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上中下) 9.2分
读书笔记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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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页的笔记……就差把全书贴上来了……我当时得有多喜欢这书+果然是没掌握做笔记的技能 第一部 监狱工业 1普遍的无辜也就产生普遍的无所作为。 一个在内心对暴力未作准备的人在暴力行使者面前总是弱者。 我模模糊糊的感到,有朝一日我将向两亿人呼喊…… “祝您——幸福——大尉!”以及前一段很感人 于是,我就一个急转身从反间谍人员的手里挣脱出来,回头向旅长走去。我对他了解很少,他从来没有降低身份同我作过普通的谈话。他的脸对我来说,一直是命令、号令、愤怒的表象。现在它却由于沉思而显得明朗起来——是对自己身不由土地参与肮脏勾当而感到羞愧?是突然产生的要打破终身的可怜的从属关系的冲动?十天以前我从他的拥有十二件重武器的一个炮兵营陷入的包围圈中,把自己的侦察炮连几乎完整无损地带了出来,而现在他却必须在一纸公文面前同我划清界线。   他每个字都很有力量地问道:“您……有个朋友在第一乌克兰方面军?”   “不行!……您没有权利!”——反间谍机关的大尉和少校冲着上校叫喊起来。墙角里站着的随从参谋人员惊恐地缩成一团,好似害怕分担旅长那闻所未闻的轻率行为的责任(而政治工作人员已经准备提供旅长的材料了)。但这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立即懂得,我是因为同我的一个中学同学通信而被捕的,并且明白了,我应当从哪几条线上预料危险性。   虽然,扎哈尔·格奥尔盖维奇·特拉夫金本可就此而止!但是没有!他继续清洗自己的良心,舒展自己的灵魂,他从桌子后面矍然起立(在此以前他从来没有迎着我站起来过!),穿过瘟疫带向我伸出手来(当我自由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向我伸出过手!),在华若寒蝉的随从人员们的恐怖目光下,他握着我的手,一向严峻的脸上露出暖意,无畏地、字字分明地说:   “祝您——幸福——大尉!”   我不仅已经不是大尉,而且已经是一个被揭穿了的人民敌人(因为在我们这里,任何一个被捕的人,从逮捕之时起,就算已经完全被揭穿了)。这么说,他是在向敌人祝福?……   玻璃在震颤。德国炮弹的爆炸在二百米远近的地方撕裂着大地。它引起这样的想法,如果是在较远的后方,在我们本国的土地上,在稳定的生活的保护罩下,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它只有在人人平等的死亡迫在眉梢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2 我国下水管道的历史(把犯人的来源比作水流)(柯罗连科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给高尔基的信中写道:“历史有朝一日将指出,布尔什维克革命使用与沙皇政府相同的手段惩处真诚的革命家和社会党人。”啊,如果仅仅如此那就好了!那些人都会活下来了。) 范围越来越大到后来连普通信教的俗人、老年人、特别是妇人也被包括进去。妇女们的信仰尤其顽固,在流放地和劳改营里人们许多年内还把这类妇女称做尼姑。   诚然,当时认为,抓他们和审他们并不是为了他们的信仰本身,而是因为他们公然说出自己的信仰以及用这种精神来教育子女。正如丹尼哑·霍德凯维奇所写的:   “你可以自由地祈祷,   但是……只能让上帝独自听到。”(因为这首诗她得到了十年刑期)一个相信自己握有精神真理的人,必须把它隐瞒起来,不使……自己的子女知道!!对子女进行宗教教育在二十年代开始按刑法典第五十八条10项,即反革命宣传论罪!诚然,在法庭上还会给你一个宣布脱离宗教的机会。这种情形不常见,但是有过:一个家庭,父亲脱离了宗教,留下来抚养子女,而母亲却上了索洛维茨(在这几十年中间,妇女在信仰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坚忍性)。所有宗教犯的刑期一概是十年当时的最高刑期。     (与此同时,特别在一九二七年,为迎接纯洁的社会的到来而对各大城市进行净化时,妓女们也同“尼姑们”混在一起被送到索洛维茨。对孽海之花们的惩戒,刑律轻,刑期只有三年。押送途中、递解站以及索洛维茨本身的环境都不能妨碍她们继续以其风流职业在长官们身上、在押解队士兵身上挣钱。三年一过,她们拎着沉甸甸的箱子回到出发的地点。而宗教犯们却永远断绝了重返家园与子女团聚的前途。) 人为金属而死亡……(居然为了筹钱乱关人,太没天理了这) 哪里有法律哪里就有犯罪(谴责当时法律的无人道) 永远不要第一个停止鼓掌!(就因为这种无聊的理由,造纸厂长于当夜被捕……这还是人么太可怖了) 一名电工技师因他的工段上断了一根高压线,按五十八条7,二十年。   彼尔姆工人诺维科夫被控准备爆破卡马河的桥梁。   尤日阿科夫(也在彼尔姆)白天被捕,夜里来抓他的妻子。向她出示了一份名单,要她签字证明这些人都在他们家里开过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会(不用说,这是没有的事)。条件是答应放她回去照看三个孩子。她签了字,毁了所有的人,而她自己,当然,依旧留在牢里。   娜杰日达·尤登尼奇因自己的姓氏而被捕。诚然,九个月后查明她并不是将军的亲戚,就放了她(咳,区区小事:在这期间她妈妈因着急而死去了)。   在旧鲁萨市放映电影“列宁在十月”。某人注意到了一句话:“帕尔钦斯基应当知道这事!”而帕尔钦斯基是保卫冬宫的。一对不起,我们那里有个护士叫帕尔钦斯卡哑!把她抓起来!果然抓了。原来真的是他的老婆,在丈夫被枪决后她躲到这个偏远地区来了。   包鲁什科兄弟(巴威尔、伊凡和斯捷潘)于一九三0年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从波兰来到自己的亲人这里。现在他们成了青年,得到了IIIII(间谍嫌疑),十年。   克拉斯诺达尔市电车女司机深夜从车场步行回家,该她倒霉,在市郊从一辆陷住的卡车旁边走过,卡车边上有人忙碌着。它原来装满了尸体手和脚从防水布下露出来。她的姓名被记了下来,第二天就被捕了。侦查员问她看到了什么?她老实承认了(达尔文的物种天择)。反苏宣传,十年。   名自来水工人每当播送没完没了的给斯大林的致敬信时总关上自己屋里的喇叭。(谁记得这些信呢?!日复一日,一连几小时,千篇一律的使人发昏!想必播音员列维坦能记得牢:他抑扬顿挫、充满感情地念过这些信。)邻居告了密(啊,这个邻居现今在哪里呀?),COg(社会危险分子),八年。   一个识字不多的砌炉匠爱在空闲时间练习签字这使他在自己心目中提高自己的身份。没有空白的纸张,他就在报纸上签字。他在父亲和导师尊容上写了花体字的报纸,被邻居在共用厕所的纸篓里发现了。ACA(反苏宣传),十年。   斯大林及其亲信们喜爱自己的肖像,用它们登满报纸,把它们繁殖几百万份。但苍蝇却很少尊重它们的神圣性,况且,报纸不加利用也未免可惜于是就有多少不幸的人在这上面得到了刑期。   逮捕像流行病一样逐街挨户地蔓延。正如人们通过握手、呼息、接吻不知不觉间互相传染流行病菌一样,人们也是因握手、呼吸、街上相遇传染着致使对方遭逮捕的病菌。因为,如果你明天注定要招认你纠集了一个图谋在本市自来水中放毒的地下小组,而今天我曾在街上握过你的手那就是说我的命运也注定了。   七年前,城市瞧着怎样痛打农村,而认为这是自然的。现在农村本来也可瞧瞧怎样痛打城市但它过于愚昧无知,没有这个眼力,何况自己还在继续挨打。   土地测量员(!)沙乌宁因为……区内牲口大批倒毙(!)和收成不好(!)而得到了十五年(区里的头头也因这些事全部被枪决人   区委书记来到地里督促春耕,有一个老农民间书记是否知道七年来集体农庄庄员靠劳动日没得到一克粮食,得到的只是麦举而且还不多。因这个问题老汉得了ACA(反苏宣传),十年;   一个有六个子女的农民则是另一种遭遇。为了养活这六张嘴,他干集体的活儿卖死力气,总希望能挣到点什么。他真个地挣到了一颗勋章。大会授勋,首长讲话。在致答辞时,这个庄稼人动了感情,便说:“哎,要是能给我一普特面粉来顶这个勋章多好!能这么办吗?”全场狼嗥似地哈哈大笑起来,而这个新的获勋者也就带着他的六口人去流放了。 第三章 侦查(关于审讯的详细描述)“熬鹰”。中世纪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个方法的重要,因为它不知道一个人能在其中保持他的人格的范围是多么狭仄。不让睡觉(再结合罚站、干渴、强光、恐惧和对前途一无所知——你那些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能模糊神智、动摇意志,使人不再成为自己的“我”(契河夫的《想睡觉》,但是那里要轻得多,那里的小姑娘可以稍稍躺一下,息息精神,这样的一分钟就可以救命地使脑子清醒)。人的行动一半是无意识,或者完全是无意识的,因此就不要为他的供述见怪于他…… 应该在走进监狱时把留在身后的温暖生活置之度外。在牢门口就应当对自己说:生命已经完结,稍稍早了一点,但有什么办法呢。我永远也不会重获自由,我已注定灭亡——现在或者略迟一些,但迟些将更难受,还是早一些好。财产我再也没有。亲人们对我说来已经死了——我对于他们说来也已经死了。我的肉体从今天起对我已经无用,非我所有。只有我的精神和我的良心依然是我所珍惜和尊重的。   在这样的囚犯面前——侦查机关将会发抖;   只有割断一切尘念的人才会取得胜利!   但怎样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石头呢? 我坐着,一面猜想,是谁的不平常的生命在这一夜被带来遭受折磨和摧残,然后付之一炬?   啊,有多少构思和著作葬送在这幢建筑物里!——整代毁灭了的文化。啊,从一宾卡烟囱里冒出来的烟炱呀,烟炱!!最令人感到委屈的是,后代子孙将认为我们这一代是愚蠢的、庸碌无能的、沉默寡言的,而事实上却并不完全如此!…… 我们丧失了自由的标尺。我们无法衡量,哪里是它的起点,哪里是它的终点。 他们明白,案件是无中生有的,但仍然年复一年地去干这种事。这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强迫自己不去思考(这就已经意味着人性的毁灭),简单地认定需要这样做!给他们下指令的人是不可能有错的。   但是,记得纳粹分子不也是曾经搬出过这个理由吗? 权力是一副毒剂,这是几千年来就知道的事。要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得到过支配别人的物质权力该多好呀!对于相信在我们众生之上还有着某种最高的东西,因而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的人,权力还不是致命的。但对于没有高级领域的人,权力就是尸毒。他们一旦传染上便不可救药了。 何止令人神往!——简直令人陶醉!须知这足以使人昏昏然——你还年轻,说句随便的话,你还是个拖鼻涕的小家伙,没有多少日子前父母还为你伤脑筋,不知往哪里安置你,你又蠢又不爱念书,可是你在那个学校里混了三年以后——立见出息了!你在生活中的地位起了多大变化呀!你的动作变了!你的眼神、脑袋转动的姿势也变了!学院的学术委员会在开会——你走进去,大家都注意,大家甚至都哆嗦了一下;你不在主席的座位上就位,让院长坐在那里去张罗吧,你在旁边坐下,但大家都明白,这里的主要人物是你——特别部门。 第四章 蓝滚边 记得很清楚,正是从军官学校开始,我感到了一种身为军人无须思考的简单化的喜悦;尝试按一般人的习俗、按我国军界的惯例生活的喜悦;把从童年时代养成的细腻感情一概忘却的喜悦。 我自以为具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然而却是一个完全培养好了的刽于手。要是我在叶吉夫时期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学校——那末在贝利亚时期不是正好适得其位了吗?……   如果有读者期待这本书将是一种政治上的揭发,那就请他在这里合上吧。   如果是那么简单就好了!在某个地方有一些坏人,阴险地干着坏事,只须把他们同其余的人区别开来加以消灭就行了。但是,区分善恶的界线,却纵横交错在每个人的心上。   谁能消灭掉自己的一小块心呢?……   在一颗心的生命过程中,这两条线交混在那里,有时为得意扬扬的恶所挤满,有时则为苏醒起来的善腾出地盘。同一个人,在其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生活处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接近于魔鬼,有时接近于圣者。而名字则是不变的。于是我们就把一切都写在他帐上了。   苏格拉底”给我们的遗言是:认识自己!   我们准备把欺侮我们的人推进深坑,但我们在坑前停下来,我们张惶了:须知当时是他们扮演了刽子手的角色,而不是我们,这只是形势所致。   如果马柳塔·斯库拉托夫向我们喝令一声,大概我们也会照办不误!……   民间谚语说,从善到恶,一念之差。   那末,从恶到善也是如此。  或者请看这件事。我部下有一个排长奥夫先尼科夫中尉。我在前线没有比他更亲近的人了。整个战争有一半时间我与他共用一个小锅,为了不把汤放凉了,在弹雨纷飞下吃过,在两次爆炸的空隙吃过。这是一个农村青年,心灵那么纯洁,观点丝毫不带偏见,无论军官学校,无论军官职位,都一点也没有把他搞坏。他在许多方面也使我变得温和起来。他当军官只为做一件事:尽力保全手下士兵(他们中间有许多上了年纪的)的生命和体力。我从他嘴里头一次知道了农村的现状和集体农庄是什么东西(他说这些的时候没有激愤,没有抗议,而是随随便便地——像森林中的水面映出树木的枝枝节节一样)。当我被捕入狱时,他极为震惊,尽量把我的战斗鉴定写得好些,并拿去给师长签名。复员以后,他还通过亲属找过我——尽量想帮助我(那是在一九四七年,与一九三七年很少差别!)。我在侦查中怕他们翻我的“战时日记”,主要就是为了他:那里记述着他的故事。——当我在一九五七年恢复名誉时,很想找到他。我记得他乡下的地址。一次两次给他写信——都没有回音。后来找到了一条线索,他曾在雅罗斯拉夫尔师范学院毕业,从那里得到的回答是:“已分配到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好极了!那就更有意思。往城里的地址给他写信——没有答复。过了几年,《伊凡·杰尼索维奇》发表了。好吧,现在总该有回音了。没有!再过了三年,我请自己的一个雅罗斯拉夫尔的通信者亲自上他那里去一趟,并把信交到他手里。这个都照办了,给我写了封信说:“他好像连《伊凡·杰尼索维奇》都没有读过……”可也是,他们干吗要知道被判了刑的人往后的命运呢?……这一次奥夫先尼科夫没法再沉默了,给了个回音:“学院毕业后,他们要我到‘机关’去工作,我当时觉得在那里也能干出一点成绩(什么成绩?……),结果在新的行当里搞得并不很顺利。有些事情我不大喜欢,但工作也还算主动,我想大概不至于叫老同志失望吧。(同志情谊!——也算是一条理由!)今后的事情,我现在已经不怎么考虑了。”   如此而已……以前的信,他好像没有收到。他不想同我见面(如果见了面——我想整个这一章我会写得更好些)。在斯大林时期的最后几年,他已经当了侦查员,一股脑儿给所有抓起来的人扣上二十五年的刑期。这个弯子在他头脑里是怎样转过来的?他的思想是怎样变黑的?但我还记得过去那个泉水一样清澈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小伙子,难道我能相信,一切都永不复返了?在他身上已经没有留下什么活的萌芽了? 不,没有这样的事!一个人要作恶,事先必定在心中把它当作善,或当作一件有意义的合乎常规的举动。幸而人具有为自己的行为找出正当理由的天性。 麦克佩斯的理由是无力的——所以受到良心的谴责。雅各也只是一只小羊羔。莎士比亚的恶人们的想象力和气魄也就止于几十具尸体。因为他们没有思想体系。   思想体系!——它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辩解,使坏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坚强意志。那是一种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使他能够在自己和别人面前粉饰自己的行为,使他听到的不是责难,不是咒骂,而是颂扬和称誉。宗教裁判者的精神支柱是基督教征服者——是使祖国威名远扬,殖民主义者——是文明,纳粹分子——是人种,雅各宾派和布尔什维克(早期的和晚期的)——是后代的平等、博爱、幸福。   由于思想体系,二十世纪遭逢了残害千百万人的暴行。这些暴行是不能否认的,不能回避的,不能闭口不言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敢坚持说恶人是没有的呢?这千百万人是谁消灭的呢?要是没有恶人,群岛就不会存在。 莎士比亚的恶人不能逾越的界线,有思想体系的恶人却能越过去——并且他的眼睛依然是清朗的。 不是我们当代人所能猜出的谜是:惩罚自己的恶人的机会为了什么给予了德国,而俄国却未能得到?如果我们永无清除在我们体内腐烂的秽物之日,那末我们将面临一条怎样的绝路?俄国将给世界做出什么样子?   在德国的法庭上时而出现一种奇绝的现象:被告双手抱头,放弃辩护,不再向法庭提出任何要求。他说,在他面前重新展示出来的他犯下的桩桩罪行,使他充满厌恶,他不愿再活下去了。   这就是审判的最高成就:邪恶受到如此深重的谴责,连罪犯都避之不及了。   一个从法官席上八万六千次谴责了邪恶(在著作中和青年人中间也进行了不留余地的谴责)的国家——便能够一年一年地、一步一步地摆脱邪恶。   那我们怎么办呢?……将来我们的后代会把我们这几代人称作窝囊废的几代:我们先是乖乖地让人家成百万地毒打,然后我们又关切地照料杀人犯过一个平安的晚年。   如果俄罗斯伟大的忏悔传统他们根本不懂而且觉得可笑,那怎么办呢?如果他们对于承受他们给别人所造成的痛苦的百分之一都怀着动物的恐惧,而这种心理又压倒了他们身上任何公正倾向时,那又怎么办呢?如果他们死死抱住用死难者的鲜血培育出的利益的果实不放呢?   不言而喻,那些即便是在三七年摇绞肉机把手的人,现在都已不年轻了,他们都是五十岁到八十岁的人了,他们丰衣足食、舒舒服服地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好时光——因此任何同等的还报都为时已晚,都已经不能对他们实行了。   就让我们宽大为怀吧,我们不枪毙他们,不灌他们盐水,不把臭虫撒在他们身上,不上勒口做“燕子飞”,不让一星期站着不睡觉,不用皮靴踢他们,不用橡皮棍打他们,不用铁环箍脑瓜,不把他们塞进监室像行李那样撂起来——不做他们做过的任何事!然而,在我们的国家面前,在我们的子女面前,我们必须把他们统统找出来,统统加以审判!审判的与其说是他们,不如说是他们的罪行。要设法做到使他们每一个人至少大声说出:   “是,我曾是刽子手和杀人犯。”   如果这句话在我们国家只说出二十五万次(按比例,以便不致落后于西德)——一也许就够了吧?   在二十世纪,不能几十年不区分什么是应受审判的暴行,什么是“不应该翻的旧帐”!   我们应当公开谴责宣扬一部分人可以惩治另一部分人的思想本身!对邪恶默不作声,把它赶进躯体里去,只要不暴露就行——这样做我们就是在播种邪恶,有朝一日它将千倍地冒出来。我们不惩罚甚至不谴责恶人,这不单单是在保护他们卑微的晚年,这等于从下代人的脚下挖掉任何公正观念的基础。他们之所以长成“漠不关心”的一代,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什么“教育工作薄弱”。现在的年轻人脑子里装的是,干坏事在人世上永远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一定能带来好处。   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够不舒服,够可怕的就是了!    第五章 最初的监室—一最初的爱 你爱上的当然不是那肮脏的地面,不是那阴沉的墙壁,不是那便桶的气味,而是那些与你接口令一起挪动腿脚的人们:是你们心灵中共同跳动过的东西;是他们有时说出的令人惊异的话;是你心中只有在那里才能产生的无拘无束遨游自在的思想,不久之前你无论怎样跳腾,无论怎样攀援,都达不到它的高度。 可是在叶尼塞的流放中他没有呆多久。把他所讲的(还有其他幸存者所讲的)情形,和我国革命者曾经成百成百地从流放地逃跑并且更多地是跑到国外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摆在一起,便可得出一个结论,只有懒汉才不从沙皇的流放地逃跑,因为这是那么简单。法斯坚科“逃跑了”,就是说。没有身份证随随便便离开了流放地点。他到了海参崴,指望通过某个熟人关系在那里坐上轮船。但不知为什么没有成功。于是,他照旧没有身份证,放心地坐火车穿过整个俄罗斯母亲到了乌克兰,在那里成了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在那里他又被捕入狱。从外面给他送来了一张别人的护照,于是他便向奥地利边界出发。这个图谋是那么不受威胁,而法斯坚科又是那么不感到自己后面有追捕的气息,以致他表现出了惊人的疏忽大意:到达了边境并且已经向警察官员交出了护照以后,他突然发现,没有记住自己的新姓名!怎么办呢?旅客约有四十来人,官员已经开始喊姓名了。法斯坚科灵机一动:装成睡觉的样子。他听到,所有的护照都已经分发完了,已经有几次喊到马卡罗夫这个姓名,但这时还不能断定马卡罗夫就是他。最后,帝制的保卫者向这位地下工作者俯下身去,有礼貌地碰了他一下肩膀说:“马卡罗夫先生!马卡罗夫先生!您的护照,请拿走!” 看到我那种兴奋情绪,他执意地反复对我说:“你是个搞数学的。你不该忘了笛卡儿的话:‘怀疑一切!怀疑一切!’”“一切?”——一这怎么行呢?总不能是一切吧!我觉得我本来就已经怀疑得够了,够多了!  他告诉我一些书名,恳切地劝我出去以后找来读读。他自己因为年龄和健康的缘故已经不指望活着出去了,希望我将来能掌握那些思想,他就满意了。当时不可能做记录,要凭脑子记,可是监狱生活中要记的事太多了,但是接近我当时口味的一些名字,我是记住了: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想法》(我当时很推崇高尔基!因为他是一个无产阶级作家,所以就高出所有的俄国古典作家)和普列汉诺夫的《在祖国的一年》。  被人抛弃被人忘……永远也不能再唱下去!——到此他就号陶大哭起来。他把那从他身上冲决出来的、但不能帮助他打穿墙壁的全部力量,变成了对自己的怜悯。  我奇怪.他怎么能那样放声痛哭。我们的同监难友,那个长着白头发楂子的爱沙尼亚人阿尔诺德·苏济向我解释说:“残忍必定要用伤感来作衬垫。这是—一互补定律。例如,在德国人身上,这种结合甚至变成了民族性。”     但在那里,在孤独中,在光明的天空下,也需要幻想一下自己未来的光明的、问心无愧的、无错误的生活  !如果哪本书的作者坑害你,竟然津津有味地讲起吃食来——赶快把这本书扔掉!果戈理——扔掉!契诃夫——也扔掉!——讲吃讲得太多了!“他不想吃东西,但他还是吃了(狗崽子!)一份小牛肉,还唱了啤酒。”读点精神方面的东西吧!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正是囚犯们该读的!但是对不起,这是他写的吧:“孩子们挨着饿,已经有好几天他们除了面包和腊肠外什么都没有见到。”   轻飘飘的卢宾卡的黄昏啊!(不过,只有你不等待着夜间提审的时候,它才是轻飘的。)轻飘飘的肉体,每天的稀粥恰好把它满足到使灵魂感觉不到它的压迫的程度。多么轻松自由的思想呀!我们好似升到了西奈的山巅,这里,真理从火焰中向我们显露了真身。普希金向往的是否就是这种境界呢:   “我要活,为了思索和受难!”   我们正是在受难,在思索,我们的生活中再没有别的东西。而抵达这个理想境界却原来是那么容易啊……  五月二日莫斯科放了三十响礼炮,这意味着——又拿下了欧洲的一个首都。还没拿下的首都只剩下两个了——布拉格和柏林,需要从这两个中间去猜测。   五月九日,午饭与晚饭一起送来,在卢宾卡只有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才这样做。   只是根据这一点,我们才猜到战争已经结束。   晚上,又一次放了三十响的礼炮。没有拿下的首都一个也不剩了。当晚又放了一次礼炮——好像是四十响的——这已经是最终的结局了。   通过我们的窗户和卢宾卡其他监室以及莫斯科所有监狱窗户的笼口上面的空间,我们这些过去的俘虏和过去的前线军人,也望着那焰火纷飞的、被一道道探照灯光划破的莫斯科天空。   鲍里斯·加麦罗夫是一个年纪很轻的反坦克手,他因为重残(肺部受了不能治愈的伤)而退伍复员,现在和一批大学生一起被捕入狱。这天傍晚,他蹲在一间人数众多的布蒂尔卡监室里,那间屋里有一半人是当过俘虏的人和前线军人。他用寥寥的八行诗,用最日常的语句,描写了这最后的一次礼炮:诗里讲他们如何已经在板铺上躺下,盖上了军大衣,如何被吵醒;抬起头来,眯着眼睛望了望笼口:噢,放礼炮,便又躺下了。   “又盖上了军大衣。”   就是那些沾满了战壕泥土、青火灰烬、被德国弹片撕破的军大衣。   那个胜利不是我们的。那个春天不是我们的。     第六章 那个春天  但最多的还是我的同龄人,甚至不是我的而是十月革命的同龄人,他们与十月革命同时诞生,一九三七年没有受到什么牵扯,成群结队地参加过二十周年游行,他们的年龄在战争开始时正好使他们成为几星期内就被打得稀烂的那支军队的骨干。   因之,胜利进行曲声中度过的那个令人疲倦的狱中之春,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受惩罚的春天。   是我们睡在摇篮里就听见唱:“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我们用晒黑了的孩子的小手握住少先队铜号的把手,听到“你们要准备好!”的喊声后齐声回答“随时准备着!”是我们把武器偷偷带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并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我们现在成了黑的,唯一的原因是我们终于活了下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活F来的囚犯被关进我们的劳改营的理由就是:你怎样能在死亡营里活下来的?