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页 第二章 顶级富豪文化

财富金字塔的底部是处于不同生命周期、来自世界各国的人；而高净值人士（具有100万~5 000万美元的可投资收入）和超高净值人士（具有至少5 000万美元的可投资收入）主要集中在特定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生活方式更趋相似。即便是零散分布在其他地区的高净值人士也会参与同样的世界市场、购买高收益的消费产品。他们的财富组合也极为相似，主要为金融资产，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交易的上市公司的持有股权。

超高净值人士自己也叙述了相同的经历。“银湖”私募股权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格伦•哈钦斯指出，“一个在非洲经营大型银行而后跑到哈佛商学院念书的人与我之间的共同点比他与邻居之间的要多，我与他之间的共同点也比我与自己邻居之间的要多。”哈钦斯解释道，他踏入的圈子由“利益”划分，而不是由“地理范围”划分：“北京离纽约很远，但看上去和纽约很相似。你能见到同样的人，能在同样的饭店吃饭，能在同样的旅店入住。我们的地域观念比以前要弱得多。”

安赛乐米塔尔钢铁集团首席财务官阿迪亚•米塔尔的父亲是亿万富豪，也是该集团的创始人。米塔尔不在英国出生，却是接手《观察家》所指的英国传统活动的顶级富豪之一。他出生在印度尼西亚，在美国接受教育，持有印度护照，如今在伦敦生活。

“我想，如今因为全球化，这些城市变得那么相似，真是有点儿感伤，”米塔尔在曼哈顿边喝咖啡边对我说，“我指的是身份的差别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对于一名全球商人来说，不论在伦敦、纽约或像新加坡之类的地方，你几乎都可以实现相同的目标。你可以广纳人才，可以找到银行家和律师，可以上好饭店，可以住好宾馆。我认为，在任何一个大城市你都能找到业务经营的要素。所以，你能在任何一个大城市中生活，从伦敦移居纽约，也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当然，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是件好事，但是我希望各国不要丢掉太多的个性。”

“越来越多的全球首席执行官会议在新兴市场召开，尤其是在中国。”麦肯锡总裁多米尼克•巴顿在曼哈顿中城吃早饭时对我说。

“精英群体中每个人的经历几乎相同，他们都与当地环境和当地政府有些格格不入。这群人正崭露头角。”埃里克•施密特告诉我，“你所描述的那些人首先将自己视作全球公民。这是比较新的现象。虽然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长大的地方，热爱自己的母亲等等，但是他们自认为是世界公民。当世界发生了什么坏事，他们要为之操心的。”

“这是新的潮流、新的趋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创始人王辉耀主任对我说，“我们经历了贸易全球化，我们经历了资本全球化，现在，我们正经历人才全球化。”

“再也没有‘人才流失’或者‘人才增益’的概念了，”王博士说，“只有全球人才流动一说。”

超级精英的全球化早在学校里就开始了。要通往顶级富豪圈并不需要专属护照，但确实有个途径，那就是母校——美国的常春藤盟校，再加上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以及世界顶尖商学院（大多是美国的大学，不过当然有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正如本章引语中图罗所言，在这个世界，你在哪儿获得MBA比你是哪国人更重要。许多顶级富豪都在他们的祖国接受教育——记住，这是一个基本靠白手起家的群体——但是他们的子女几乎全在这些全球顶尖学校上学。许多富豪都让孩子趁早起步，把他们送进寄宿制学校，尤其是那些高贵的英国学校。在父母开放日那天，俄罗斯寡头乘坐的直升机降落在那些学校的操场上，这已见怪不怪了。中国顶级富豪每年开支的1/5是用于小孩的教育，这些家长是满腔热情的全球化推动者。《胡润报告》发布者、中国超级精英文化的首要记录者鲁珀特•胡润表示，“当今，每5个中国企业家中有4个会考虑送小孩到国外念书。”中国亿万富豪更喜欢送孩子去国外读中学，英国的私立寄宿中学是热门之选。中国的百万富豪则把孩子送到国外的大学，以便孩子融入顶级富豪经济（plutonomy），美国常春藤盟校则汇聚了最多的精英。在达沃斯的饭桌上，我听见一位欧洲千万富豪对另一位东欧亿万富豪说，英国私立中学的好处是“除了能学习语言，还能交到合适的国际好友”。（在同一位国际择校顾问的帮助下，他们的小孩都进了英国私立中学。）

全球富豪的人名开始出现在这些国际精英学院的校名上。如今，牛津大学成建了两个学院。一个是将与哈佛的肯尼迪政治学院相比肩的布拉瓦尼克政治学院。这所学院由出生于苏联的金属和石油巨头莱恩•布拉瓦尼克捐资7 500万英镑建成。布拉瓦尼克出生于苏联敖德萨市，在哈佛大学获得MBA，目前在纽约和伦敦生活。牛津大学成立的另一所学院是赛德商学院，是由出生于叙利亚的瓦菲克•赛德捐资2 000万英镑建成。赛德在沙特阿拉伯发财致富，在巴黎以及税收宽松的摩纳哥长期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