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 8.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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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经济支撑好社会架构之前,政治组织不可能先发展出运作上的效率。 国家或社会进行重组时,个人也会被迫从基础和基层做起,重建自己的思想和信念,以符合时势所趋。 老实说,有些选择太没有吸引力,让我想都不敢想。不过,我虽然逃离开想逃避的事,却觉得寂寞和无所适从。我的生命毫无牵绊、毫无目标,难道我就以这样奇怪的方式放弃我的人生?难怪在中国的田伯伯、在密西根的教师和同学都认为,我做了错的事。我享有自由,我拥有很多人想象不到的自由,我也拥有此刻自己不需要的自由。不过,这却是流亡者的自由,是没有影子的人所拥有的自由。 命运预定说可以维持一个人的自我,但又使他保持谦卑。我们必须自己做决定,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下决定时,也会发生一些无可避免的事,早在先前就已注定好。在生命中,我们似乎遇到了无数做决定的机会。但后来再回顾时,每一个转折其实都只有一座桥,选择缩小到要不要走过去。个人的倾向也已由若干因素来决定,无法由自己全然控制。 面临这样的困境,我只能采取最难但也可能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请命运来承担我们良知的重担,如此我才能接受事实。 我既然逃离现场,就无法做出道德判断。在这场无异于战争的土地改革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没有能力去宽恕或谴责。 身为历史学家的我相信,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伟人。他们都独树一帜,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历史加诸他们身上的最艰困处境,从而展现本身非凡的长才。他们的勇气虽然方式不一,但都代表中国的心智和力量。但这类型都是一面倒的固执,毫无吸引我们的个人性格和特质。事实上,如果去掉他们历史上的伟大地位,传记作家可以简单形容他们:一个僵硬死板,另一个掩不住土气。这些和他们掌控的媒介有很大关系。一方在过时的社会价值中努力挤出最后一滴可用之物,另一方则采取“辩证的即兴之作”,因此常常利用人类的邪恶天性,企图打造出理想的社会。 先接受别人不公正的意见,后来再试图影响批评者,这不合我湖南人的脾气。 毛泽东的崛起不在于他能力过人,而是因为他有办法掌握自然经济运动的趋势。 众所皆知,在毛泽东之前,中国的乡村组织历史久远。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无论哪个年代,整个乡间的组织结构都是为了配合中央集权的官僚式管理。每十户人家组成一个小单位,每十个小单位再组成一个村落。这些单位领袖的产生方式不能算是任命,也不能算选举。他们被迫当差,无法也不能执行逾越传统的任务。他们代表人民,因此不能伸张自己的权利,甚至也不能要求平反冤屈。领导的原则在于集体负责,也就是说,不管是他们自己,或是被管辖的人,只要有逃漏税或怠忽职守的情事,这些领袖都必须向政府官吏负责。整个安排是为了符合管理的方便,没有永久的法源依据。所征收的税因此不能太多,更说明地方政府缺乏深度,在个别案件中可能很高压,但大体来说软弱无能。如果称这些为“封建制度”可以说是名称错误,颠倒事实真相。明显的是,如果这些单位领袖像地方长官或地主管家一样能干又有效率,具有权威及实权,现代中国历史绝对会有不同的风貌。事实上,中国的体系将自己局限在最简单的官僚式管理,鼓励小规模的生产方式,但对谁都没有太多好处。 在威廉•辛顿的《翻身》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运动针对这种局势。这不能形容成“夺权”,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权力可言,只能说是在情势允许之下在乡村创造权力基础。打击一些小地主和中级佃农,可以被视为分裂中国广大农民的手段,以便打开空间,让共产党的再造得以启动。