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精选集 9.1分
读书笔记 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
一瓢饮

读书过程中随意勾划的一些语句,读得很粗,囫囵吞枣,往后一定会翻出来读好多遍的,细细品才有味。

孙福学徒做豆腐时,十几岁,还没碰过女人。孙福学点卤,点不好,师傅说,碰过女人没有?孙福摇摇头,脸很红。师傅说,记下,好豆腐就像女人的奶子。 汪曾祺是忠实于笔记小说的唯一作家。 当代作家里我最喜欢汪曾祺的笔记小说,实际清况是,汪曾祺是五四以来笔记小说的唯一坚持者。 老庄孔孟中的哲学,都是老人做的哲学,我们后人讲究少年老成,与此有关。只是比较起来,老庄孔孟的时代年轻,所以哲学显得有元气。 耶稣基督应该是还不到三十岁时殉难,所以基督教富青年精神,若基督五十岁殉难,基督教恐怕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无为而无不为”我看是道家的精髓,“无为”是讲在规律面前,只能无为,热铁别摸;可知道了规律,就能无不为,你可以用铲子,用夹子,总之你可以动热铁了,“无不为”。后来的读书人专讲“无为”,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困境,只是越讲越酸。 爱因斯坦说民族主义就像天花,总要出的。我看民族主义虽然像天花,但总出就不像天花了。 道家的“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秩序,所谓“天地不仁”。去符合这个秩序,是为“德”,违犯这个秩序的,就是“非德”。 儒家呢,一本《论语》,孔子以“仁”讲“礼”,想解决的是权力品质的问题。说实在“礼”是制度决定一切的意思,但“礼”要体现“仁”。《孟子》是苦口婆心,但是倾向好人政府。 孔、孟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不必摆在一起,摆在一起,被误会的是孔子。将孔子与历代儒家摆在一起,被误会的总是孔子。 平心而论,孔子不是哲学家,而是思想家。 平心而论,孔子不是哲学家,而是思想家。传说孔子见老子,说老子是云端的青龙,这意思应该是老子到底讲了形而上,也就是哲学。 孔子是非常清晰实际的思想家,有活力,肯担当,并不迂腐,迂腐的是后来人。 后世将孔子立为圣人而不是英雄,有道理,因为圣人就是俗人的典范,样板,可学。 英雄是不可学的,是世俗的心中“魔”,《水浒》就是在讲这个。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其实常常是“群雄并起,天下大乱”。历代尊孔,就是怕天下乱,治世用儒,也是这个道理。 儒家的实用性,由此可见。 儒家的“道”,由远古的血缘秩序而来,本是朴素的优生规定,所以中国人分辨血缘秩序的称谓非常详细,“五服”之外才可通婚,乱伦是大罪过,“伦”就是道。 之后将血缘秩序对应到政治秩序上去,所以“父子”对“君臣”,父子既不能乱,君臣也就不许乱了。去符合这种“道”,是为“德”,破坏这种“秩序”的,就是“非德”。 常说的“大逆不道”,“逆”就是逆秩序而行,当然也就“不道”,同乱伦一样,都是首罪。 “道貌岸然”,也就是说你在秩序位置上的样子,像河岸一样不可移动错位。科长不可摆出局长的样子来。 所以儒家的“道”,大约可以用“礼”来俗说。我们现在讲待人要有礼貌,本义是对方处在秩序中的什么位置,自己就要做出相应的样貌来,所谓礼上的貌。上级对下级的面无表情,下级对上级的逢迎,你看着不舒服,其实是礼貌。 常有人将道家与道教、儒家与儒教混说,“家”是哲学派别。 留传下来的儒道哲学既然有很强的实用成分,那么“教”呢? 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里写过一组互不相干的小杂感,其中的一段杂感是:“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这一组互不相干的小杂感里,最后一段经常被人引用,就是:“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这好懂,而且我也是具有“如此跃进”想象力的人,不必短袖子。现在全裸的图片太多,反倒是扼杀想象力的。 可是“不憎道士”的一段,我却很久不能懂。终于是二十岁里的一天在乡下豁朗朗想通,现在还记得那天的痛快劲儿,而且晚上正好有人请吃酒。 什么意思?