两眼漆黑。用19世纪英国大诗人兼批评家S.T.柯勒律治的话来说,各位有knowledge of my ignorance,而我只是有ignorance of your knowledge,诸位对我的无所知有所知,而我对诸位的所知一无所知……”其实两种讲法类似,都有故作谦虚以示骄傲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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