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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可以用政治主导一切, 以各种行政指令 政治运动和对专业工作者的政治思想改造, 解决所有专业问题"而政治在他们手中, 又是如此任意无常, 忽左忽右,出尔反尔。每次政治潮流的转向都挟裹着一次残酷的清洗 。顺我则昌, 逆我则亡。出于对捉摸不定的政治运动的恐惧, 也出于一种幻像破灭,建筑师们突然意识到建筑的形式表现与政治内容之间的联系恐怕根本就是任意无常的, 谁还敢再坚持任何清晰的建筑信念? 谁还会努力构筑任何建筑学与政治间的有机联系? 惟有犬儒主义! 机会主义和形式折衷主义才是安全的专业策略。 在19 57 年后的20 年中, 中国建筑师不再有任何有深度的关于风格与时代的讨论,风格仅仅沦为手法而已, 时代就是一波接一波的,经常前后矛盾的政治运动。建筑师们越来越精于在设计中看领导眼色, 根据眼前政治情形, 选择其中一种合适的建筑语言, 或进行两种或多种的结合。19 58一1959 年国庆十大工程最突出地显示出中国建筑师的这种折衷主义策略"换句话说, 1957 年的反右, 再加上196 6一19 76 年的文革, 通过将建筑学极端的政治化导致了中国建筑师的极端去政治化"建筑师成为不再关心社会, 不再有政治和文化理想的, 周卜颐称之为“要啥给啥 的折衷主义者,手法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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