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口述自传 8.3分
读书笔记 第220页
Jeffery
在那篇文章里我指出: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第二,着重外来进口的“主义”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没有用处的。我并说明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实际问题所提出的实际的解决方:案。我说如果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自己现有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需要,单会空谈一些外来进口的抽象主义,是毫无用处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的政客利用来做种种自私害人的事。 因而我更进一步指出,不顾实际问题而囫囵吞枣地把整套有偏见的外国主义搬来中国,实在是一种智慧上的懒惰。我强调,所有的思想都是从实际的困惑情况之下出发的——不管那是社会的、个体的、制度的或政治上的。这便是我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实验主义的处理。 再者,既然一切思想都是从一个问号开始的,则思想上的第二步便是提出假设—提出个能解决这些疑难问题的办法让我们的智慧能力、教育背景和〔生活〕经验,做我们的智力的源泉,来提出并试验每一个假设可以获得的结果,以至找出解决这原始困惑的适当解决的方案。最后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作为解决的办法,并从而证明之。 我指出这种社会思想的程序〔演进的情形],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提出假设,使我们理解出特殊假设的可能后果。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我说:“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都放在脑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最后我说,“‘主义’的最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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