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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
早期的新教和加尔文教派所要求的宗教态度是，人应该感到空虚和贫困，相信上帝的恩赐，即希望上帝将他奉献给上帝的他自身的品质退还一部分给他。

从这层意义上讲，一切顺从的宗教行为都是异化和偶像崇拜的行为。人们时常所说的“爱”常常不是别的而是这种异化的偶像崇拜现象；所不同的仅仅是，崇拜对象不是上帝，或偶像，而是他人。有着这种顺从关系的“施爱”的人，将他（她）全部的爱、力量和思想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把所爱的人体会成一个品质优秀的人，在完全顺从和崇拜之中得到满足。这并不是说“施爱”的人不把所爱的人当成一个现实的人来看待，而是指他没有体验到自己也是一个现实的人，有着人的创造力。正如宗教的偶像崇拜一样，他将自己丰富的感情和品质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不再觉得这些感情和品质属于他自己，而把这些当成了异化的东西，在他人身上体现出来；只有当他顺从和迷恋于他人之时，才能接触到这些感情和品质。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顺从政治领袖及国家的现象之中。实际上，领袖和国家是在被统治的人同意之下才产生形成的。 当个人将自己的全部力量投射到领袖和国家身上，希望通过顺从和崇拜的方式来重新得到力量之时，领袖和国家才成了偶像。

根据卢梭关于国家的理论，在当代极权政治中，个人应当放弃自己的权利，而将这些权利投射到作为仲裁者的国家身上。在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中，完全异化了的个人在祭坛上崇拜偶像，无论这偶像叫什么名字——国家、阶级、集体等等，情况都差不多。

无名的权威——顺从
只要有公开的权威，就会有冲突，就有反抗——反抗不合理的权威。当人同良心的指示相冲突时，当人同不合理的权威斗争时，人格也随之发展——尤其是自我意识得到了发展。因为我怀疑，我抗议，我反抗，我体验到了作为“我”的自己。即使我屈服了，认输了，我也体验到了自我之存在——失败的我，但是如果我意识不到自己屈服了或进行过反抗，如果我受到了无名权威的支配，我便丧失了自我感，我成了“它”之中的“一个分子”。

无名的权威藉以运转的机制是“协调一致”的机制。我应当做别人都做的事，因而我必须与人一致，不要不同，不要“突出”；我必须随时准备着，乐于按照社会模式的改变而改变；我不应该问我是对还是错，而应当问自己是否顺应了潮流，是否并不“特殊”，并非不同。我只有一样永久性的东西，这就是随时准备着以适应任何变动。除了群体之外，没有谁具有支配我的力量，我是群体中的一员，不得不随群体而进退。

政治改革
如果民主是指个人能表达自己的信念，坚持自己的意愿，那么，这里的前提就是他有一种信念，一个意愿。而事实却是，异化了的现代人有意见，有偏见，却没有信念；有好恶，却没有意愿。他的意见、偏见、好恶，同他的兴趣、爱好一样，都受到了强有力的宣传机器的支配——要是他还没有适应广告宣传的影响，没有受到生活的整个异化形式的制约，这类宣传或许对他没有多大作用。

一般的选民消息闭塞。虽然他时常看报，但是，整个世界同他如此的疏离，乃至于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意思和意义。从报上他知道，亿万美元被人花掉，千百万人被杀死；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形形色色的归纳总结，但这些东西并没有以具体的、有意义的方式给他描绘出整个世界的样子来。他读的科幻小说与科技消息没有多大差别。一切都是不真实的、无限的、与人无关的东西。事实不过是许多罗列出来的记忆数据，就像是智力游戏中的谜，而不是他和他的子孙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

此外，人们绝不应当忘记，多数票表决的概念本身，也助长了抽象化、概念化和异化的进程。本来，多数统治是少数统治也即国王、封建领主统治的替换形式。

但这不是说，多数是对的，而只是意味着，宁可让多数人错，也不应让少数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多数人身上。不过，在我们这个讲求一致性的时代里，民主越来越多地带上了这样的含义：多数人的决定必然正确，从道义上讲优于少数人的决定，因此，多数人有道义上的权力将其意志强加在少数人头上。正如一种产品在全国各地所做的广告一样：“一千万美国人是不会错的。”多数人的决定被当作证实其正确性的主要依据。

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错误。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讲，一切“正确的”政治、哲学、宗教或科学的思想，原本都是少数人的主张。要是我们根据人数的多少来决定思想的价值，那么，我们现在仍然会生活在洞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