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8.3分
读书笔记 朱元璋为什么屠杀功臣
鱼骨

战争是如此有力的一只重锤,它对人的心态、性格、思维方式的改变是不可逆转的。   来到郭子兴军前的朱元璋已经是一块好铁。上天在不经意间,安排给了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孩子一个出色的大脑。而从小经历的艰难困苦,挫折打击,给了朱元璋健壮的身躯的同时,也给了他一颗冷酷的心,给了他高度的自制力。   当然,即使拥有了这些品质,朱元璋也不过是一块不错的铁坯罢了。是战场成就了最终的朱元璋,那个绝对冷酷、精明、狡猾、强大的朱元璋。   战场是炼就男子汉的地方。古今中外,顶级的男子汉都是在战场上炼就的,因为只有战场,才能提供炼成他们所必须的高温和高压。   战争要求军人具备的第一条素质就是“不动心”,保持绝对的理性。   战场是什么样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容易犯错误的地方。在战争中,军人承受着常人在常态生活中体会不到的巨大的压力。危机重重,千钧一发,生死攸关,在鲜血、尸体、烽烟、呐喊中,一个人很容易失去理智。然而,战场又是一个不能犯错误的地方,或者是每一个错误都得付出惨重代价的地方。   古今中外,许多军事大师都反复强调理性的重要性。老子说:“善战者不怒。”孙子则明确提出:“君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大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怒气过后,人可以平静下来,但因此而亡掉的国家不可以复存,因此而死去的战士不可以复生。”曹操也说过同样的话:“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   战场上的机会往往只有一次,这就要求军人的思维绝对不能受情绪的干扰,在最复杂的状况中冷静地选择最合理的策略。战场把朱元璋原本就温度相当低的心炼到了零度状态。一个伟大的统帅要能对战士们的鲜血和呻吟无动于衷,要能够把一条条活生生的生命当成自己赌博场上的筹码,要能够把自己最亲近的人亲自送到死亡之地,要能够杀死心中的同情、怜悯、恐惧,要能够做到无情无欲无我。这样,他才能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自己人的死亡和力量的消耗。   战争把朱元璋那本来已经十分精明的头脑锻炼得更加精确。   在战争中,一个统帅所需要考虑的变数太多了。天气、地理、敌情、我情、后勤……战争需要一个人的思维迅速、周密、严谨,把每一个微小的因素都得考虑进来,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战争需要军人把自己的大脑变成一架超高性能的计算机,在战场的厮杀呐喊中能进行高速精确的计算。   战争把朱元璋本来就已经谨小慎微的个性修正得更加严谨。在战场上,他变成了一只极具耐性的狼,不把敌人拖得筋疲力尽,不到有九成把握的时候,决不贸然出击。在巨大压力的压迫下他能寂然不动,长久地忍耐,一旦机会来临,则“动如雷霆”,一举摧垮敌人。   在一次次的危机、逃亡、死亡、绝境中,这块铁中的杂质被命运的重锤一点点砸出去。在十余年军旅生涯过去之后,朱元璋终于百炼成钢,成了一块品质极佳的钢。他练成了一颗超人之心,铁一样坚硬、冰一样冷酷、水一样沉着、弓弦一样柔韧。这颗心只受利益支配,而绝不会被感情软化。这颗心能承担任何巨大的压力,能冷静面对任何艰难的挑战,能指挥他的手和嘴,发布任何别人所不敢发布的残酷、野蛮和不义的命令。是战场,把朱元璋从一个七情六欲的血肉之人变成了一架机器,安装了高性能芯片的钢铁机器。   大明王朝开国帝王后来在治国中表现出来的铁腕、周密和残酷,都是由这颗心所决定。大明帝国开国后的种种重大举措,与朱元璋长期形成的战争型思维方式有极大关系。   军事思维是在恶性竞争中形成的思维方式。如学者吴兴明所言:军事谋略的出发点是“在人生在世的多重关系中它取定人人关系,在人人之间的诸多关系中它取定利害关系,在利害关系的协同与争斗的双向关系中它又进而只取定争斗关系”,所谓“与人斗,其乐无穷”,就是军事思维的典型表现。   