说穿了,道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世俗生活服务的。 讲到这种关头,你们大概也明白常提的“儒道互补”,从世俗的意义说来,不是儒家道家互补,而是儒教管理世俗的秩序,道教负责这秩序之间的生活质量。 这样一种实际操作系统,中国世俗社会焉能不“超稳定”? 中国人的祖宗牌位,是一块长方形的木片,就是“且”字,甲骨文里有这个字,是象形的阴茎,中国人什么都讲究个实在。我前面已经讲过中国人对祖先亲缘的重视。 母系社会的祖是“日”,写法是一个圆圈当中一点,象形的女阴,也是太阳。中国不少地区到现在还用“日”来表示性行为。甲骨文里有这个字,因为当中的一点,有人说是中华民族很早就对太阳黑子有认识,我看是瞎起劲。 比起父系社会的“且”,“日”来得开阔多了。 后来父系社会夺了这个“日”,将自己定为“阳”,女子反而是“阴”,父者千虑,必有一失,搞不好,这个“日”很容易被误会为肛门的象形。 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明末来中国,那时将“耶稣”译成“爷苏”,爷爷死而苏醒,既有祖宗,又有祖宗复活的奇迹,真是译到中国人的心眼儿里去了。 原罪,中国人根本就怀疑,拒绝承认,因为原罪隐含着对祖宗的不敬。 印度佛教轮回的终极目的是要脱离现实世界,中国世俗则把它改造为回到一个将来的好的现实世界,也就是说,现在不好,积德,皈依,再被生出来,会好。这次输了,再开局,也许会赢,为什么要离开赌场? 释迦牟尼的原意是离开赌场。 观音初传到中国的时候,还是个长胡子的男人,后来变成女子,再后来居然有了“送子观音”。 “说出来的即不是禅”是有来头的,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说出来的那个道,不是道,已经在否定“说”了。庄子说,“得鱼忘筌”,捕到鱼后,丢掉打鱼的篓子,也是在否定“说”,不过客气一点。有一个相同意思的“得意忘形”,我们现在用来已不全是原意了。 记得听张光直先生说中国文字的发生是为通人神,是纵向的,西方文字是为传播,是横向的。 中国历代的战乱,中原人不断南迁。广东人说粤语是唐音,我看闽南语亦是古音,以这两个地区的语音读唐诗,都在韵上。 内地说的普通话,台湾说的国语,都是北方游牧民族的话。 中国读书人对世俗的迷恋把玩,是有传统的,而且不断地将所谓“雅”带向俗世,将所谓“俗”弄成“雅”,俗到极时便是雅,雅至极处亦为俗, 但通过读书改造了自己的“国民性”的大部分读书人,又书生气太重,胸怀新“礼”性,眼里揉不进砂子,少耐性,好革命,好指导革命。 我后来躺在草房里也想通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一厢情愿,而且它们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关系都不是,皮、毛到底还是可以分开的。 糟粕、精华是一体,世俗社会亦是如此,“取”和“去”是我们由语言而转化的分别智。 《史记》之前的《战国策》,也可作小说来读,但无疑司马迁是中国小说第一人。同是汉朝的班固,他的功绩是在《汉书》的《艺文志》里列了“小说”。 王蒙讲了个《稀粥的故事》,有人说是影射,闹得王蒙非说不是,要打官司。其实用故事影射,是传统,影射得好,可传世。 由元入明的罗贯中除了写杂剧,亦写了《三国演义》,等于是明代世俗小说的开端。 明代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黄金时代,我们现在读的大部头古典小说,多是明代产生的,《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封神演义》、“三言”、“二拍”、拟话本等等,无一不是描写世俗的小说,而且明明白白是要世俗之人来读的。 我以前与朋友夜谈,后来朋友在画中题记“色不可无情,情亦不可无色。或曰美人不淫是泥美人,英雄不邪乃死英雄。痛语”,这类似金圣叹的意思。 说《金瓶梅词话》是最自觉的世俗小说,就在于它将英雄传奇的话头撇开后,不以奇异勾人,不打诳语,只写人情世态,三姑六婆,争风吃醋,奸是小奸,坏亦不大,平和时期的世俗,正是这样。 《肉蒲团》出不来洁本,在于它骨头和肉长在一起了,剔分不开,这亦是它的成功之处。 《金瓶梅词话》应该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如果不是满人入关后的清教意识与文字制度,由晚明小说直接一路发展下来,本世纪初的文学革命大概会是另外的提法。 晚明还有个怪才徐文长,就是写过《四声猿》的那个徐渭,记载中说他长得“修伟肥白”,大个子,肥而且白,现在在街上不难见到这样形貌的人,难得的是“修”,“修”不妨解为风度。