一定有问题!)  在六十八号军官集中营(苏瓦基)里,为了不致在露天场地上过冬,用手指头和饭盒盖挖掘(口朝上的)钟形地坑;一个变成野兽的战俘向我这个垂死的人爬来,要啃我臂肘以下的还没有冰凉的肉;随着在强烈的饥饿感中度过的日子的增加,在伤寒病的工棚里,在邻近的英国战俘营的铁丝网边——个清楚的思想渗入我的濒死的大脑:苏维埃俄罗斯抛弃了自己的奄奄待毙的子弟。“骄傲的俄罗斯的儿女们”,当他们用身体抵挡坦克的时候,当还能让他们发起冲锋的时候,俄罗斯需要他们。但他们当了俘虏以后还要负责去供养他们吗?多余的人口。也是可耻失败的多余见证人。  有时我们想说谎话,但语言却不让我们这样做。把这些人宣布为叛徒,但在语言上却明显地搞错了——审判员、检察长、侦查员都搞错了。被判刑的人,全体人民,所有报纸都重复了并固定了这个错误,同时却不由自主地说出了真话:本想把他们宣布为背叛祖国者,但谁都说成甚至在审判材料上也都写成“祖国背叛者”。   这可是你说的!这些不是背叛了她的人,而是被她背叛了的人。不是他们这些不幸的人背叛了祖国,而是精打细算的祖国背叛了他们,而且背叛了三次。   第一次是她由于无能而在战场上出卖了他们——当时受祖国宠信的政府做尽了一切为了打输战争所能做的事:先拆毁了防御工事,它把空军摆到必遭覆灭的位置,它拆卸了坦克和大炮、摘掉了有见识的将领并禁止了军队进行抵抗。战俘——正是那些用自己身体承受了打击并阻挡住德国国防军的人。祖国任凭他们死在战俘营里而弃之不顾,这是第二次没有心肝地出卖了他们。   而现在这是第三次,她用慈母之爱(“祖国原谅了!祖国在召唤!”)把他们骗回来,而在国境线上就用绳索套上脖子,从而没有良心地又一次出卖了他们严   俄罗斯建立国家以来的一千一百年间,卑鄙龌龊的事情好像不知干过多少,见过多少!——但是有没有过像这种对几百万人干下的下流勾当:出卖了自己的战士而又宣布他们为叛徒?!  只有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红军中服役的军人是不许被俘的——条令中就这样写着(德国兵从自己的战壕中叫喊:“伊万,俘虏没有!”),是啊,谁能设想得出这一条的整个含义呢?!有战争,有死亡,却没有俘虏!——真是新发明!这就等于说,你去死吧,我们却要活着。但哪怕你是丢了腿,如果你拄着双拐活着从俘虏营回来(列宁格勒人伊万诺夫,芬兰战争中的机枪排长,后来关在乌斯特魏姆劳改营)——那我们就将审判你。   只有被祖国抛弃了的、在敌人和盟友眼中最无价值的我国士兵,才会去吃第三帝国后院里发给的猪食。只有他,回家的大门被关得死死的,虽然年轻的心灵努力不去相信,有一个什么五十八条1一乙,在战时根据这一条给的刑罚没有轻于枪决的!一个士兵如果不愿死于德国的子弹,因为这事他就应当从俘虏营中出来后死于苏联的子弹!有人死于他人之手,而我们则应死于自己人之手。   我们把一个人弄到了嚼蝙蝠的地步,我们自己不仅撤消了他对祖国的任何义务,而且也撤消了他对人类的义务!   “唉,要是我早知道!……”——这就是那年春天监室里唱的一支主要歌曲。要是我知道会这样迎接我!这样欺骗我!会有这样的遭遇!——难道我还会回到祖国吗?决不干!!会闯到瑞士去,到法国去!到海外去!到大洋外去!到天涯海角去!     就在这几天之内,英国人同样阴险和无情地把几千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敌(他们一九四一年的盟友)交给南斯拉夫共产党——由他们不经审判地枪毙和消灭。   在有着独立报刊的自由的大不列颠,到目前为止的二十五年来没有一个人愿意讲述这件出卖行为,没有引起社会的警觉。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本国被奉为政治智慧的标杆而备受尊崇,有朝一日英国可能会布满这位伟人的纪念碑。而在我们眼里,在俄国监狱里的谈论中,这两人一贯的近视甚至愚蠢却是令人吃惊地明显。从四一年费劲地磨到四五年,他们怎么竟没能使东欧的独立得到任何保证?他们怎能为了四国共管的柏林这样一个滑稽可笑的玩艺(他们将来的致命弱点)而把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广大地区交出去?他们有什么军事的和政治的理由要把几十万坚决不愿投降的武装的苏联公民交到斯大林手里去送死?据说这是他们付给斯大林保证参加对日作战的代价。手里已经有了原子弹,却向斯大林付出代价,为了让他不拒绝占领满洲、在中国巩固毛泽东、在半个朝鲜巩固金日成!……这难道不是政治盘算上的低能吗?后来当米科瓦伊奇克被挤走,贝奈斯和马萨里克也完了蛋,柏林被围困,布达佩斯的烈火燃起又熄灭,朝鲜硝烟弥漫,保守党从苏伊士运河溜之大吉的时候——难道他们当中记性最好的人在这时也没想起哪怕是引渡哥萨克人的事件吗?  但是,按照斯大林的逻辑,任何一个在国外住过的苏联人都应当关进劳改营,这些流亡分子怎能避免这种命运呢?  然而,在一九四五年在我们的司法中心,他们被控犯有;以颠覆工农苏维埃政权为目的的行为;武装侵入苏维埃领土(就是说,当有人在彼得格勒把俄国宣布为苏维埃的时候,他们没有立即离开这个国家);帮助国际资产阶级(他们梦里也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在各种反革命政府任职(就是在他们一生从属的那些将军手下任职)。第五十八条的所有这些分条(l、2、4、13)都是属于一九二六年,即国内战争结束后的六七年才通过的刑法典的内容!(法律追溯效力的经典的和丧尽天良的范例)此外法典第二条指明,它只适用于在苏俄领土上拘捕的公民。但是国家安全机关的铁手从欧亚所有国家里把十足的非公民一个个地揪了出来。关于时效我们就更不用说了:关于时效有一条灵活规定,即它不适用于第五十八条(“为什么要算老帐呀?……”),时效只适用于那些消灭本国同胞比整个国内战争所消灭的多出许多倍的自己家里培养的刽子手。  我们一起在板铺上躺过了许多时间。我尽可能地理解了他的世界,这个会见向我揭示了(以后其他的会见也证实了)一个观念,即内战时期相当大一部分精神力量的外流,从我国带走了俄罗斯文化的一个巨大而重要的分支。而每一个真正热爱俄罗斯文化的人都将力求使这两个分支——本国的和国外的——重新结合起来。只有那时,它才是完全的,只有那时,它才能显示出健康发展的能力。   我幻想着活到这一天。   人是软弱的,软弱的。归根结底连我们中间最固执的人在那年春天也想得到宽恕,决意牺牲许多东西来换取一小块生命。流行过这样一个笑话:“被告,你的最后陈述!”“送我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只要那里有苏维埃政权!还有——阳光……”我们不会有失去苏维埃政权的危险,倒是有失掉阳光的危险……。  那一年的春天本身就呼唤着人们的善心:它是如此浩大的战争结束的春天!我们看到,数以百万计的我们这样的囚犯正流入监狱,还有大大超过此数的囚犯在劳改营中等着我们,取得空前伟大的世界性胜利之后,怎么可能把那么多的人留在监狱里?现在把我们关着大概只不过是吓唬吓唬,好使我们记得牢些吧。当然会颁布大赦,我们大家很快就会被放出去。有人甚至赌咒发誓说,他亲自在报上读到过,斯大林回答美国记者(姓名吗?——我记不得了……)时说,战后我国将实行一次世界上从未见过的大赦。侦查员也确实亲自对什么人说过很快要宣布普遍的大赦(这些传闻对侦查员是有利的,它们能够削弱我们的意志:算了,签字吧,反正不会呆久的)。   但是——对于善心需要有理智。   一个简单的真理,但要悟出它也需要饱经痛苦:值得祝福的不是战争中的胜利而是战争中的失败。胜利为政府所需要,失败则为人民所需要。在胜利后还想胜利,在失败后则想自由——而且一般能够争取自由。失败之为人民所需要,正如苦难和灾祸之为个别的人所需要一样:它们迫使他深化内心的生活,使他在精神上变得崇高。   波尔塔瓦的胜利对俄国是一个不幸:它引起了两个世纪的极大紧张、破坏、不自由——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新战争。波尔塔瓦的失败却使瑞典人得救:失去了打仗的愿望后,瑞典人成了欧洲最繁荣昌盛和自由的民族。   我们已经那么习惯于为我们对拿破仑的胜利而自豪,以至忽略了一个情况:正是由于这个胜利,农民的解放才没有早半个世纪发生(法国的占领对俄国并非一种现实的可能性)。而克里米亚战争却给我们带来了自由。   所有的光源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太阳相比。而太阳则同什么都不能比较。同样,世界上的一切期待都可以与期待大赦相比,而期待大赦则同什么都不能比较。 第七章 在机器间    因此,比之简陋的司法判决,特别庭的决定使一个人从地面上消失得更加牢靠。   特别庭还有一个重要优点是,对它的决定是不能申诉的没有地方可以提出申诉;既没有比它高的任何审级,也没有比它低的任何审级。它只服从于内务部长、斯大林和魔鬼。   办案迅速也是特别庭的一大优点:它只受打字技术的限制。    实际上不是审判员在判案审判员只领工资,是指令在判案!三七年的指令:十年二十年枪决。四三年的指令:二十年苦役绞刑。四五年的指令;平均各判十年附加剥夺权利五年(三个五年计划的劳动力)。四九年的指令:平均各判二十五年。(因此,真正的间谍舒尔茨,柏林,一九四八年可能得到十年,而那个从来没有当过间谍的根特·瓦施考却得到二十五年。因为他赶上了浪头一九四九年。)  大家都装出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但大家都明白,这不过是演一场草台戏,那些押解队的小伙子们对这点最清楚,他们直话直说。一九四五年在诺沃西比尔斯克递解站,押解队接收一批犯人,正在依案情点名:“某某!”“五十八条1-甲,二十五年。”押解队长发生了兴趣便问“为了什么事判的?”“平白无故。”-“你瞎说。平白无故那都是判的十年。”  。害怕吧,低头认罪吧,不要以为你能用自己的行为来改变什么。在空荡荡的审判厅里当着一小撮侦查员的面,你纵然用狄摩西尼的辞令来为自己辩护(奥丽加·斯辽兹贝格在最高法院,一九三六年)也丝毫帮不了你的忙。把刑罚从十年提高到枪决这则是你能做到的,如果你冲着他们叫喊:“你们是法西斯分子,我为我参加过几年你们的党而感到可耻!”(尼古拉·谢苗诺维奇·达斯卡尔在亚速夫-黑海边疆区专门法庭,庭长霍利克,迈科普市,一九三七年)那就会另立新案,那就会把你毁了。  什么在先呢?—一是鸡还是鸡蛋?是人还是制度?   我国有一则流传了几个世纪的谚语:不怕法律只怕法官。   但是,我想,法律已经超过了人,人在残酷性上落后了。应当把这则谚语倒过来:不怕法官—一只怕法律。   当然是阿巴库莫夫的法律。   我坐着,想着,如果最初的小小一滴真理的水珠都能像一颗心理炸弹那样地爆炸那末,当真理像瀑布一样泻落下来的时候,在我们的国家里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一定会泻落下来的,那是不可避免的。    襁褓中的法律  但是我们将安慰你说,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之间的差别也不那么大:晚些时候,一九一九年,出现了俄罗斯联邦的刑法原则,其中对两种法庭的定性几乎是相同的:对两者都没有规定适用刑罚的任何界限,两者应有绝对的行动自由:法律对执法不规定任何批准手续,法庭在选择和采用镇压手段上享有完全的自由(如果是剥夺自由——那期限可以不确定,等接到特别指示再说)。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一样,是仅以革命的法律意识和革命的良心为依据的。两种法庭的判决都是最终的,不能向任何一级机关上诉的。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在活动中不受任何形式条件所约束,唯一的量刑标准就是被告人行为给革命斗争利益带来的危害程度,判决应适合国防与劳动建设的利益。(起先革命法庭里甚至有可以随时由地方苏维埃指定的审判员,后来获得了比较明确的常任三人小组的形式,但三人小组的一个成员必是由当地省契卡机关派出的——这样就能实现各级革命法庭与契卡之间的具体结合。)   以下就是一个目击者讲述的梁赞革命法庭一九一九年审理托尔斯泰主义者叶-夫一案开庭的情况。   参加红军的总动员令发布以后(“打倒战争!把刺刀插进地里Z各回各家!”等口号提出后的一年),光是在一个梁赞省里,迄至一九一九年九月,“就有五万四千六百九十七名逃兵被抓住并送往前线。”(还有多少就地枪决示众的)叶-夫根本不是逃兵,而是国宗教信仰公开拒绝服兵役。他是被强迫动员去的,但在兵营里他不拿武器,不去操练。部队政委一怒之下把他交给了契卡,附带写了一张条子:“该人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审讯。桌后坐着三个人,每人面前放着一支手枪。“你这类英雄我们见过,现在你就会下跪I马上同意去打仗,否则当场毙了你!”但叶-夫是坚定的:他不能去打仗,他是自由基督教的信奉者。他的案子移交革命法庭处理。   开庭审理,大厅里有一百来人。   有客客气气的老律师。有学问的公诉人(“检察长”一词在一九二二年以前是禁用的)尼科尔斯基,他也是一位老法学家。一个陪审员试图弄清楚受审人的观点(“您是劳动人民的一员,怎么能和贵族托尔斯泰伯爵的观点一致?”),革命法庭庭长中途打断询问,不让弄清观点。争吵。   陪审员:“你说你不愿意杀人并且劝阻别人去杀入。但是白军发动了战争,而你却妨碍我们进行防卫。现在我们把你打发到高尔察克那里,你在那里去宣传你的不抵抗主义吧!”   叶-夫:“你们送到哪里,我就上哪里去。”   公诉人:“革命法庭应当管辖的不是任何刑事行为,而只是反革命行为。根据犯罪构成,我要求把本案移交人民法院处理。”   庭长:“哈!行为!真有你的,好个法律专家!我们遵循的不是法律,而是我们的革命良心!”   公诉人:“我坚决请你把我的要求写入笔录。”   辩护人:“我同意公诉人的意见。此案应该在普通法院审理。”   庭长:“真是个老傻瓜!从什么地方把他找出来的?”   辩护人:“我当了四十年的律师,第一次听到这种侮辱的话。请写入笔录。”   庭长(哈哈大笑):“写入!写入!”   场内哄笑。退庭评议。从合议庭里传出争执声。最后出庭宣判:枪决!   场内一片愤慨的喧嚷声。   公诉人:“我对判决提出抗诉,我将向司法人民委员部上告!”   辩护人:“我同意公诉人的意见!”   庭长:“全体退场!!!”   押解人员把叶一夫带到了监狱,对他说:“兄弟,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那就好了!什么战争都没了,没有白军,也没有红军!”押解人员回到了自己的兵营里,召集了红军士兵会议。会议谴责了判决。往莫斯科写了抗议书。   叶-夫每天等待死神来临,从窗中亲眼看到枪杀,这样蹲了三十七天。改判决定下来了:十五年严格隔离。   人并不是人,而是“一定的思想的一定的代表者。”“不管「被告」有怎样的个人素质,对他只能适用一个评价方法:这就是从阶级适宜性的观点出发所做的评价。”(第七十九页)   这就是说,只有你的存在对工人阶级适宜的时候,你才能存在。“如果这种适宜性需要使惩罚之剑落到被告的头上,那末无论怎样……用言语解辩也都无济于事。”(第八十一页)例如律师的论据等等。“在我们的革命法院里,我们遵循的不是条文,也不是减轻处罚情节的程度;在革命法庭里,我们应当以适宜性的考虑作为出发点。”(第五二四页)   在那些年代,许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活着,活着,突然间得知,他们的存在是不适宜的。   应当这样理解:使一个被告遭到惩罚的,不是他已经做了的事,而是如果不枪毙他,他将来会做的事。“我们不仅防患于已然,而且还防患于未然。”(第八十二页) 我们自由的太阳就这样升起了。我们的十月革命同龄儿——法律在幼年时期就是这样一个胖乎乎的淘气孩子。   这些我们现在完全不记得了。 法律在壮大 一条笔直的、短短的因果链条:伏尔加河流域一带的人所以吃自己的子女,是由于我们当年急不可耐地取消了立宪会议。   但是政治家的天才就在于从人民的灾难中也能取得成功。这确是神机妙算须知可以一箭三雕呀;现在让神甫们去养活伏尔加流域吧!他们是基督教徒,他们是慈悲为怀的!   1.拒绝就把整个饥荒嫁祸于他们,并可以把教会摧毁;   2.同意我们就把教堂彻底打扫干净;   3.在两种场合都可充实货币储备。 而且,这条妙计看来还是教会自己的行为给提醒的。正如吉洪总主教所陈述,还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在饥荒刚发生的时候,教会就成立了救济饥民的教区委员会和全俄委员会,开始募集钱款。但是,容许来自教会的直接救济送到饥民嘴里,那就等于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被查禁了,而钱款则收归国库。总主教还向罗马教室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求助但这也被制止了,解释说,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有权同外国人进行谈判。而且何必大惊小怪;报纸上写着,当局自己有一切办法来应付饥荒。   利用罕有的机会我们仅将保存下来的大主教辩护律师古罗维奇的几句话引在下面:   “没有罪证,没有事实,连罪状也没有……历史将会说什么?(哎唷,真吓死人!没关系,它会忘掉的,它什么也不会说!)在彼得格勒收取教会贵重物品的经过明明是完全平静的,但是彼得格勒的宗教界现在却坐在被告席上,并且某些人的手正在把他们推向死亡。你们所强调的基本原则是苏维埃政权的利益。但是请不要忘记,教会是在殉教者的鲜血里成长的(在我们这里不会成长起来!)……我再没有更多的话,但也很难结束我的发言。当辩论在进行被告还能活着。辩论一结束,生命也将结束……” 克霍连科脱。说出,他们审判的不是过去,而是将来,这是有预见的。   第十章 法律成熟了    请看他们的工作环境。卡林尼科夫:“我们这里造成了一种技术上不信任的气氛。”拉里切夫:“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必须开采四千二百万吨石油(这是上边的命令)……因为在任何条件下,开采四千二百万吨石油反正是办不到的。”(第三二五页)   资产阶级暗害分子们向他解释说:劳动部想在无产阶级国家里为工人建筑宽敞的、空气好的房屋(那就是说,劳动部里也有暗害分子,记下来!),卫生部门要求一层的高度为九米,费多托夫降低到了六米——那为什么不降低到五米呢?这就是暗卖行为!(要是降低到了四米半——那就更是胆大妄为的暗害行为:想要给自由的苏联工人造成资本主义工厂里的可怕条件。)他们向克雷连科说明,按照包括设备在内的整个工厂的总造价,这里所涉及的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三,不行,他还是还是还是提出每层楼的高度问题!还有:怎么竟敢安装功率这么大的通风机?它们是为夏天最热的日子设计的……为什么要考虑最热的日子?最热的日子让工人们稍稍蒸发蒸发吧!   这一段冒失的插曲,这一个有人情味的场景,突然把整个五幕戏都破坏了。   首先我们惊异地得知——这些资产阶级知识界的台柱,所有这八个人,都是出身于贫苦家庭。农民的儿子、多子女的办事员的儿子、手艺人的儿子、乡村教师的儿子、货郎的儿子……所有这八个人都是清苦求学的,他们自己挣钱来使自己受到教育,而且是从什么年龄开始的——十二、十三、十四岁。有的教课,有的在机车上干活。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挡住他们的求学之路!他们都正常地毕业于实科中学,然后是高等技术院校,成了知名的大教授。(怎能这样呢?告诉我们的是,在沙皇制度下……只有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女才能……年历总不会错了吧?……)   而现在,在苏维埃时代,这些工程师们的处境却很困难:他们几乎不可能使自己的子女受到高等教育(我们想起来了,知识分子的子女——这是最次的品种呀!)。法庭没有争辩。克雷连科也没有争辩(被告们自己赶紧声明,当然,在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这是无关紧要的)。   这些被告在我们眼里开始稍稍有点区别了(直到现在为止他们讲话是很相似的)。他们不同的年龄特征——也就是他们正派程度的特征。将近六十岁或六十开外的人——他们的自白能够引起人们的同情。   克雷连科反驳说:“你记得奥尔登博格尔一案的审判吗?”(意思是你看我们是怎样保护过他。)   费多托夫:“不错。为了引起对工程师处境的注意,当时需要丧失一条生命。”   克雷连科(大失所望):“当时的问题并不是这样的。”   费多托夫:“他死了,但死的并不是他一个人。他是自愿死的,而许多人是被杀死的。”(第二二八页)   克雷连科默不作声。可见,说的是实话。(请再翻阅一下奥尔登博格尔的案卷,想象一下那种围攻的情形。再加上这个结尾:“许多人是被杀死的。”)  “知识分子”一词在我国成了一句骂人话,这还值得奇怪吗?   公开的法庭审判原来是这样搞法!探索中的斯大林思想终于达到了理想境界。(希特勒和戈塔尔这些半瓶醋是望尘莫及的,他们搞的那个国会纵火案是自我丢脸……)    我当时是十二岁,已经第三个年头认真阅读大《消息报》上的全部政治新闻。我一行一行地读了审理这两个案件的速记记录。在“工业党”一案中,我的儿童的心灵里已经感觉到有添枝加叶、弄虚作假、暗中安排的情形,但那里至少有宏伟的布景——全面的外国武装干涉!整个工业的瘫痪!分配部长职位!而在孟什维克一案里,挂出来的还是那些布景片,但已经褪了色,演员念台词没精打采,戏乏味得令人打呵欠,沉闷而平庸的重复。(莫非斯大林通过自己那犀牛般的皮肤竟能感觉到了这一点吗?怎样解释劳农党一案的撤销和几年里没有搞审判呢?)   像大家一样,雅库博维奇也被交给了一群屠夫-侦查员,他们对他采用了全套办法——有冷禁闭室,有不透风的热禁闭室。还有打生殖器官。把他们折磨到这样程度,以至雅库博维奇和他的同案人阿勒拉姆·金兹堡在绝望中割开了静脉。在复原以后不给他们上刑了,也不打他们了,只是两个星期不让睡觉,(雅库博维奇说:“只要能睡一下!什么良心、什么名誉,都已不要了……”)同时还要同已经投降了的其他人进行当面对质,他们也撺掇你认罪,撺掇你胡说八道。连侦查员自己(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纳谢德金)也说:“我知道,我知道根本没有这些事!但是他们要求我们搞出材料!”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我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您是一个共产党员!——这很使雅库博维奇感到振奋并且挺起腰来——我不怀疑您的无罪。但是搞好这场审判是我和您的党员的义务。(克雷连科是受命于斯大林,而雅库博维奇的心却是为了思想而激烈地跳动起起来,像一匹干活卖力的马一样,自己急着把头伸进套包。)请您千方百计地协助和配合侦查工作。在法庭上如果发生没有预见到的麻烦,在最复杂的时刻我会请审判长让您发言。”   !!!   雅库博维奇答应了。义不容辞地答应了。可能在他整个任职期间苏维埃政权还没有给过他如此重大的任务。   审判前几天,在侦查组长德米特里·马特魏耶维奇·德米特里耶夫的办公室里召开了孟什维克联盟局的第一次组织会议:目的是进行协调,使每个人更好地领会自己的角色。(“工业党”中央委员会也就是这样开会的!这也就是克雷连科表示过不能理解的被告“能够见面”的地点。)但是不容易装进脑子的谎话堆积得太多太杂,与会者都弄迷糊了,一次排演熟习不了,所以又召开了第二次。   雅库博维奇是怀着什么感情出庭受审的呢?是为了所受的痛苦,为了被塞进胸腔的全部谎话——在法庭上闹出一场震动世界的大丑剧?但是:   1.这将是从背后对苏维埃政权的打击!这将是对雅库博维奇赖以生存的整个生活目标的否定,对他从错误的孟什维克主义挣脱出来转到正确的布尔什维主义方面去的全部道路的否定;   2.在这样的大丑剧之后,不会让你死去,不会简单地枪毙了事,而是将重新进行刑讯,这一次已经是为了报复,会把你搞得神经失常,而身体本来就已经被刑讯折磨垮了。要应付新的折磨——哪里能找到精神上的支柱呢?从哪里可以去汲取勇气呢?   (我趁着他的话音未落便记录下他的这些论据——这真是一个极端稀有的机会,能够获得这种审判的当事人的类似“身后”的自白。我还认为,如果布哈林或李可夫向我们解释自己在法庭上表现的那种难以理解的顺从的原因,也会和这一样:同样的真心实意,同样的对党的忠诚,同样的人的弱点,同样由于没有单独的立场而缺乏进行斗争的精神支柱。)   因此,在审判中,雅库博维奇不仅仅是顺从地重复那一套单调乏味翻来覆去的谎话(这是斯大林、他的徒弟们以及备受折磨的受审人的想象力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而且还扮演了自己答应给克雷连科的充满激情的角色。    克雷连科在公诉词中说,雅库博维奇是一个反革命思想的狂热分子,因此要求把他判处枪决!   雅库博维奇不仅在那天感激得热泪盈眶,而且直到今天,展转蹲了许多的劳改营和监牢之后,还感谢克雷连科在审判时没有贬低他,没有侮辱他,没有嘲笑他,而正确地把他称为任热分子(虽然是对立思想的狂热分子),并且要求给予他结束一切痛苦的干脆的、高尚的枪决!雅库博维奇自己也在最后陈述中表示同意:我所招认的(他对这个成功的提法“我所招认的”赋予极大的意义。明白人应当理解:不是我所犯的)罪行理应处以极刑—一因此我不请求宽恕!不请求留我一条性命!   (旁边坐着的格罗曼焦急起来了:“你发疯了!你在同志面前没有这样的权利!”)在所有落得身败名裂下场的党的领袖人物当中,年深日久之后,现在看来最有才智、头脑最明睿的,要算布哈林了。(凯斯勒的那一部很有才华的研究著作显然是献给他的。)对这个人的老底子,即人与尘世相连接的部位,斯大林也是看得很透的。他把这个人长久地死死攥在手掌里,甚至像玩小耗子一样,欲擒故纵,拿他开心。布哈林一字一句地写完了我们现行(不实行)的听起来很漂亮的宪法——此时他飘飘然如上云端,满以为赢了科巴“一局:塞给了他一个迫使他把专政搞得软化一些的宪法。殊不知他自己早已经掉进了虎口。      布哈林又泄气了,在自己最后的日子里开始撰写“致未来的中央的一封信”。全靠有人背熟了才保存下来的这封信,不久前已经向全世界公布。然而它并没有引起全世界的震惊。(以及“未来的中央”的震惊。致信的对象可谓高矣!——中央,没有比它更高的道德权威了。)因为这个敏锐的出色的理论家在自己的最后的话里决定留给后代的是什么呢?