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

魏晋士风的演变，用传统的史学名词说，是环绕着名教与自然的问题而进行的。在思想史上，这是儒家和道家互相激荡的一段过程。老庄重自然对当时的个体解放有推波助澜之力，周礼重名教，其功效在维持群体的秩序。概括的说，魏晋思想史可以分为三个小段落：曹魏正始时代（240-248），名教与自然问题在思想史上正式出现，何晏王弼最先提出这个问题。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代表名教与自然正面冲突的时代，而以嵇康被杀为其终点。西晋统一以后，名教与自然则转入调和的阶段，其理论上的表现有郭象的庄子注，和裴頠的崇有论。
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老庄自然之皆明白易解，而周孔名教则较难界说。陈先生对名教的理解，主要是偏重于政治观点的。但是从汉末到东晋，名教问题并不限于少数人是否“入世求仕”一点上。
事实上，魏晋所谓名教泛指整个人伦秩序而言，其中君臣与父子两伦更被看作全部秩序的基础。不但如此，由于门第势力的不断扩大，父子之伦（家族秩序）在理论上尤超乎君臣之伦（政治秩序），成为基础的基础了。
当时的名教危机在君臣一伦上的确表现的最为突出。汉代去古代封建之世不远，地方官和他所辟用的僚属之间本来就有一种君臣的名分。东汉以后更由于察举制的长期推行，门生与举主之间也同样有君臣之义。这些所谓门生故吏便形成了门第的社会基础。这些士人在未直接受命于朝廷之前，只是地方长官或举主的臣下，而不是天子之臣。即使以后进身于朝廷，依当时的道德观念，他们仍然要忠于故主。因此，一般士人之于皇帝最多只有一种间接的君臣观念，但并不必然有实质的君臣关系。

嵇康对君职怀疑观点再向前发展一步便成为阮籍和鲍敬言的无君论了。
汉末以来名教的崩溃不但是全面性的，而且这一危机表现在家族伦理方面较之为政治秩序方面更为深刻而持久。西晋统一以后，通过君主无为和门第自为的理论，大体上使政治方面自然与名教的冲突获得了满意的解决。但在家族伦理方面通过礼与情的特殊形态所表现出来的名教与自然的冲突却发展到了表面化的阶段。
何晏王弼调和儒道，虽然正式提出了名教和自然的问题，但却并没有把两者放在对立的地位。嵇康阮籍公然以名教与自然互不相容，但是细察他们的言论，则他们所深恶痛绝的只是当时虚伪的名教，而不是理想的即合乎自然的名教。下至西晋时代，由王戎深赏阮瞻关于名义与自然“将毋同”的答语，以及郭象注庄与裴頠崇有等事例观之，名教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显然又已由矛盾而复归于统一。其中嵇康阮籍反名教，据陈寅恪先生的分析，则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政治立场与司马氏不同，不肯出仕。西晋以后，司马氏的政权既与高门世族的利益打成一片，东晋之初且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士大夫阶层已无所谓仕或不仕的问题。
不但如此，除了名教与自然这一中心题旨外，魏晋清谈中才性论也经过同一发展历程。陈寅恪先生论此条，谓才性同，才性合是东汉以来的旧观点，大体以才能和德行不可分。才性异，才性离则取曹魏求才三令的新见解。
傅钟两人适为儒学大族司马氏之死党，故一主同，一主合，而李、王则适为曹魏之忠臣，故一主异，一主离。足证才性论在当时有实际的政治社会背景，不是纸上空文。唐长孺先生也认为才性论与实际的选举制度有关，并且通过汉魏之际批判名教的思潮来分析这个问题，才性论的政治意义就更清楚地显示出来了。唐先生又举证说明，自晋以后，才性论和现实政治已经没有什么密切关系，仅是知识的炫耀。所以关于政治秩序一方面的名教与自然之争，以及名教范围内的才性之辩，到西晋之世的确已大体上都解决了。

2015年补一段《求才令与汉魏嬗代》
1. 建安以来曹操奉天子讨不臣的历史内容主要是讨袁绍。建安十三年平荆州，袁绍阵营最后覆灭，曹操霸业阶段的战略目标胜利实现，在董卓朝廷以后，已变盟军朝廷为曹氏朝廷。赤壁之战后, 历史朝多极化方向迅速发展，曹操实施战略转变，对南国停止战略性进攻，放弃奉天子讨不臣的武力征伐，在北方转入文治，进入王业阶段。而三道求才令颁布于建安十五年以后，颁布年代分布在“治平尚德行”文治阶段的各个时点上，与此战略阶段对人才的要求不相吻合。三令也不是为了统一全国、网罗人才所推出。
2. 曹操集团的人物分四批进入， 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以前已全部到位， 三道求才令颁布
后， 实际没有吸收新人才。建安十三年以后毛玠、崔琰典丞相府铨选， 举用皆“清正廉节，秉德纯懿”之士， 丞相曹操对此给予支持，同时却颁发与此相抵触的求才令，不合政理。
3. 求才三令与曹操选拔人才的实际活动没有多少关联。三令与此阶段曹操的建国活动联系起来去认识，可以理出两条线索，一条是为曹操的利益所设置，一条是为曹操部属的利益所设置。建安十五年的唯才是举令，目的是摧毁二十等爵制， 突破“非刘氏不王”的国体原则，开建五等，以便曹操封公独立建国，以便以让贤的方式完成汉魏皇权转移的历史任务。建安二十二年的求“至德”令, 则是曹操对建安十五年《明志令》不取代汉献帝本志的婉转重申。
4. 建安十八年曹魏建国后，北方政府出现魏官、汉官两个系统, 发生了官员魏官化的问
题。建安十九年举偏短之士的令文中， 所举陈平、苏秦都为“反覆”之人, 目的是解除部属舍汉归魏的名节顾虑。曹操部属多具东汉古文经学派“通变”的特点，对此易于接受。此令在这一脉络上承前启后， 因而求才三令都具有董昭所说“定人”的意义。这正是陈寅恪先生所断，求才三令是曹魏划分曹党与非曹党的大政方针。从这里又构成认识求才三令的第二条线索。
一言以蔽之， 求才三令，是曹操建国绍汉的政治方略。汉魏皇权嬗代，是在求才三令的政治引导下通过和平过渡的让贤方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