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翼 8.6分
读书笔记 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面相
行走的小车

一、透过“面相”的理解方法 社会学研究,归根到底,是对社会现象深刻的理解或对其中问题的探索性解答。它并不一定能形成客观真理性的答案,但是对于人们更好的生活却有深远的意义。社会学家的讨论也是启迪民智创造可能的所在。在中国的语境下,所有的讨论和分析,都要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下的经济政治现实。虽然“大数据”一度被炒的火热,数据挖掘也甚至获得了“神”一样被崇拜的地位,但是想要真正的解释问题而不陷入到荒诞的谬误中,如刘徳寰老师所说——就是要理解中国。黄仁宇先生在论述“万历十五年”的意义时,曾指出“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时间,表面上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这内在的包含了他“大历史观”的思想线索,亦即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这种角度要求我们对历史有一种更加中立的,整体的考察。 《万历十五年》一书从历史上似乎“名不见经传”的一年切入,透过理解历史变迁的这一个侧面系统的考察了,古典文人“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鄙夷物质利益,一切行动为以维持王朝安全”这单一意识形态的弊端。牺牲局部保全整体稳定,牺牲公平保证效率,以计划代替现实操作,以预测代替评估,如此种种,都酿成了万历皇帝皇权受制朝臣的现实。《万历十五年》以朝臣为认识中国封建政治的一个面相,深入剖析了制度因素对于中国社会、尤其是对中央政权的影响。 这对我们做研究有一个启发,就如同黄仁宇先生所说的“大历史观”一样,首先要对社会历史有一个整体且宏观的把握,而进行具体探讨时,则要将全局的视角集中到一个具体的面相上。这个面相必定是跟整个社会历史相勾结的,透过这个面可以看到“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可以推倒出“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这个面相就是洞悉社会历史发展的窗户,具体就中国的现实国情而言,就是构成中国社会运作机体的重要阶层。虽然不同的面相也有呈现出不同的生存状态和思维方式,但正是这些不同的面相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历史的整体。每一个面相都可以成为理解中国社会极佳的镜子。这一点我们在《万历十五年》中看的最清楚,个别的朝臣机体构成了一种制衡王权、左右中国的强大力量,这一群体的兴衰和变动,会直接牵引整个国家的命运。同样的,这种透过特定面相对中国问题进行考察的思路,我们可以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和张仲礼先生的《中国绅士》中找到。 张仲礼先生认为:绅士同国家的关系远比简单的经济管理模式所能表述的更为复杂。绅士包括了代表国家权利的官吏队伍成员。然而,这种权利无论从物质上说抑或精神上说,都不是代表绅士一个集团的利益,而是更管的多元利益组合的一种理性化表现。一方面,官吏制度国家依赖绅士来控制和管理社会,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对社会成员加入合格统治集团的控制,在制度上对绅士加以节制。 这也就指明了“面相”的概念不局限为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已经计划分的“阶级”,也包括因政治地位差异而产生的有不同政治诉求的相互区隔的“政治共同体”。 而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中,又点名出了“乡绅”这一政治共同体。乡绅也是理解中国的一个面相,他们脱胎于中央政府里的朝臣,是“告老还乡”的那些反哺农村的官员、或是科举中第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虽然四散在各地,但是却具有着惊人相似的教育背景以及思想共识。 这些乡绅同米尔斯《白领》中提及的经济概念不同,更是一种社会文化上的划分,和社会认同上的差异。他们在地方享有很高的权威,他们充当了政府官员和当地百姓之间的中间人。“作为本地的代言人,常常去说服政府接受他们的看法……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他们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地方官吏……大量地方事务的实际管理都操纵在绅士手中。” 在严格意义上说,绅士一般不掌握司法权,但是他们作为仲裁人,调节许多纠纷。 