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
midnight (str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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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 但我说的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 不仅如此,对阶级的看法还有赖于对历史关系的看法。关系总要体现在真人身上,而且还要有真实的背景。我们不能有两个泾渭分明的阶级,其存在各自独立,然后再把它们拉进彼此的关系中去。 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任恩在出生时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或在以后被迫进入。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如果说经历是可以预先确定的,阶级意识却不然。我们可以说具有相似经历的相似职业集团对问题会作出合乎逻辑的相似反应,但绝不能说这里面有“规律”。阶级觉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以相同的方式出现,但绝不会有完全相同的方式。 有一种说法很有诱惑力,即假定阶级是一个“东西”,但在马克思自己的历史著作中,这并不是他的本意。然而这个错误却使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受到损害。有些人说:“它”,即工人阶级,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几乎可以用数学方法来精确测定,例如有多少人对生产资料是处于某种关系之中等等。一旦这种假定确立起来,阶级觉悟也就推导出来了:如果“它”适时地了解到自己的地位和真实的利益,那么“它”就应该有阶级觉悟(但实际上却很少有)。这里有一个文化上的上层建筑,通过它,人们极缓慢地意识到这一点。这种文化上的“落后”与走形使人不能容忍,所以就很容易产生某种替代的理论,即党团派系、理论家等等,由他们揭示阶级觉悟。但这种觉悟并非现实中的觉悟,而是理论上应该如何如何的觉悟。 如果能记住阶级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个东西,那就不会这样来思考问题了。“它”之存在,既没有典型化的利益与觉悟,也不像病人躺在整形医生的手术台上那样让人随意塑造。如果让历史停留在某一点上,那就不会有阶级,而只会有一堆人加上一堆经历:但如果在社会发生变化的一个适当的时间段上来观察这些人,就能看到其相互关系及思想与建制的模式。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是确定其含义的,因而归根结底是它惟一的定义。 这本书可以看做是英国工人阶级从步入青春到早期成熟的一本传记,1780至1832年间,多数英国工人阶级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统治者们和雇主们对立。统治阶级当然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在这些年中之所以还能抱成一团,是因为面对反叛的工人阶级,他们间的某些对立化解了(或降到相对次要的地位上)。因此,在1832年,工人阶级的存在是英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 P11 第十二章 社会 1. 闲暇与人际关系 卫斯理宗在战争年代的复兴促成了工业主义的劳动纪律,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反映了工人群众中存在着的绝望情绪。把卫斯理教义和功利主义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工业革命中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不过,从卫斯理宗方面我们看得最清楚的只是整个社会中各种起作用的过程的表面反映,它的许多主要特征还要由各种教派的福音运动以及一些功利主义和自然神论的社会教导来加以重视。……主日学校的功能有划一的规定,就是要在贫民的子女中培养“勤劳、节俭和虔诚的精神”。……实施纪律和秩序的压力一方面是从工厂,另一方面是从主日学校,扩展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闲暇时间、人际关系、言论和举止。除了在工厂、教会、学校、地方政府和军队里设立了纪律的机构外,还设立了半官方的机构,以便强制推行秩序的道德行为。 宣传和立法都反对贫民的娱乐,甚至把最无害的娱乐也视为可怕可恶。 推行社会纪律的过程并非没有对抗。 但是,如果说用立法强化社会纪律的人在几个立法的回合中失败了,他们在工业革命这场战斗中却胜利了。 有一种解释认为,旧式的赛会与节庆之所以衰落,完全是因为“城市的”观念取代了“农村的”价值观念。但这是误解。在18世纪,伦敦和一些大城市同农村一样也经常举行比较粗野的娱乐活动,优势甚至次数更多,…… 另一方面,工业革命榨取了农村中的一些工业,破坏了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之间的平衡,也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农村是孤立的和“懒惰的”印象。(从习惯的意义上说,)18世纪英格兰的城市文化是比较有“农村气息”的,而农村文化又比我们想象的丰富得多。科贝特坚持说,“以为人总是居住在老地方就会变笨,这种想法是一个大错误。”大多数新工业城市成长得超过农村时,并没有取代农村的多少东西。 地方传统虽然并没有消失,但在工业革命初期,地区自豪感和自我意识也有可能在成长着。 但这是对正在消失的老生活方式的一种有意识的对抗并经常和政治激进主义联系着。 