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言说的言说 8.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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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

上帝问题的意义首先在于,从对上帝的真实的思考中抱有可能接近日常的真实和日常的真实经验。我们必须时刻意识到自己是普通的寻常的人,与寻常的人打交道,并意识到上帝的奥秘显现于寻常之中。 上帝,对所有人而言既是最亲近者(亲近得让他们视而不见),又是最沉重者;既是人们本来总愿意并必须言说者,又是人们还根本无法言说者。 生存现象即是上帝惠施予人的东西,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可以言说上帝。 假若无辜者无法解答的受苦能够迫使我们与上帝分离,能够威逼我们否认上帝,那也许表明我们有(或许我们真的有)一幅太和善、太人性化、太理智化的上帝图像。 象征是历史经验的形象化浓缩,后者在人的心中升起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并能因此同时促动他对未来和未来的行为。 对象征的体验使我们获得对不可说的真实的体验。 不可说的是人在其真实、其存在的深层里所遭遇的那种真实。 基督信仰的宗教象征原则上具有同样的象征结构:它们不说“发生的事情”,而是言及在人的真实深层里触及人的不可说的真实。 我们的理解的激动、我们的感情和思想——我们赖以存在的东西——被悬置于两个“无”之间,成为一种过渡,从一个“无”到另一个“无”,从莫名的来源到莫名的未来。我们确切知道我们思什么吗?我们确切知道我们感觉什么吗? 人作为这种他自身无法支配的、近似莫名的意义生存着。 上帝不“在天上”,而是无所不在。 宗教性意味着,在思想中并由此以整个生命,始终向生活中的那一向度——历险的、神秘的、超强和超一理性的向度——敞开自己的心灵。 宗教性、神秘主义、日常的上帝体验、对神秘的东西的惊讶、对最寻常事物的神秘背景的惊讶是我们大家都能够获得的宗教经验。随后是震撼、是义务感、是祈祷、是期待——而这一切是一。 谁以为已经知道,人本来是什么,以及人怎样在心理上自行制造出“上帝”观念法,谁就根本没有接近“上帝”这一题旨;谁还不知道,并准备从他对人事的体验出发询问人本来是什么,谁才开始接近该题目。 不可支配的东西构成着人的存在中可把握和可体验的东西。 这种不可支配的东西(神性的东西)吸引人,也倾近人,决定性地倾近人,从它那里为人呈示出一种意义,所以必须说:不可支配的东西不是无言的,而是在言说。 如果人“不止是他之所是”,如果他由不可支配的东西及与它的相互行动构成,解放就变为可思甚至非思不可。随之,人身上就有了克服奴性的质素和要求:贬损人、使人变为物、商品和纯粹的手段绝非是必然的,绝非是可以接受的。 一旦我们去体验,我们就会相互和解,也会谅解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将更富人性:不对他人和自己期待过高,也不对生命期待过高,而这一切并不以放弃为代价,而是充满希望,因为我们现在不仅认识到人的软弱,而且认识到人的永恒的尊严。 上帝的绝对超验性同时又是绝对的内在性。倘若不是如此,超验性就是虚设的。这样,超验的就成为一种外在于我的东西,成为我身旁和身外的另一存在物。 由于人们不能纯理论地、超然地言说上帝,而只能在生存的牵缠中言说上帝,也由于一切对上帝的言说或许仅仅(看似)纯抽象、纯理性的,它其实必须扎根于并指向这种牵缠,故言说上帝最终都归结到伦理学。 只要在与人的处境即人际间的处境的密切关系之中,才能可信地言说上帝,这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当今时代的标志。 上帝的耳朵在凡人身上,不是在其听觉中,而是在其聋聩中,不是在成功中,而是恰恰在其失败中。 在错过中遇到上帝,因为在人际中当下存在的“永恒的伙伴”终将超越一切错过。 具体而又直接相信上帝存在的人既是罪人,又是义人,在其直观的心理上可见的尘世之在中,人始终是一个罪人,但在这罪人的结构被指明的同时,人也是一个义人,一个已经和正在赦罪的人。 原罪无非指所有人共同承担罪责,没有谁可称义人(哪怕最好的人)。 谈论罪应当不带谴责。 不能将罪(在道德或律法上)归咎于个别的人。它是一种需要共同承担的现实。 人啊,你就是如此站在上帝——你的造物主面前,你的罪不属于你自己私有,而是与上帝相关。(《不可言说的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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