最典型的就是乡绅对礼治失序的调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当乡村地方上出现了矛盾、或是不守规矩的行为,不必诉诸官府审理,乡绅(或是有学识的长老)就会出面调解:“调解是个新名词,旧名词是评理。差不多每次都由一位很会说话的乡绅开口。他的公式是把那被调解的双方都骂一顿:‘这简直是丢我们村子里脸的事!你们还不认了错,回家去。’接着教训了一番。有时竟拍起桌子来发一阵脾气。他依着他认为‘应当’的告诉他们。这一阵却极有效,双方时常就‘和解’了,有时还得罚他们请一次客。” 虽然通过“捐官”的富农富商也可以进入“绅士”阶层,但是这种头衔所链接的是知识、身份和地位上认同。如上文所言,是一种制度化构建的阶层。它处于皇权和日常生活治理之间,如刘徳寰老师所言:“是社会的一种缓冲剂”。 二、不容忽视的面相 正如面相的研究方法给我带来的启示,对这些面相的考察和理解,刘德寰老师进一步概括出了社会变迁的基本模式:也就是皇权腐败诱发劣绅横行,劣绅横行破坏了地方治理而迫使百姓造反,百姓造反过程中,绅权再次介入并同时再造皇权。一言以蔽之,就是社会中绅权实质是皇权再造过程中社会基础。而乡绅正是中央政府反哺农村时的重要延伸。 这一过程主要是针对传统中国朝代更迭的叙述,但是当西洋的船舰厉炮驶入中国,以农村为核心的传统的城乡二元互补格局被消解,中国社会不可逆的卷入到世界经济市场中的时候,中国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在清末到民国时期,中国的社会状态,如梁启超所言,是“过渡时代”。如其所言:“中国自数千年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进,跬步不移,未尝知过渡之为何状也。虽然,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激,为十九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于是穹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是不经营惨澹,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语其大者,则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过渡时代也。” 而当今中国已经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既没有明确终结的方向,也不知如今身在何处,这就像极了梁启超所谓的“过渡时代”。由于前途未卜,人性开始彷徨,人民生活既没有了过去的乡土状态,也没有了对未来可预见的安全感。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说:“中国正面临社会溃败。”改用稍微温和的话讲,就是我们处于无尽的“社会转型”之中。 在对社会整体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就可以透过寻找面相而更加深入的理解。但当局者迷,本文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讨论,所以借用林耀华先生《金翼》中描绘的金翼之家的兴衰变革,以上一个过渡时代为审视对象,尝试深入思考当下社会的社会现实。 《金翼》是林耀华先生以福建闽江流域古田县岭尾村及所在乡镇的个人生活经历为蓝本,在哈佛大学完成的著作。该作品在1944年于美国纽约首度出版,1989年三联书店依照其1948年的英文本翻译并出版。其用小说的题材呈现了社会变革语境下,富农,或者说中国农村中产阶级的变化。 如米尔斯所说:“因为政治异化这个深刻的问题,必须考虑一些绵延好几代人的因素。因为这个问题产生于社会的整体形态,必须从一段时期内发生的转变这个方面去理解。我们把这样的时期定义为时代。” 按照这个定义,如果把《金翼》的时代放置到整个近代中国历史中考察,正反映了乡村衰微和城市兴起的变革状态,是可以看到“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可以推倒出“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的时间节点。而文中的金翼之家,从拥有的资本角度看,正是典型的处于过渡时代中的中产阶级。他们不单纯是“富农”,因为从事大量的商业买卖;也不能等同于“小资产阶级”,因为其根基仍旧是土地和乡土生活。对其家庭生活的变迁的考察,就如同米尔斯对于中产阶级考察以分析资本主义的逻辑一致,是透过时代中这种特定阶层人生活而理解时代变迁。 米尔斯认为,“现代社会学的一课是,如果人们不能把自己置于时代的潮流和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的所有个人的生活机会当中,他们便无法理解自身的经验并对自身的命运进行测定。” 而他对中产阶级的考察,进行了新式和老式中产阶级的对比,从而更加着力于对新式中产阶级,即白领生活方式、权力行使方式的讨论。