看得明白的是,在1780年至1830年之间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平均的”英国工人变得更守纪律,更加顺从于“时钟”的生产步调,较为谨慎,较为循规蹈矩;不那么粗暴,不那么随心所欲反复无常了。 正是在这一点上要做出评价是最困难的。从科贝特到恩格斯,许多当时的著作家都在叹息英国旧习俗的消失。但是,仅仅从田园诗般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变化却是可笑的。这些习俗并不都是无害的或富有奇趣的。 尽管卫斯理宗的劳动纪律压制人性,残伤人体;但是,若没有某种形式的劳动纪律,也就不可能有工业革命。而旧的生活方式与新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不管何种形式,都必定是痛苦的。 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传统的“娱乐活动”,其中的界限很难确定。 卫斯理宗的历史学家倾向于以为,工人品行的转变至今为止可归因于卫斯理宗的教义的影响所致:但这种说法目前还不能肯定。毫无疑问,福音运动在一般意义上,主日学校在具体的意义上极大地推动了19世纪工匠身上清教徒性格的形成,他甚至在当时(像洛维特)还谴责他的培养方式的狭隘性,并且成为一个自由宗教论者。 2. 互助之风 人们一再忽视对“古老英国的消逝”进行分析。如果我们想起,工业革命并不是一个定型的社会,而是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过渡阶段,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明白了变化的线索。我们必须想到,不是一个“典型的”地区,而是许多不同地区相互共存着。……所有这些地区都有一些共同的影响在起作用,全在趋于强化纪律,以及推动工人阶级意识的成长。 19世纪初的工人群体既非家长制亦非卫斯理宗,而是高度的有意识的工人阶级共同努力获得的成果。 在纽卡斯尔或曼彻斯特,工会和互助会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8世纪,他们强调自我约束和团体的共同目标。18世纪50年代曼彻斯特细布纺织工人的一些规定保留到现在,证明早就对工作程序和机构的规则予以精心的注意维护。 在很有神秘色彩的互助会中,在上层阶级不透明的复查之下,我们有可靠的证据,证明独立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和组织在成长着。这是亚文化群,少数的稳定的工会从其中成长出来了,工会干部也在其中得到了训练。 18世纪90年代以后,在雅各宾派鼓动的影响下,互助会规章的前言出现了一个新的回应;富有哲理性的启蒙运动使用的“社会的人”一词最新奇的后果之一,便是在工业的英格兰那些小酒店或叫“黑店”中开会的一些无名的俱乐部之规章中,一再使用“社会的人”一词。 在不同地区出现的互助会,发挥着统一的文化影响。虽然由于财务和法律上的原因,它们自己之间的联合要慢慢来,但却方便了地区性的和全国性的工会组织的形成。他们用“社会的人”这个词也推动了工人阶级意识的成长。它把基督教的博爱的语言和卫斯理宗传统中冥思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意象,以及欧文社会主义中的社会的承诺融合在一起。 雷蒙德、威廉斯先生曾表示:“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生活中最关键的特点就……表现在有关社会关系本质的不同观点中”。与中等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或(在最好的情形下)有关服务的思想不同,“‘工人阶级文化’一词所表达的意思……基本上是集体主义的思想,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组织机构,行为举止,思维习惯和目的意图”。互助会并不是从某一个思想中“派生”出来的,思想和组织都产生于对某种共同经验的反应。但这种区别是重要的。在互助会这种简单的细胞状结构中含有日常的相互援助之风,我们可以在工会、合作社、汉普登俱乐部、政治同盟以及宪章派各个分会中看到,它的许多特征正以更有经验和复杂的形式在重现着。与此同时,也可见这种协会正在把非常广泛地普及在“浓厚”而“具体”的工人相互关系细节中的互助风气提炼出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工作中。 如果把这看做是惟一有效的“工人阶级”伦理,那是错误的。工匠和技师对“贵族气派”的向往、“自助”的价值观,以及罪恶和堕落,也都广为蔓延过。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不仅发生在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也发生在工人阶级整体内部。但是,到19世纪早期,可以说,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在许多工业地区是最主要的观念,它有一套明确的道德法则,如对工贼、雇主的“工具”和出卖邻居的人进行制裁,对不同心同德或个人主义的人不予以宽容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被自觉地遵守着,而且在政治理论、工会活动和道德词汇中尽皆推广普及。的确,正是这种集体主义的自觉意识以及相应的理论、机构、纪律和团体价值才使得19世纪的工人阶级不同于18世纪的暴民。 政治激进主义和欧文主义都吸收并丰富了这种“基本的集体主义思想”。弗朗西斯、普雷斯把1819年兰开郡的群众在行为方式上的变化,归因于“自从1792年宪法会和通讯会积极活动以来”政治意识上的进步“正传播到全国各地”,普雷斯的观点应该是正确的。 另一位观察者却认为兰开郡的变化归因于科贝特和主日学校的影响,并指出各劳工阶级的品质发生了“普遍而急剧的变化”。 自尊和政治意识的成长是工业革命的真正大收获。它消除了一些迷信和顺从的精神,再也不愿容忍种种压迫。