在处理人我关系时,习惯军事思维的人总是以他人为手段,以自我为核心。保存自我,打击他人,这是军人的行为本能。在战争中,只有把所有不利因素考虑到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样,在判断人物上,军事家往往习惯从人性恶的一面出发,把针对自己的危险因素考虑到点滴不漏的程度。以这种思维方式来应人待物,所看到的危机自然无处不在,所以,“恐惧是身处谋略地带人的基本心态”。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朱元璋刚刚登上帝位,就“寝不安枕,忧悬于心”了。登基的第二天,他告诫侍臣,“创业之初,其事实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他反复强调消灭危险于萌芽状态的重要性:“忧患之来,常始于宴安者。明者能烛于未形,昧者犹蔽于已著,事未形犹可图也,患已著则无及矣。”刚刚登上皇位不久,他就下令设专人,每天五更之时在城门的谯楼上吹起画角,高声唱道:“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创业难,守成更难,难也难;保家难,保身又难,难也难!”   在给子孙们写的《皇明祖训》中,他这样教导后代们:你们做皇帝时,即使安居无事,也要常怀警惕,一时一刻也不能怠慢。这样,你的性命才能安全,国家大权也不会丢掉。如果一看天下太平就放松了防备,万一奸人得手,身家性命不保,国家基业不存!   为此,他不厌其烦地谆谆嘱咐后代皇帝如何注意安全,其小心谨慎已经达到神经质的程度:   虽然与那些朝夕相见亲近如同骨肉的人接触,也要在心里多加警惕,防人之心时刻不可无!如果要回避左右,和亲信大臣们商量机密,那么,带刀护卫只许离你们十丈远,不能再远了!   弄几套盔甲刀枪,放在身边。选几匹好马,养在宫门口,四个城门也要各备几匹,万一有事好跑!   每天晚上,都要警省。没事常听听城中动静,听听市声是不是有什么异常?也可以到院子里,看看天气星象,有没有什么灾难的征兆?   之所以要竭尽全力“保家”,不仅仅是因为“家”得来不易,也是因为一旦失去,他的家族必然要付出血的代价。   在漫长的军事生涯中,朱元璋习惯了高强度、高密度的脑力劳动,习惯了每时每刻估量形势,算计对手,习惯了激越昂扬的行进节奏,习惯了享受与人争斗的乐趣。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最忍受不了的就是没有对手。所以,在陈友谅、张士诚、元朝皇帝们一个个消失了之后,他开始了寻找对手的漫长过程。原来的老乡和战友,即所谓的“淮西勋贵”,就进入了他的视野。   朱元璋原本是心胸狭窄之人,臣下之一举一动,悉加注意,经常对臣下的举止表示不满,说:“此等愚夫,不学无术,勇而无礼,或闲中侍坐,或饮宴之间,将以朕为无知,巧言肆侮,凡所动作,悉无臣礼。”在他“危机放大”的军人心理形成的放大镜下,他们日常表现中的小小不谨不敬,都被放大成了叛逆的苗头,他原来的朋友一个一个在他的视野里变成了对手,所以他才举起了屠杀功臣的屠刀。   战争思维的第二个特点是追求实用性。战争以实用为目的,军事思维是非常功利化的思维,本能地要求思维方式简明、捷近、实用。朱元璋一生不尚形式,只求实用。朱元璋在建国后的政治斗争中擅长不受形式的约束,“草鞋无样,边打边像”,各种下作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创造了大村庄式的治国方法,虽然不美观,但是却非常实用。   除了自己一家一姓的私利外,朱元璋对什么东西都没有真正的信仰。   长期的谋略思维习惯,一而再、再而三地从权谋中得到好处,使他形成了权谋化的思维习惯。所以,朱元璋的治国方法是无巧不取,无利不谋,无所不为。他竭尽全力维护三纲五常,推崇儒家正统。然而,因为孟子说过民贵君轻,有违他唯我独尊的心态,就居然敢删节《孟子》。   他不信迷信,但为了蒙骗百姓,就以神道设教,甚至装神弄鬼,用迷信来骇人。   他战时喜欢读《孙子兵法》等兵书,对权术运用精熟。战后却对兵书中的机谋权变之术一概斥为卑下之识,反对人们去研究它。