他还写过个剧本《歌代啸》,你们若有兴趣不妨找来看看,不难读的,多是口语俗语,妙趣横生,荒诞透顶,大诚恳埋得很深,令人惊讶。 清末有一册《老残游记》不妨看重,刘锷信笔写来,有一种很特殊的诚恳在里面。 我们做小说,都有小说“腔”在,《老残游记》没有小说腔。 我自己的看法是纯小说,先锋小说,处于三五知音小众文化生态比较正常。 赛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当初美国的家长们反对成为学生必读物,看中译文是体会不出他们何以会反对的。《麦田守望者》用王朔的语言翻译也许接近一些,“守望者”就是一个很规矩的英汉字典词。 翻译家里好的有傅雷翻巴尔扎克,汝龙翻契诃夫,李健吾翻福楼拜等等。 翻译家里好的有傅雷翻巴尔扎克,汝龙翻契诃夫,李健吾翻福楼拜等等。《圣经》亦是翻得好,有朴素的神性,有节奏。 好翻译体我接受,翻译腔受不了。 没有翻译腔的我看是张爱玲,她英文好,有些小说甚至是先写成英文,可是读她的中文,节奏在,魅力当然就在了。钱钟书先生写《围城》,也是好例子,外文底子深藏不露,又会戏仿别的文体,学的人若体会不当,徒乱了自己。 从赵树理到浩然,即是这一条来路。平心而论,赵树理和浩然,都是会写的,你们不妨看看赵树理初期的《李有才板话》、《孟祥英》、《小二黑结婚》、《罗汉钱》,真的是乡俗到家,念起来亦活灵活现,是上好的世俗小说。 中国历来的世俗小说,是非诗化的,《红楼梦》是将世俗小说入诗的意识的第一部小说。《金瓶梅词话》里的“词”,以及“话本”小说的“开场诗”,并非是将诗意入小说。 记得是八四年底,忽然有一天翻上海的《收获》杂志,见到《倾城之恋》,读后纳闷了好几天,心想上海真是藏龙卧虎之地,这“张爱玲”不知是躲在哪个里弄工厂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就如此惊人。 《围城》也是从海外推进来,看后令人点头,再也想不到钱钟书先生是写过小说的,他笔下的世俗情态,轻轻一点即着骨肉。我在美国或欧洲,到处碰到《围城》里的晚辈,苦笑里倒还亲切。 还有一个例子是沈从文先生,我在八十年代以前,不知道他是小说家,不但几本文学史不提,旧书摊上亦未见过他的书。后来风从海外刮来,借到一本,躲在家里看完,只有一个感觉:相见恨晚。 八十年代开始有世俗之眼的作品,是汪曾祺先生的《受戒》。 你们不妨再去读《红楼梦》的物质细节与情感细节,也可以去读张爱玲小说中的这些细节,或者读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当会明白我说的意思。 我读《废都》,觉到的都是饥渴,例如性的饥渴。为何会饥渴?因为不足。这倒要借《肉蒲团》说一说,《肉蒲团》是写性丰盛之后的颓废,而且限制在纯物质的意义上,小说主角未央生并非想物质精神兼得,这一点倒是晚明人的聪明处,也是我们后人常常要误会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摹写无论《金瓶梅词话》还是《肉蒲团》,要反用“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为“饥汉子不知饱汉子饱”来提醒自己。 天津的冯骥才自《神鞭》以后,另有一番世俗样貌,我得其貌在“侃”。天津人的骨子里有股“纯侃”精神,没有四川人摆“龙门阵”的妖狂,也没有北京人的老子天下第一。北京是卖烤白薯的都会言说政治局人事变迁,天津是调侃自己,应对神速,幽默妩媚,像蚌生的珠而不必圆形,质好多变。 近年所提的暴力语言,在文学上普通话算一个。普通话是最死板的一种语言,作为通行各地的官方文件,使用普通话无可非议,用到文学上,则像鲁迅说的“湿背心”,穿上还不如不穿上,可是规定要穿。 以生动来讲,方言永远优于普通话,但普通话处于权力地位,对以方言为第一语言的作家来说,普通话有暴力感。 王朔有一篇《动物凶猛》,我看是中国文学中第一篇纯粹的青春小说。 不过我手上倒有几本朋友送的书,像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等等的小说,看过朱天文七九年的《淡江记》并一直到后来的《世纪末的华丽》,大惊,没有话说,只好想我七九年在云南读些什么鬼东西。 我总觉得人生需要艺术,世俗亦是如此,只是人生最好少模仿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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