沿着这样的思路,在审视《金翼》的故事时,笔者也着力于把握金翼之家的发展变化、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以及金翼之家所代表的中国式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行使权力的方式。 虽然同《乡土中国》中的乡绅,《万历十五年》里的朝臣,以及《民国时期的土匪》里的土匪不同,《金翼》涉及的,似乎是最无关紧要的普通中产阶级。但正如米尔斯研究“白领”一样,传统中产阶级虽然缺乏经济地位,缺乏政治特权,甚至没有暴力武装,但他们确乎是对社会历史变迁最为敏感的一个群体。这当然也是得利于其自身的这些缺陷,因为缺乏强大的政治经济保障,他们必须要及时对社会历史变化作出反应,他们也最容易在历史洪流中产生震荡。 诸如魏斐德一批学者也指出,清末的殖民者做出了“根本的错误估计”,“他们没有看到分裂是在城市、乡村之间,而不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 对于理解中国社会在经历鸦片战争之后逐步走向沉落,最重要的面相就无疑是城乡分裂时艰难求索的中产阶级。所以,金翼之家,无疑是理解中国社会一个不容忽视的面相。 三、金翼之家 金翼之家的所处的社会结构,用林耀华先生的话讲,就是:“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像是一个由有弹性的橡皮带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构成的网,这个网精心保持着平衡。拼命拉断一根橡皮带,整个网就散了。” 这充分体现了个人的差序格局,以及家族对个人差序格局的组合再造过程。 1. 家族:土地边际收益递减 金翼之家中,“橡皮筋”之间相互勾连最主要的,就是主人公黄东林。在其小时,他父亲和祖父去世使整个家衰败了。祖父置下的田产被一分为三。费孝通先生讲到的差序格局,之所以在后来受到诸多质疑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忽略了人除了具有社会关系外,还处于一定的经济结构中。“田产”就是制约传统中国中产阶级生存发展最重要的经济基础。 林耀华先生描绘到:“尽管剩下的人拼命苦干,瘠田薄地上的收益还是难以维持七口之家的生活。” 正是对土地边际收益递减的直观展现。农民的生活扎根于土地之中,但是土地是客观外在的事物,并不能随着人的意愿而变化。在一片土地上耕作的农民,随着生产发展,势必在经济上会经历兴盛,而兴盛势必伴随着人口增长,如果土地不加扩张,个人占有的土地面积就会减少,土地产出的粮食分配给每个人也会相应缩水。这是农民经济周期性陷入崩溃的一大症结。 资本主义或者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和土地之间的矛盾。土地无法供养的过剩人口,在资本主义语境里被转变成为自由劳动力,成为商品的生产者以及商品的倾销市场。他们也成为了新型城市的主体力量。 正如金翼之家中的东林,他走出家庭、迈进茶馆。远离乡土,同外界的联系多了,不仅能使他稍微能避开家里极严的监督,也帮助他在茶馆老板与常客中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是城市汲取农村过剩人口并为之进行社会社会化的必要条件。 这就在时,已不是家庭而是店铺,成为东林生活的中心。 “在店里东林无时无刻的操劳,但他不能不注意到店门外镇子上生活的迅速发展。人们从四面八法,从本乡外乡涌进湖口镇。新开张的店铺有如雨后春笋。” 城镇化过程,伴随着的是农村土地的边际收益递减。历史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面临了大量商品滞销导致经济危机的问题,寻求殖民地,倾销商品也就成了其应有之义。而对于当时的中国,在重商主义发展的洪流下,不自主的也加入到了全球贸易体系之中。 进入到全球贸易体系,一定也伴随着的是金融体制的改革发展。如林耀华先生所说:“同城市钱庄建立联系对于商铺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此,东林发现生意好做多了。他可以短期赊购,叫伙计把鱼运到货栈,无需再多费力气。鱼店在每个月同钱庄结两次账。……多变的都市生活为东临的生活带来了进一步的变化。他几乎完全隔断了同家庭、家乡的联系,虽然他还是姐夫张芬洲店里的合伙人,他变得越来越习惯于福州鱼商的生活。怀乡病偶尔也转移一下他的思绪。但他每天绝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做生意。买进卖出、讨价还价和彼此协商对于他已是一种有条不紊的日常生活……他获得了一种当一个人与他必须居住的世界相适应时所感受到的宽慰。” 此时的中产阶级,在土地边际收益递减,全球市场开发的初期阶段,自发的出现了资本运作的原始模型,他们的日常生活,也进入到安稳的状态。但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和资本不断的扩大化进程,这种安稳状态的崩溃也是早晚的事。资本主义在历史的车轮下,正不可逆转的向帝国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的方向驶去。 