是要求恢复他党籍的又一次哀号(他为这种忠贞付出了昂贵的耻辱的代价!)。是完全赞同一九三七年和三七年以前的全部事件的又一次保证。那就是说,不仅赞同以前各次冤狱,而且也赞同我们伟大的监狱下水道的各股散发出恶臭的水流!   他这就等于签名画押,承认自己也应该淹进去。      在说出“判处枪决”这几个庄严的字以后,审判员作了一下停顿,好让鼓掌——但在大厅里却是一种阴森森的紧张气氛,听到的是不相干的人们的叹息声和啜泣声、亲属的叫声和昏厥,甚至从坐着党员的前两排座位上也没有响起掌声来,这已经是太不成体统了。大厅里的人们向着法庭叫喊:“老天爷呀,你们在干什么事情呀?!”乌尼魏尔的妻子放声号哭起来。这时在半明半暗的大厅里,人群中起了骚动。弗拉索夫向着前两排喊道:   “你们为什么,畜牲,不鼓掌?党员们!”   警卫队的排政治指导员跑过去用手枪戳他的脸。弗拉索夫伸出手去要夺掉手枪,这时一个民警跑过来把自己的犯了错误的政治指导员推到一边。押解队长发出号令“拿起武器!”——于是民警警卫队的三十支马枪和本地内务人员的手枪一齐对准了被告和群众(群众真像是就要扑过去抢走被判刑的人们)。    让一条小小的附注专门献给八岁的小姑娘卓娅·弗拉索娃。她没命地爱她的爸爸。她再也不能去上学(别人故意刺激她:“你的爸爸是暗害分子!”她就跟人打架:“我的爸爸是好人!”)。她在审判后只活了一年(以前没有害过病)。在这一年里她一次也没有笑过,走在路上总是低着头,老太婆们预言:“老往地里瞧,快死啦。”她死于脑膜炎,临死的时候还不断地叫喊:“我的爸爸在哪里呀?还我爸爸!”   当我们计算牺牲在劳改营里的几百万人时,我们总是忘记乘二、乘三……   被判刑的人不仅不能立即枪决,而且现在还要保护得更好,因为他们已经再也不会失去什么了,而为了执行枪决应当把他们送到省中心去。 下一页 上一页 回目录 第十一章 处以“最高措施”      如果拿官方文件来判断,从一九一八年六月起,死刑就完全恢复了——不,不是“恢复”,而是——作为死刑的一个新纪元确立下来了。如果确认拉齐斯不是有意缩小而只是没有掌握充分的资料,如果确认革命法庭完成的审判工作量至少与契卡完成的非司法制裁的工作量相同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俄国的二.十个中心省份里,十六个月内(一九一八年六月——一九一九年十月),就枪决了一万六千多人,就是说一个月超过一千人产顺便说一句,被枪决的人中包括俄国第一个(一九0五年彼得堡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赫鲁斯塔辽夫-诺萨利和那个设计了红军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穿的那套古代勇士式的军服的美术家。     鉴于死刑业已废除,建议将所有因犯有所列各种罪行而应处以最高措施的人犯送至不属废除死刑法令范围的军事地带。   一九二0年四月十五日   第3256.756号   全俄肃委特科主任   /签字/雅戈达   第二,已通过对各监狱进行清理为法令做好了准备(大批枪杀以后可能属“法令规定之内”的犯人)。档案中保留着一份布蒂尔卡监狱犯人一九二0年五月五日的声明:   “在我们布蒂尔卡监狱中,在废除死刑的法令已签署之后,夜间枪毙了七十二人。这种行为之卑劣令人发指。”   第三,最令人放心的是,法令有效期很短——四个月(到监狱再次填满为止)。一九二O年五月二十八日法令又把枪决权还给了全俄肃委。   革命急于把一切都改名换性,以便使每个事物看起来都是新的。“死刑”也就改名为——最高措施并且不叫做“刑罚”的最高措施,而是所谓“社会保卫”的最高措施。一九二四年的《刑事立法纲要》向我们解释说:这种最高措施只县未经中执委官布字令废除以前的一项临时规定。  这是些什么样的坏人呀?从哪里搜罗起那么多的阴谋分子和捣乱分子?举一个例子,那里关着六名沙皇村附近的集体农庄在员,他们犯下的罪过是:在集体农庄(用他们自己的手)割草完毕后,他们又去割过的地方把土墩上的草割来喂自己养的牛。这六个庄稼人全没有得到全俄中执委的赦免,判决付诸执行!   多么凶恶的萨尔台奇哈!“最卑鄙丑恶的农奴主恐怕也不能为割点倒霉的草而杀死六个庄稼人!……只要他用树条把他们打一下——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并在学校里诅咒开他的名字。而现在,好像石头掉进水里,扑通一声就无影无踪了。我只是还暗存着希望,有朝一日我的活证人的叙述会得到文件的证实。就算斯大林此外再也没有杀死过什么人——光为这六个沙皇村的庄稼人我也会认为他是值得五马分尸的!然而竟还有人敢于向我们尖声叫喊:“你们怎么胆敢去揭露他?”“怎敢去惊扰伟大的影子?”……“斯大林是属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不错。但也是属于刑法典的。  一个区地政局的农艺师因为对集体农庄的谷物分析上有错误(也许是分析没有中领导的意?)而得到了死刑!——一九三七年。   手工业合作社(做线轴的!)主任梅里尼科夫因为工场里锅驼机迸出的火花引起了火灾而被判死刑!——一九三七年(虽然后来赦免了他,给了十年。)。   一九三二年在克列斯特监狱等候处决的有:费尔德曼——因为发现他有外币;.转炉工人法吉列维奇——因为出卖了一条供制作笔尖用的钢带。犹太人的传统生意、谋生方式和游戏,也都值得判处死刑!   这样,伊万诺沃的一个农村青年格拉西卡因下面的事而得到了死刑也就不足为怪了:他在春天的米科技节到邻村去游逛,喝了很多酒以后,用橛子揍了一下屁股——不是民警的屁股,不是的!——而是民警的马的屁股!(诚然,他为了故意使民警生气,还从村苏维埃的墙上扯下一块板子,后来还扯断了村苏维埃电话的听筒线,并大声叫嚷:“打鬼呀!”……)    我们是否会有陷入死牢的命运,不决定于我们做了些什么或者没有做些什么—一而是决定于一个巨大车轮的转动、强大的外部因素的进程。例如,列宁格勒遭到了围困。如果列宁格勒的国家安全机关在这样的严峻岁月处理的案子里没有死刑,那该市最高领导人日丹诺夫同志会怎样想呢?“机关不起作用”,不是吗?应当破获一些德国人从外面指挥的地下大阴谋吧?为什么一九一九年在斯大林领导下破获过这类阴谋,而一九四二年在日丹诺夫领导下却没有这类阴谋呢?有了结论——便有了结果;几起错综复杂的阴谋揭露出来了!你正在列宁格勒没有生火的自己的房间里睡着觉,而一只长着利爪的黑手已经在你头上垂下。这一切是不依你的意志为转移的!看中了一个什么人,比如伊格纳托夫斯基中将——他住所的窗户向着涅瓦河,他掏出一块白手帕来擤鼻涕——打信号!还有,伊格纳托夫斯基作为一个工程师喜欢跟水兵们谈谈技术。好材料!伊格纳托夫斯基被抓了起来。到了算帐的时候了!—一那么,请把你们组织的四十个成员说出来,他说出来了。如果你是个亚历山大剧院的检票员,那你被说上的机会不大,但如果你是个工学院的教授——那你准得上了名单(又是这个该死的知识阶层!)——这和你主观意志有什么关系呢!根据这种名单——统统都得枪毙。   你瞧枪毙了多少人——起初几千,后来几十万。我们加、波乘、除,叹息诅咒。但毕竟只是数字。它们使人震惊,然后就被遗忘。如果有一天被枪杀者的亲属把所有被处死者的照片交给一个出版社,如果能出版一种照相集,分为几大册的照相集——只要随便翻翻它,只要朝着照片上失去光彩的眼睛看上最后一眼,我们就可以为自己的余生汲取到许多东西。阅读这样一本无字天书,将在我们心中留下永恒的积层。   在我所熟识的一个人家里,过去的犯人们有这样一种仪式:每逢三月五日,即总杀人犯的忌日,在桌子上陈列出被枪杀的和在劳改营中死去的人的相片——偶然搜集到的,有几十张,住宅中整天笼罩着一种半教堂半博物馆的庄严气氛。奏起哀乐。朋友们纷纷前来,观看相片,沉默不语,听着,轻声交谈;然后不辞而去。   要是到处这样做才好哩……让这些死亡在我们心上刻下一点小小的痕迹也是好的。   为了—一总不至于白白地死去!……   我也有几张偶然得到的相片:   维克多·彼得罗维奇·波克罗夫斯基——一九一八年枪决于莫斯科。   亚历山大·施特罗宾德尔——一九一八年枪决于彼得格勒。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安尼奇科夫——一九二七年枪决于莫斯科。   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斯维钦,总参谋学院教授——一九三七年枪决于莫斯科。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列福尔马茨基,农学家——一九三八年枪决于奥廖尔。   伊丽莎白·叶夫根尼耶夫娜·安尼奇科娃——一九四二年枪决于叶尼塞河畔的劳改营中。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人们曾是怎样等待的?他们曾有什么感觉?他们曾有什么想法?他们曾作出什么样的决定?他们是怎样被带走的?他们在最后的时刻所感觉到的是什么?……究竟怎么样把他们……这个……的?   原因大概在这里:死牢是两个不同部门的交接点。侦查和审判部门(我们听军事庭的审判员说,这两个部门是一家)追求的是破获骇人听闻的要案,并且必须判给罪犯以应得的惩罚——枪决。但死刑判决一经宣布,一经记入侦查审判机关帐本上的资产项目下——他们对这些称为已决犯的刍狗再也不感兴趣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事,这些被判了死刑的人到底是留下来活着还是死掉,对国家生活不会有任何影响。他们就被交给了监狱部门全权处理。监狱部门是附属于古拉格系统的,它已经是从经济观点来看待犯人了,对他们有利的数字——不是多枪毙一些,而是多给群岛送去一点劳动力。   大楼内监监狱长索科洛夫就是这样来看斯特拉霍维奇的。他在死因监室里呆得实在无聊了,请求给点纸张和铅笔进行科学工作。起初他写了一本《论液体与在其中运动的固体的互相关系》、《弹射器——弹簧和缓冲装置的计算》,后来写了《稳定性理论基础》。这时,便单另把他关进一间单独的“科学”监室,伙食也改善了,从列宁格勒前线开始送来指定项目,他为他们设计了《对飞机的立体射击》——结果是日丹诺夫决定把他的死刑改为十五年劳改(但是这全怪从“大后方”来信太慢:不久就从莫斯科送来普通的减刑决定,它要比日丹诺夫的慷慨些:总共只有十年)。   斯特拉霍维奇的所有狱中笔记本现在都完整无缺地保存着。而他的铁窗中的“仕途”于此刚刚开始。他不久后就开始领导一项苏联最早的涡轮喷气发动机的设计。   对于数学副教授A·H·ll·,侦查员克鲁日科夫(木错,不错就是那个小扒手)决定为私人目的在死牢里加以利用:因为他是个函授大学生!他时常把ll·从死牢里传来——让他代替自己(甚至还替别人)解算测验作业中的复变函数论习题。     希望啊!你更多地使人坚强还是使人软弱?如果在每个监室里死囚们都协力把前来的刽子手掐死——这不比向全俄中执委上诉能够更可靠地使死刑终止吗?已经到了坟墓的边缘——为什么不反抗呢?   但是,难道在被逮捕时不是也同样没有任何指望了吗?然而,所有被捕的人都是在希望的境界里,象割掉了脚似的用膝盖匍匐爬行。     在这个房间里,弗拉索夫住了五昼夜:他们在等待批准判决,以便在卡德镇就地处决:很难再往远处押解死刑犯。有个人用他的名义发出了一封请求赦免的电报:“我不承认自己有罪,请求保留生命。”没有答复。这些日子,弗拉索夫的手一直抖得厉害,以至拿不起匙子,只能用嘴直接从盘里喝汤。克留根前来嘲弄了一番(在卡德镇案件以后不久,他从伊万诺沃调到了莫斯科。在这一年,古拉格天空中的这些血红的明星上升和下坠得都很急速。他们也被抖落到那个深坑里去的时候快要到了,但他们自己却不知道)。    在这个房间里,弗拉索夫住了五昼夜:他们在等待批准判决,以便在卡德镇就地处决:很难再往远处押解死刑犯。有个人用他的名义发出了一封请求赦免的电报:“我不承认自己有罪,请求保留生命。”没有答复。这些日子,弗拉索夫的手一直抖得厉害,以至拿不起匙子,只能用嘴直接从盘里喝汤。克留根前来嘲弄了一番(在卡德镇案件以后不久,他从伊万诺沃调到了莫斯科。在这一年,古拉格天空中的这些血红的明星上升和下坠得都很急速。他们也被抖落到那个深坑里去的时候快要到了,但他们自己却不知道)。    这个监狱里有四间死牢——与儿童监室和病号监室同在一个走廊里!死牢有两道门——一道是带有旋转孔的普通木门,一道是铁栅栏门。每个门都有两把锁(看守和看守长各持一把,必须两人在场才能把门打开)。四十三号监室隔壁就是侦查员办公室,死囚们在等待处决的过程中,夜里还得听受折磨者刺耳的喊声。   弗拉索夫进的是六十一号监室。这本是一个单人监室:长五米,宽稍多于一米。两张铁床用厚铁固着在地上,每张床上头对脚地躺着两个死囚,还有十四个人横卧在水泥地上。   留给每个人不到一平方俄尺的地方来等待死亡。虽然早就知道,连死人也有权得到三俄尺的土地——即使这样,契诃夫还觉得太少哩……。   弗拉索夫问,是不是马上就要枪毙。“瞧我们早就蹲在这里,仍然活着……”   于是开始等待—一像已经知道的那样:大家整夜不睡觉,垂头丧气地等待着押出去处死,倾听着走廊里的声(由于这种拖长的等待,人们反抗的能力更加低落了……)每逢白天有什么人得到赦免,到夜里人们就特别紧张:那个人高兴得嚎啕着走了,而在监室里,恐惧的气氛变得更加浓重——因为与赦免一起,今天也一定驳回了什么人的请求,因此夜里会来把什么人带走。    科尔巴科夫被枪决了。被处决的还有康斯坦丁·谢尔格耶维奇·阿尔卡季耶夫,前亚历山大罗夫区(弗拉基米尔省)地政局长。同他的诀别不知为什么特别沉重。半夜里警卫队来了六个人带他,厉声地催促,而他这个温和的有教养的人,久久地在手里转着、揉着帽子,拖延离别的时刻——一离别尘世最后的一些人的时刻。当他说出最后的“永别了”这句话的时候,嗓音几乎已经完全没有了。   当点出牺牲者名字的最初一刹那间,其余的人顿觉轻松(“可不是我!”)—一但是人一被带出去,大家马上变得未必比那个被带走的人轻松些。第二天整整一天,留下来的人注定是说不出话,也吃不下东西。   然而,那个捣毁了村苏维埃的格拉西卡却吃得很多,睡得也很香,在这里也按农民的方式安居下来。他好像不能相信也会被枪毙(他果然没有被枪决,换成了十年)。   某些人在同监人的目睹下三四天内就变得须发尽白了。      。这张涂改得歪七扭八的上诉书又旅行了六十六天,因而霍缅科等死已经等了四个月。(等上一两年又有什么——我们大家不都这样成年累月地等着死神这个斜眼的家伙!难道我们的整个世界不就是一座死牢?……)结果给他的批复是——完全恢复名誉!(在这时期内,伏罗希洛夫正好下了这样的指示:在不满三岁时进行阉割。)一会儿是人头落地,一会儿是欢天喜地!      第十二章 监禁    因为我们习惯于把英勇精神只理解为军事方面的(噢,或者还有那种飞到宇宙去的英勇精神),那种挂满勋章的英勇精神,我们忘掉了另一种英勇精神,公民的英勇精神,——而它呀!它呀!它呀!才正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正是我们所缺少的……     一九二三年,在维亚特卡监狱里,社会革命党人斯特鲁任斯基与同志们一起(他们有多少人?叫什么名字?抗议什么事?)在监室里垒起了障碍物,在褥子上浇上煤油后自焚了,如果不去找更深的原因,至少完全是施吕瑟尔堡监狱的传统。但当时引起了多少喧哗呀,整个俄国社会曾是多么激动阿!而现在无论维亚特卡,无论莫斯科,无论历史,都不知有过这件事。然而人肉却同样在火焰中发出咝咝的响声!   新型监狱就这样战胜了资产阶级的绝食。   甚至一个坚强的人也已经没有任何反抗监狱机器的办法,除非是自杀。但是,自杀——这算斗争吗?这不是服从吗?   一九六0年,一个普通犯根纳吉·斯梅洛夫在列宁格勒监狱宣布长时间绝食,毕竟还是有一个检察长走进了监室(也许是一般巡视),他问:“你为什么要折磨自己呀?”斯梅洛夫回答说:   “真理于我重于生命!”   这句话以其语无伦次使得检察长大为震惊,第二天便把斯梅洛夫送进了列宁格勒犯人特别医院(疯人院),一个女医生向他宣布:   “你有精神分裂症的嫌疑。”   我们这一章本来应当从这里写起,只应当从这里写起!它的任务应当是细致地观察被单独监禁的囚犯的心灵中将会发出的如圣者头上的光轮般的闪烁的光辉。他被迫绝对地脱离了繁琐的生活,以至当他计算光阴的流逝时,他的心也能与整个宇宙密切地联系。一个被单独监禁的囚犯应能涤除以往生活中使他不能达到澄清透彻的境界的一切污浊。他多么高雅地伸出手指,想要疏松和翻动菜园中的土块。(不错,可惜铺了沥青!……)他的头是怎样自动地后仰着,想要凝视永恒的上苍(不错,可惜这是禁止的……)。窗台上跳跃的小鸟引起他多少甜美的心绪(不错,可惜有笼口、铁网、上了锁的通风窗……)。他在发给他的纸上记述着多么清晰的思想,有时是多么惊人的结论。(不错,如果能从小卖部买到纸。况且填写完毕之后,交到监狱办公室,就永不复返了……)   上面这一系列呼呼叨叨的假设,使我们自己也有点摸不着头脑。这一章的计划面临着破产,因为我们搞不清楚:在新型监狱里,在特种(哪一种?)监狱里,人的灵魂是在净化?或者是在彻底地毁灭?   如果每天早晨你所看到的第一样东西—一就是你那发疯了的同监难友的眼睛,——那你自己在降临的一天中何以求得解救呢?因被捕而打断了出色的天文研究之路的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科济列夫求得解救的办法是,专心致志地去思考永恒与无限的问题:世界秩序及其最高精神;星座及其内部状况;什么是时间和时间的运行。   这样,物理学的一个新领域就开始向他揭开了,他在德米特罗夫斯克监狱里全是赖此活了下来。但是他的推理被一些遗忘的数字卡住了。他再也不能继续构思——他需要许多数字。在这间夜里点着油灯的单人监室里从哪里去取得这些数字呢?连鸟儿都飞不进来呀!科学家祈祷起来:上帝呀!我已经尽了我的所能。帮助我吧!帮助我继续下去吧!   在这个时期,他十天只能借阅一次书(监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在这个不丰富的监狱图书馆里,有杰米扬·别德内依的《红色音乐会》的几个版本,它们反复地送到监室里来。他祈祷后过了半小时——换书的人来了,照例不问一声就扔下了一本——《天体物理学教程》!它是从哪儿来的呢?简直不能想象图书馆里会有这样的书!预感到这次相逢的好景不长,科济列夫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努力记住今天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总共只过了两天,离还书日期还差八天——突然,典狱长巡视监狱。他的锐利目光马上就发现了。“你的专业是天文学,对吗?”——“对。”——-“把这本书收走。”——但是,这本书的神秘光临已经为将来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继续进行的工作开辟了道路。 第二部 永恒的运动    群岛之舟  列车开动了。你们可知道,沿着同一条蜿蜒曲折的轨道,跟随着同一股煤烟,穿越过同一片田野,飞掠过同一排电线杆、草垛,百来个囚徒的苦厄困顿的命运,百来颗受尽熬煎的心正与你们同行。他们甚至比你们早几秒钟通过这一段道路——但是,那在你们的玻璃窗外的空气中一闪而过的苦难,比之划过水面的手指只能留下更少的痕迹。在熟悉而单调的列车生活中(开着口的卧具包,放在托盘上送来的茶水),你们难道能够领悟到有一幅多么阴郁可怖的情景仅仅在三秒钟之前通过了你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欧几里得空间?你们的车厢包房里共坐了四位乘客,你们嫌挤,你们颇不满意。可是难道你们能够相信,难道你们能够相信下面这几行字吗?一瞬间之前驶过这个空间的同样大小的一间包房里坐着十四个人。而如果竟是二十五个人呢?如果竟是三十个呢?  亚罗申科的名画《到处是生活》让我们看到的还是一节为运送囚犯而草草改装过的四等客车:一切仍是原封不动。囚犯们像普通人一样坐在里面,只是窗口内外加了栅栏。这样的车厢在俄国的铁道上跑了很多年。有人记得,一九二七年发配时,就是乘坐这样的车厢,只是男女分开了。另一方面,社会革命党人特鲁申回忆说,早在沙皇时代,他就曾经乘坐“斯托雷平”发配过,不过仍是按照克雷洛夫时代的老规矩,六人一间包房。 从五十年代起,火车运行时刻正常了,囚犯们在路上的时间也就不太久,也就是那么一两天、两三天。战时和战后几年,情况要糟糕一些:“斯大林”车厢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哈萨克斯坦)到卡拉干达可能走七昼夜(每间包房里头可是装了二十五个人哪!);从卡拉干达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八昼夜(每间包房二十六人)。甚至从古比雪夫到切利亚宾斯克这段距离,一九四五年八月苏济在“斯大林”车厢里面也坐了好几昼夜。他们一间包房里装了三十万个。真的是人摞人。所有的人都在不断地挣扎、搏斗。而一九四六年秋,H·B·季莫费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去莫斯科,包房里竟有三十六人之多。整整几昼夜他悬在人丛里,脚不沾地。后来开始死人——死尸是从人们的脚底下拖出去的(诚然,不是马上拖走,而是过了一天以后)——这才松动了一些。他这次去莫斯科全程用了三个星期。(可是到了莫斯科,发生了一件奇迹之国的奇迹,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由军官们亲手抬出车厢,用小卧车接走了:原来把他搞来是为了要他推动我国科学的发展。)   三十六——是极限吗?我们手头没有三十七人的证据。但是依照唯一科学的方法,经受过与“极限论分子”斗争的教育,我们应当给予这样的回答:决不!决不是极限!也许在别的什么地方是极限,可在我们这儿决不是。只要包房里,哪怕是铺板底下,哪怕是肩膀、腿、脑袋之间,还剩有几立方分米的没有被挤掉的空气,这间包房便完全适合于接收更多的囚犯!如果要设定一个极限数,那就是一间包房的全部空间所能容纳的细心垛好的未卸开的尸体的数量。 一个人要能够勇敢战斗,需要感觉到背后有庇护、侧翼有支持、脚底下有大地。一个“五十八条”犯人丧失了这一切条件。经过政治侦查的绞肉机以后,人的肉体被摧毁了:他忍受过饥饿和困乏,在禁闭室挨过冻,被毒打得瘫卧在地上。但是何止是肉体?他在精神上也被摧毁了。人们一再向他解说并且证明给他看:他的观点,他一生的作为,他与人们的关系,一概都是错的,因为它们导致了他的毁灭。在法庭的机房里碾碎以后抛出来、交付押解的那一团人肉里面剩下来的,仅仅是求生的欲望,而没有丝毫的理解力。彻底摧毁和彻底隔绝——这就是对五十八条案件侦查的任务。必须使被判罪人懂得,他们在外面最大的罪过就是企图绕过党组织和工会的负责人或行政领导,以某种方式擅自联系或结合。在监狱里这发展成为对任何集体行动的恐惧:两人提出同一内容的申诉或者两人在同一张纸上签名。这些从此永远打消了搞任何联合行动的念头的假政治犯们,现在是不准备联合一致对抗盗窃犯的。他们也根本想不到在车厢和递解站里要携带武器——小刀或短锤。第一,要它干什么?对付谁?第二,你若是使用了它,你头上的凶险的五十八条的大帽子是一个加重情节,再审时你可能得到死刑判决。第三,在使用它以前,如果在你身上搜出刀子,你受的惩罚将不同于盗窃犯:他携带对子,那是淘气。传统、觉悟低;你带刀子,就是恐怖行动。   最后,根据五十八条坐牢的人们当中很大一部分是一些温顺的人(常常是老人、病人),一辈子动口不动手,现在仍和以往一样是不适宜动拳头的。 盗窃和抢劫的刑事条款对于他不仅仅毫无压力,相反,他以犯这种罪为骄傲——他的这种自豪感得到所有蓝肩章、蓝滚边的首长们的支持:“没有什么。虽然你是强盗、杀人犯,但你不是叛国分子,你是我们的人,你是能改正的。”盗窃罪的律条里没有第十一项——“组织”。盗贼的组织是不遭禁止的。干吗要禁止?让它帮助促进我们社会如此需要的集体主义感情不好吗?搜缴他们的武器也只是做戏。不会因为携带武器而惩罚他们。他们的规则是受到尊重的(“他们非这样不行”)。杀人犯在监室里又杀了人,非但不会延长刑期,反而会给他增添光彩。 这一切确有很深的根源。马克思对流氓无产阶级的指责,无非是说它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和情绪变化无常。而斯大林对盗贼则一向偏爱——是谁替他抢劫银行的?早在一九0一年他的党内和狱中的同志们就曾指责他利用刑事罪犯对付他的政敌。从二十年代起还产生了一个颇为奉承的术语:社会亲近分子。马卡连柯也有同样的论点:这类人是可以改造的。(按照马卡连柯的看法,犯罪的根源只能是“反革命的地下活动”。)那一类是不能改造的,那就是工程师、神甫、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 你怎么搞的,怎么出发时慌里慌张地没有给家里人捎个信?他们这会儿还以为你仍是在图拉附近的斯大林诺戈尔斯克劳改营里呢。如果你确实很心急,又确实很灵活,也许你能完成这个任务:谁身上或许藏着一厘米长的一截铅笔芯,谁或许有一张揉皱了的纸片。小心别让走廊上的押解员发现。(可是又不许脚朝走廊躺着,只许头朝走廊。)你弯曲着身子,脸扭向另一边,在车厢的晃动中给家里人写封信吧。告诉他们你突然被从原地提走,现在正在途中,到新地方以后可能一年只准写一封信,叫他们有个准备。你把信叠成三角形,上厕所时带去碰碰运气:说不定正好在进站前或刚一出站后让你们去解手,说不定押解员会在通过台打瞌睡,这时赶快踩踏板,找开下粪洞,用身子做掩护,把信捅进洞口!它会沾上尿和粪,但是可能通过洞口掉在轨道中间。甚至可能干干净净地蹿出去,被车下的气流卷起,打着旋儿落到轮子下面或者竟能躲过轮子而飘到路基的堤坡上。也许它将永远留在这里,直到来一场雨,下一场雪,直到它碎烂。也许会被人的手拣起。如果碰上这个人不是思想进步的,他会把地址写清楚,把字迹描整齐,或者另装一个信封。——瞧,这封信兴许就能收到。这种信有时确有送到的——盖着欠资戳,磨破了,泡湿了,揉皱了,但是传来了清晰可闻的痛苦的心声……  向四周看看吧——人们在你周围。也许你今后的一生将时常回忆起其中的一个,并且将因为没有抓紧机会问清他的经历而追悔莫及。自己少说些——听到的会更多。无数人的生命的缕缕细丝从群岛的一个岛屿伸延向另一个岛屿,它们仅仅在一夜之间,在这样的隆隆作响的半明半暗的车厢里面交织,然后便永远分离。倾听它们微弱的嗡嗡声和车厢下面节奏均匀的撞击声吧——须知这是生命的纺锤在嗒嗒地转动。   有什么希奇古怪的故事在这里听不到!有多少令人捧腹的笑话! 群岛之港   地往上冒,夜晚冻得梆梆硬。隔离区里各个地方的通道也是用细脆摇颤的小树棍铺成的。由于身体虚弱而变得行动笨拙的人们时而在这里或那里闪进水里或烂泥里。一九三八年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的伙食没有一天变过样:麦屑粉和鱼骨头熬的糊糊。吃这东西比较方便,因为钵子、缸子和勺子之类的东西递解站一概没有,囚犯们自己更没有;可以让他们几十人一批到大锅边排队,用长柄勺把糊糊舀在他们的便帽、皮帽、衣襟里。   