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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词与物》中，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型是“相似”，古典时期的知识型是“再现”。而现代知识型的标志是“人的诞生”。尽管疯癫、惩罚和知识型这三个主题迥异，但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它们同时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变革，并且彼此之间遥相呼应；正是在这个时刻，在《词与物》中，人进入到科学的视野中，作为劳动的、活着的说话的人被政治经济学、生物学和语文学所发现和捕捉：人既是知识的主体，也是知识的客体。一种现代的知识型出现了，一种关于人的新观念出现了，人道主义也就此出现了；那么，在此刻，惩罚就不得不变得更温和，欧洲野蛮的断头台就不得不退出舞台，更为人道的监狱就一定会诞生；在此刻，对疯人的严酷禁闭也遭到了谴责，更为“慈善”的精神病院出现了，疯癫不再被视作是需要惩罚的罪恶，而被看做是需要疗救的疾病；在此刻，无论是罪犯还是疯人，都重新被一种人道主义的目光做打量，同时也以一种人道主义的方式所处置。显然，《词与物》是《古典主义的疯癫史》和《规训与惩罚》的认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