这项计划既然已经过非常努力,又已牺牲到相当程度,外加知识青年在情感冲击下而参与,就不能再画地自限为短暂的解决方案,而应定位为持久的成就。身为前国民党军官的我认为,我们毫无争辩的余地,因为对毛的计划我们无法予以阻止或修正,也提不出另外的可行方案。 也就是说,翻身在中国并不是普通的阶级斗争,而是填补真空的笨拙手法,或说弥补中国文化传承严重不足之处所投注的艰辛努力。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毛泽东是个伟人,有超强的行动能力和远大的视野,但我不确定他是好人或坏人,是慈悲还奸诈。就好像我们看古代的名将一样,例如凯撒和拿破仑,我们可能崇拜他,也可能替他难过,但绝不可能视他为普遍的榜样。他是非凡人物,在异常的时代以极端的手段去对抗反常的局势。 我大可以说,现代中国的所有痛苦完全起源于明代开国之初,因为当时将退缩的精神加以制度化。在税法和政府财政方面,明代帝国将自身限定在狭窄的范围中。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局势有所变化,但明代却无法回应需求,导致改朝换代。 在讨论19世纪时的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和赫德(Robert Hart)被指派任职中国总税务司时,我指着前排的学生:“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在中国清清白白从头开始。但是如果是我来做,我一定会考虑用我弟媳的舅舅或舅舅的弟媳。不要一直问我为什么!这就是我们社会下至村落阶层的运作模式。更可能的是,我所以能当上总税务司,是因为靠亲戚帮忙。如果你们强迫我切掉这些关系,我不但无法工作,而且也不能生存。这样清楚了吗?” (大历史)其好处在于一百年来的弊端、恐怖及悲剧都可以解释成巨大转变的后果,是历史主宰的剧烈翻覆,打破太多关系,释放出太多无法控制的力量。 整体来说,中国对问题的处理方式和西方大不相同。在概念形成的阶段,人人心胸开阔,为群体设想,但到运作阶段常转变成背叛。以乌托邦式的憧憬追求理想完美的境界,但动力无法持续时,常常转化成规模吓人的管理失当。可是,在下结论前,国家架构的壮观规模、所牵涉到的恢弘气派、许多人成全大我的坚韧和自愿牺牲、甚至太多人所遭遇的悲痛和绝望,这些层面即使没有精神上的诉求,至少也有感情上的呼唤。 对他(毛泽东)来说,阶级斗争是一种方法,可以用来完成许多事。看看土地改革和公社制度就可以知道。 但实际上,公社不一定要维持现在的形式。地方分权开始盛行后,就可以进行调试。就个人来说,我希望他们可以修正成半私有的形态。不过,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修正有一定的限度。如果要他们解散所有单位,以毫无限制的原则让出土地回归私有制,只是不切实际的做法。我敢追随李约瑟大胆断言,是因为我像他一样,在共产党占领前都曾经在无数的村落中进进出出。我们知道什么是土地的分割,也亲眼看过灌溉系统。即使像我这样的外行人,我也可以大胆指出,单是为了税负、教育、房屋和公共卫生等因素,就没有理由回到过去。没有一种司法制度可以让约八亿农民全都拥有田产,全都接受公平的待遇。我只是说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其中一定有相当程度的集体主义,不需要是共产党或左派分子才有资格这么说。 如果一个男孩遇上一个女孩,陷入爱河,但某一个周末的事件却让他们永远分手,在那个难以忘怀的星期五和不幸的星期六所发生的事,对他的意义会随时间不同而变化,五年、十年和二十五年以后回顾都不相同,尤其是如果其后两人都经历生命的起起落落,例如从幸福美满的婚姻到分居和离婚。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总是在重写和修正写不完的自传,过去必须重新投射于现在的崭新前景中,而现在却不时在变换中。 中国的问题根深蒂固,至少可以往前回溯四百年。法规太粗糙原始,限制太多。政府官员虽然宣扬大我精神,却无法掩盖以下事实:他们的所作所为全是为了私人目标和私利。由于民法无法认可商业的信用,分工受到限制,货币交易也很有限。这些都导致中国的国家经济发展缓慢,造成军事积弱不振,文化呆滞不前。 我们(美国)一点都没有羞愧之处。我们的经济制度奠基于自由意志和互利,一点也不像其他主义从阶级斗争开始,在大规模的暴动和不断劝诱后,最后就是苏联的宰制。 伊斯兰教就像儒家教义一样,将国家视为文化导向的存在,而非经济上可以管理的单位。大多数的文化教令集中在家庭和村落的层次,社群以上的司法因此得以简要明快。