糊涂的亲人哪!她们在外面奔走借贷(因为家里没这笔钱),给你们捎进东西和食物——守活寡的妻子的最后的奉献。殊不知这些礼品是有毒的,因为它会把你由一个饥饿但是自由的人变成一个惊恐不安和胆小如鼠的人。它会使你丧失那刚刚萌芽的醒悟和正在凝结的坚韧,这两者才是你进入深渊之前唯一需要的东西。     也仅仅是在这时候我才像被针扎一样意识到自己的卑劣,我的脸发烧了(以后许多年,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我还是脸红)。睡在下铺的灰色囚犯们都是我的兄弟,五十八一l-乙,是被俘人员。我不是在不久以前还发誓和他们共命运吗?怎么这会儿就已经把他们往铺下赶了?诚然,当盗窃犯欺侮我们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出来替我们说话——但是既然我们自己都不战斗,他们为什么要为我们的咸肉去战斗?足够多的残酷战斗早在战俘营里就已经使他们失去了对高尚行为的信念。毕竟他们没有做过有损于我的事,而我却做了损害他们的事。   我们就是这样像一窝小猪一样用腰,用鼻头冲撞着、冲撞着,为的是至少有朝一日我们会变成人……为了变成人。   但是,即使对于一个新犯人,尽管他在递解站被剥一层皮,去一层壳,递解站也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它使他能够逐步地向劳改营过渡。因为一步完成这样的过渡是人的心脏经受不起的。他的意识不可能马上在这一片漆黑中判明方向。需要逐步地过渡。    还有,递解站给予他一个和家庭联系的表面机会。他在这里写出第一封合法的家信:有时候是告诉家里他没有被处决,有时候是通知发配的方向。总之,是一个被侦查的,用犁头反复翻耕过的人初次写家信的时候使用的那些不习惯的字眼。在家人的记忆中,他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是他已经永远不会再成为原来的那个人了——这一切会像电光一闪似地通过几行歪歪斜斜的字迹呈现在家人眼前。歪歪斜斜,这是因为递解站虽然准许写信,院子里也挂着个邮箱,但是纸和笔均不可得,更谈不到削铅笔的工具。不过总能搞到一张展平了的马合烟包装纸,或者一张包砂糖的纸。另外,监室里面总归会有人藏着铅笔。于是几行难以辨认的潦草字迹便写成了。这几行字将成为家庭今后是合是分的契机。    丧失理智的女人们有时候还会凭着这封信冒冒失失地长途跋涉到递解站来,想见到丈夫一面,尽管这里永远不会准许他们会面。她能做到的只是送去一些东西给她的丈夫添累赘。这样的妇女当中有一个,据我看,提供了为所有这些妻子们树立一座纪念像的标本,并且连建立这座塑像的地点也指定了。   事情发生在古比雪夫递解站,时间是一九五0年。这个站设在一片洼地里(然而从那里却可以看见伏尔加河上的日古里峡口)。一道杂草丛生的高峻的山梁矗立在它的近旁,环抱着洼地的东侧。山梁在隔离区以外,整个地势很高;我们从下方看不到从外面登山的道路。山梁上也很少有人影出现,偶尔见到山羊在上面吃草,或者有小孩在上面乱跑。在一个阴沉的夏日,陡崖上出现了一个城市打扮的妇女。她用手搭在眼眶上朝下面我们这里观望,缓缓地转动着身体。这时候,三间拥挤的监室里的犯人们正分别在各个院落里放风。她希望在下面的这个深渊里从三百个失去个性的蚂蚁当中分辨出自己的那一个!她是不是指望她的精诚之心能给她以启示呢?她一定是因为探视本能获准才攀上了这座商丘。各个院落里的人都发现了她,都凝望着她。在我们这洼地里没有风,可是那山梁高处风却吹得很疾。她的长裙、短衣、头发被疾风掀起、扇动,好像是为了披露她内心全部的爱情,全部的忧患。   我想,如果就在她站立的地方,在俯视着递解站的山梁上,采取她站立的姿势,面朝着日古里的方向,建立一座像她这样的妇女的石像,也许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们稍许明白一些事情吧。   不知道为什么好久没有人上去赶开她,可能是警卫队懒得爬山。后来终于有一个当兵的爬了上去,朝她吆喝,挥手,——把她赶走了。    有一个时期,囚犯的案卷上不注明递解目的地,在那些年代,递解站变成了奴隶市场。递解站里最受欢迎的客人是买主,这个名词在走廊上和监室里是经常挂在人们嘴上的,并不带任何讥笑的意味。正如各工厂不能坐等中央统配物资而要派出自己的催办人员一样,古拉格也有类似情况:各岛屿的土著在渐渐绝灭,他们虽然不值一文钱,但却是有统计数字的,因此需要自己设法弄进些人口来补充,以免完不成计划指标。买主须是一些精明干练、很有眼力的人。凡要带走的犯人都必须仔细过目,免得让人家塞进一些老弱病残充头数。不中用的买主才凭档案挑选犯人,正经八百的商人要求货物活生生、光溜溜地在他们眼前走过。货物这个词儿不是当笑话说的。“喂,这回运来的是什么货?”布蒂尔卡交接站上,一个买主发现了十七岁的伊拉·卡林娜,一边上下打量一边问。   普列斯尼亚监室里关进了一个专用犯人,他在我身边睡了两夜。“专用通知单”是总局开具的一张随犯人转送到各地的通知单。他就是按照这样的通知单的规定解送的,那上面写明他是建筑技术人员,各地必须按他的专业使用他。专用犯人途中乘坐普通的“泽克车厢”,拘押在递解站的集体监室,但是他心里有底:他受到通知单的保护,不会分派他进森林里去伐木。   这个业已服完大半刑期劳改犯的面部表情的基本特征是残忍和果断。(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样的表情正是古拉格岛民的民族特征。有着温良柔顺的表情的人们在岛上是不能生存的)他嘲弄地观望着我们手足无措的挣扎,好像人们在看着一窝刚生下两周的狗崽子。   我们在劳改营里将遇到什么?他出于怜悯之心给我们上了一堂课:   “你们一跨进劳改营的大门,所有的人都会使劲地哄骗你们,抢劫你们。除了自己,对谁都不要相信!要瞻前顾后:提防有人偷偷过来咬你们一口。八年前我初到卡尔戈波尔劳改营的时候也是这样天真。下了列车,押解队正要带我们上路:离劳改营还有十公里,全是松软深厚的雪地、这时来三辆雪橇。一个身材虎势的大叔招呼我们说:‘弟兄们,快把东西放在雪橇上,我们替你们拉去!’押解队也不干涉。我们回想起文学书里说过囚犯的东西是用大车拉的。我们寻思,劳改营也并非那么不人道,对人还是挺关心的!我们把东西放上去,雪橇拉走了。完事。从此再也没有见到我们的东西,连个包袱皮也没剩下。”   “这怎么可能?那儿没有法律?”   “别问这些傻瓜问题。法律有。法律就是泰加森林。而正义——一古拉格从来没有过,也永远不会有。这个卡尔戈波尔事件差不多是劳改营的象征。你们还必需习惯于这一条:劳改营里谁也不会白做什么事,谁也不会出于善心做什么事。一切都必须付给代价。如果有人向你们提出什么大公无私的建议,你们必须知道这是圈套,这是引你上当。最主要的:必须逃避一般作业!从头一天起就要逃避!如果头一天掉进去了,你们就完蛋了,永远完蛋了。”   “一般作业?”   “一般作业——这就是一个劳改营的主要作业。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干这个。他们全都得像牲口一样倒毙。全部。然后又会运来新的人去干‘一般’作业。干这种劳动,你周身力气都会使尽。永远吃不饱。永远湿淋淋。鞋也没有穿的。什么都克扣少给。住最坏的工棚。有病不给治。只有不干‘一般’的人才能在劳改营里活下来。要不惜任何代价争取不掉进一般劳动的火坑!从第一天起。”   不惜任何代价!   任何代价吗?……   在红色普列斯尼亚我汲取和接受了这个残忍的专用犯人的这些丝毫不夸张的忠告,只是忘了问他一件令:代价的尺度是什么。它的最高界限在哪里?   第三章 囚徒返回队   一九三八年在奥廖尔,没有一家没有人被抓,奥廖尔监狱门前的广场上停满了农村来的大车,旁边站着哭哭啼啼的农村妇女,活像苏里柯夫的《射手刑场》的画面。(啊,什么时候还会有人给我们画一幅呢!不用指望了:这已经不时髦,很不时髦……)        接着又跑向另一节车皮,然后又有另一些人跑到这节车厢来问:有某某人吗?忽然从贴了封条的车厢里传来了回话:“我!我在这儿!”或者:“快去找!他在别的车厢!”或者:“大嫂子们,劳你们的驾,我老婆就住在车站附近,请你们跑一趟告诉她!”   主要目的是压垮和摧毁囚犯的意志,使他们不能产生逃跑的念头,使他们长久地不能领悟自己新的有利条件:他们从石砌的监狱里转入了薄木板制成的车厢。   但是为了能在一夜之间把成千人麻利地装进车厢,监狱当局必须头天早晨就把犯人从监室里提出来进行起解前的处理,押解队要花一整天时间在监狱里长久而严格地进行接收,对接收来的犯人还要负责看押好几小时,不过不是把他们放在监室里,而是集中在大院里,以免和留狱的犯人掺混。所以,夜间的登车对于因犯说来不过是一整天磨难的令人松一口气的结束。     还有几种递解方式——坐大车或者干脆步行。诸位记得《复活》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白天一队犯人从监狱被押着走向火车站的情形吗?然而在米努辛斯克,一九四……年,犯人们已经一整年没有放过风,已经木会走路了,不会呼吸了,不会看光亮了;一年以后,把他们带出屋子,列队,驱赶他们步行二十五公里,到阿巴坎去。路上死了十来个。这件事情可没有人去写成一部伟大的小说,连一章也没有人写:住在坟地里,顾不上为每一个死人哭丧。   然而在二十年代徒步递解曾是主要方式之一。当时我还是小孩,但是记得很清楚:士兵们押着犯人的队伍大大方方地走过顿河罗斯托夫市的街道。顺便说说,那句有名的命令:“……不予警告即可开枪!”在当时的说法稍有不同,原因在于军事装备的差异:要知道,当时的押解队往往只有马刀。所以当时是这样命令的:“凡擅自离开队列一步者,押解队即可开枪或刀劈!”多么铿锵有力:“开枪、刀劈!”马上就产生一把战刀从背后劈下你的脑袋的感觉。   看守员懒洋洋地说:“好吧。今晚你住在我这里。天亮以前你可以到处走走,明天我带你去劳改营。”于是安斯就去到处走走了。诸位可懂得,对于一个刑期十年、多少次与生活告别过、今天上午还蹲在“泽克车厢”里,而明天又要进劳改营的人,“到处走走”是什么意思?他马上随便走路,随便观看,看着几只鸡在车站的小花园里啄食,看看几个农妇正收拾着没有向旅客卖掉的牛油和甜瓜准备回家。他朝侧面走出三、四、五步,没有人喊:“站住!”,他不敢信以为真地用手指触触一棵刺槐树的叶子,几乎哭出声来。   我的劳改营生活从那一天起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当时我正凄凄惶惶地站在木工班等待出工的队列里,我的手指头痉挛着(它们由于成天紧捏工具变得僵硬了,再也伸不直)。派工员把我拉到一边,带着意外的尊敬对我说:“你知道吗,根据内务部长的指示……”   我目瞪口呆。木工班出发了。营区里的杂役们围上了我。有的说:“要给你加判新的刑期。”另一些人说:“要释放。”但是他们对一件事情看法一致,那就是这一次免不了要经过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这一关。我自己也在加判和释放这两种可能性之间摇摆。我干脆忘了,半年以前,劳改营里来过一个家伙,他分发了一些古拉格的登记卡片要我们填写(战后他们在较近的劳改营里开始搞过这项登记工作,但是看来好像没有完成)。卡片上最重要的一栏是“专长”。犯人们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纷纷填写古拉格里最吃香的专业:“理发师”、“裁缝”、“仓库管理员”、“面包匠”之类。我皱了皱眉头就填上了“核物理学家”几个字。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当过核物理学家,关于这方面我只是战前在大学里听到过一点,知道原子粒子及其参数的名称,于是就这么写上了。那是一九四六年。原子弹是顶顶急需的东西。但是我自己对于那张卡片并没有放在心上,干脆忘了。   在劳改营里隐隐约约地能听到一种模糊的、不确切的、没有得到任何人证实的传闻;在这个群岛的某些地方存在着一些极微小的“天堂岛”。谁也没有见过。谁也没有去过。在那里呆过的人们都保持沉默,闭口不谈。据说在那些小岛上有“乳汁的河流,果羹的河岸”;吃的伙食最次是酸乳酪和鸡蛋;据说那里一切都是干干净净,永远是暖暖和和;干的都是脑力劳动,而且都是绝对机密的。   我自己就登上过这样一类天堂岛并且在那上面服完了我的一半刑期。(囚犯们的俗话中把这类天堂岛称作“沙拉施卡”)我能活下来全是托它们的福。留在劳改营里我这条命无论如何也拖不到刑满。我今天能写这部考察著作也得感谢它们,虽然在这部书里我并没有考虑给它们什么篇幅(已经写了一部关于它们的长篇小说)。我在这类岛屿之间转移,从第一个到第二个,从第二个到第三个,都是通过专门递解;两名看守和我。    你一头扎进了自由的渊薮,在火车站候车室的人群里推推挤挤。你心不在焉地浏览着那些肯定与你没有一点关系的布告。你坐在候车室的古旧的“沙发”上,听着一些奇怪而无聊的对话:谁家的男人打老婆,或者把老婆甩啦;谁家婆媳不和啦;单元楼里的邻居私自使用走廊里的电源插座,上楼还不把靴底擦干净啦;谁和谁在工作单位里过不去啦;哪儿有个好差事要什么人去,他不想搬家——坛坛罐罐搬起来容易吗?等等,等等。你听着这一切,忽然一阵愤世嫉俗的心情使你全身不寒而栗:你分明地看透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分量,一切嗜好和情欲的分量!这是那些凡夫俗子们注定不能领会的。只有你,只有不具形体的你,才是真正地活着,实在地活着,而所有那些人只不过是误认为自己是活着的。   还有—一在你和他们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深渊!无论是向他们猛喝,无论是为他们痛哭,都不可能;抓住他们的肩头把他们摇醒,这也是不可能的呀!你毕竟只是鬼魂,只是无形的幽灵,而他们却是物质的实体啊。   怎样才能使他们醒悟?启示吗?显灵吗?托梦吗?——兄弟们!人们!生命给予了你们是为了什么?!在深沉的午夜,死囚的牢门砰然大开,有着伟大灵魂的人们被拖上刑场。就在此时此刻,就是现在啊,在我国条条铁路线上,正有人在嚼咽下咸鲱鱼之后用苦涩的舌尖舔着干枯的嘴唇。他们梦想的是伸直一下双腿的幸福,是解过手以后的轻松。奥罗图坎的土地只是在夏天才化冻,而且仅仅化开表面的三尺,只有这时候才能掩埋冬季死亡者的尸骨。而你们,你们头上有蔚蓝的天空,有炽热的红日,你们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可以去喝水,伸伸懒腰,随意到哪里去旅行而没有人押解——什么靴底没有擦干净之类的琐事还算得了什么?还管它什么婆媳和不和?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它的全部奥秘——你们要知道吗?我可以马上全部抖出来。不要追求那些虚幻的东西,什么财产,什么地位:赚来这些东西要耗费你们几十年的精神,而没收它们只需要一个夜晚。以平静的超然物外的态度去生活吧!——不要畏惧灾祸也不要眷念幸福,要知道终归是一样的:苦既不永久,甜亦难满盈。你们今天没有挨冻,饥渴的利爪没有撕扯你们的五脏,这也就够了。你们的脊骨没有被打断,你们的两条腿都还能行走,两只手臂还都能弯曲,两只眼睛都能看见,两只耳朵都能听到,还有什么人值得你们羡慕?何苦来?妒忌旁人,受害的是自己。擦亮你的眼睛,纯净你的心灵,要把那些爱你们、好心待你们的人看得比什么都贵重。不要伤害他们,不要辱骂他们,不要和他们任何一个在争吵中分手:因为你毕竟无法知道,这是不是你在被捕前的最后一个举动,而你将会以这样的形貌留在他们的记忆中!……     一九四五年苏军进驻布赫(柏林的东北郊),季莫菲耶夫-列索夫斯基满心欢喜地迎接了他们并且献上了一座完好无损的研究所:看来一切问题都再理想不过地解决了,今后一定可以永远不必和研究所分别。来了几位苏方代表,在所里打了个转,说了声:“哼……哼,全部东西都装箱,我们要运到莫斯科去。”“那不可能!”季莫菲耶夫吓了一跳:“一切试验品都会死光!光设备就花了好多年才装置起来的。”“哼……”长官们表示惊讶。季莫菲耶夫和查拉普金随即被抓起来送往莫斯科。他们很天真。他们以为没有他们,研究所就不能工作。那有什么,宁愿它不工作,也要党的总路线的胜利!在大卢宾卡,轻而易举地就向被捕者们证明了他们背叛了祖国(嗯?),各判了十年。现在这位七十五号监室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坚信自己没有做过任何错事,因而总是精神抖擞。      这是怎样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发生的?我们——我、我的同案犯、我的同龄人——在前方打仗的四年当中,在后方成长起来了另外一代人。曾几何时我们还在大学走廊的镶木地板上高视阔步,自认是全国、全世界最年轻最聪明的人?!可是忽然,一群面色苍白神态傲岸的少年踩着监室的花砖地向我们迎面走来。这时候我们愕然地发现,最年轻最聪明的已经不是我们——而是他们!但是我对此毫无怨尤,这时候我已经满心喜悦地愿意为他们让路。他们要和一切人争论、要探明一切的激情,我是那么熟悉。我懂得他们的自豪感,那是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了这个高贵的命运,并且丝毫也不后悔。每当我看到监狱的光环在这些自尊而智慧的小脸蛋的周围摇曳的时候,总是感到不寒而栗。   ?”   他所说的仅仅是这些!但是你瞧这是从哪一个方向发起的攻击?这难道是从一个一九二三年生的人的嘴里听到的话吗?我本来可以给他一个很坚定的回答,但是监狱已经动摇了我的信心。而最主要的是,我们每人内心的深处,都有一种最纯净的感觉,它存在于我们的诸种信念之外。这种感觉此时向我指明:我刚才说的并不是我e已的信念,而是从外面加诸于我的思想。所以,我未能反驳他,只是反问:   “您信奉上帝吗?”   这些男孩们把自己的诗作念给我听,也要求听我的,而当时我还两手空空。他们朗诵最多的是帕斯捷尔纳克,对他推崇备至。我读过《生活,我的姊妹》,并不喜欢,认为它距离普通人的生活境遇实在太远。但是他们让我初次听到了施密特中尉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它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它对于我们是这么适合:   对祖国的热爱,   我孕育了三十个年头。   对于你们的宽大,   我不期待……加麦罗夫和英加尔的心境就是这么明朗: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宽宵!坐牢并不使我们苦恼,反而使我们感到骄傲!(虽然谁能真正不苦恼呢?英加尔的年轻的妻子在他被捕几个月之后就宣布和他脱离关系,抛弃了他。加麦罗夫因为一向从事革命探索,连个女朋友也还没有。)伟大的真理莫不是正在这监室的四壁中萌动?牢房不自由,但狱外世界岂非更不自由?遭苦难受欺瞒的我国人民不是正同我们一道躺在板铺底下和过道的地面?   不能和祖国一同奋起,   才是更大的哀愁,   回顾我走过的道路,   今日我绝无怨尤。   因触犯政治条律而坐牢的青年决不会是一个国家的一般青年,而是其中远远走到前面去的那一部分。在那些年代,广大青年群众面临的前景,还刚刚是“瓦解”、失望、淡漠化和对甜蜜生活的迷恋。在这以后,或许会从舒适的小山谷里重新爬起,开始——二十年以后?——向着新高峰的痛苦的登攀。但是,一九四五年的这几名年轻的“五十八一10”囚犯只一步就跨越了属于未来的淡漠的深渊,生气勃勃地向刀斧手们昂然奉上自己的头颅。   在布蒂尔卡的教堂监室里,一批被定了罪,被割断了和外界的联系,和一切都疏远了的莫斯科大学生编了一首歌曲,在黄昏之前用他们的尚未定型的嗓音唱着:   一日三次为菜汤而奔波,   黄昏时光在歌声中消磨。   用狱中私藏的针和线,   为上路快把行囊缝做。   我们已不再为自己伤神:   字已签——早登程!   辽远的西伯利亚劳改营,   他日归来有谁人?   我的天啊,我们当真是未曾留意到这一切吗?当我们在桥头阵地上的泥泞中跋涉,在炮弹坑里痉挛抽搐,从灌木丛中伸出炮兵潜望镜的时候——在大后方又成长出另一类青年,他们出发了。他们是朝着那个方向出发了吗?……是朝着那个我们没有胆量前去的地方出发了吗?——我们受到的是与他们不同的教育啊。   我们这一代人将返回家园——交回了手中的武器,胸前挂着叮当作响的勋章,向人们讲述自己的战斗事迹。而我们这些弟弟们将仅仅会向我们做个鬼脸说:哎呀,瞧你们这些傻瓜蛋!…… 第三部 劳动消灭营 第一章 阿芙乐尔的手指   荷马常提到的厄俄斯,亦即罗马人称为阿芙乐尔的司晨女神,也曾用她的玫瑰色的手指抚摸过群岛的第一个黎明。   当我国同胞们从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里听到,M·米哈伊洛夫发现我国早在一九二一年就有了集中营的时候,许多人(西方也有许多人)大为震惊:难道这么早吗?难道一九二一年就有了?   当然不对!当然是米哈伊洛夫搞错了。实际上,在一九二一年集中营已经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甚至已经接近了尾声。如果说群岛是在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中诞生的,那要确切得多。   情况能不是这样的吗?让我们细想一下。   难道马克思和列宁没有教导过,必须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的强制机器并且应立即建立新的来代替它吗?而强制机器包括:军队(我们对于一九一八年初红军的建立并没有觉得奇怪);警察(建立军队以前就重建了民警);法庭(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开始存在);再就是监狱。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新型监狱的设置怎么可以慢慢来呢?   总之,在监狱的事情上,无论是新的旧的,都是不可以慢慢来的。十月革命以后的最初几个月,列宁就已经要求采取:“最坚决最严酷的加强纪律的措施。”而严酷的措施没有监狱能办得到吗?   无产阶级国家在这方面能提供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呢?伊里奇正在摸索新的途径。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作为初步的设想,他提出了一套惩戒方法:“凡不服从本法令者……没收其全部财产……并加以监禁或押送前线进行强迫劳动。”据此我们可以指出,群岛的主导思想即强迫劳动是在十月革命后的头一个月内提出来的。   当伊里奇还和和平平地坐在拉兹里夫的芬芳葱郁的列草场上听着丸花蜂的嗡嗡声的时候,他已经禁不住要思考未来的刑罚制度了。早在那时候他已经对这个问题做过估量并且要我们放宽心,因为:“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是一件比较容易、比较简单和比较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从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镇压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   那么,从十月革命开始的这种“比较容易的”国内镇压让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据流亡国外的统计学教授伊·阿·库尔干诺夫计算,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五九年,不算战争死亡,单算由于以恐怖手段消灭、镇压、饥饿而死的,以及劳改营中高于正常的死亡率,包括由于低于正常的出生率而造成的人口赤字,我们付出了……六千六百万人的代价(不算上述赤字则是五千五百万)。   六千六百万人!五千五百万人!   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异己的——谁不浑身发麻?   我们还得知:一九一八年年末,中央惩治局(听听这名称!不觉得毛骨悚然吗?)正忙于建立农业劳动营;也得知了:在莫斯科建立了几个由犯人组成的国有化房屋水暖设备修理队。(这一类犯人显然是没有人押送的。他们拿着螺丝扳子、焊烙铁、各种管子,往来于莫斯科的街头、机关大楼的走廊;出入于当时的大人物的住宅,如果首长夫人来电话叫人去修理的话。——这样的场面没有写进任何一部回忆录,任何一个剧本,也没有拍进任何一部影片。)如果在押犯人中没有这类专家怎么办?可以断定会从外面抓进来一些的。    通过劳改营系统的发展,展开了一场对世界各国的“监狱拜物教”发动的一场勇敢的“斗争”,其中也包括对除了监狱之外什么新鲜玩艺儿也没有想出来的早先的俄国。(“把全国变成了一座大监狱的沙皇政府带着某种特别刻毒的虐待狂发展着它的监狱系统。”)   任何群岛的造岛过程都是这样,先是某些支撑地层发生某些看不见的移动,后来在我们眼前才出现地面的景观。在我们的群岛的形成过程中也发生过一些我们的智力几乎不能理解的极为重要的变动和改换名称。最初是创世时期的混乱状态:监禁场所由三家领导——全俄肃反委员会即“契卡”(捷尔任斯基同志)、内务人民委员部即“恩克弗德”(彼得罗夫同志)、司法人民委员部(库尔斯基同志)。 第二章 群岛露出海面   在半年白夜的白海上,大索洛维茨岛把一座白色的教堂举出水面,教堂的四周围绕着一圈由长满赤褐色苔藓的巨圆石垒成的卫城的高墙。灰白色的索洛维茨海鸥不停地在卫城的上空翱翔,唳叫……。   “在这块净土上似乎还不存在罪孽……这里的自然界似乎还没有成熟到犯罪的年龄。——这就是索洛维茨给予普里什文的感觉。   囚犯们时常爱说的一句谚语:“圣地不愁没人住”,果真变成了现实。钟声沉寂了,神灯和香火熄灭了,再也听不到弥撒和彻夜祈祷的声音,再也没有人昼夜不停地喃喃诵经,圣像壁毁坏了(只有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大教堂的还保存着)。可是,身穿拖到脚后跟的超长下摆军大衣、缝着带特殊标志的黑色袖章和领章、头带没有五角星的黑箍制帽的英勇的契卡工作人员,于一九二三年六月来到这些岛上,在这里创建了一座森严的模范劳动营——工农共和国的骄傲。    索洛维茨的故事现在也许不会使以前的犯人甚至六十年代的普通人感到惊奇了。