他说:“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   他远交近攻,对外宽容,对内残忍。对他统治力所不及的少数民族、边疆国家,他一副和善面孔,厚往薄来,大方之至,并且列出周围的不征之国,要求子孙和他们建立长期友好的关系。然而,对于他鞭子所及的臣民百姓,他凶暴残忍,苛刻无情,为了一姓之私,妄图永世囚禁万民,成为他的家奴。   战争中的一些具体手段也保留下来,成为他的治国方法。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使用特务的将领之一。   他对驾驭特务很有经验,早在江西之时,他派卫士何必聚到袁州侦察敌情,何必聚回来向他汇报后,他不相信:“汝到袁州有何为记?”何答“平章门有二石狮,吾断其尾尖”。后来攻占袁州后,他还专门检查此事,检查属实后才放心。史料提供的情况表明,朱元璋的特务侦察手段是相当有效的。正是这些侦察活动所得到的材料,为他的正确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建国后,他在政治生活中一样大用特务,监视全国人民的一举一动,并且明目张胆,毫无顾忌。他在中国历史上首创公开的特务机关“锦衣卫”,豢养大批特务,称为“检校”,四处侦察大臣们的活动,专门从事镇压“不轨妖言”的勾当。“检校”专门告人阴私,人人惧怕,他却十分欣赏,说“有此数人,譬如恶犬,人则怕”(《国初事迹》)。   这些人无事不查,无事不报,社会的每个层面都在他们的侦察范围内。   南京各部的小吏原来都载漆巾,门口挂牌额,“检校”发现礼部小吏有人白天睡觉,兵部门口不设巡警,就把睡觉者的头巾和兵部门牌偷走,报告给朱元璋。朱元璋因此规定,礼部小吏从此不许戴漆巾,兵部不许挂牌额,以为惩戒,从此成了明朝定制。他还特别喜欢侦察别人的私生活,怕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老儒钱宰嫌政务太烦,作诗说:“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特务侦知报告。   第二天,朱元璋在朝廷上召见钱宰,说:“昨日好诗,然何尝嫌汝,何不用忧字?”遂遣钱宰回籍,说:“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   战争时从纪律中得到的甜头使朱元璋对纪律达到了迷信的程度。从严治军,是他的一贯作风。建国之后,这一作风依然延续。他对那些劳苦功高的大臣,也一样说杀就杀,说打就打,廷杖制度即由此而来。对任何违反他制定的法规纪律的人,他一律毫不手软,绝不放过。驸马都尉欧阳伦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夫婿,他不顾朝廷禁令,多次派家奴去陕西偷运私茶出边境贩卖。朱元璋毫不手软,得知之后立命抓来赐死。   对至亲之人如此严苛,对待百姓就可想而知了。他说:“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朱元璋在建国后的治国方针就是严刑峻法,靠杀人来震慑万民。他颁布的法令,连篇累牍,林林总总,无所不包,对帝国生活的方方面面规定得无微不至。稍有违反,则治以非人之刑。在他的治下,贪污六十两,即被剥皮处死。犯了出行不带“通行证”,在家“不务正业”,遇到不法之事没有及时举报等小过,朱元璋的惩治措施动不动就是“全家迁居化外”、“枭首示众”、“断手”、“断足”……翻开他的《大诰》,随处可以看到朱元璋亲手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案。   甚至,为了地方上一个皂隶[1]的逃亡,就屠杀抄没了几百家。朱元璋自己描述这个惨绝人寰的案子说:“民之顽者,莫甚于溧阳、广德、建平、宜兴、安吉、长兴、归安、德清、崇德蒋士鲁等三百七户……将豪民赵真胜奴并二百余家尽行抄没,持杖者尽皆诛戮。沿途节次递送者一百七十户,尽行枭令,抄没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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