对于黄东林,他在这一历史潮流中,选择走上了“农商互补”的道路。长工在老家务农,而自己则在沿海的镇子里开店做买卖。由于并未正式分家,店里的资本和现金收入、土地和粮食仍旧是全家的财产,归两兄弟共有。因此,两个年轻人对彼此的工作十分注意,一起为全家的利益盘算。他往返于商店和老家之间。和家人在一起为他的生意注入了新的力量。家庭与商店、乡村和城镇、田园生活和商业事务,简而言之,宁静与斗争的交替使东林所享受到的最好的平衡。 2. 家族:又爱又恨的人口问题 在变革发生的的初期,社会矛盾并不激烈。事实上,社会上仍旧存在非官、乡绅的城乡二元互补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并非是稳定的,事实上,中国传统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是极其脆弱的。尤其是他们的生活应为同氏族门楣的整体利益捆绑在一起,个人所以往往难以对自己的生活完全加以控制。就如同黄东林兄长的突然离世。 “兄长之死当然也使东临本人深受震动,他的生活格局再次被硬性改变了。重新合拢的家现在人口更多,东林承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的责任。” 这是一种成也人口,败也人口的不稳定性。家庭是中国人核心的生活圈子,包括着习俗、责任感情和欲望的所有方面。“抽掉家庭的一员,扯断他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家庭便面临危机。” 好在,人类生活中存在一种弹性,当危机使一些纽带松弛、失效时,生活的圈子中还会有其他纽带开始发挥作用。生养虽然是土地经济不稳定的因素,但是家族势力又需要有人口的支持。成年男丁是家族能否应对突发状况的保证,而家族阵容又是在乡村获得势力的基础。 在东林面临困境的时候,远房亲戚的帮助是一个例证。而更进一步的,我们可以看到时代之于金翼之家的变化,是悄然无声的。东林打官司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后,而当时的社会情景,对于东林一家,除了变换了的政府官员和监狱兵卒使用的武器,却没有实质性的变革。腐败的豪绅雷吾云作为顾问仍旧保持着政治的影响力,东林和其亲族的生存状态也基本维持的原有的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利于氏族阵容。 在乡土中,人和人为地缘和血缘所连接,是“熟人社会”。就如同小哥被土匪劫持,不论是同看守交谈发现乡土亲缘,还是最后东林跟香凯要求释放伙计李宽,金翼之家的强盛,同乡土中国中社会大家庭强盛的原因相似,无非“一个人为了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必须与不同圈子中的人们发生多种联系……一旦通过在一个地区许多广泛的人事关系的联络和处理,而得以生存下来之后,他的地位则更加巩固。” 生活圈子提供的就是这样广泛的人际间的纽带衔接,这是一种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哈佛大学林南教授就提出的一概念,一种更加加通俗的表述为:在人类社会,你是谁不重要,你认识谁很重要。而互联网是一种能整合关系的强大空间,格兰诺维特因此提出“弱势连链接优势”,新媒体的强大效果也由此可窥见一斑。社会资本要求嵌入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的资源。普特南也在其著作《独自打保龄》中表达其对社会资本的理解,他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在人们参与社会集体活动、从社会关系中获得利益和支持时发生。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一方面血缘是社会连接的纽带与基石,繁琐且明确的仪式促进着社会成员之间的整合。另一方面,血缘关系盘根错节般的交错,使得固定在土地上的人作恶的成本不断升高,社会趋于稳态。 就如同在东林母亲去世时,林耀华先生描写道:“十一人中有六人根本没见过祖母潘氏并且与黄家叶无甚联系。但由于血亲关系他们必须来参加丧仪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个仪式持续了许多天,举丧的人家与吊唁的客人借此重新加强了旧有的关系。丧典仪式成为一种团结的力量,重新即那里起人们之间的共同感情。” 这种成也人口败也人口的状态,推行至极致,就构成了中国的乡土经验。要让家庭能充分获得这种“社会资本”,所以其经验甚至延伸到了个人的婚丧嫁娶这样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两性的结合,就不单单是爱的结果。 像文中的诗句:“举起新娘的头冠,幸运将在酒杯中斟满,举起新娘的头冠,让新郎买下田地、古仓和房产。……每一位客人不是在向新郎本人,而是新郎的父母祝贺。” 金翼之家所代表的中产阶级需要媒人最快速的帮助“门当户对”的家庭建立姻亲关系,从而高效的投入家族生产。婚姻更多是功能性的,对于家族中的个人,是“有胜于无”的状态。