但是请读者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契诃夫时代及契柯夫以后时代的俄国人,一个号称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即二十世纪录订十年的人,一个当时教育出来的尽管受过国内战争的震荡但仍习惯于人们应有的食物、衣服和口头交往规范的人,然后再请他跨进索洛维茨的大门克姆佩朋克特——克姆中转站吧。这个递解站设在既没有一棵乔木也没有一丛灌木的荒芜的神父岛上,它靠一道堤坝与大陆相连。他在这个光秃肮脏的畜圈里首先见到的是检疫隔离连(当时犯人们编成“连队”,还没有“作业班”)。人们身上穿的是……麻袋!普普通通的麻袋:下面露着腿,好象穿着裙子。上半截为头和双手挖了洞。(亏他们想得出来。可是没有俄罗斯的机智克服不了的难题!)新来的犯人,当他还有自己的衣袋的时候,可以暂时躲过这条麻袋,可是他对这个麻袋还没来得及仔细研究,就会看见传奇般的骑兵大尉库里尔科。     还有另一个冬季的场面,事由不同,但风尚一致。他们查明卫生科的医院不符合卫生要求,命令用开水烫洗。但把病人放到哪里去?卫城内所有的房屋都挤得满满的。索洛维茨群岛的人口密度超过比利时(索洛维茨卫城内的密度又如何?)。于是把所有的病人用被子兜着抬到雪地里,放三个小时。洗完了再拖回来。     他还会从别的索洛维汉人嘴里听到一些比眼见的更可怕的事。人们会向他说出一个阴森的字眼“谢基尔卡脚、这指的是斧山。山顶上有一座两层的大教堂,禁闭室就设在里边。关禁闭的待遇是:两面墙壁之间装着几根胳膊粗细的树根。受处分的囚犯整个白天都要坐在这几根树棍上(夜晚躺在地上,但因过于拥挤,只能人深人)。树棍安装的高度正好使犯人两脚挨不着地面。保持平衡并非那么容易,所以囚犯整个白天就得使劲支撑着,如果掉下来,看守就跑进来揍人。还有:带到外面,让他站在三百六十五级的石阶的上端(从大教堂通往湖边,是僧侣们建造的);把他从头到脚捆在一根圆木上,以便加重分量,然后横放,沿石阶推下去(中途没有一处平台,台阶十分陡峭,捆着人的圆木停不下来)。      国家政治保卫局劳改营内多年流通着稳定的货币。特殊的货币有助于把这些劳改营更好地与世隔绝。甚至各级行政及警卫人员,更不用说犯人,都要把他们持有的全部苏联货币交出来,换取订成小本的“结算票”(厚纸,有水冲,面值为二、五、二十、五十戈比,一、三、五卢布。不同发行年代的票子有不同的全俄国家政治保卫局委员的签字——博基、科甘或者M.贝尔曼。在营内私藏国家货币应判枪决。(这种严厉措施的目的之一是为逃跑制造困难。)在国家政治保卫局所有劳改营范围内,一切帐目都是用这种票子清算。释放时(如果有这个时候的话……)持有者拿它换回国家货币。一九二三年后劳改营数量激增,所有这类票券都取消了。(M·M·贝科夫提供。)   瞧我们还有自己的杂志——也叫《大象》(一九二四年创刊,最初几期是打字的,从第九期开始在修道院印刷厂排印),一九二五年改称《索洛维茨群岛》,二百份,甚至还有一种附刊——《新索洛维茨报》(让我们与可恶的僧侣时代彻底决裂!)一九二六年起改为全国发行,庞大的印数,巨大的成功!要知道在二十年代是不把索洛维茨藏起来的,甚至不断地在人们耳边絮叨它。公开地耍索洛维茨牌,公开地以索洛维茨自豪(有过自豪的勇气!),苏联歌曲中提它,游艺演出的说唱段子里拿它逗笑。要知道阶级正在消失(消失到哪儿去?),索洛维茨也快到头了。   对杂志的审查工作甚为浮皮潦草,犯人们(据格鲁波科夫斯基说)写了一首关于国家政治保卫局三人小组的打油诗,竟然通过了!后来他们又从索洛维汉剧场的舞台上面对着前来视察的格列布·博基演唱:   博基、费尔德曼、瓦西里耶夫和武尔   答应给我们一大口袋厚礼……   ——首长听得高兴1(心里确是美滋滋的!尽管你大学没上完,照样在历史上留名。)副歌是:   谁把索洛维茨赏给了我们,   请你们务必亲自光临。   和我们一起呆上三年五载,   将来回想保险愉快。   ——首长们捧腹大笑!爱听(谁能猜到其中的预言?……)    这么说来所有的恐吓不过是玩笑华!但是——“让开!让开!”——在像涅瓦大街一样热闹的白天的卫城大院里,有人大声吆喝。三个有着嗜毒者面容的浪荡公子似的年轻人(走在前面的一个不是用“制子”而是用马鞭驱散囚犯的人群)拖着一个只穿内衣的浑身瘫软的瘦削的人,快步地往前走。这个人的面孔实在可怕——它竟像液体一样往下流淌!这就是所谓“拖到钟楼底下”。他们把他推进这个小门洞,然后朝后脑勺开枪。陡直的台阶通往下方,这个人沿着它滚下去,一次足可以填进七、八人之多。事后派人来把尸首拖走,再打发几名女犯(这些是出走到君主坦丁堡的那些人的母亲和妻子;她们是自己不肯放弃信仰也不许改变她们的子女的信仰的宗教徒)来擦洗台阶。   这一类小玩笑,这种故意显示的独立无羁的贵族精神最使陷入半野兽状态的索洛维茨狱吏们恼火。有一次他们决定枪毙奥索尔金。正在这一天,他的年轻的妻子(他本人也不到四十岁)登上了索洛维茨的码头!奥索尔金请求狱吏们不要让这次探视伤他妻子的心。他答应只留妻子在这里呆三天,她一离开,就枪毙好了。瞧瞧人家的自制力。我们咒骂贵族,结果自己却把这种自制力丢光了。有点小灾小难,小小的痛苦,就龇牙咧嘴。而人家一连三天和妻子在一起,都不让她看出一点痕迹,不做一句暗示!没有一声低沉的语调!眼神里没有一丝阴影!只有一次(他的妻子还活着,她回忆说),当他们沿着圣湖散步时,她猛一回头,看见丈夫痛苦地抱住头。“你怎么啦?”“没有什么。”他马上变得开朗起来。她本来还可以多留几天,但他说服她离开。当轮船驶离码头的时候,他已经脱掉衣服,等待枪毙了。   但是要知道,总算还有人赠给他们这三天。奥索尔金的这个三天,以及另外一些事例,表明索洛维茨的管理制度当时还没有披上“体系”的错甲。它给人的印象是:索洛维茨的空气是已经达到极端的残忍和几乎还是憨厚的模糊状态的奇异的混合物。当时还模模糊糊:这一切将来会如何?索洛维茨的特征哪一些正变成伟大的群岛的萌芽,哪一些一出土就注定要枯死?总之索洛维茨人对这件事还没有坚定的共同信念:他们经管的北极奥斯威辛炼人炉已经点燃,它的炉膛已经对所有运到此地的人开放(而实际上正是这样……)。当时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所有人的刑期都短得要命:十年的很少见,连五年的已不常有,老是三年、三年。当时的人还不会玩法律的猫捉老鼠的游戏——按紧再放开,放开再按紧。“这一切将来会如何?”——这种鸿蒙初辟时代的混沌状态对于由犯人充当的警卫队员不可能毫无影响。即使对于狱吏,也会稍有影响。     到了三十年代,营地的新时代开始了。这时连索洛维茨也不再是索洛维茨,而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劳动改造营”。一颗黑星——这个新时代的思想家纳夫塔利·弗连克尔——正在天空升起,他的公式变成了群岛的最高法规:   “我们必须在头三个月中就榨取出犯人的一切,过后他对我们就没有用了!”    家里汇来的钱,一个月准许用九卢布。在格尔曼小礼拜堂里开设了一间小卖部。食物包裹一个月许可寄来一次,由情侦科拆包。如果不给他们送贿赂,就会宣布包裹中许多东西不合规定,如麦片等,不能给你。尼古拉教堂和乌斯宾斯基大教堂里的板铺越长越高——一直长到了四层。在贴着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大教堂(见照片6y的宿舍里住的第十三连,也不比这里宽敞。下工回来的时候,三千五百人一起涌向这个门洞,请想象一下在这人口处挤成什么样子。到锅炉房打开水要排一个钟头的队。每礼拜六的晚点名要拖到深夜(如同以前的晚祷……)。对于卫生当然是特别注意的:强迫犯人们把头发推光,把胡子剃掉(所有的神父也一律照办)。此外,长衣服的下摆都要剪掉(尤其是僧袍),因为据说它们是传染疾病的主要来源(而契卡人员的军大衣是拖到地面的)。真的,只穿着内衣和披着麻袋片的病人和老人,冬天是没法从本连的板铺上爬起来走进洗澡房的。虱子就可以把他们结果了。(为了多领一份口粮,活人把死人藏在板铺底下。尽管这样做对活人是不大有利的:虱子会从变冷了的尸体上爬到有热气的活人身上。)卫城里有一个很差劲的卫生科,它附设着一座很差劲的医院。在索洛维茨的其他各地,是没有任何医药的。    只有一个例外,那是在安泽尔岛上的各各他耶稣受难隐僧修道院,一个惩戒派遣点。那里治病的办法是用……谋害。被饥饿和虐待弄得奄奄一息的囚犯们躺在各各他教堂的地上,衰弱的神甫挨着花柳病患者,年迈的残废人挨着年轻的小偷。根据垂死者本人的请求,也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各各他的医生给没有希望的病人服用士的宁——烈性毒剂。只穿着内衣的胡子老长的尸体冬天要在教堂里放很久。然后把它们在门庭里竖着激起来,因为这样可以少占地方。到了该运走的时候,只消从各各他山顶上往下推就行了。   一次,一九二八年,在克姆地区爆发了伤寒流行病。那里的居民死掉了百分之六十。伤寒也蔓延到大索洛维茨岛。在这个地方的冰冷的“剧场大厅”里同时倒卧着好几百名伤寒病人。成百的人进了坟场。(派工员为了怕把名单搞乱,就把姓氏写在每个犯人的手上。这样一来,病愈的人就把病死的短期犯人的姓氏改写在自己手上,以便和他调换刑期。)一九二九年押来成千上万的“巴斯马赤”“他们带来了一种流行病,得病的人身上出现黑斑,必死无疑。这种病决不可能是索洛维茨的犯人们推测的鼠疫或天花,因为这两种疾病在苏维埃共和国境内早已彻底消灭了。这种病被称为“亚细亚型伤寒”。这种病是治不了的,只能采取以下办法加以根除:如果监室里有一人得病,就把全室的人统统封闭在屋里,不让出来,只把食物递过去一直到全屋的人都死光。        请那些不相信活人的口述而宁愿相信印刷字母的人读一读下面的材料吧。这是同一年,由同一个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由同样的犯人,但在另一地点——科拉半岛修筑道路的情况:   “在白河河谷,沿着伍德亚尔湖岸,克服了巨大困难,修通了一条通往库基斯伍乔尔山(磷灰石产地)的全长二十七公里的土路。他们用……”(你们想的是用什么?有一个词好像要脱口而出,但是不能写到纸面上,不是吗?)“……原木和沙土把沼泽填平,整平了由于塌陷的多石山坡造成的复杂地形。”在这以后,北方特种营管理局又在那里修筑了一条铁路——“需要在冬季的一个月内完成十一公里……”(为什么非要在一个月内完成不可?为什么不能推迟到夏天?)“……任务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三十万立方,”(在北极圈内!冬天!那难道是泥土吗?那比任何花岗岩还要坚硬!)“必须完全依靠人力——用丁字镐、铁棍和铁锹去挖掘。”(有手套吗?……)“大量的桥梁工程延缓了修路的进度。昼夜三班,煤气灯的光芒射穿了北极的黑夜。在云杉林中开伐通道,掘出树根,迎着把路面埋了一人多深的暴风雪……”   请你们再读几遍。现在请眯上眼睛。现在猜想象一下:您,一个柔弱无力的城里人,契柯夫的迷恋者,落进了这个冰冷的地狱!您,带着绣花小圆帽的土库曼人,迎着这场夜间的暴风雪!并且还要请您挖挖树根!   这是在最光明最美好的二十年代,还是在各种各样的“个人迷信”之前,当时地球上白色的、黄色的、黑色的和棕色的种族都把我国看做自由的明灯户在这些年代,游艺剧场里正在大唱特唱有关索洛维茨的逗趣的歌曲。     现在,随着群岛的蔓延扩大,逃亡事件增多了:林业和筑路派遣点上的绝无生望的前景,但毕竟逃犯脚底下踩着的是完整的大陆,这里总归有一线活命的希望。即使当北方特种营还局限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的时候,逃亡的思想也不断地扰动着索洛维茨人的心。容易受骗的人期待着自己的三年期满,而有先见之明的人已经明白,无论是三年也好,二十三年也好,他们都是看不到自由的。要自由,只能逃亡。     但是从索洛维茨怎么逃呢?海面半年结冰,而且不是整的,许多地方有裂沟。飞旋的暴风雪,彻骨的严寒,无边的浓雾和黑暗。春季和夏季的大部分又是白夜,值班汽艇老远就能看见。只有夏末和秋季,夜晚渐长的时候,才是方便机会。当然不是从卫城里逃出来,而是认可以走动和有时间进行准备的派遣点上逃走。人们在靠近海岸的树林里造好小船或木筏,夜间划出去(有时直接骑在原木上),碰运气,主要是希望遇到一艘外国轮船。岛上的人们根据警卫人员的慌乱、汽艇的出海,知道发生了逃亡事件。索洛维茨的犯人们又兴奋又紧张,好像是他们自己在逃跑。他们悄悄地问:还没抓住?还没发现?……想必许多人哪里也没到就淹死了。也许有什么人到达了卡累利阿海岸,那个人便会比死人更无声无息地隐藏起来。    那次著名的逃亡英国的事件是在克姆发生的。那个勇敢的家伙(我们实在孤陋寡闻,不知道他的姓氏)懂得英语,但是没有让别人知道。他得到了在克姆码头给外轮装木材的机会,和英国人接上了头。押解队发现少了人,把这艘英国船扣留了一个星期,搜查了几遍,但是没有找到逃犯。(原来:每当从靠岸的一侧开始搜查时,英国人把他用锚链从另一侧放到水下,嘴里叼着一根出气管。)为扣留外轮而付出了一大笔违约罚款。最后做出了犯人大约已淹死的结论,就把轮船放了。   经海上逃走的还有别松诺夫等五人(马尔扎戈夫,马尔布罗斯基,萨佐诺夫,普里布卢金)。   于是在英国便出现了一部书,好像还不止出了一版(尤德·刘松诺夫《我的二十六座监狱和我从索洛维茨岛的逃亡》)。   这部书使欧洲大吃一惊,(他们无疑会指责逃犯作者夸大其词;“新社会”之友们当然不会相信这部诽谤性的作品!)因为它与人们已经熟知的情况相抵触:《红旗报》(德共机关报)关于索洛维茨岛上天堂的描写,苏联驻欧洲各国政治代表处散发的介绍索洛维茨的画册:精美的纸张,一间间舒适的僧家的富有真实感的照片。(身在奥地利的我国女共产党员娜杰日达·苏罗夫采娃从我国驻维也纳政治代表处收到一本这样的画册后,曾愤慨地驳斥了欧洲流行的关于索洛维茨的诽谤。而她未来的丈夫的姐姐这时候恰好蹲在索洛维茨,她本人也注定了将要在雅罗斯拉夫水隔离所“排成单行”放两年的风。)    那次著名的逃亡英国的事件是在克姆发生的。那个勇敢的家伙(我们实在孤陋寡闻,不知道他的姓氏)懂得英语,但是没有让别人知道。他得到了在克姆码头给外轮装木材的机会,和英国人接上了头。押解队发现少了人,把这艘英国船扣留了一个星期,搜查了几遍,但是没有找到逃犯。(原来:每当从靠岸的一侧开始搜查时,英国人把他用锚链从另一侧放到水下,嘴里叼着一根出气管。)为扣留外轮而付出了一大笔违约罚款。最后做出了犯人大约已淹死的结论,就把轮船放了。   经海上逃走的还有别松诺夫等五人(马尔扎戈夫,马尔布罗斯基,萨佐诺夫,普里布卢金)。   于是在英国便出现了一部书,好像还不止出了一版(尤德·刘松诺夫《我的二十六座监狱和我从索洛维茨岛的逃亡》)。   这部书使欧洲大吃一惊,(他们无疑会指责逃犯作者夸大其词;“新社会”之友们当然不会相信这部诽谤性的作品!)因为它与人们已经熟知的情况相抵触:《红旗报》(德共机关报)关于索洛维茨岛上天堂的描写,苏联驻欧洲各国政治代表处散发的介绍索洛维茨的画册:精美的纸张,一间间舒适的僧家的富有真实感的照片。(身在奥地利的我国女共产党员娜杰日达·苏罗夫采娃从我国驻维也纳政治代表处收到一本这样的画册后,曾愤慨地驳斥了欧洲流行的关于索洛维茨的诽谤。而她未来的丈夫的姐姐这时候恰好蹲在索洛维茨,她本人也注定了将要在雅罗斯拉夫水隔离所“排成单行”放两年的风。)    诽谤虽然是诽谤,但是它终归造成了一个叫人伤脑筋的缺口!一个以“党的良心”索尔茨为主席的全俄中执委的委员会前来调查在索洛维茨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人家原来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嘛!……)。但这个委员会只不过坐着火车沿摩尔曼斯克铁路转了一趟,什么特别的事也没有办。至于上岛考察,他们认为再好莫过于派——不,劳驾!——刚好不久前回到无产阶级祖国的伟大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去一趟。他的证言将是对那本卑鄙的国外伪造的出版物的最好的驳斥!   人未到,消息已到,索洛维茨囚徒们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警卫人员们忙碌起来。要熟悉犯人的心情,才能想象出他们的期待!在这暗无天日、横行肆虐、沉寂无声的渊薮中,突然冲进一只雄鹰!海燕!头一名俄国作家!这下他可要给他们一个利害看看!这下他可要管教管教他们!这下老爷子可要来保护我们啦!人们简直像期待全国大赦似地期待着高尔基!   首长们也发了毛:连忙把见不得人的东西尽量隐藏起来。把门面尽量装点得漂亮些。一批批的犯人被发送到遥远的派遣点,以便营里留的人少一点,卫生所让许多病人出院,打扫环境卫生。用没有根的云杉戳在路旁,形成了一条通往三个月前创办的儿童教养院的“林荫路”(几天之内枯木了)。这个教养院是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骄傲,那里的孩子都有衣穿,而且没有一个是敌对阶级的成分。高尔基当然会有兴趣在那里看看,为了使少年罪犯们将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现在是怎样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和挽救的。   只是在克姆发生了疏忽:只穿着内衣和披着麻袋片的犯人们在波波夫岛上为“格列市·博基”号轮船装货,这时不知从哪里忽然出现了高尔基的扈从们,要上这艘船!发明家和思想家们!尽管智者千虑也必有一失,但这也是一个值得你们郑重研究的课题:一个光秃秃的小岛,没有一丛灌木,没有任何可以隐藏的地方——在三百步之外出现了高尔基的扈从。诸位能拿出解决办法吗?把这些有碍观瞻的穿麻袋片的男人们藏到哪里去?如果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现在看到了他们,他整个这次旅行将等于白费。是的,当然,他会努力不去注意他们,但是也要帮帮他的忙啊1把他们扔到海里去?他nJ会在水里扑腾……理进土里?时间来不及……不,这件事只有当之无愧的群岛之子才能找到出路。派工员下了一个命令:“停止工作!全体靠拢,挤紧些!坐在地下,坐着不许动!”一块帆布苦到了他们头上。“谁动一动我要他的命!”前装卸工马克西姆·高尔基登上了舷梯,启碇前站在轮船上观赏了整整一小时的风景——并且没有注意到……   这是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大名鼎鼎的作家在幸福湾走下了轮船。和他并排走的是他的儿媳妇,穿着一身皮货(黑色皮革的制帽,皮外套,皮马裤,瘦窄的高筒皮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活的象征与俄罗斯文学家并肩而行。   高尔基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官员们的簇拥下,迈着轻捷的阔步,走过几个宿舍的走廊。所有的房门都大敞着,但他几乎一间也没有进去。在卫生科,穿着崭新的白大褂的医生护士们夹道欢迎,但他几乎一眼都没看就走出去了。从这里,北方特种营的契卡人员们毫无畏惧地把他带上了斧山。这里有什么看的呢?原来,禁闭室里并没有人满为患的现象,而主要的是,根本没有什么树根!一根没有。盗贼们坐在长椅上(这时索洛维茨已经有了大量的盗窃犯),他们全都在……读报!他们当中谁也没有站起来告状的胆子,但是也想出一个花样:把报纸反着拿在手里!于是高尔基走到一个人身边,不做声地把报纸正过来。他发觉了!他猜透了!他不会弃之不顾的!他会出来保护他们的!   乘车去儿童教养院参观。一切多么文明1每人单独睡一张木床,有床垫。孩子们全都聚在一起,每一个人都很快乐。忽然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开口了:“你听着,高尔基!你看见的都是假的。想知道真的吗?要我告诉你吗?”是的,作家点了点头。是的,他想知道真实情况。(唉,你这坏孩子,你为什么要破坏文学祖师爷刚刚建立的安乐生活……莫斯科市内的宫殿,莫斯科近郊的庄园……)当时就叫所有的人——包括孩子们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陪同人员——都退到外面去,这个男孩子花了一个半小时时间把一切都对这位瘦长的老头子说了。高尔基老泪纵横地从工棚里走出来。一辆四轮马车接他到特种营长官的别墅里去进午餐。孩子们一下子涌回了工棚:“蚊子的事说了吗?”“说了!”“树根的事说了吗?”“说了!”“人代马的事说了吗?”“说了!”“从台阶上推下去的情形呢?……麻袋呢?……在雪地里过夜呢?……”全部,全部,爱说实话的孩子原来全部都说了!!!   但是我们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六月二十二日,已经和男孩子谈过话以后,高尔基在为这次访问特备的“意见簿”上留下了这样一段题词:   “我难以用简单的几句话表述我的印象。我不想而且羞于(!)对既是警惕不倦的革命卫士同时又能成为异常勇敢的文化创造者的人们的惊人的毅力做一些俗套的颂扬。”   二十三日,高尔基登船离去。他的船刚一离岸,那个男孩子就被枪毙了。(噢,阐释人心的高手!精通人学的专家!他怎么竟没有把这个孩子带走?!)   这就是他们向新的一代灌输对正义的信仰的方式。   人们试图对我们说,这位文学界的领袖在上面曾百般推托,不愿意发表对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赞颂。但是这怎么行呢,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这可是在资产阶级的欧洲面前啊!这可是在当前的形势下啊,在这样危险而复杂的局势下啊!那里的管理制度吗?……我们会改变,我们会改的。   于是他就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这篇文章接二连三地转载于我国的和西方的自由人的各大报刊,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称拿索洛维茨来恐吓人民是毫无根据的,宣称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   在他行将入木的时候,给了群岛以祝福……   我一向把高尔基从意大利归来直到死前的可怜的行径归因于他的谬见和糊涂。但是不久前公布的他的二十年代书信促使我用比那更低下的动机——物质欲——解释这个现象。高尔基在索伦托吃惊地发现他既未获得更大的世界声誉,也未获得更多金钱(而他还有一大帮仆役要养活)。他明白了,为了获得金钱和抬高声誉,必须回到苏联,并接受一切附带条件。他在这里变成了雅戈达的自愿的俘虏。斯大林搞死他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纯粹是出于过分的谨慎:高尔基对一九三七年也会唱赞歌的。      行刑者有那三个吸吗啡的浪荡公子,有警卫队长杰格佳廖夫和……文教科长乌斯宾斯基。(只有从表面看问题的人才会觉得这种结合是奇怪的。这个乌斯宾斯基的历史具有所谓“典型性”,即不是最普通的,但却能集中表现出时代的精髓。他是作为一个神父的儿子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他正是以这样的身分遇上了革命。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审查、限制、流放、迫害。要知道,这个家庭包袱是甩不掉的,自己的老子是换不了的。不对!乌斯宾斯基发现了办法:他宰了他的老子并且向当局宣布他这样干是出于阶级仇恨!这是一种健康的感情,几乎根本不能算谋杀!他得到了轻判。进营以后马上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露了头角,不久就获得释放。现在他已经是自由人身分的索洛维茨文教科科长了。这次执行处决是他主动要求的还是别人要他证实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不清楚。那天黎明时,有人看见他在洗脸地前抬着腿,洗刷染满鲜血的皮靴筒。     不过新时代也不过如此。一九三0年夏天几十名“教派分子”被押到索洛维茨。这些人拒绝来自反基督者的一切:不肯领取任何证件和护照,不肯在任何文书上签字,手里不肯拿钱。他们之中为首的是一位八十岁的白胡子老头,盲人,拄着一根长拐杖。每一个明白人都能看清这些教派分子无论如何也进不了社会主义,因为进了这个社会就得大大地和各种证件打交道,所以最好还是让他们死掉。于是就把他们送上小野兔岛。这是索洛维茨群岛中最小的一个岛,沙土地,没有树木,荒无人烟,只有一间先前的打鱼僧人居住的过夏小屋。当局表示可以发给他们两个月的口粮,但有一个条件:每一个教派分子必须在表册上签收。他们自然拒绝。这时候不安分的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出来干预。别看她当时还那么年轻,也别看当时苏维埃政权的年龄也还不大,她这已经是第四次坐牢了。她在会计室、派工员和正推行人道主义管理制度的劳动营长之间奔走交涉。起先请求怜悯这些教派分子,后来请求把她和教派分子一起送到野兔岛上去,指派她作记帐员,她可以负责按日发给他们食物并经营全部帐目。这似乎和劳动营制度毫无抵触,但仍遭到拒绝。安娜大声喊道:“可是你们供给疯子口粮并不要他们签字啊!”扎林只是笑,而派工员回答说:“这也许是莫斯科的指示……我们不了解……”(这当然是莫斯科的指示!别人谁敢负这个责任?)结果什么吃的也没有带,就被送到岛上去了。过了两个月(正好是两个月,因为这时候该上岛去劝他们签收下两个月的口粮了),人们乘船登上野兔岛,只发现了他们的被啄碎了的尸体。全体都在,一个也没有逃跑。      索洛维茨劳动营的面貌,自二十年代末起,逐渐变化。从一个为必遭灭亡的反革命分子准备的无声陷阱越来越变为对当时说来是新式的,对我们现在说来是旧式的普通人的劳改营的模样。国内“劳动人民中特别危险分子”的人数急剧地增长。普通刑事犯和无赖们大量地送到岛上来。老资格的惯窃和初出茅庐的扒手们登上了索洛维茨的土地。这里的营地里灌进了大股的女扒手和妓女的水流。(她们在克姆中转站相遇的时候,前者向后者喊着说:“我们偷东西,可是不卖身!”后者也给她们以响亮的回答:“我们卖的是自己的,不是偷来的!”)原因是,当时全国宣布了(当然不见报)开展消灭卖淫现象的斗争。各大城市大抓妓女,按统一规格一律判三年,其中许多人被轰到索洛维茨群岛上来了。从理论上说是明明白白的,正当的劳动很快就能把她们改造过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们总抱着自己低贱的社会职业不放,在押解途中就死气白赖地要求给押解队营房擦地板,趁机勾引红军战士,破坏押解勤务条令。她们也同样轻而易举地和看守员交上朋友,当然不是免费的。在女人奇缺的索洛维茨,她们被安顿得更好。分配给她们最好的宿舍,每天有人给她们送来穿戴和礼物,“尼姑们”和其他女反革命给她们的汗衫绣花,借以从她们手里挣一点钱。