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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思辨体系的解体（未完）

    黑格尔这个展示精神内在矛盾发展的思辨体系在取得了非同寻常的优势地位之后，很快就在黑格尔死后走向衰落。19 世纪 40 年代是费尔巴哈、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孔德等人开始他们自己紧张的思想生涯的时代，因此也可以被看作反叛黑格尔体系的伟大时代。整个西方现代哲学就是从叛离黑格尔开始的。但黑格尔的思辨体系怎么就解体了呢？
通过了解黑格尔哲学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在他之后的时代里发生的演变来了解这种解体的必然性。

    现代文明是在日益增强的工业化、技术化和理性化的方向上发展的。海德格尔在谈到现代的基本现象的时候，首先谈到的两个现象就是科学和机械技术，并认为现代世界是一个“技术世界”。工业社会的技术学实施着对自然的越来越广泛的征服。更重要的是，工业文明还借着效率和高产的名义强制实施着不断重组社会和人的生活方式，使人也像外在自然一样受到宰制。专业化和管理化就是打着效率和高产的名义对人进行宰制的两个突出手段。

    专业化是现代社会的合理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因为合理化意味着人们做每一件事都经过理性的考虑和仔细的计算，以最小的投入和最大的产出为目标。这是一种工具理性的态度，一种功利的考虑。在这种时尚面前，人们须获得必要的专业资格才能在竞争激烈的人才市场上获得一个有利位置，而同时专家又依赖于这种资格来获得名声、资本和利益。专业化的机制不能容忍人们的业余兴趣，巨大的专业机器把每一个人都变成了特定专业领域里的专门家，从而导致了人们探索兴趣的畸形和生活视野的狭隘，好奇的创造性的探索被体制内的利益所取代，思考的乐趣被现实的利益算计所取代。比如体育运动，奥林匹克的业余精神已经逐渐丧失，它正在蜕变为一种专业技能的较量和追逐商业利润的巨大市场。那种发自内心的自发的游戏冲动受到了空前的压制。

    管理化是现代社会对人进行宰制的又一手段，韦伯称之为“规章对人的统治”。它是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合理化和科层化（即专业化）的必然结果。办公室里有规章，流水线上有规章，上课学习有规章，甚至我们的饮食、交往、休闲都有规章。通过媒体、影像、广告、时尚、偶像、成功典范、学习典型等多种日常生活策略，通过教育、禁忌、道德、习俗、科学、法律等多种规训手段，使个体越来越满足于现成的俗套生活，按照别人设计好的模式去生活。心理学家罗杰斯就指出过，在我们的闲暇活动中，被动的娱乐和严密组织的群众活动具有压倒一切的支配性。在这样一个“总体性的管理的社会”中，这样一个“铁笼”（韦伯语）中，消费甚至是需要“学习”的，人们的创造性被无情地抑制了。

    可以看出，现代文明所奉行的这种技术理性的思维方式是功利主义的或工具主义的。在这种思维方式中，个人的生活方式不是通过某个假定的内在价值得到确证，不是通过它们的表现意义得到确证，而是通过它们在生产利益方面的效率而得到确证。一句话，在这种文明中，社会关系和实践像外在自然一样逐渐地被对象化了。非常明显，这种文明先是根据启蒙运动关于人、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看法而建立，后来又反过来为这种看法提供着实践和制度上的保障，现代社会的主要的公共制度，比如经济制度、官僚制度和政治制度就反映了启蒙运动的观念。

    当然，表现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观念对于现代文明也有所贡献。比如现代社会所宣扬的个人自由的观念就和表现主义的如下观念密切相关：每个人的实现都是独一无二的，无法为任何他者所预见和描述。在一些关于现代自由的公认的理论家那里，这种卢梭式的观念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然而，这种浪漫主义的观念甚至在私人生活领域当中都不再是一个现实，而成了只是个人头脑中的美学想象和诗意情怀。所以，虽然现代文明吸纳了某些表现主义的观念，但在一种决定性的意义上来说，即就人对自然赤裸裸的开发改造而言，就公共制度日益增长的理性化和官僚化而言，就人在科学技术上取得的无可限量的成功而言，就人对一切事物的势不可挡的对象化而言，黑格尔以后的现代文明都倾向于巩固启蒙运动关于人的观念。

    这在很大程度上向我们解释了黑格尔的思辨体系在19世纪40年代迅速解体的原因。因为黑格尔的辩证法试图把启蒙理想和与之相对立的表现主义要求结合起来，从而给予了表现主义思潮以相当不同于现代社会所实际给予的重要地位。所以，当现代科学的发展超出了黑格尔“绝对科学”的界限，现代社会的发展超出了黑格尔的国家观念的时候，黑格尔思辨体系的解体也就理所当然地出现了。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中，经验科学是被包含在“绝对科学”之内的，也就是说，经验科学将在其与现实水平相当的近似性和确定性上揭示出概念的结构。然而，黑格尔以后的时代（甚或黑格尔自己所处的时代）的科学的发展已经打破了他的诠释强加于它们之上的综合的界限，科学家们觉得这种自然哲学的形而上学思辨对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一点用处也没有，有时还会让人误入歧途。当时著名化学家李比希说它“充满了空话和幻想，但就是缺乏真正的知识和切实可靠的研究，它浪费了我两年宝贵的生命。当我从这个陶醉状态清醒过来之后，我真无法形容我所感到的厌恶。”而且，这样的看法不但在自然科学家中十分普遍，在后来的哲学家中也很有市场。在 1907 年发表的名著《黑格尔哲学中的活东西和死东西》中，意大利著名的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就断然把《自然哲学》判定为后者。

    正如现代科学的发展超出了黑格尔“绝对科学”的界限一样，现代社会的发展也超出了黑格尔的国家观念。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明确区分现代社会组织的官僚化和理性化与黑格尔的国家理性化。私人领域浪漫主义的诗意想像和公共领域工具理性的价值追求在现代的奇异混合使得整个现代社会成了一个完全世俗的、无法控制的社会，在这个科学技术日益扩展和多样化生产效率日益提高的社会中，人们对更高的个人生活水平的追求导致了日益加深的分化，也就是说，它鼓励了个体对任何一个社会组织的摆脱。这种分化对于黑格尔理想中的国家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虽然作为“需要体系”的市民社会是一个分化的特殊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但是它的溶解力终将被包容在理念得到具体化的组织中，人们也终将会恢复一种更高的德性并认同某种更广大的生活。这种理念得到具体化的组织，这种更广大的生活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国家。这里，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的这种分化的力量似乎估计不足，从而在规定即将到来的时代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现代社会的发展似乎使我们离那理性的国家越来越远，从温和的托克维尔到激烈的尼采，还有无数的艺术家都异口同声地咒骂、指责这个社会而无法承认他们自身在其中“获得了自己的实体性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