犯小错却蒙受残忍不人道的惩罚,毫不宽待地执行性禁忌,这些我们都听得太多。 我认为,巴列维的悲剧不是“错误”所能交待的。如果说是错误,我们等于是将所有的利益冲突,时点的阻塞,以及地理、文化和历史因素所产生的全球性问题全归咎于一个人身上。他面临制度的陷阱。他只拥有独裁的权力,我们不可能不切实际,以为他会将王位的宝座换成“新波斯第一公民”这个头衔,因为这样做毫无意义,他不可能放弃他所拥有的唯一工具。一旦采取这个立场,他发现讨好西方强权既合时宜,又有必要。只要他经手的收入庞大而集中,他就可以再投资于大型的重点工程,美国的技术支援自然不可或缺。他不能去注意小的企业单位,因为制度规章及联系不足,无法使运作顺利。在伊朗国王统治下,官僚制度的运作原则完全不同于什叶派时期。他已经进展到解放妇女、消除文盲及重新分配土地。总之,伊朗国王的不幸在于他必须从古老的权力基础上推行19世纪的改革,同时要面临20世纪的问题。他计划的长期利益还无法实现,但他的恶行却是昭然若揭。 在靠近蓝溪空军基地,在我经常走过的地区内,通常可以闻到牛粪混合薄荷的清香。从农地回家的农妇头顶篮子,所哼唱的曲调完全融入薄暮的气氛中,我如何说明这样的景致呢?印度的乡间之美或许还有待发现。 就历史上来看,印度缺乏政治上的统一,通常把包括村落经济在内的各种问题诉诸宗教。习于官僚管理的中国人则习惯把公共利益哲学化。把实际转成抽象的习惯是两国共通的特性,但由于相信的意愿以不同方式和不同层次运作,所以容易看到别国的荒谬,看不到自己的可笑。彼此的误解和扭曲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发展成不同的方向。两国都仍然在寻找建国的实际公式,都无法扬弃意识形态,尽管许多印度领袖极力将新的共和国建设成一个非宗教的国家。服膺意识形态却可能导致将行动等同无法讨论的道德完美,因此将特定的努力转成普遍的真理。 全世界没有人可以否认甘地的伟大。他向世界展示,人类的精神可以有多么崇高。他降低自己而提高同胞的尊严。他以乐观自愿的心态来承受苦难和处罚,提振胆小丧志的人的勇气。他已经发现人类性格中的正面情操,一旦释放出来,领袖不止善用在高位的聪明才智,而且还要走到街头,围着腰布,光着脚,以接近最底层的大众。他希望能启发领导这些人,但绝不发号施令。然而,他的生平行谊和特定的宗教特色密不可分,我虽然敬畏有加,却不可能崇拜。 我们必须承认,在毛泽东的时代,中国出现一些破天荒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消除私人拥有农地的现象。我自己从来不曾崇拜毛泽东。但我在美国数年后,终于从历史角度了解这个运动的真实意义。考虑到中国人口过剩、土地稀少、农地不断分割、过去的农民负债累累等诸多因素后,我实在无法找出更好地解决之道。管理庞大的大陆型国家牵涉一些特定的要素,并不能完全以西方经验发展出的标准加以衡量。如果没有这场改革,也许绝对无法从数字上管理中国。就是因为无法在数字上进行管理,中国一百多年来才会一错再错,连在大陆时期的国民党也不例外。我已经提过,毛泽东是历史的工具。即使接受土地改革已实施三分之一个世纪的事实,也并非向毛泽东低头,而是接受地理和历史的判决。 种种证据显示,公民的权利已经将国民性格混合地理特色。 在帝制时代,中国培养出无数的小自耕农,让他们成为农地的拥有者,但资本累积到超越这个水准时,政府又没有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对农民也没有提供农业信用,农民只好彼此借贷。如果有人可以了解上述史实,就可以清楚明白中国当代史。例如,读到史景迁《天安门》中许多令人不安的故事时,就可以少一些情绪激动,因为事先就知道,中国的革命分子如果从都会-自由化路线着手,就不可能成功,只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这可以解释整体而言的国民党运动,并且说明反对者为何失败,甚至还指出部分反毛人士失败的原因。但最不可思议的是,“中”国中间阶层虚弱的现象积重难返,即使伟大的舵手也得俯首称臣。 (文化大革命)记者和评论家并没有提醒读者注意一项背景因素:之所以会发生争吵和断层,原因是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看不到太多的前导指针。产生困境的唯一原因是发现新大陆,但社会组织准备仍嫌不足,无法容纳新的突破。我们说中国的都会-自由化成分很弱时,指的不只是中产阶级相当稀少,而是更强调商业法尚未上路,背后的法律概念更是付之阙如。