刑满之后,她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阔气地拎着装满绸缎的箱子;出发到苏联各地去开始她们的正当生活。   男贼们在这里干起了赌牌的营生,而女扒手们则认为在索洛维茨最有利的事莫过于生孩子;当地没有托儿所,有了孩子就可以在本来就短暂的服刑期间免除劳动。(在她们之前的女反革命分子从来没有走过这条道。)   在欢乐的喧哗声后面,进行着解送犯人的无声的工作:“五十八条”们正脱离原生的索洛维茨肿瘤,被送到辽远而凶险的地带,去开辟新的劳改营。   听说一艘(又一艘?)运犯人的超载驳船沉没了(又是偶然的?)。   可是某些犯人从安泽尔被单个地、秘密地带出去。警卫人员都奇怪:这是什么神秘的犯人?   读者,请您打开俄国极北地区的地图。从索洛维茨群岛去西伯利亚的海路要经过新地岛。以破冰船打头的船队每年一次(六月一七月)开往西伯利亚,运去犯人和各劳改营一年的口粮。很多年在新地岛上也有劳改营,那是最可怕的——因为落到这里来的人是“没有通信权”的。从来没有一个犯人从这里回去过。这些苦命人在那里开采和建设了什么,怎么活的,怎么死的——这些今天我们都还不知道。   但总有一天我们能等到证言! 第三章 群岛病灶的扩散   群岛上存在着一个顽固的传说,什么“劳改营是弗连克尔发明的。”   我觉得前面几章已经足够有力地驳斥了这种不爱国的甚至侮辱政府的臆造。尽管我们掌握的资料有限,但我想,我们还是成功地表明了为镇压和劳动而设立的营地的诞生日期是早在一九一八年。他们用不着什么弗连克尔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犯人不应该在道德的思索中浪费时间(“苏维埃劳动政策的目的全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人的改过自新”),而应该劳动,同时必须给他们规定非常严峻的、几乎是力所不能及的劳动定额。早在弗连克尔之前他们就已经常常把“通过劳动进行改造”挂在嘴上了(早在艾赫曼斯的时期,这句话的实际意思已经是“通过劳动进行消灭”)。      作者们向我们重复着那些年代流行的荒诞的传闻,当作不容置疑的历史真实:在工厂食堂里有人用砒霜毒死了女工;如果国营农场的牛奶变酸,那不是因为工作马虎,而是阶级敌人为了使我国人民饿得闹浮肿(原文就是这样写的)而采取的策略。他们使用笼统的和不指名的笔法,又端出那个作为集合名词的凶恶的富农,他进工厂劳动,把一根螺栓偷偷地丢进机床里面。这没有什么,人家是人类心灵的知情人嘛,想象这种事情在他们显然是比较容易的:某人依靠某种奇迹逃避了往冻土地带的流放,躲进城里。当他快要饿死的时候,依靠另一种更大的奇迹竟在工厂里找到了工作。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不去挣钱养家湖口,而是把一根螺栓偷偷地丢进机床!   在另一方面,对运河工程的领导者,对雇主,作者们却不能也不愿抑制自己的赞扬。尽管已经是三十年代,他们仍然顽固地把这些人称作“契卡”,害得我们也不得不使用这个名词。他们不仅赞美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意志,他们的组织,而且还在最高的人性的意义上赞赏他们本人,认为他们是一些令人惊异的人物。有关雅科夫·拉波波尔特的一段插曲就有代表性。此人原是德尔普特大学学生,未能毕业就疏散到了沃龙涅日,在他的新故乡当上了省契卡副主席,后来是白波运河工程局副局长。作者们描写,一次他巡视工地,对工人推车的情况不满意,便向工程师提出了一个毁灭性的问题:四十五度的余弦等于几,你记得吗?工程师被拉波波尔特的博学压倒了,羞愧难言,马上改正了自己破坏性的指挥,推车的工作马上提到了高度的技术水平。用诸如此类的笑话,作者们不仅给自己的叙述添加了艺术的作料,而且也把我们提上了科学的高峰!    主编本人也讲了话。高尔基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德米特罗夫市举行的白波运河建设者(这时他们已经转移到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工程上来了)最后一次代表会上致词说:“从一九二八年起,我就注视着国家政治保卫局重新教育人的工作。”(这说明还在索洛维茨以前,在那个男孩子被枪毙以前,刚从国外回到苏联,他就注视着了。)接下去,他已经是强忍着泪水,向在场的契卡人员们欷嘘地说:“你们这些神通广大的小鬼们,你们自己也不知道你们做了些什么事情……”作者们在这里注明:契卡人员们这时只是露出了微笑。(他们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高尔基在这本书里也特别指出了契卡人员的高度的谦逊精神。(他们不喜欢公开,这的确是一个感人的特点。)      为什么偏偏选中了白波运河作为群岛的头一件大工程?是经过仔细斟酌的经济上或军事上的必要性迫使斯大林这样做吗?我们看到完工后的情况,就可以有把握地回答:不是。是想和曾沿这条路线地面拖运自己舰队的彼得一世成和首次提出修这条运河的沙皇保罗争一高下的崇高精神使他突然浑身发热了吗?可是英明的领袖未必知道这些事。斯大林需要的是在随便什么地方搞一项由犯人施工的大工程,它将能吞掉许多劳力和许多生命(由。消灭富农运动的结果而多余出来的),它具有毒气杀人室的可靠性,但比它便宜,同时又可以留下一座属于他的朝代的金字塔式的宏伟的纪念碑。在他最喜欢的奴隶制的东方——斯大林一生中差不多样样都是从那里学来的——人们有修建“大运河”的爱好。我几乎看见了,我们的君主满怀深情地查看着集中了大部分劳改营的欧俄北方的地图,一面用烟斗柄在这地区的中心地带划出了   一道从一个海洋通向另一个海洋的线条。   这个工程项目,必须宣布为紧急的。因为在那些年代在我国凡是不紧急的事情一件也做不成。如果它是不紧急的,那么谁也不会相信它的生命攸关的重要性—一连手推车翻了被压在下面慢慢死去的犯人也必须相信这个重要性。如果它是“不紧急的”,那也就没法让犯人死掉,没法为新社会清除地基。   当然,主要的依靠,还是放在社会亲近分子身上换句话说,就是放在小偷身上。(这两个概念在运河上已经合二而一了。)深受感动的高尔基站在讲坛上向这些人大声疾呼:“要知道,任何一个资本家偷的东西,比你们全体加到一起都多!”贼骨头们受宠若惊,欢呼雀跃。“大颗的泪珠滚出了以前的扒手们的眼眶”。当局指望着把“犯法分子的浪漫主义”利用到建设上来。小偷们怎能不感到万分荣幸?一个小偷从大会主席台上对到会人说:“我们连着两天没有领到一点吃的,但是这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可怕(因为他们永远能抢别人的)。对于我们最可贵的,是人们用对人的态度和我们说话(工程师们可不能夸这个口)。我们河道_L的岩石,硬得连钢针都打折了。这没什么,能克服。”(用什么克服?是谁在克服?)   一九三三年初下达了雅戈达的新命令:各管理处一律改称战区指挥部!百分户五十的机关人员投入施工劳动(铁锹够用吗?……)!实行三班制(夜间可差不多跟北极一样)!吃饭直接在工地上(吃的是冷饭)!发现弄虚作假——送法庭审判!   一月间开始了分水岭大会战!各大队带着伙房和家什全集中到了一个工段!帐篷不够,睡在雪地里——没有什么,我们能克服!运河是遵照……的倡议……修建的……   从莫斯科来了个一号命令:“宣布直到竣工为止的全面突击”每天下班以后,把女打字员、女办事员、洗衣女工一律轰到工地上去劳动。   二月,整个白海运河劳改营范围内禁止接见亲属。不知道是因为斑疹伤寒的威胁,还是为了对犯人施加压力。   四月,四十八小时的连续突击——乌啦!了不起啊!!——三万人不睡觉!   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前夕,人民委员雅戈达向敬爱的导师报告:运河按期完工了。   一九三三年七月,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基洛夫乘船巡视运河,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有一张照片,他们坐在甲板上的藤椅里,“吸着烟,谈笑风生”。(基洛夫的命运当时已经注定了,不过他还不知道。)   索洛维茨的老犯人员维特科夫斯基在白波运河工地上当施工员。他曾靠弄虚作假也就是用谎报完成数字的办法救了好多人的命,下面是他描绘(维持科夫斯基《半生》)的一幅黄昏时的景象:   “每天收工后,工地上留下许多尸体。薄雪盖在他们脸上。有的蜷缩在翻倒的手车下面,手插在袖筒里,就这样冻僵了。有的是把头俯在膝盖之间冻坏的。那边有两个人是背靠着背冻在一起的。这都是一些农家子弟,是最理想的干活的好手。他们几万人一批地被遣送来运河工地,当局还千方百计地把他们一家拆散,不让他们和自己的爹同进一个劳改点。一上来就要他们在布满砾石和大圆石的地段上完成连夏天也完成不了的定额。没有人能指点他们,警告他们;他们还是按照在农村干活的样子使出全身的力气,很快就把身体累垮了。结果你看,两人搂在一起冻死了。夜间派雪橇来收尸,车夫把尸体扔上雪撬时,发出木头似的梆梆的声音。   “夏天,没有及时收敛的尸体只剩下骨头,它们和石碴一道进入混凝土搅拌机。它们就这样化为别洛莫尔斯克市附近的最后一道闸门的混凝土,永远保存在那里了。”   “它太浅了,”警卫队长抱怨说,“连潜艇都不能靠自身的动力通过;得装在驳船上才能拉过去。”   那么巡洋舰怎么办?……噢,深居简出的暴君!精神错乱的夜猫子!这一切你是在哪一场恶梦里想出来的?!   该死的,你忙什么?是烧着了还是刺着了?为什么非规定二十个月不可?要知道,这一百万人中的四分之一本来是可以活下去的。好吧,就算世界语学者是卡在你喉咙里的刺,可是那些农村娃娃们本来还可以为你干多少活啊!你本来还可以叫他们去打多少次冲锋啊——一为祖国,为斯大林!   “代价可不小哇。”我对那个警卫说。   “可是建成的速度很快!”他满怀自信地说。   应当建在你的骨头上!   我记起关于白海运河的书里那张自豪的照片:拿来当电线杆用的俄国中世纪的十字架。   应当建在你们的骨头上……   那一天我在运河边上度过了八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内,一艘自动推进的驳船从波维涅茨驶向索罗卡,另有一艘同样类型的船从索罗卡驶向波维涅茨。它们的编号不同,我只是根据编号才能把它们区别开,确信这一艘不是刚才那一艘返回来的。因为它们戴的货完全相同:同样是放糟了的除了当劈柴没有别的用处的松木。   二者相抵,结果等于零。   而脑子里老想着那个一百万人的四分之一。   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之后,接着就是伏尔加莫斯科运河。全体劳力立即开赴该地;劳改营营长菲林,工程局局长科甘也一同前往。(他们为白波运河得到的列宁勋章是到那里以后才领到的。)   但这一条运河至少还是有用的。它光荣地继承和发展了白波运河的全部传统。我们在这里甚至能更好地理解,病灶急剧扩散时期的群岛和停滞稳定的索洛维茨时期的群岛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了。现在回想索洛维茨的无声的残酷,反而感到不胜惋惜。因为现在对犯人的要求不仅仅是干活,不仅仅是用越抡越没劲的丁字镐去敲碎那难啃的岩石。不,他们在夺走你的生命的时候,还要先钻进你的胸膛去搜查你的灵魂。   在运河上最难受的,莫过于要你事事表态。哪怕你只剩下一口气了,还得装出积极参加社会生活的样子。你还要用饿得不听使唤的舌头在会上发言:要求超额完成计划!要求揭发暗害分子!要求严惩敌对宣传,严惩富农分子的流言蜚语(劳改营里的一切流言蜚语都是富农分子散布的)。你还得随时留神,切莫招惹什么嫌疑,给自己带来新的刑期。   夺取中心指挥部、区指挥部、排指挥部流动红旗的竞赛!劳改点之间、工地之间、班组之间的竞赛!“与流动红旗一起奖给一支吹奏乐队!它一连好几天在工作时间和美味的进餐时间为优胜者演奏!在照片上看不到美味的进餐,但是看到有一盏探照灯。这是为夜间劳动准备的,伏尔加运河的建设日夜开工。每一个犯人作业班里都有一个管竞赛的“三人小组”。统计和决议!决议和统计!围堰突击战第一个五日总结,第二个五日总结!全营报纸《再锻造》。它的口号是:“让我们把自己的过去淹没在运河的河底!”它的号召是:“无假日地工作!”一致欢呼,一致同意!先进的突击手表示:“当然!哪能有什么假日?伏尔加河可没有……假日,眼看就要到汛期了。”可是密西西比河上怎么就有节假日呢?……抓住他!说这话的是富农代理人!竞赛保证书里有一条:“保证本集体每一成员的健康。”哦,多有人情味!不,这是为了——“以便减少缺勤。”“不要生病,不要病假!”红榜。黑榜。指标牌:交工尚余天数;昨日完成数,今日完成数。光荣簿。每一间工棚墙上贴着奖状、《改造之窗》、进度表、图表。(多少二流子整天张罗和炮制这些东西!)每一个犯人都应当了解生产计划!每一个犯人都应当了解全国的政治生活!因此每天早晨站队时(当然是利用上工以前的时间)都要开一次“五分钟生产会”,下工回营后(当两腿都站不直的时候)举行一次“五分钟政治会”。午饭时间不许钻到旮旯里去,不许睡觉——要参加政治学习!如果狱外正在学习斯大林同志的“六大条件”,那么每一个劳改犯就必须把它背下来!如果外面在学习人民委员会关于解雇旷工者的决议,在里头就要进行一番讲解工作:每一个今天拒绝出工的或者是装病的人,在他获释出去以后,必将遭到苏联广大群众的蔑视。这里的规矩是;要想获得突击手的称号,光是生产成绩好还不够!此外还必须:(甲)读报;(乙)热爱自己的运河;(丙)会说出它的意义。     噢,它们能把你搞得这么难受,以至当你回想起库里尔科骑兵大尉,回想起简便近捷的处决之路,回想起索洛维茨的坦率的无法无天,不由得要洒下留恋的眼泪。   天哪!你要我们把这一段历史淹没在哪一条运河的河底呢? 第四章 群岛在硬结   根据伊万·谢苗诺维奇·卡尔普尼奇-布拉文(前第四十师师长和第十二军军长,不久前去世,留下一些未完成的和零散的札记)的回忆,在科雷马规定了严酷到极点的伙食、劳动和惩罚等方面的制度。犯人们饿到这个程度,以至于在扎罗斯施泉,他们把一匹七月天放了一个多星期、发着臭气、爬满了苍蝇和蛆虫的死马都吃掉了。在乌金内金矿,犯人们吃掉了半桶给手推车上油用的滑润剂。在梅尔加,人们象野鹿一样啃地衣充饥。大雪封了山口以后,远地的金矿上每天只发给一百克面包,而且从来不补发欠下的口粮。大量的走不动路的垂死者由另一些浮肿得还不像那么利害的垂死者用雪橇拖着去上工。落后就要挨棍子,被狗咬。      就拿“死亡马车”来说,好像在索洛维茨就未曾有过吧?根据卡尔普尼奇的回忆,这是在马里斯内泉(在斯列德涅康大路六十六公里处)发生的事。长官对于完不成定额的现象容忍了整整十天。在第十天头上才把他们关进隔离堂吃惩戒口粮,然后又带他们去上工。但是有什么人在这种情况下仍完不成定额,那就要请他坐坐“马车”了。这是一个装在拖拉机拖斗雪橇上的5X3X1.8米的木笼,是用扒银子联接起来的粗糙的木头方子做成的。有一个小门洞,没有窗户,里面空荡荡,连扳铺也没有。到了傍晚,把那些已经陷入麻木状态、对一切都无所谓了的受处分的人从惩戒隔离室里带出来,塞进“马车”,挂上一把大锁,用拖拉机拖到离劳改营三四公里的地方,拉进一道峡谷。有些人在里面叫喊,但是拖拉机搞了钩,把它甩在那里一天一夜。一昼夜之后开锁,把尸体扔出来。暴风雪自然会把它们掩埋的。夏天在临时派遣点上,隔离室有时是在冻土里挖的一个坑(雅库特人在这样的坑里放心地贮存鲜鱼鲜肉)。上面用原木盖顶,如果挖得不深,人在里头挺不直身子,只能弯腰站着,浑身发麻。(自然是不可能坐下的。)    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在群岛上的所有地方(一经拆阅了战争动员令)都停止了“五十八条”的释放。甚至有把已获释的人从半道上截回来的。六月二十三日在乌赫塔有一批获释者已经走出了隔离区,正在等火车,忽然一支押解队把他们赶了回去,并且还骂骂咧咧地说:“就是因为你们,这仗才打起来的!”卡尔普尼奇六月二十三号早晨接到释放通知书,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走出门房,就被他们把通知书骗回去了;“拿出来看看!”他拿了出来——结果在劳改营里又留了五年。这算是——“留待接获特别指令后办理”。(战争已经结束了,可是在许多劳改营里连去登记科询问何时释放都不许。原因是战后有一段时期群岛上人手不够,甚至莫斯科已经批准了释放,而许多地方管理局却发布自己的“特别指令”,阻止劳动力外流。E·M·奥尔洛娃就是这样被阻留在卡尔拉格,母亲临死前也没能赶去见一面。)   这就是战时的劳改营:更多的劳动和更少的食物和更少的燃料和更坏的衣服和更残暴的法律和更严酷的惩罚……但这还不是全部。犯人们本来就被剥夺了外部的抗议权,而战争连内心的也剥夺了。任何一个躲在后方的带肩章的无赖都指手划脚地教训他们:“你们知道前线是怎样在死人吗?……你们知道外头的人是怎么在干活吗?列宁格勒人领的是多少口粮?……”犯人们内心也没有什么话可反驳。的确,在前线,人们躺在雪地里死去。的确,在外头,人们被榨出了最后一把力,并且还挨着俄。(自由人的劳动火线跟任何劳改营都不相上下。从农村里动员一些没出嫁的姑娘到所谓“劳动火线”上去,让她们干伐木的活,一天七百克面包,拿洗碗水当汤喝。)的确,列宁格勒围困期间发的口粮比劳改营的禁闭室口粮还少。在战争期间,群岛这一块癌肿瘤变成了(或者冒充为)似乎是俄国身体里的一个重要的有用的器官,它好像也在为战争服务呢!胜利也要依靠它!这一切给铁丝网上的铁丝,给指手划脚的首长公民洒上了一片虚假的和开脱的光辉。而当你做为它的一个腐烂的细胞死去的时候,你甚至失去了临死前咒骂它一句的快乐。   在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里,“为唆使越狱”、“为怠工”的死刑及二十年徒刑的判决书多得整麻袋地往外倒。还有多少人,连审判也不需要,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星辰的起落:西戈尔斯基“惹恼了斯大林——于是一夜之间在艾尔根捉了三十名波兰妇女,运到别处去枪毙了。     有许多犯人——这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这是真事——从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起就提出上前线的申请。他们尝过了最恶臭的劳改营的猪狗食,而现在却请求派遣他们上前线去保卫这个劳改营的制度,并且为了它情愿到惩戒连里去送死!(“如果我能活下来,我将回来服完我的刑期……”)今天正统分子们向我们保证说,当时申请上前线的是他们。也有他们(以及没有枪毙完的托洛茨基分子),但是并不太多:他们大部分被安插在劳改营的某些安静的场所(靠了劳改营的共产党员首长们的照顾),在那种地方他们可以思索、议论、回忆和等待。要知道,在惩戒连里是活不了三天以上的。这样的申请并不是基于思想意识,而是发自心灵。俄罗斯人的性格就是这样:宁愿死在干净的田野里,不愿死在霉烂的小屋里!松快一下;短时间内成为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不低人一等的人。摆脱这里的永恒的走投无路的感觉、新刑期的纠缠、无声无息的灭亡。有的人想的还要简单,但是绝非可耻:死还是后头的事,可是眼下就给你发军装,让你吃饱喝足,上火车,可以从车厢里往窗外看,可以在车站上和姑娘们逗笑。而且这里面还包含着一种好心的宽恕:你们对我们这么坏,可是瞧瞧我们是怎样对待你们的!     纳夫塔利·弗连克尔这颗血红色的星宿这时又在“群岛”的天际划出了一个神秘的圆圈。   专整自己人的一九三七年也没有饶过他:当时他已经是贝阿拉格的长官、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将军,再一次被关进了他已经领略过滋味的卢宾卡,作为对他的功劳的酬答。但是弗连克尔的渴望效忠之心并未厌倦,英明导师求访效忠者的心也没有厌倦。可耻的和接连失利的对芬战争开始了,斯大林发现了自己没有准备好,投到辽远的卡累利阿雪原上的军队没有供应线。于是他想起了很有办法的弗连克尔。亲自召见:要求他马上,在凛冽的严冬,不做任何准备,在一无计划二无仓库三无汽车路的条件下,在卡累利阿建成三条铁路——一条与前线平行,两条是后方运输线,并且必须在三个月之内建成,因为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跟芬兰这么一只小哈巴狗磨烦这么长时间是很丢人的。这纯粹是童话中的情节:坏国王命令坏魔术师去做一件完全做不到和不可想象的事。社会主义的领袖问道:“能做到吗?”兴高采烈的商人和外币投机者答道:“能!”   但是这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1)使他完全脱离古拉格,建立一个新的犯人帝国,新的自治群岛古尔热代斯——铁道建设劳改营管理总局,任命他——弗连克尔为这个新群岛的主人;   2)他所选中的一切国内资源都应归他使用(这已经非白波运河可比了!);   3)在大会战阶段,古尔热代斯还要退出有着麻烦的核算制的社会主义体系。弗连克尔的任何开支都不需要报帐。他不架设帐篷,也不建立劳改点。他那里没有任何口粮规定,不分“桌”,不分“灶”。(按不同待遇等级分“桌”和“灶”的一套办法是他首创的!天才的法则只有天才才能取消!)他把最好的食物、皮袄、毡靴成堆成难地卸在雪地里,每一个犯人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只有马合烟和酒精掌握在他的助手们手里,只有这些东西才需要靠劳动表现去挣来。    弗连克尔的杰出才能不仅表现在经商和组织工作方面。好几排数字他只需过一次目,就能用心算加出来。他喜欢夸口说,他能记住四万名犯人的面孔和他们每个人的姓、名、父名、条款和刑期(在他的劳改营里有这个规矩,当高级首长走过来的时候,犯人要报告这些事项)。他从来不要总工程师。他看到呈阅的铁路车站设计图,就急于在里面发现错误,一旦发现,他就会把这张图纸揉成一团,朝部下的脸上摔过去,并且对他说:“你应当明白,你是一头驴,不是设计师!”他的话声带着难听的鼻音,语调一般是平静的。弗连克尔身材矮小,带着铁道将军的羊羔皮高筒帽,蓝项,红里子。在各个年代一直穿着军服式的弗列奇上装。这种装束表明他是国家领导干部同时又表明他不是知识分子。他像托洛茨基一样,永远住在列车里,经常巡视分散在各地的建设战场。从群岛上著的简陋环境里被召到他的车厢里来开会的人们见到维也纳式的椅子,软垫的家具,都深感惊讶,因而在他们的首长的申斥和命令面前更加不胜惶恐了。他本人可从来没有走进过任何一间工棚,没有闻过那里的恶臭,他过问和要求的只是工作。他特别喜欢半夜打电话给工地,借以维持关于他从来不睡觉的传说。(不过,在斯大林时代许多大官们也习惯于这么干。)   他此后再也没有被关过。他成了卡冈诺维奇的负责铁路基建工程的副手。五十年代以中将的军衔,在高寿、尊荣和安闲中死于莫斯科。   我的感觉是——他痛恨这个国家。   第五章 群岛的根基    理论上的根据,如果不是早在上一世纪就开了头的话,恐怕未必能这样有把握地在这些忙乱的年代里形成。恩格斯补充研究出来,人类的出现不是随着道德意识的产生,也不是随着思维的形成,而是随着偶然的和无意义的劳动:猴子拿起了一块石头——一切便由此开始了。而马克思,当他涉及到较近时期(《哥达纲领批判》)的时候,也以同样的自信宣称,使罪犯(诚然,他指的是刑事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学生们会把政治犯当做罪犯)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仍然不是独自的思考,不是道德上的自我反省,不是悔过,不是忧愁(这些全属于上层建筑!),而是生产劳动。他本人生来没有拿起过一把丁字镐,到死没有推过一辆独轮车,没有采过煤,没有伐过木,我们不知道他劈劈柴怎么样,——但是竟然把这些写到了纸上,而纸张竟然没有表示反抗。   ——一九一九年的《指导原则》:既然刑罚并非报复,那就不应带有任何虐待的性质;   ——一九二0年:禁止使用“你”字称呼犯人。(可是,请原谅我的用词,可是……X你嘴巴”这话按规定能说吗?);   ——一九二四年劳改法典第四十九条:“监管制度必须排除任何虐待的现象,绝对禁止:手铐、禁闭室(!)、严格单身监禁、剥夺食物、隔着铁栅会见亲属。”   好,够了。其它指示用不着写了:这些对于外交家已经够用,而对古拉格本来就没有用。   一九二六年的刑法典里就曾有过一个第九条,我偶然地知道了并且把它背熟了:   “各项社会保卫措施不应具有造成肉体痛苦或侮辱人格的目的,并且不负有报复和惩罚的任务。”     说的多么清楚!我平时喜欢在合法的范围内在首长们身上拧一把,时常向他们劈里啪啦地念一遍这个条文,而我们的这些保护者却只能又惊异又生气地瞪大眼睛。有的是干了二十来年的老家伙,准备拿退休金了,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第九条,·其实他们连法典也没有在手里拿过。   哦,“从头到尾是一个明智的、有远见的、有人情味的管理机构”!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莱波维兹访问了古拉格以后在《生活》杂志上是这样写的:“犯人在服刑期间保持着个人尊严的感觉。”——这就是他的理解和见闻。   哦,有着这样一位洞察一切的蠢驴充当法官的纽约州是多么幸福啊!   你们这些吃得饱饱的、信然自得的、目光短浅的、不负责任的带着笔记本和圆珠笔的洋大人啊!从那些早先在克姆城当着劳改营长官的面向犯人提问题的记者们开始,直到如今,你们想炫耀自己对于屁也不懂的事情的理解的虚荣心,给我们造成了多少损害!   人的尊严!谁的?是那个不经法庭就被判罪的人吗?是那个在火车站上被逼迫着屁股坐在烂泥里的人吗?是那个在看守员公民的皮鞭的呼啸声中用手指头抠起尿湿了的泥土并把它捧走以免关禁闭的人吗?是那些作为很大的荣幸取得了给劳改点点长公民洗衣服、喂猪资格的有教养的妇女们吗?只要点长打一个醉醺醺的手势,她们就得做好任人摆布的姿势,以免第二天被派到一般劳动中去送死。这是她们的尊严吗?……火,火!树枝劈啪作响,深秋的夜风扇动着篝火的火焰。营区一片昏暗,火堆旁边只有我一个,我还可以去拿一些木匠的碎木头来添火。这个营区是受优待的,优待得我好像和在外面差不多。这是一个“天堂岛”,是最受优待时期的马尔芬诺“沙拉什卡”。没有人监视我,没有人叫我回监室去,没有人把我从篝火旁赶开。我用棉背心把自己裹得紧紧的,在强劲的秋风下面终究是相当冷的。    可是她——已经在大风里不知道站了几个钟头,两手垂直,低着头,一会儿啜泣,一会儿无声地僵立着。有时又苦苦哀求:   “首长公民!