而个人对两性关系所体验到的的幸福感,更多来自于其未知状态的神秘感。 不仅这种结合观念同今天已经大不相同,连女性形象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意识下的女性形象, 也跟今天的女性形象大相径庭: 在农村,一个纤弱而有教养的女人没有什么用。村里人只知道妇女应该是体格强壮、勤于劳作、烧饭,顺从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多多生育。 多多生育的弊端,上文已经论述,就是造成土地边际收益递减,因而为社会动荡和周期性爆发贫困、饥荒买下了伏笔。而多多生育,在另一方面,确实是所有家庭追逐的目标,他带来的更多的劳动力,更广阔的同其他家族进行勾结(联姻)的空间。 3. 家族:遍在的仪式与符号化概念 在黄东林这样典型的中国中产阶级心中,家庭和村落是超越个人的存在,这种观念深受仪式的影响。从更加抽象的层面讲,中国传统的中产阶级经验中,“婚丧嫁娶”都是被符号化了的仪式。他最总要的在于整合社会资源。就像东林在墓祭节时东林从不缺席:“他认为这是后代孝顺的行为,同时亲人的团聚可以加强个人间的纽带,成为村落的巨大力量之一。” 不同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构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根基的企业家精神、禁欲主义以及“天职”观念不同,中国社会的基础和核心都是家族以及家族利益。即以血缘、地缘和亲缘相互连接的个人主义。很多西方学者不理解中国的“集体主义”,就是因为缺少了对“利己主义”或者说“利家族主义”的考量。 千百年来的小农经济体制带给中国人的是极端利己主义,如果可以自给自足,蜗居在自己的“小家”中就完全可以被定义为恬淡舒适的。这种恬淡舒适或者说颐养天年的状态,一方面,其实是个人最大限度的摆脱同外界交换而获得的“超脱的幸福感”。这跟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借格劳孔之口,描绘的“自然的强者”是如出一辙的。但是在另一方,也如同《理想国》中的论述,没有人能称得上是“自然的强者”,没有人能彻底摆脱同外界的交换,都要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到城邦的生活中。在中国语境下,也就是要根据自己的位置,对身边远近亲疏不同的人排出个顺序,形成小的利益团体——也就是家族。这种远近亲疏不同的状态,也就是费孝通先生讲到的差序格局。一言以蔽之,家族,其实就是更加个人化的城邦。 所以,中国人的利己和集体也就好理解了。利己是真的利己,集体主义则是为了利己而对他者作出的妥协。这个他者,如果在某种意义上讲,能成为“自己人”的一部分,则是中国意识形态最为追求的状态。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一贯宽厚的黄东林,赶走凯团的原因。如林耀华所讲:“小错他可以原谅,但是敢和店主顶撞吵嘴的人绝不容留下。” 这种状态还有一个弊端,那就是严格的门第秩序。或者说,是个人在家族中牺牲自我利益,而后又要争取个人利益的过程。年轻人必须对家族更多的付出,一旦成为家族的“长老”,就要更多的去维系家族团结并使之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样的,这一方面是极端利己的;再另一方面,却同样要求极强的整体意识。至于工作,就要求协作并对既定的长幼尊卑的秩序坚定的执行。可一旦如此进行整体协作,对于收益的分配就会陷入模棱两可的境地,地位高的人不一定从事主要劳动生产,却对劳动分配具有话语权,地位低的人共同劳动,分配一旦产生不均,或是在平均主义下出现每个人的工作热情都衰退,对于家庭而言,就是悲剧的开端。 在东林早起奋斗的日子里,他曾备尝辛劳经营他的小店铺并且成为他的那个社会圈子中的成功人士。他曾希望维持大家庭的完整合一。但在家里兄弟之间、堂兄弟之间以及年轻一代的媳妇之间的纷争,使得家庭生活不可能达到他曾期望的那样圆满,他受不住如此多的争吵和抱怨,再也不能制止住这个家庭的分裂了。 在这时候,为了不突破既有的“乡土经验”,往往把分裂归因为另一个符号“风水”。风水本为相地之术,即临场校察地理的方法,但在历史发展中,“风水”的转变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家族的兴旺得利于风水、家族的衰微也是因为风水的破坏。被把“风水”的转变归因于一个化身的恶魔,也就是完全没有认识到所谓个人的恶魔,就是一个更大命运中的仅仅属于人本身的动力,也是由于他的环境、他的时代及他的地位的产物,这一产物由来自人们对客观环境的情感和反映所起作用而形成的一个大型的网状机构。 4. 家族:中国的乡土经验 在历史的车轮中,当我们反思时,可以看到跟完全不同的图景:鸦片战争的炮火打破穿了中国社会的城乡结构,在时代的洪流中,那个曾经作为农村集市和学堂的城市,代替了它一度依附的乡土,成为事实上的经济文化中心。资本的全球流动和贸易的不断扩大,使得乡村衰败。而这导致的就是像东林这样传统的乡党精英一步步的离开农村,他们同时也带走了那里瑰丽的文化和物质遗产,虽然这种“离去”,不是彻底的物理隔离,但是却实实在在的导致了社会中心的城市转移。