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全五册) 9.3分
读书笔记 荀彧荀攸賈詡傳
折馨子
(建安九年九月)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兗州。(《三國志•魏書•武帝紀》) 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太祖將從之,彧言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並之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尚,禽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爲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守者,轉相脅爲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三國志•魏書•荀彧荀攸賈詡傳》) (建安九年曹操定冀州後)是時荀攸常爲謀主。彧兄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三國志•魏書•荀彧荀攸賈詡傳》)

從建安九年荀彧與曹操關於恢復九州古制的議對中,我們可以度知荀彧乃至荀氏與曹操軍事集團的微妙關係。在約作於戰國的《禹貢》的地理觀中,天下共分爲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這一“古制”雖歷未經實行,但漢代的監察和行政區劃大約正是在此基礎上擴充損益而來,到東漢時確立爲十三個州級行政區。《禹貢》地理觀中的“冀州”區域,本爲當時意義上的“天下”的東北部,而隨著漢帝國疆域在東北部的擴展,黃河以東北共置有冀、幽、青、朔方(東漢時收入並州)四個州級行政區(在建安初期,四州均爲袁氏所控制),因此,漢代州制中的“冀州”在地理觀上僅相當於《禹貢》所謂“冀州”的一部分。 在這一背景下理解建安九年曹操初定冀州時被人重新提出的“九州”之議,其政治意味是顯而易見的:一旦正式“恢復”九州古制,身爲新任冀州牧的曹操的直轄範圍將大爲擴張(正如荀彧所言,當前的“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並之地”均將被納入冀州區域)。從史書所載的荀彧的反對之辭來看,此時的荀彧採取了相當微妙和審慎的言説策略。在表面上,荀彧似乎並不疑慮曹操本人權力擴張的私心(不少史料傾向於證明當時的曹、荀二人確是真誠的共事者),而是從袁氏餘黨及關右、荊州等地軍閥的角度陳說天下戰局的利害,並始終以“扶天子以令不臣”這一政治理想來巧妙制約曹操的行爲。同時,荀彧又在説辭的結尾加以委曲回旋,提出待“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相比之下,孔融故意用迂腐的王畿之說來回應和嘲戲九州之議,其態度則激烈露骨得多,也體現了另一種全然不同的政治立場。 在官渡之戰前後,荀彧所代表的荀氏家族的地位在曹操軍事集團中逐漸抵達頂峰,荀彧本人坐鎮於許昌,荀攸爲軍中謀主,荀衍爲監軍校尉都督河北軍事。可以說,無論是曹、荀二人當時在“扶天子以令不臣”這一政治手段上的共契,還是荀氏乃至整個潁川士族群體在曹操集團中舉足輕重的影響,荀彧的反對均是曹操所不能不鄭重對待的,最終的結果是“太祖遂寢九州議”。出於“論跡不論心”的歷史原則,我們也許無法追究古人在一時一地的真實想法,然而不難想到,從曹操初定北方到建安十七年曹操稱公、荀彧之死的這段時間裏,爲曹操的人臣權勢推波助瀾者(譬如此位主張恢復九州古制的倡議人)自然有增無減,而以曹操作爲漢庭共事之臣的傳統官僚如荀彧者,則無疑是日漸分化而羽翼凋零了。因而,從超越於個人選擇的角度來説,曹、荀二派的政治路徑,在建安九年關於恢復九州古制的這一番似乎推心置腹的討論中,其實已注定了分道揚鑣的命運。 建安十八年(荀彧死後一年),東漢終行九州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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