……求您愿谅!……求您原谅,我再也不敢了……”   大风把她的呻吟送到我的耳边来,好像她就在我的耳朵边上呻吟一样。首长公民正在门卫室里生炉子,不理不睬。   这是和我们毗邻的劳改营的门卫室,那个营里的劳改犯每天到我们这边来敷设水管,修理一座破旧的神学院校舍。两个营之间隔着好几道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在离那个门卫室只有几步远的地方,在明亮的路灯下面,垂头站着一个受罚的姑娘,冰凉的风扯动着她灰色的劳动裙子,吹在她裸露的腿上和只扎着一条薄头巾的头上。白天她们在我们这里挖地沟的时候,天气还很暖和。当时有一个姑娘滑下一条深谷,爬到符拉迪金诺公路那边去,逃跑了——警卫队笨手笨脚,而公路上跑着莫斯科的市内公共汽车。当发现了这件事,已经逮不到她了。发出了警报,来了一个凶恶的黑脸少校,吼叫着宣布,如果找不到女逃犯,要罚全劳改营一个月不许会见亲属和接受食物包裹。女作业班长们也气势汹汹,也都在吼叫。特别是其中的一个,恶狠狠地转着眼珠子说;“把这该死的丫头捉住才好!让他们用剪子——咔嚓!咔嚓!——在队前给她剃光头!”(这不是她的发明,在古拉格就是这样惩罚女犯的。)可是这个姑娘却叹了口气说:“能让她替我们在外头逛逛也好!”看守员听见了——于是她就受到处罚:全体都带回营里,就留她一个人在门卫室前面“立正”。这是下午六点的事,这会儿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她想跺跺脚暖和一下,门卫值班员伸出头来喊了一声:“立正站好,妈的X……,小心挨揍!”现在她不动弹了,只是哭:   “原谅我吧,首长公民!——放我进营吧,我不敢了!……”   但是即使在营里也不会有人对她说:圣徒!进屋来吧!   这么长时间不放她,是因为明天是星期日,用不着她去上工。   她是一个淡黄色头发的、傻乎乎的没有什么文化的小丫头。为了一团什么轴线被关进来的。小妹妹,你说出了一种多么危险的思想啊!他们想让你一辈子记住这个教训。   火,火!……当我们打仗的时候,曾凝望着篝火,想象着一种什么样的胜利会来到……风从篝火里卷出没有烧尽的带火星的种子荚。   我向火和你,姑娘,许下诺言:全世界将读到这一切。   劳役地租制农奴有的有自己的马,自己的木犁、斧、镰、纺锤、树皮编的筐篮、盘碗、衣裳。连家内农奴,据赫尔岑所写的,也总有几件多余的衣服,他们可以当作遗产留给亲近的人,这些东西从来是不会被地主没收的。而犯人却必须在春天交回冬装,在秋天交回夏装。在清点时把他的背囊抖得干干净净,每一件多余的衣服都没收归公。一把小刀子,一只饭钵子都不许他占有,而活物里头只准许有虱子。农奴总能抽空下个鱼篓子,捞几条小鱼。犯人只能用勺子从菜场里捞鱼。农奴要么有一头叫“布辽奴施卡”的小母牛,要么有一只母羊,几只母鸡。犯人的嘴唇从来也沾不上一滴牛奶,而鸡蛋几十年也见不到一只,见到了恐怕都不认识是什么东西。    而且总的说,使农奴的整个境遇比较好过些的一个因素是地主不得不顾惜他们:他们是值钱的,是能用劳动给他带来财富的。劳改营的长官不会对犯人有半点顾惜;他们不是他花钱买的,不能把他们留给子女们当遗产,这批死了,还会送进另一批来。    做到这一点总共只用了三个办法:1.分级灶;2作业班;3.两个管理班子。(但第三个管理班子是决不需要的。比如在沃尔库塔从来只有一个班子,事情照样进行得不错。)   群岛就是坐落在这三条鲸鱼背上的。   如果说它们是“传动带”,群岛就是被它们带着旋转的。   “分级灶”前面已经说过。这是面包和粮食的再分配办法,目的是要我国犯人拼老命、累断腰才能争取到他应得的平均口粮,而这个平均口粮只相当于寄生性社会里发给不做事的囚犯的数量。我国的囚犯要想达到自己法定的口粮标准,只能通过领一百克一块的奖励面包,并且必须被认为是一名突击手才行。如果完成任务超过百分之百,还可以得到多领几勺(从他嘴里克扣下来的)稀粥的权利。这真是关于人类天性的多么无情的学问哪!这些小块的面包,这些粗粮做的小馅饼和为挣得它们而耗费的体力是不能比的。但是人类因其永恒的灾难性的特点,不善于把事物和它的代价加以权衡。正如一杯廉价的优特加酒能叫一个为别人打仗的士兵前去冲锋和卖命一样,一个犯人也会为了这点微薄的施舍而从原木上滑下来浸泡在北方河流汛期的洪水里,或者在脱土坯时光着脚在冰水里和泥。他的这两只脚将来已经用不着在“自由的”土地上走路了。   然而这种撒旦发明的“分级灶”也并非全能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肯上钩。就象农奴们从前曾经悟出过“宁愿吃不饱,不想累断腰”这个道理一样,犯人们也明白了:在劳改营里并非低等口粮而是高等口粮才是一把杀人的刀。懒虫!笨蛋!麻木不仁的半动物!他们不想要补加粮!他们不想要这一小块用土豆、箭栝豌豆和水做成的有营养的面包!他们连提前释放也不想要了!他们连光荣榜也不想上了!他们不想站到整个工程和全国利益的高度,不想完成五年计划,尽管五年计划是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的!他们躲到矿井的隐秘角落,躲到建筑工地的各层楼板上去偷懒。他们高兴在黑洞里避雨,只要能不干活。   像雅罗斯拉夫尔城郊的砾石场这样一类大规模的劳动场面并不是经常能安排的:看守人员用肉眼全能望到的成百名犯人集中在一块不大的面积上,谁只要一停止动作,马上就会被发现。这是理想的条件:只要山头上那杆旗子不倒下,没有发出休息的信号,谁也不敢放慢速度,直直腰,擦擦汗。可是在其它的场合该怎么办呢?   想过了。想出了一个“作业班”。其家我们怎么能想不到呢?在我国,连民粹派也是想经过村社进入社会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者则是要通过集体。我们的报纸直到今天还是这么写的——“对于一个人,最主要的东西是劳动,而且必须是在集体中的劳动”!   在劳改营里正好是除了劳动之外一无所有,而且完全是在集体中的!这么说来,劳改营不正是人类的最高目标吗?最主要的东西不是已经得到了吗?   作业班怎样服务于其成员的心理上的充实、互相促进、互相监督和尊严感的提高——对这些我们已经有过一个说明的机会(第三章)。根据组成作业班的不同目的,还需要选定与此相适应的生产任务和班长(劳改营里的切口叫“疙瘩”)。班长必须能够在首长、看守、押解队不在场的情况下,利用棍棒和口粮驱使犯人干活,把作业班带起来。沙拉莫夫举出一些例子,在科雷马的一个淘金季节,一个作业班的全体成员死绝了好几轮,而作业班长还是原来的。在克麦罗夫劳改营里有这么一个叫别列洛莫夫的班长。他从来不动嘴,只用那根当做“制自”用的棍棒发号施令。这类人的姓氏可以占去本书的许多页,但是我没有去编录它。有意思的是,这一类的班长多半来自盗窃犯,不对,该说是来自流氓无产阶级。    然而,什么事情人们不能适应?如果看不到作业班有时候也成了土著社会的一个自然的细胞,如像狱外之有家庭一样,那会是我们的一个粗暴的忽略。我自己就见过这样的作业班,而且不止一个。诚然这不是所谓“一般劳动”的作业班,在那样的作业班里,必须有一些人死掉,否则其余的人是活不下来的。我所说的基本上是专业班;电工、车工、木工、油漆工。这些作业班人数越少(十至十二人),互相保护和互相支持的精神就表现得越明显。   为了带领这样的作业班和发挥这样的作用,需要有适当的班长,适度地残忍,熟悉古拉格的全部道德(不道德)规范,眼光锐利,在班内办事公道,有一套对付上司的练就了的方法——有的是用嘶哑的声音骂街,有的是偷偷摸摸地捣蛋;要使所有的杂役都怕你三分,不放过为自己的作业班多争一百克面包、一条棉裤、一双靴子的机会。但是也要和有势力的杂役拉好关系,可以从他们那里打听出劳改营里的新闻和动向。这一切都是他实行正确的领导所必需的。他必须十分了解各项工程以及有利的与不利的工段(并善于把相邻作业班——如果它存在的话——挤到不利的工段上去)。对于搞“图赫塔”(弄虚作假)的机会要有锐敏的眼力——能摸准在这五天里从哪方面容易搞,是在定额上还是在完成数上。当工地主任已经拿起漏水的自来水笔要在工作日报单里划“不合格”的时候,他要能够毫不动摇地维护虚报数字。要善于给定额员送“油水”。知道他的作业班里谁是眼线(如果不是过分聪明和有害,就让他继续干下去,否则就塞一个较差的去顶替)。而在作业班里,他永远知道对谁该用眼神鼓励一下,对谁该骂几句,今天给谁派的活应该轻一点。有这样的作业班长的这样的作业班,总是能严峻地相处,严峻地活下来。没有任何温情,但是也不会有人倒下来。我在这样的一些作业班长手底下干过——西涅布里亚科夫,巴维尔·波罗纽克。如果编一份这类人的名单,也会占许多页。根据听到的许多介绍,共同的一点是,这一类会办事的聪明的作业班长多半是“富农”的儿子。    如果工作日报单里仍是不断地搀进虚报,如果在日报单里写进挖掘和回填了一些在地面上从来没有张过口的地沟;修理了根本没有坏的暖气设备和机床;更换了还能用十年的完完整整的柱子,——那么做出这种事情甚至并不是由于不择手段地搞钱的劳改营管理当局的怂恿,而是犯人们(作业班长们、定额员们、工长们)自己干出来的,因为所有的国家定额都是这么回事;它们不是为地球上的现实生活规定的,而是为月球上的理想境界规定的。一个有献身精神、身体健康、吃饱了肚子、精力充沛的人都完成不了这些定额!还能要求一个受尽折磨、体衰力弱、挨饿和受压的囚犯办到吗?国家定额规定的生产率是地球上不可能有的,在这一点上有点像文学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是如果卖不出去的书事后可以干脆粉碎造纸,而掩盖工业生产中的虚报就比较复杂。但并不是不可能!    要搞弄虚作假需要有魄力有办法的作业班长,但是更需要和更重要的是由犯人中任命的生产头目。工长、定额员、计划员、经济学家当中有不少这一类人,因为在那些辽远的地方找不来这么多自由雇员。一部分犯人在这些职位上得意忘形了,变得比自由人更残酷,践踏自己的囚犯兄弟,踩着尸体走向自己的提前释放。另一些人相反,他们保持着关于自己的群岛祖国的明晰的意识,在生产管理中引进了合理的温和措施,在生产表报中引进了合理的虚报成分。他们这样做是冒风险的:危险性不在于得到新刑期,因为套在脖子上的刑期本来已经够地道,条文也够结实,而是在于丧失自己的职位,惹恼上司,递解到更坏的地方,在那里无声无息地灭亡。但是他们仍然帮助自己的弟兄们活下来,从而更显出他们的坚毅和智慧的光辉。   例如,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弗拉索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谈到卡德案件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他。在自己漫长的刑期(他连续地蹲了十九年)中,他始终保持了同样的固执和自信,他在法庭上的表现,他对加里宁及其赦免的嘲弄都是出于这种自信。所有这些年,即使当他饿得枯瘦如柴,在“一般劳动”中苦苦撑持的时候,他也未曾觉得自己是一头赎罪的羔羊,而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政治犯,甚至像他在推心置腹的谈心中所说的,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者”。他的天生的精明的管理手腕补偿了他不完全的经济专业的学历。当他凭着这方面的才干担任各种生产杂役的职务时,他不单纯地谋求延缓自己的灭亡,同时也寻找机会修补一下整个这辆大车,以便自己的伙伴们拉得省力一些。   四十年代在乌斯特维姆的一个森林派遣点上(乌斯特维姆劳改营管理体制与一般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只有一套管理班子:劳改营自己进行伐木,进行统计和对森林工业部负责),弗拉索夫一身兼任定额员和计划员两个职务。他在那儿是个“大拿”。冬天,为了给那些辛勤伐木的人们一点支持,他总是给他们的作业班多记若干立方的产量。有一个特别严酷的冬季,伙计们拼死拼活才能完成百分之六十的任务,可是却能按照完成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的标准拿到待遇。他们依靠提高的口粮谷过了一冬,保证工作一天也没有停止。然而“放倒的”(在纸面上)的木材却迟迟运不出来,一些不好听的风言风语传进了劳改营长的耳朵。三月间他派了一个由工长们组成的调查组进林子,他们发现了八千方木材的缺额!气疯了的营长把弗拉索夫叫了去。弗拉索夫听完了说就:“首长,把这些家伙每人关五天禁闭吧。他们都是应付差事。他们懒得进林子,因为那儿雪深。请你再组织一个新的调查组,我当组长。”弗拉索夫跟自己的懂事的三人小组没有出办公室就编好了一份调查报告并且“找到”了所有欠缺的木材。营长安心了一段时间,但是在五月间又抓瞎了:木材运出来的明明很少啊,上头已经在问了。他把弗拉索夫找来。平时像个好斗的公鸡似的小个子弗拉索夫这时候连抵赖也不抵赖:木材根本不存在。“那你怎么能搞假报告,妈拉个X的?!”“怎么,是不是您想亲自去坐坐牢?要知道,八千方——这对于一个自由雇员是一张‘十元券’,对于一个契卡人员是‘五年’,”营长臭骂了一顿,但是现在惩罚弗拉索夫已经迟了;一切都要靠他。“那该怎么办?”“等所有的道路化开了再说。”所有的道路都化了,冬季道路不能走了,夏季道路还不能通行。这时候弗拉索夫送来一份无懈可击的详细报告,请营长签字并且往上送到局里。报告里说,由于去冬伐木成绩特别优异,有八千方木材未来得及由雪橇路运出。而现在通过多沼泽的林地已无法拖运。接着估算了铺设木排路所需要的开支,并且证明,现在运出这八千方的代价超过了它们本身的价值。而一年以后这批在沼泽里泡了一个夏天和一个秋天的原木已不符合交货条件,订货人将把它当做劈柴接受,管理局同意了这种有见识的论据。再说,这种论据对任何其他方面派来的调查组都是拿得出去的。于是就把这八千方冲销了。   他们还在这方面使劲:为用户把板材装车皮的时候(接货人不在场,按托运单把车皮甩到各地),把虚报数也装进去。这意思是多记装货量(请注意,这样一来搬运作业班也得到了好处)。铁路方面在车皮上打铅封,这跟他们没关系。过了若干时间在阿尔马维尔或者在克里沃罗格的什么地方,有人将打开车厢,把实际收货量记在帐上。如果欠装数是适中的,那么所有这些木方的差数都会集中在一栏里,报请国家计委去说明原因。如果欠装的数量太不像话,收货人将向乌斯特维姆劳改营提出索赔要求,但是这些索赔要求将和成百万份其他公文一起旅行,不定到什么地方就归了档,再过一段时间就无影无踪了。它们毕竟敌不过人们要活命的压力。(而任何一个阿尔马维尔都不会把一车皮木料退回发货单位:给多少就要多少吧。南方可没有木料。)    所有这些只是为了要活命,而不是为了图财,更不是为了对国家进行抢劫。   国家决不应这样过分地凶恶——逼迫自己的国民去行骗。   这就是犯人们习惯说的一句话:没有“图赫他”(弄虚作假)和阿芒拿(硝氨炸药)修不成运河   这一切就是群岛的根基。   第六章 “拉来法西斯啦!”   “你们是法西斯吧?你们全都是法西斯吗?”走过来的犯人们怀着希望向我们发问。当他们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不错,是法西斯——以后,立即跑开,走散了。我们再也没有什么使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了。   (我们已经知道,“法西斯”——这是目光敏锐的盗窃犯们给“五十八条”们起的外号,颇得到长官们的支持:原来那个反革命分子的名称曾经叫得很好,可是后来不带劲了,需要一个能打中要害的恶名。)  宿舍里支的都是光板的“小车厢”。“小车厢”是群岛的一大发明。它供土著们睡觉用,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见不到的:这是搭在两个双十字形支架上的四块木板,分上下两层。只要一个睡觉的人微微动一下,其他三个人就要摇晃。    但是对于在群岛上被委派去指挥其他犯人的一个犯人来说,情况完全不同。整个带金色肩章的统治集团决不是高高地站在你的背后,它决不会支持你的命令:只要你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本领贯彻这些命令,它就会对你翻脸不认人,一腿把你踢开。而这种地方的本领是:或者是靠你的拳头,或者是利用饥饿无情地摧毁,或者如此精通“群岛”的学问;以至你发出的命令在每一个犯人眼里都像是给他的唯一生路。   北极般冰冷的淡绿色的液体应当取代你身上的温暖的血液,只有在那时你才能指挥犯人。     那里传来的每一个声音和农村的静止状态本身,使我的灵魂渐渐地获得了神圣的安宁。我确信无疑地知道,如果此时对我说:现在给你自由!但是一直到死你都必须住在这个农村里!放弃城市以及整个世界,你的天外飞来的愿望,你的信念,真理——放弃一切,永远住在这个农村里(但不是做一个集体农庄在员!),每天早晨看着太阳,听听鸡叫。同意吗?——噢,不仅仅是同意,而且,上帝啊,请赐给我这样的生活吧!我感觉到劳改营我是经受不住的。    中尉请我过五天以后到他办公室去。然而,在这五天之内我不得不告别我的军服,因为穿着它挖土很不是滋味。我把军便服和马裤掖进箱子,在劳改营的保管室里领了一套打了补丁褪了色的破烂,好象是在垃圾箱里扔了一年以后又洗出来的。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一步,尽管我还没有认识到它的意义:我的内心还不是犯人类型的,但是我的外皮已经变成犯人类型了。头剃光了,被饥饿折磨着,被敌人压榨着,我很快也会获得那种犯人式的眼神一不诚实,多疑,窥探着一切。   所有入门行窃、拦路扒衣、强奸少女、腐蚀幼童、蒙骗顾客、要流氓、使无防卫者毁容、滥伐滥捕、一夫多妻、敲诈勒索、骗取财物、收受贿赂、诽谤、诬陷(但是这一类人实际上并没有坐过牢——这是针对未来说的!)、贩卖毒品、撮合男女私通、强迫妇女卖淫、由于无知或大意造成死亡等等罪犯一概释放。(以上只是开列了属于大赦范围内的法典条文,并不是雄辩的辞藻。)   在这以后还能向人民要求什么道德吗?   减去一半刑期的有:盗用公款者、伪造证件和配给本者、投机倒把者和盗窃公物者(斯大林对于敢掏国家腰包的家伙毕竟是有点生气的)。   但是,最引起原来的前线军人和被俘人员反感的是对战时逃兵的一股脑儿的全体宽恕!所有由于胆怯而从部队里开小差,临阵脱逃,不去征兵站报到,多年藏在母亲菜园子里的地窖里,地下室里,炉子后面(永远是藏在母亲那里!逃兵们对自己的老婆一般地是信不过的!),多年没有说过一句话,变成了变腰驼背、毛发老长的野兽的人们——不管是被捉到的,还是在大赦日前来自首的,现在一律宣布为享有平等权利的没有污点的没有前科的苏联公民!(一句古老谚语的敏锐性这时得到了证实:“逃跑虽然不好看,但有益于健康!”)   而那些没有发抖的人,没有当胆小鬼的人,那些为祖国承受了打击因而付出了被俘的代价的人——倒是不能原谅的。这就是最高统帅的观点。      我在另一本书里介绍过祖博夫医生夫妇的故事:老太太在家里隐藏了一个自己走进门来的逃兵。那个人后来告了他们的密,祖博夫夫妇俩按照五十八条各得了十年。法庭认定他们的罪过与其在于隐藏逃兵,勿宁在于这种隐藏行为缺乏利己的目的逃兵不是他们的亲属,这就意味着他们有反苏意图!逃兵按斯大林大赦获得了释放,连他的三年刑期也没有服满。他早已经把生活中这一段小小的插曲置储脑后了。但是祖博夫夫妇的遭遇就不同了!他们在劳改营里服完了全部的十年(其中四年在特种营),又未经任何判决被流放了四年;只是因为流放点本身取消了,他们才获得了释放。但是,事情过了十六年,甚至过了十九年以后,对他们的原判还没有撤销。这个判决使他们一直不能回到莫斯科的老家,妨碍着他们安静地度过晚年。   离我们不远有一个大煤堆。两个犯人在里面翻什么,热心地找什么。找到一块,用牙咬试过,就放进一条口袋。后来他们坐下,每人都嚼着一块这种灰黑色的东西。   “喂,伙计,你们吃什么?”   “这叫‘海粘土’。大夫不禁止的。吃它没什么益处,也没有害处。一天的口粮里加上一公斤这东西,跟真地吃饱了一样。你们也找点吧,这煤堆里多的是……”   明天将如此,未来的每一天都将如此:六年红粘土,三勺黑菜汤。在监狱里我们好像也是一天变得比一天弱,但到了这里衰弱得更快。脑袋里已经有什么东西在嗡嗡响。一种舒服的衰弱状态渐渐来临,在这种状态下,退让容易,反抗难。   工棚里也是一片黑暗。我们穿着一身湿衣躺在光板上。好像身上贴着热敷,一件也不脱掉会暖和一些。   张开的双眼凝望着黑色的屋顶,黑色的天空。   主啊,主啊!在炮弹下,在炸弹下我曾祈求你保全我的生命。而现在我祈求你——给我降下死亡……   第七章 土著的生活   土著们的生活,无非是劳动,劳动,劳动;无非是饥饿,寒冷,耍滑,藏好。谁没本事推开别人而把自己安置到一个舒服的岗位上去,这个劳动对他说来就将是所谓的一般劳动,也就是在地上建起一个社会主义,而把我们自己赶进地下去的那种劳动。    你会恨这些森林,恨诗歌和散文中歌颂的这种大地上的美景。当你走进青松或白桦林的遮天的穹隆,便会感到嫌恶的颤栗。过后几十年,你一合眼仍会见到云杉或白杨的粗短原木,你扛着一头,另一头拖在地上,运向几百米以外的火车车皮。你陷在雪里,你摔倒,但仍死死地抱着它不放,因为你知道,一旦滑脱,再也不会有力量从雪堆里把它扛起来。     俄国的苦役劳动有好几十年是受《建筑工程规范汇编》的约束的,这是一八六九年为自由人制定的法规。分派工作时要考虑:工人的体力和熟练程度。(今天的人能相信这种事吗?!)规定的工作日是:冬季七小时(!),夏季十二个小时零五分。在严酷的阿卡图依苦役监狱(雅库博维奇,一八九),除了雅库博维奇,所有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完成劳动定额。那里的夏季工作日,包括走路在内,才八个小时,从十月起缩短为七小时,冬天只有六个小时。(这还是在争取普遍八小时工作制的任何斗争之前!)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呆过的鄂木斯克苦役监狱,任何一个读者都能很容易判明,那里干脆是在吃闲饭。劳动轻松愉快。狱方甚至让他们穿上白色亚麻布衣裤!请问还能怎么样?我们的劳改营里有这么一句话:“简直能缝个白领口啦!”意思是劳动太轻松啦,简直等于没事可做啦。可是人家连衣裳都是白的。“死屋”的苦役犯们下工以后还在监狱大院里长时间地遛弯。说明他们并没有累得半死不活!其实,书刊检查机关不想让《死屋手记》出版,是因为担心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生活之轻快不利于阻止人们犯罪。于是阳思妥耶夫斯基专为检查机关补写了一些新篇章,指出苦役生活毕竟是艰苦的!在我们劳改营里只有杂役才在星期天退遛弯,连他们也觉得不好意思。沙拉莫夫在《马丽亚·沃尔康斯卡哑手记》里还发现,给涅尔琴斯克的十二月党人规定的劳动定额是:一天一人开采和装运三普特矿石(四十八公斤!一次可以抬得起来的!)。然而给科雷马的沙拉莫夫规定的可是八百普特。啊!沙拉莫夫的书里还说,有时候他们的夏季工作日长达十六小时。不知道十六小时是什么味道,但十三小时的滋味许多人都尝过。卡尔拉格的土方工程、北方的各伐木场,都是如此。这里说的是纯劳动时间,进林子的五公里和回来的五公里走路时间不算在内。其实工作日的长短有什么可争的,要知道劳动定额比工作日长短高一级。作业班如果完不成定额,只有押解队按时换班,干活的人们仍留在森林里,在探照灯下劳动通宵,天亮前才能回营。把晚饭和早饭合并在一顿吃掉,又得进林子。     这些情形现在已经没有人能细说了,他们已经死绝了。   提高定额并且证明它可以完成,还有另一种办法:气温降到五十度以下,劳动日按规定可以注销,帐面上记载的是:犯人本日未出工。但实际仍把他们赶出去劳动。把这样的日子里从他们身上榨的油水往其他天数的帐上一分摊,便提高了百分数。(热心效劳的卫生所自然会把在这种气候下冻死的人借其他原因销帐。返营途中走不动路留下的,扭伤了腿在地上爬的,押解队一律就地结果,免得他们利用回来接他们之前的时机逃跑。)      为了获得这点抵偿不了体力消耗的稀汤寡水,人们拼死拼活,耗尽体力。突击工作者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比装病不上工的人早入土。老劳改犯都懂得这个,他们说:“宁愿你少给我一勺粥,只要别叫我去上工!”如果摊上这样的好事——因为没衣裳穿而允许你躺在铺上不起来,那你就能稳拿六百克的“保证”口粮。可如果你领到了一身“当令”(这是有名的古拉格用语!)的服装,上了运河工地——哪怕你在冻得硬梆梆的地面上把大锤打成了椎子,顶多能混上三百克面包。   但是留不留在铺上由不得犯人啊……为了不落到最后,还要跑步去接班。(有一阵在某些劳改营里落在最后是要枪毙的。)     可是革命前呢?——阴森恐怖杀气腾腾的阿卡图依,不劳动(“躺在铺上”)的日子,发给二点五俄磅(一公斤!)面包和三十二“佐洛特尼克”(一百三十三克!)肉类。劳动的日子发给三俄磅面包和四十八“佐洛特尼克”(二百克!)肉类。不比我们前线陆军口粮标准还高吗?那儿的囚犯把成桶的菜汤和麦粥倒给看守员喂猪。雅库博维奇连荞麦稀饭(!——古拉格可没见过这东西!)都觉得“味道恶劣得难以形容”。阳思妥耶夫斯基书里的苦役犯也从未受到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威胁。如果鹅群(!!)在他们监狱的院子里(“在营区里”)大摇大摆地走过,而囚犯并没有扑上去扭断它们的脖子,那还有什么好说的?阿卡图依监狱里,面包摆在桌子上随便吃,早诞节还发给每人一俄磅牛肉,掺在粥里的黄油是不限量的。沙皇时代在萨哈林岛上挖矿和修路的囚犯在劳动最紧张的月份一天能领到:面包四俄磅(一公斤零六百克!),肉四百克,麦片二百五十克!一丝不苟的契柯夫还考察过这样的定量是否真的够吃,或许由于烘烤和烹调质量的低劣实际是不够吃的?如果他朝我们苏维埃的干苦力的囚犯们的钵子里瞧上一眼,恐怕当下就会魂飞魄散。   这一切有朝一日会出现在俄罗斯的舞台上!银幕上!前后身是一种颜色而袖子是另一种颜色的外套,补丁撂补丁已经看不出原来底子的上衣,“火苗”上衣(破布条耷拉着像火苗)。或是用包裹皮补的裤子,在补丁的一角上,很长时间以后还可以读出用化学铅笔写的地址严   脚上穿的是久经考验的俄国式树皮鞋,只是缺少跟它们配套的好包脚布。也许是用铁丝或电线直接绑在光脚丫子上的一块汽车外带(穷人有穷办法……)。也许是用破棉背心缝成筒子、用一层毡子加一层橡皮做成底子的“毡靴”。     再就是永远把你缠得牢牢的(对于知识分子是十分痛苦的)不能独处的状态,不能作为个人而只能作为作业班成员而生存的状态,以及必须整天、整年、整个漫长的刑期按照作业班的需要而不能按照自己的决定行事。   银幕无法反映的,将由缓慢而细心的散文为我们描写出来。它能区别出各条死亡之路的微小差别。有的叫做坏血病,有的叫陪拉格(糙皮病),有的叫做营养不良症。咬一口面包留下血痕——是坏血病。下一步是牙齿脱落,牙龈溃烂,腿部出现溃疡,肌肉组织整块脱落,活人身上开始发出尸臭,两腿因出现巨大肿块而曲扭。