农村的整合力量减弱、作恶资本降低、以及人员流动性增强,无一不为恶霸兴起的温床。严酷的匪患又进一步加速了乡村的衰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程,由此滚滚推进向前。 但在另一方面,农村又体现出了千百年来积累的智慧。中华乡土上的劳动人民从来不乏生产和创造价值的能力。“一旦战争过后,正常的秩序还是要逐渐恢复,所有人们也就会再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即便金翼之家在1931年由于东三省沦陷遭到经济上的巨大损失,但是很快,东林就又“重新集中搞原来的鱼、米、盐贸易……以往损失的钱又赚回一些,旧日的繁荣又有些恢复了。” 然而单纯的生产生活不可能不受到政权的左右。即便有人想远离政治,或是表面当作不关心政治,但是却没有办法远离政治对其的影响。米尔斯在论述美国中产阶级时,就格外论述了其权利运作机制。这一点则超出传统中国的经验范畴。常年生活在乡间自治状态中的国人,对于皇权以及政治斗争,都是比较冷漠的。唯一有着明确认识的,如林耀华先生指出:“人们应该记住,在那个时代土匪和军队实在无大差别。军队实际上是由土匪招募来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后者明显违法,而前者搜刮民脂民膏却有个隐蔽的形式。” 同今天的崇尚义务兵役制的主流话语体系不同,传统社会里当兵同痞子、赌徒和无赖是捆绑在一起的。只有同混在村里的痞子、赌徒及无赖群里长大的,才想去当兵。“按照传统的观念,好男不当兵。” 这一方面,是因为今天我们的军队训练体系已经日臻完善,对人坚毅、顺从的性格也颇有塑造能力。但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传统社会惧怕人员流动的内在逻辑。在这一层面讲,过去的智慧是,人的四散或流动状态将降低村落对人的整合程度,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到今天,作为劳工输出大省的安徽、湖南和湖北等地,也是社会矛盾相对尖锐的地方。当社会成员远离家乡,成为流动的劳工,那么他们就同时会失去传统社会加之给个人的道德规范以及安全感。土匪的兴起其实就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城乡二元互补格局被打破的一个严重的后果。 四、总结讨论 理解中国社会演进和变迁,林耀华先生认为可以从四点出发:“ 第一, 物质环境的变迁促使适应于它的技术变迁,结果带来了这个体系内人际关系的变迁。 第二, 由于一种技术上的原因所产生的技术变迁导致人们日常关系的变迁。 第三, 人物及班底的变换也会促使人际关系变迁。 第四, 一个体系之外的音速的改变引爆体系成员之间的关系变迁。” 现代社会学的一课是,如果人们不能把自己置于时代的潮流和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的所有个人的生活机会当中,他们便无法理解自身的经验并对自身的命运进行测定。 正如有批评认为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关心的只是西方宗教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也不能就此推论宗教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时期思想体系的核心。但那却是从历史发展变化的角度,对社会演进的剖析,可以透过宗教那一个侧面看出与人类社会渐进的规律。“在任何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已定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 金翼之家作为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面相,最大的争议,在于其是一个个案,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这种代表性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实的反映客观现实?但是,正如金翼之家奉行的是典型的传统中国中产阶级生活主张,黄东林作为一个对“无形的精神力量”最为敏感的中产阶级分子,金翼之家也就完全称得上是理解中国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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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翼》的全部笔记 7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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