我们能找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互助之风的稳定成长,是工会和行业俱乐部的力量和真正自豪感的表现。……才外,互助会还助长了对纪念活动的爱好,提高了对工匠行会地位的自豪感,并把这些带进了工会运动。 从“行业”的就面目变到一端是雇主的组织,一端是工会。这一双重演变把我们带进了工业革命经历的中心。互助会和工会至少和雇主组织一样想维持庆祝活动和旧传统的自豪感。由于工匠们(他们仍被称作生意人)感到自己是生产者,雇主是依靠他们的技能的寄生虫,因此他们确实更重视传统。 工人群众举止行为变化之明显,讲起来真实一言难尽。我们也不应当夸大这个变化的程度。酗酒和喧闹仍然时时充斥于市井。但是,事实上,战后的20年来,在工人最热心维护他们的权利时,常显得最认真最守纪律。所以我们不能同意所谓认真乃是福音教派宣传的结果,或其主要成绩的论调。……(有详述,未摘录) 教会的控制之软弱无力并不意味着阶级的自尊和纪律的松弛。 3. 爱尔兰人 不过,爱尔兰移民的影响比这更为矛盾而且更加有趣。正是要有压力来顺利地实现英国工人整体性格的改变,才提出需要一支未被工业劳动纪律改造过的辅助劳力,这真是自相矛盾!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这种纪律要求沉稳而有条不紊的勤勉工作,有内心认真的动力,有实现的考虑和对合同一丝不苟的遵守。简而言之,这种纪律就是在技术工作和半技术工作中需要有控制地付出精力。相比之下,在工业社会低层的重体力工作需要毫不吝啬地消费纯粹的体力——需要前工业化工作节奏中高强度劳动和疯狂放松间的交替轮换,而这种状况是体力较弱又有清教徒习性的英国工匠或织工无法适应的。 因此,爱尔兰劳工是工业革命不可缺少的因素,这不仅——可能并非主要——是因为爱尔兰劳工是“廉价的”(英国织工和农场工人的劳动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考虑都已经足够廉价了),而且因为爱尔兰农民没有收到巴克斯特和卫斯理的影响。 此外,爱尔兰人的善恶标准在许多方面都与守纪律束缚的英国工匠相反。 4. 永世万代 即使我们现在已经更清楚地看到了构成19世纪初工人阶级整体的许多组成部分,我们对“生活水平”的争论必然还不能做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因为在“水平”一词的下面,我们总要遇到一个事实的问题和一个对价值的判断问题。我们希望说明,那些价值不是“不可测量的东西”,历史学家也许会谨慎地搁置此事,因为他们考虑到,既然这些价值无法衡量,那么没有谁的观点会比别人更正确。但是,恰恰相反,价值涉及到人类的满足,涉及到社会变化的方向,如果历史学想要在人文学科中占有重要的一席,历史学家就必须对价值进行测量。 历史学家,或社会历史学家,实际上对两种形式的价值判断必须加以关心。他们所关心的第一位的是生活在整个工业革命期间的人们实际上所具有的价值。新旧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各自支持着完全不同的社会群体,它们有各自特点不同的生活方式。人类满足有两种不同的常规和观点,它们在两类群体中实际上是相互冲突的,如果我们想对这种继之而来的紧张关系进行研究,证据并不缺乏。 历史学家必须关心的第二位的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的整个过程进行某种价值判断,而我们本身就是这个过程的一种终极产品。正是我们自己的参与才使判断变得困难了。但是,我们不得不采取某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因为一是工业主义从其本身的一部分经历出发作出的“浪漫主义”评判;一是面临这种经历的手工织工、工匠或乡村手艺人进行顽强抵制的记录;他们牢牢地坚持着他们所要的那种文化。我们看到了这些人的变化,所以我们只好持这种态度。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失去了什么,什么转到了“地下”,什么还没有结局。 要对生活质量作出评价,就必须对有关的人们的全部生活经历,以及对文化和物质上多方面的满足或剥夺作出估价。从这种观点出发,就必须接受过去提出的有关工业革命是一场“灾变”的旧观点。在1780至1840年之间,英国人民经受了苦难的经历,虽说从统计数字来看,物质条件有可能略有改善。 工业化的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它必定会导致传统生活方式的消逝。但是,这个过程在英国伴随着异乎寻常的暴力。……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追逐利润造成的后果,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贪心既摆脱了旧的制裁,又不受新的社会控制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像马克思一样认为这是资本家阶级的暴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技术所引起的劳动和生活之间强横的分隔。 给工业革命的年代笼罩上最黑暗的阴影的并不是疾病和贫穷,而是劳动本身。 这些“永世万代的人”似乎被囚禁在劳动中,有时就好像被关在墓穴里一样。他们终生付出最大的努力,并且还得到互助会的帮助,也不能保证他们得到如此受民众重视的东西——一个“体面的葬礼”。新的工艺正在出现着,旧的喜好仍然保持着,但在所有这一切中,我们感觉到令人讨厌的漫长劳动的全面压力,而这样的劳动是在为某种异己目标而建立的严格纪律下进行的。D.H.劳伦斯写道,这就是“丑恶”的本源,它“违背了19世纪人类的精神”。当一切其他的印象都淡去之后,这一点却留下来了;留下的还有一切有形的社会凝聚力已经丧失的印象,惟一没有失去的,是工人群众在他们自己的劳动及雇主对立的过程中,为自己制造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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