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3页 第七章 布迪厄

pp. 293-296 “学术场域与符号权力”
	(p. 293) 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知识分子自己，有时总会不假思索地认为，知识分子的场域应该是一个“纯洁”的世界，是与任何权力斗争无关，真理通过话语的论辩驱逐了各种错误意见的“理想国”；而另一方面，当近代以来的许多人批评这种幼稚的观念时，又迅速走向了另一极端，好像知识场域完全是社会利益特别是阶级利益的一种自然反映，知识分子的观念不过是其阶级出身或社会位置的特定表现。在布迪厄看来，这两种观念都妨碍我们理解 (p. 294) 学术世界的特殊性，前者是一种“误识”，是对知识场域无意识的神圣化；而后者则犯了一种短路（short-circuit）的错误[117]，忽视了文化生产场域的相对自主性。他认为，首先，学术世界作为文化生产场域，是一个具有自身独特逻辑的社会空间；其次，在这个空间中，尽管知识分子采取各种策略，争夺某种在他们眼中利害攸关的事物，但若是从更大范围的社会世界中盛行的利益观念来看，他们所追求的利益倒可能颇为超越功利[118]；最后，知识分子场域之外的权威所产生的任何影响和约束，总是通过知识分子场域的结构的“折射”（refract）发挥作用的[119]。
(p. 295) 布迪厄认为，尽管海德格尔是一名纳粹党人，但他并不是纳粹理论家，也不是一位撰写政治小册子的宣传家。他具有非凡的哲学才华，那些导致他追随纳粹的行为的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面对哲学生产场域的特定约束，只有通过哲学升华（philosophical sublimation）的方式才能得以体现，而海德格尔所拥有的“罕有匹敌的哲学资本”又恰恰可以保证这一点的实现。因此必须放弃传统上将对海德格尔作品进行的政治解读和哲学解读对立起来的做法，而要进行一种双重解读。（……）在布迪厄看来，海德格尔正是游刃有余地驾驭哲学与政治这种模棱两可的特质的“大师”。通过对海德格尔作品的阅读，布迪厄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发现了后者哲学中的政治意涵：对福利国家的拒弃深藏于时间性理论的核心，反犹主义升华成对“无根状态”的谴责，拒绝否定他此前对纳粹的支持则深刻地体现在他与容格尔的对话中那些转弯抹角的暗示中，而以极端革命面目出现的保守主义（ultra-revolutionary conservatism）则体现在彻底扬弃的哲学策略中[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