现在让我们看看西方的发展:在发展西方形态的物质文明时,信用的延展、不带人治色彩的管理及服务措施的聚集等基本技巧都是无可取代的。基本上来说,资本主义是一种艺术,财务资源借而累积到空前的高度,达到最大的利用限度,而分工也变得复杂周密,以致个人的才能可以施展到极限。乍看之下,这些运作背后的信用具备法律上的约束效力,但似乎可以用开明的大我精神加以取代,然而,如果只有信念,运作的规模势必极有限,企业的分化程度也势必缩小范围。原因很简单:意识形态并没有数学的固定值,不能在数字上进行管理。中国为了让人人都成为无私的个体,必须让上亿人依西点军校般的荣誉法则行事。但在达成任何成效前,推行此一法则的成本就已不堪负荷。也因此,无论中国实施儒家学说或毛泽东主义,无论是在1966年或1587年,结果都相同,不但私人动机可以伪装成公众利益,而且有时公共利益本身都难以确定。 公社一旦成为半民营企业,内部的改变将加速进行;交通和其它问题会获得解决;内陆经济的多元化将成为事实;内陆贸易将带来空前的繁荣。我非常仰慕田伯伯,但我无意学他在武昌的墙上进行大壁画。我只能说,我们处理中国的问题时,格局不能太小。范围有限的建议常常不可行,观点受限的批评常常无关紧要。中国上次企图以分裂的国家来各自解决问题,已经是一千年前的事了。气候和地理因素让中国在过去形成完整的体制,今日即使想实施地方分权,也必须有组织地进行。首先要有扎实的基础,才能逐步实施。 我们所习惯的自由和机动,并不适用于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我能说什么呢?我如果无法帮助或安慰别人,至少可以表达同情与理解。但我对历史的研究却让我深信,在这样的情势下,并非任意缩减自由来达到邪恶的目的,而是因为生产增加,但服务能力却赶不上。无论如何,中国已进入一个新领域,深刻感受到中间阶层的缺乏,未来必须同时从实务和制度着手。我们应该让中国的年轻一代意识到他们与命运之约,而不是煽动他们要求全世界没有人可以给予的自由。他们必须自己去创造自己想要的东西,一切从基础开始。 但是,狄百瑞的性格却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在美国的主要大学,学术管理人员就和企业主管一样,必须外表谦和但内心强悍,才能够生存。他们的竞争不只是表现在实务工作上,也形诸于个人的强烈企图心。影响力是靠努力争取而来的,必须在不造成伤亡的情况下赢得权威的地位。在社会容许范围内,先发制人最为重要。这种灵活手腕完全不同于我们在军校所学。 他们希望维持从文献着手的惯例。他们想制造出附加注释的翻译,以符合论文的规格。只有符合传统的学术形式,才能申请到充分的经费。 强调同质性和单一化,追求量而牺牲质,以村落当公分母(通常是最低层次)作为帝国的底线,这些特质都贯穿整部中国历史。如果忽略基本因素,就只会看到无穷无尽的不理性和荒谬。到目前为止,均衡和成长仍然同等重要。 我们仍然活在昨日的观念和有限的视野中。我们常把事实和自己的价值、偏好混为一谈。主要的困难在于,我们所检讨的事件大于我们的经验范围。 无论他们(蒋,毛)自己有何感受,就历史的角度来说,他们一起促成转型。转型以弧线的形势逐渐改变路径,是受制于中国自然经济的力量,不需要这两人的认可。与其悲悼中国人民在过去所遭受的苦恼和痛苦,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毕竟终于可以完成转型,愉快的音调应该可以引发希望和乐观。 我痛恨将道德抽象概念作为处理公共事务的合法工具,如甘地、霍梅尼,甚至美国的若干共同价值,更不用说是主义和口号。 不幸的是,仇恨和误解很容易传播。透过媒体,充满感情诉求的议题可以立即散布给成千上万的人,深入的解释却非常难与匹敌。 目前东西方的冲突不是极权主义和自由世界的对立。本质上来说,这两方都是不完美的体系。一边发现自己在技术层面上无法定义及照顾民众的特殊利益,因此强迫人人完成大我,直到伪装已超过最低限度的现实面。另一边提倡以特殊利益来领导群众利益,在有利的地理因素之下,一直能保持某种数学节奏,但这体系已经到达僵化的状态,因为可消耗物质面临短缺及各种规定日益复杂。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就连本身也无法确定自己的群众利益和目标。也许最后的摊牌可以避免,前提是双方都决定不再宣称自己的一方具备道德上的优越,而是以坦诚和互助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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