住院处不收这样的人,他们在营区里两膝着地爬来爬去。面色变黑,像晒了太阳浴,皮肤剥落,剧烈腹泻——这就是糙皮病。腹泻总要止住才行啊,主办法是一天吃三小勺白垩,据说如果饱饱吃一顿咸鲱鱼,食物就能在肠胃里呆住。但是从哪儿去搞咸鲱鱼?人一天比一天衰弱。块头越大,衰弱得越快。这个人已经衰弱到这个地步,连第二层板铺也爬不上去,连横在地上的一根原木也跨不过去,需要用两手抱起一条腿,或者四肢着地爬过去。腹泻使人失去力量,失去对任何事物——其他人、生命、自己——的兴趣。他变聋,变呆,失去哭的能力。把他绑在雪橇上拖着走的时候,他已不害怕死亡,他进入了听天由命的玫瑰色的境界。他跨越了一切界限,忘记了妻子儿女的姓名,忘记了自己的姓名。饥饿到濒死状态的人有时全身布满带着比针尖还小的脓尖的紫黑色豌豆状的颗粒。脸上、手上、腿上、躯体上甚至阴囊上全有。全身疼痛难忍,一点不能碰。小脓疱渐渐烂透,破裂,流出一股股像蛆虫一样的稠糊的脓液。这个人就这样活活地烂掉。    自己没有遭过难的,自己杀过人的,或者刚刚洗手不干的,做出一副天真无邪的表情的,今天一般都对我这么说:“为什么要回忆这些?为什么要触痛旧伤痕(他们的伤痕!!)?”   列夫·托尔斯泰早已对比留科夫回答了这个问题(《与托尔斯泰的谈话》):“你不明白为什么要回忆吗?如果我害过一场重病,治好了,根除了,我将永远会高兴地回忆这件事。只有当我的病情依然如故或日渐沉重,当我想欺骗自己的时候,我才不去回忆。如果我们回忆往日的暴行,敢于正视它,我们今日的新的暴行也将暴露无余”。   这几页关于垂死者的介绍我想用H·K·F叙述的有关工程师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他的名字大约是为了纪念托尔斯泰吧)·E的情况来收尾。E可以算是研究垂死者的理论家。他发现,垂死者的生存方式是最方便的保命方式。   炎热的星期天,在营区的一个偏僻角落里,E工程师以这种方式生存:一个人形生物坐在积着褐色泥炭水的大坑的斜坡上。大坑四周乱扔着鲜鱼头、鱼刺、脆骨、面包皮、粥团、土豆烂皮,以及一些连名称也叫不出来的东西。一块铁皮上生着的一堆篝火上吊着一只熏得乌黑的士兵小锅。正在煮汤。好像行了!垂死者用木勺从小锅里舀出黑乎乎的浑汤,就着土豆皮、脆骨、鲜鱼头之类喝下去。他非常非常缓慢而留意地咀嚼(垂死者们往往不咀嚼就匆忙吞咽,这是他们共同的不幸)。在遮盖了脖子、下巴、面额的深灰色毛发中很难看出他的鼻子。他的鼻子和前额是蜡黄色的,有些地方的皮肤在脱落。眼睛滴泪,不断地眨巴着。   发现外人靠近的时候,垂死者迅速收拢面前没吃完的一摊东西,把小锅紧抱在胸前,趴倒,象刺猬一样缩成一团。现在随你打、推,他在地上一动不动,不走开,也不交出小锅。   H·压·V和气地对他说话,刺猬稍稍放开了一点,知道不是来打他和夺小锅的。接着他们就攀谈起来。两人都是工程师(H·I”是地质学家,E是化学家)。E地r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的信念。他引用还没有忘记的化学成分的数据,证明从厨房丢弃的废物中照样能摄取到全部必要的营养。需要的只是克服嫌恶感,以及竭尽全力从其中汲取养分。   大热天E仍然穿着好几层衣服,而且其脏无比。(这里也有讲究:已通过实验判明虱子和跳蚤在很脏的衣服里不能繁殖,似乎也嫌脏。所以他的一件内衣甚至是从修理车间的擦机器市里挑出来的。)   瞧他的模样:布琼尼式盔形军帽的尖顶变得像一截黑色蜡烛头;军帽上斑斑烧痕,大象耳朵似的油污的帽檐上,这儿沾着几根干草,那儿沾着几绺麻絮。外褂后背和侧身扯开的布条像舌头似地耷拉着。补丁,满是补丁。半边衣服蘸满焦油。补里的棉花挂在下摆外面,像一圈流苏。外褂的两只袖子肘部以下全扯得稀烂,垂死者一抬手就好像蝙蝠展翅。脚上穿着用红色的内胎粘的船形套鞋。   他为什么要穿得这么热?第一,夏天短,冬天长,这一套行头是为过冬准备的,可是除了穿在身上,还能在哪儿保存?第二,也是主要的,靠这些东西当护身、气垫,挨打不痛,脚踢、棍打都不落青伤。这是他唯一的防身手段。需要做的只是及时发现想揍他的人,及时趴下,把膝盖缩到腹部保护起来,把头窝到胸前,用穿着厚棉衣的手臂抱起来。人家只能打到他身上的柔软部位。要想不被打得太久,就需要迅速地使打人者获得胜利的感觉。为了这个目的,E学会了从挨第一下起就像小猪似的吼叫,尽管一点也没觉得痛。(改劳营都有殴打弱者的嗜好。不仅派工员和作业班长如此,普通犯人为了获得一次自己还不是最弱者的感觉也喜欢干这一手。既然人们不做出一些残酷的事便不能相信自己有力量,又有什么办法?)   E觉得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是完全可以忍受的,完全合理的。再者,它不要求你玷污良心!对任何人没有损害。   他指望能活到期满。   对垂死者的访问到此结束。   老科雷马人托马斯·斯戈维奥(在布法罗出生的意大利人)断言:“最快变成垂死者的是知识分子;我知道的垂死者都是知识分子。我从未见到普通俄国农民变成垂死者的。”   这种观察也许对;农民面前除了劳动没有别的路,活命也是靠劳动,丢命也是因劳动。而知识分子有时除了当垂死者甚至像E,这样编出一套绝妙理论之外,没有别的自卫方法。    在我们这个光荣的祖国里,最重要和最勇敢的著作从不能被同代人读到,从不能及时影响民众思想(一类是因为遭禁止、遭迫害,不为人所知,另一类是因为受过教育的读者们避之犹恐不及)。这还有什么奇怪?我写这部书纯粹出于义务感,因为太多的叙述和回忆汇集到了我手里,我不能任其泯灭。不敢期望我能亲眼看到它在哪里出版,不大指望从群岛带回一把骨头的人们有一天能读到它,完全不相信它能在某些事物尚可纠正的期间内向人们说清历史的真相。在这部书写作最紧张的时刻,我受到生平最强烈的一次震动:恶龙突然出现,用长满倒刺的血红长舌舔走了我一部长篇小说和几篇旧作“,又暂时地隐到了幕后。但是仍听到它的呼吸,知道它的毒牙对准了我的脖颈,只是时辰未到。于是我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力求尽快完成这部研究,以期至少使它逃脱恶龙的毒牙。在那个早已不是作家的肖洛霍夫从一个作家们备受摧残、横遭逮捕的国度去领取诺贝尔奖金的日子里,我正千方百计躲开特务的盯梢,藏进一个隐蔽的地点,用我这支劳累过度的秘密的笔为完成这部书争取时间。   我扯远了,我原想说,在我国,最优秀的著作是不为当时人所知的。因此我很可能在徒劳地重复另一人已经秘密地写出来的东西。如果我知道他的著作,本可把自己的书写短一些。但是在七年的苍白无力的自由时期,总算冒出来了一些东西。在黎明前的海洋中一个泅水者看到了另一个泅水者的头,并向他发出了沙哑的呼喊。这样,我发现了沙拉莫夫的六十篇劳改营小说以及他对刑事惯犯的研究。   我想在这里声明,除了某些局部性问题,我俩对群岛的看法从未发生过分歧。我们对土著生活的评价基本一致。沙拉莫夫的劳改营经历比我苦,比我长。我怀着敬意承认,是他,而不是我,触及了劳改营生活把我们一切人拖入的那个兽性和绝望的深渊的最底层。    卫生科哪天给所有确实有病的人开过免体劳证明?哪天不把一定数量的重病号赶到营区外去劳动?苏列曼诺夫医生不同意“泽克”(犯人)民族的英雄和喜剧演员彼得·基什金住院,理由是他的泻肚还没有达到标准:应当每半小时一次并必须带血。基什金随大队被押上工地,半路上他冒着被枪毙的危险蹲下来。但是押解兵比医生要仁慈些,他截住了一辆过路汽车,把基什金送进医院。当然有人会反驳,说丙类人员(病号)住院和门诊的人数是规定了严格比例的,卫生科要按这个比例办事。反正每件事都有理由,但每件事也都包含了残忍,那是用“另一方面对某些人也做了好事呀!”的想法绝对抵销不了的。     “自损劳动能力则大不一样。在自己身上弄点伤——又要能活下来,又要变成残废人。象俗话说的:一分钟咬牙忍耐,一整年逍遥自在。把腿弄断,然后让它错位长合。喝盐水造成浮肿,拿茶叶当烟抽——一让心脏出毛病,而喝烟叶泡的水又是让肺出毛病的好办法。只是要做得恰到好处,可别损伤得过了头,可别弄得从残废跳进坟墓。可是谁知道干到什么程度算是合适呢?   “当残废有很多好处:可以在厨房里找一个事做,到编树皮鞋的车间里去也行。但是聪明人通过残废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是以健康状况为理由提前释放。不过争取因病释放比进休息点还要困难。况且办理这种事务只是一阵一阵的。在一定时候组成一个审查残废人的委员会,为最严重的写一份证明:‘兹证明某人自某年某月起因健康状况不适于继续服刑,特此申请将该犯释放。’   “还仅仅是申请!等这个证明书送到上面的头头那里再等立批回来,你早已上西天了。这种事是常有的。当官的都是大滑头,他们同意因病释放的全是过一个月就要咽气的角色,再就是那些肯出大价钱的人。卡利克曼有个同案的女犯,她拐骗了五十万,在里面付出了十万就出去了。跟我们这些傻瓜可不一样。    在停尸间的木房里或者干脆在露天检验这些由于糙皮病而干瘪了(没有臀部,女人没有乳房)或由于坏血病而腐烂了的尸体。这哪里像医学解剖?从颈部到耻骨垂直剖开,截断了肢,沿骨缝撬开颅骨。常常不是解剖医生而是押解队士兵检验犯人是真死还是装死。办法是用刺刀在身上涌窟窿,用大榔头砸脑袋。完了事就在死人右脚大脚趾上系一个写着劳改营表册中代表该犯档案号码的小标签。   有一个时期是穿着本人的内衣埋葬,后来要换上最次的、穿过三次刑期的、已变成立灰色的内衣。最后做了统一规定:不得浪费内衣(还可扒下来给活人穿),赤身埋葬。   第八章 劳改营里的妇女     洗澡房?对了!进劳改营正是从洗澡房开始的——如果不算在雪地里跳下闷罐车驮着行李在押解队和警犬的包围中走的那一段路程的话。劳改营的洗澡房是像验收货物一样检验脱光了的女犯人的地方。澡房里有水也罢无水也罢,反正检查虱子、剃腋毛和阴毛这两件差事总能给营区内并非本等的贵族——理发员察看新来的娘儿们的机会。紧接着别的杂役也来逐个察看Z这还是索洛维茨的老传统,只是群岛草创期还存在非土著式的拘谨——是在她们做辅助劳动时隔着衣服进行察看的。但是群岛渐渐硬结了,这道程序也变得肆无忌惮起来。费多特·C夫妇(他俩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结合的)现在笑着回忆说,男杂役们排在一条窄走廊两边,让新来的女犯们脱光衣裳通过走廊,不是全体一道,而是一个一个地通过。然后杂役们讨论决定谁要哪一个。(据二十年代的统计资料,我国在押的女犯和男犯是一与六、七之比严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一连串《法令》发布后,比例一点点地拉平了。但是仍没有达到不看重妇女的程度,尤其是漂亮的娘儿们。)有的劳改营里这道程序保持了客套的形式:把女犯带进工棚以后,一个个保养得很好的穿着崭新的棉背心的(在劳改营里穿一件没有破口和油污的衣裳,马上显得像了不得的花花公子的打扮)自信而放肆的杂役这时才跟着进来。他们在“小车厢”之间不慌不忙走来走去,进行挑选。他们坐到床沿上,说长道短,邀请到他们那里去“作客”。他们住的不是大统舱式的工棚,而是几人一间的“小室”。他们那里又有电炉,又有平锅。他们还有人类的梦想——炸土豆呢!头一次去仅仅是美餐一顿,以便对劳改营生活的不同方面做一番比较和认识。急性子的在给女人吃了土豆以后马上要求“付帐”,克制一些的把女人送出门,把今后的前途解释给她听。趁着人家客客气气地上门请你,你就在营区内找个安身的地方吧!这儿又干净,又有洗衣房,又能穿整齐的服装,活儿又不累——你全能得到!    有个便利条件,这里对这种事没人说闲话。“这地方全这么生活。”   生活已经不剩下任何意义,任何目的,因此没有什么东西束缚你的手脚。   没有马上屈服的,或者自己会改变主意,或者人家会强迫她屈服。连那些项顽固的,如果有几分姿色,也准会被逼得无路可走,还得就范。   我们在卡卢加关卡劳改营(莫斯科市)里的时候,有过一个骄傲的姑娘M,中尉,特等射手。像童话里的公主——殷红的嘴唇,天鹅般的身姿,又黑又亮的头发。仓库管理员伊萨克·别尔沙德尔,一个又老又脏又肥腻的家伙打定主意要买她。这人的模样谁看都恶心,更不用说对于有着健美的身体和不久前的英勇的经历的她了。他是朽烂的木头疙瘩,她是匀称挺秀的白杨。但是他从四面把她紧紧围困起来,不给她留下呼吸的余地。他不仅让她陷进了一般劳动(所有的杂役都配合一致地行动,帮助他打围),使她不断受到看守员的刁难(看守员也和他“挂着钩”),而且还威胁说一定要把她送到最坏最远的劳改地去。结果有一天晚上劳改营熄灯以后,靠着白雪和天空的微光我亲眼看见M像影子似地从工棚溜出来,低着头,敲了敲饿狼般的别尔沙德尔的保管室的门。在这以后她在营区内得到了不惜的安排。   M·H·已经是中年妇女,在外面是绘图员,两个孩子的妈妈,丈夫死在牢里。她在伐木场妇女作业班里已经消耗得疲弱不堪,但仍拒不就范。她的体质已经处于不可逆转的边缘。双腿浮肿,下工时拖在队尾,押解队士兵用枪托驱赶她。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事在营区里面留了一天。厨房大师傅来巴结她:到我小屋来,我让你吃一顿。她去了。他放了一平锅猪肉炸土豆在她面前,她全吃光了。但是在付了“报酬”以后,她呕吐起来,土豆白糟蹋了。大师傅骂她:“还以为自己是个金枝玉叶呢!”从那以后她渐渐习惯了。她得到了好安排。每次营里放电影,她在场上自己挑选打算找她过夜的男人。   谁要迟延得比她更久,那就有一天要自己慢腾腾地走进男犯的集体工棚(已经不能找杂役了),在“小车厢”之间的夹道里边走边单调地重复:“半公斤……半公斤……”:如果救命星拿着口粮跟她走回来,那就用床单把自己的“小车厢”三面挡起来,在这个篷帐、窝棚(“小窝棚”这个字就是由此而来)里面赚一块面包,如果事前没有被看守员抓住的话。   用破布片遮挡的“小车厢”是劳改营内的古典画面。但也有比这更简单的,这又得说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的克里沃谢科沃第一劳改点了(我们知道这一个,可这样的一共有多少?)。在这个劳改点里,盗窃犯、普通犯、少年罪犯、残废人、女犯、孩子妈妈……全混在一起。女犯工棚只有一座,但能容下五百人。它肮脏得无法形容,肮脏得无与伦比,屋里乱七八糟,有一股浓重的气味。“小车厢”上没有任何卧具。存在一条不许男人入内的禁令,但谁也不遵守,也没人检查。不仅男人们常常进去,连少年罪犯——十二三岁的男孩子也成群结伙地涌进去学习。他们起先只是单纯观赏——在那个屋里不存在虚假的害臊。不知道是布片不够还是时间来不及,“小车厢”是没遮没盖的。灯当然也是从来不关的。事情干得那么自然而然,当着大庭广众,而且同时在几处进行。只有显眼的衰老和显眼的丑陋能够成为女人的护身符,此外没有任何庇护。漂亮的外表必然招来灾祸,这样的女人的床上永远坐着客人,永远受到包围、请求,用殴打和刀子胁迫。她的希望不在于坚持到底,而在于投降得巧妙,在于选定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和刀子的威力今后可以保护她不受其他人、下一批人的侵扰,不受这个贪婪的行列、这些被这里的见闻和空气毒化了的疯狂的少年罪犯们的侵扰。难道仅仅是防止男人的侵扰吗?难道仅仅是少年罪犯们被毒化了吗?那些日复一日地在旁边看着这一切而本身却无人问津的女人们呢?这些女人控制不住的情欲也会爆发起来,她们会扑上来殴打走运的女邻居。   后来克里沃谢科沃劳改点里又迅速地流行开花柳病。传说差不多一半女犯都有病,但是没有法子,还是照去不误,长期霸占者和!临时求欢者仍是络绎不绝。只有一些做事谨慎的人,例如在卫生所有内线的手风琴演奏员K,每次去之前都为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们核对一次性病患者的秘密名单,以免出毛病。   再请看看克里沃谢科沃的妇女劳动。在砖厂的取土场,一个地段开来完毕,就把顶板扔到那里去(开采前顶板平铺在地面上)。过后就需要把这些又湿又沉的原木从十至十二米深的大坑里拉上来。怎么拉法?读者会说:用机械嘛。那是自然。于是一个妇女作业班用两根缆绳(用缆绳的半中腰)套住原木的两头。每一头站两排人,像纤夫似地拽(步子要走齐,免得原木脱掉,一切又要从头做起)缆绳的一端,拉出原木。然后她们二十人一拨,把这样的一根原木扛上肩,在横眉竖眼的作业班长的骂骂咧咧的号令声中把它抬到新地方,堆在那里。你们会问为什么不用拖拉机?哎呀,饶了我吧!这是一九四八年,哪儿去找拖拉机?你们会说为什么不用吊车?可是你们忘记了维辛斯基说的“能把人们从空虚和渺小变成英雄的魔术师般的劳动”了吗?如果使用吊车,魔术师怎么办?如果使用吊车,这些人不得永远空虚和渺小吗!   干这样的劳动能把一个人的身体耗空。女人身上一切女性的东西,不论是固定的还是每月一次的,都不再有了。如果她们能拖到下一次的体验,在医生面前脱下衣服后露出来的已经不是洗澡房走廊里杂役们垂涎三尺的那个身体:她变成了说不出年龄的女人;肩膀呈现出尖锐的棱角,乳房耷拉着,像两只干瘪的小口袋;扁平的屁股上多余的肉皮打着福子。膝盖以上的肉已经这样少,以致两腿之间形成了空挡,一个羊头,甚至一只足球都能通过。嗓音变粗、变哑,脸上已经出现糙皮病的黑斑。(据一个妇科大夫说,妇女在伐木场上劳动几个月,一个更要紧的器官就会发生下垂和脱出。)   魔术师般的劳动!     如果你像尼娜·别列古德那样,还是八年级女学生就被判了十五年(按照政治性条款)关进来,除了在劳改营里你还能在哪里经历你的初恋?你怎么能不爱上不久前还是全市众口称赞、红得发紫,当时你还觉得高攀不上的爵士乐演奏员美男子瓦西里·科兹明呢?尼娜写了首《白丁香》,他谱成曲,隔着营区向她歌唱(他们俩已经被分开,他现在又是“高攀不上”的了)。   克里沃谢科沃工棚里的少女们也戴花——插在头发里,这是已结成劳改营婚姻的标志,但也说不定是已获得真正爱情的标志。   外面(古拉格外面)的法律似乎促成着营内的姻缘。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颁布关于巩固婚姻关系的全苏法令的同时,还有一项没有公布的人民委员会决议和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司法人民委员部指示。那里面规定,只需自由的苏联公民一方提出要求,法院必须不加阻挠地解除该公民与其在监禁(或在疯人院)中的配偶的婚姻关系。甚至免付办理离婚证书的手续费,以资鼓励。(在这种场合,任何人没有将既成事实的离婚通知另一方的法律责任!)这就等于号召男女公民赶紧在患难中抛弃他(她)们的丈夫或妻子,而在押者则应更彻底她忘掉他(她)们原来的婚姻。如果在押的妻子思念留在外边的丈夫,这已经不仅仅是愚蠢的和非社会主义的,而且简直成了违法。被丈夫牵连作为“反属”(反革命家属)入狱的卓娅·雅库舍娃落得了这样的结果:丈夫是重要专家,三年就获释了,他并没有把释放他老婆作为必需条件提出来。而她竟为了丈夫熬完了整整八年……   构成一个女人以及一般人生活内容的东西:家庭、母性、亲朋往来、熟悉的甚而是感兴趣的职业,对于某些人还包括艺术和书籍——所有这一切全被剥夺了,在恐惧、饥饿、被遗忘、野兽行为的重压下,女劳改犯的心除了爱情还有什么寄托?受上帝祝福的爱情几乎已不包含肉欲的成份。因为在灌木丛里不好意思,在工棚里当着众人的面做不出来,况且男人并不是随时做得了。再说劳改营看守员只要见到两人“偷偷摸摸”(单独在一起),马上拉出去关禁闭。但是妇女们现在回忆,由于劳改营爱情的非肉体性,它的精神因素变得特别深。正因为没有肉体接触,它变得比狱外的爱情更加强烈!偶然的微笑、瞬间的注意,都足以使年岁不轻的女人们夜不成寐。在劳改营的肮脏阴暗的生活的背景上,爱情的光辉显得格外鲜明。   H·斯托里亚洛娃在她的女友(莫斯科女演员)以及和她一起运干草的男搭档(不识字的奥斯曼)的脸上看出了“幸福的密谋”。女演员向她吐露了真情,说谁也没有这样爱过她,无论她的当电影导演的丈夫还是所有她以前的崇拜者。只是为了这个原因,她才不愿意离开运干草的工作,不愿意离开“一般劳动”。   再说是风险——几乎和打仗一样,几乎要豁出性命:一次幽会被发觉,就要付出被赶出习惯了的地点的代价,这等于付出生命的代价。在这性格变得愚蠢而放荡的地方,刀丛上的爱情毕竟是英勇的爱情啊!(奥尔塔乌劳改营的阿尼娘·列赫托年和她的情夫被持枪士兵带往禁闭室。情夫低声下气地恳求士兵放他走,经过了这二十分钟,阿尼娜永远断绝了对那人的爱情。)有人为活命甘愿充当受杂役养活的没有爱情的姘妇。有人为爱情甘愿去干一般劳动,甘愿去死。   连一些完全不年轻的女人有时也陷入这类事件,弄得看守员们也毫无办法:在狱外谁也不会想到这样的女人还能搞这种名堂!这些女人已经不是寻求情欲,而是为了满足这样的需要:关怀什么人,温暖什么人,自己省下吃的给什么人垫补垫补;替他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她和他共用的饭钵是他们神圣的定情戒指。个女犯向祖波夫医生解释说:“我并不要跟他睡觉。在我们这野兽过的日子里,在我们那成天为口粮和破布烂套子争吵的工棚里,我心里总惦念着:今天该给他补补衣裳,我们还要煮个土豆吃呢。”      但是能够使劳改夫妻分离的不仅仅是看守员和长官。群岛是一个一切都被颠倒了的国度,婴儿的诞生本应当使一对男女结合得更紧.在这里却把他们分开。孕妇!脑产前一个月被解送到另一个劳改点,那里有附设产科病房的劳改营医院。小生命在那里叭叭哭叫:他们不愿意为父母的罪孽而当囚犯。孩子生下来,便把产妇送到不远的一座专门收容“妈姆卡”(孩子妈)的劳改点。   这里需要插一句!在这里不能不插一句!“妈姆卡”这个字包含了多少自我嘲讽啊!“我们不是真正的……”犯人的语言很喜欢给每个字眼加上示卑的后缀,并且总是顽固地这样做。不说(母亲),而说“MaMka”;不说(医院),而说……——同样的嘲讽,只是不表现在后缀上。甚至表示“二十五年刑期”的这个字也被降格为。即由“二十五卢布”降低到“二十五戈比”。   犯人利用语言的这种固定的偏轻企图表明,群岛上一切都不是真正的,都是冒牌的,都是最次等的,还想表明他们并不珍视一般人珍视的东西。他们很清楚给他们提供的治疗完全是冒牌货;他们被逼着姑妄写之的所谓赦免申请也完全是冒牌货。犯人把“二十五卢布”降低为“二十五戈比”是想显示对这种几乎等于无期的徒刑也抱着超然的态度:   打算获释后跟孩子爹结合的人,毫不犹豫地走上当妈妈这条道儿。(这种打算有时候能够实现。这就是A·格列鲍夫与劳改营的妻子二十年后的合影:身边的一个女儿还是在翁日拉格生的,现在十九岁,多可爱的姑娘,另一个是十年后在外边生的,当时双亲已经服满了刑期。)走这条道儿的,还有急着想体验母性的感受的人——既然没有别的生活,就在劳改营里体验体验也罢。这个喷着你的奶头的活生生的小东西毕竟不是冒牌的或次等的货色呀?(哈尔滨来的利亚利亚生第二个孩子只是为了可以借此机会回到儿童村看望她头一个孩子!后来又生第三个,也是为了能回去看头两个。服完了五年徒刑,她竟能把三个都保全下来,带了他们出去。)女劳改犯本人低人一等已无可挽回,但她们通过做母亲又树立起自己的尊严,在一个短时期内她们似乎与自由的妇女取得了平等地位。她们还这样说:“尽管我是犯人,我的孩子可是自由人!”她们寸步不让他要求给予自己的孩子同真正的自由人一样的供养和照顾。第三类女人,一般是劳改营里的老油条和女贼,把当妈妈看做是逍遥自在一年的机会,有时候看成是争取提前释放的门道。她们根本不把孩子当做自己的骨血,连看也不想去看,是活是死也从不打听。   西乌克兰来的妇女,有时还包括出身低微一些的俄罗斯妇女,一旦当了妈妈必定想方设法给孩子举行洗礼(这已经是在战后)。小十字架巧妙地藏在包裹里从外边送进来(看守员决不轻易放过这种反革命行为),或是以面包为代价向营里的能工巧匠订做。也有办法搞到系十字架的带子,还有办法给孩子做一件后开襟的小罩衫和一顶小帽子。从口粮里省出砂糖,用点什么粮食烘一块小甜饼,把最亲近的女友们邀请来。会念一段祈祷词(随便哪一段都行)的女人总是有的。把孩子在温水里浸一浸,就算行完了洗礼,满心欢喜的妈妈这时便邀请客人们就餐。     一九五四年在塔什干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我挨着一群犯人度过一晚上,他们是根据特别指令从劳改营放出来的。约模三十人,占了大厅的一角。他们举止嚣张,显出半盗贼式的放肆派头。这是一些真正的古拉格儿女,他们知道生活值几个大钱,根本不把周围的自由人放在眼里。男的玩纸牌,抱孩子的女人扯着嗓子争论什么事。忽然一个“妈姆卡”发出一声压倒别人的尖叫,跳将起来,抓住孩子的脚丫子一抡,把孩子的脑袋在水泥地上“砰”地撞了一下。整个大厅里的自由人都惊叫起来:“母亲!母亲怎么能干出这种事?”……他们不懂,那女的不是母亲,而是“妈姆卡”。    加利亚·维涅狄克托娃回忆,有时候连认识也不是当面的,两人没有见过面就通信了,没有见过面就分手了。(进行过这样的通信的人,知道它的绝望的甜蜜,它的毫无希望和它的盲目性。)在上面说过的肯吉尔劳改营,立陶宛女人们隔着大墙嫁给她们从未见过面的同乡:天主教教士(当然也是穿着囚衣外套的犯人)书面证明某女和某男在上天面前永远结为夫妇。在这样的与隔着大墙的不相识的囚徒的结合(对于天主教信徒说来这种结合是不可改变的,是神圣的)中,我仿佛听到天使的合唱。它如日月行空之毫无私念,对于锱铢必较的和轻浮跳踉的爵士乐的世纪,它实在太崇高了。   肯吉尔的婚姻也有过不寻常的结果。上天听到了人们的祈祷,进行了干预(第五部,第十二章)。  第九章 杂役   这种措施也是有深刻的唯一科学的根据的:社会异己分子已经从阶级的根子上烂透了,要改造他们几乎不可能了。他们的大多数只能用坟墓来改造。如果说有一个很小的部分还可以改造得了,那当然只能通过劳动,即体力的、繁重的(顶替机器的)劳动。如果劳改营的官员或看守员干这种劳动,那是辱没身份,虽然这种劳动曾在过去的某个时候把猴子变成了人(但是在劳改营里它难以理解地把人又变成了猴子)。现在你就知道了,并不是出于报复,反倒是因为对改造“五十八条”还抱着微弱的希望,古拉格的条令中才严格规定无论在生活区或在生产中,按第五十八条判刑的犯人都不能担任享有特权的职位(只有在外边偷盗成绩卓著的人物才配担任与财物发生关系的职务)。这本来一定会遵照办理的,难道劳改营长官对“五十八条”有什么特殊好感不成!但是他们知道:按其他条文判刑的犯人中的专家加到一起,也不及“五十八条”中专家人数的五分之一。医生和工程师差不多全是“五十八条”。就以一般诚实的人和能办事的人来说,在自由人当中也找不出像“五十八条”这样好的。结果东家们变成了唯一科学理论的隐蔽的反对派,他们暗地里把“五十八条”安插在杂役的位置上(不过最肥美的差事总是留给普通犯。长官们跟这些人容易谈到一块。而且人大诚实了也碍事)。安插尽管安插,可是每当有关指令重申一次(而指令是经常重申的),每当调查团下来以前(而他们是经常下来的),长官们即不犹豫也不心疼,白嫩的大手一挥,就把属于第五十八条的杂役通通轰到一般劳动上去。花了数月工夫惨淡经营起来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好光景一日之间就灰飞烟灭了。被轰下台本身还不算要命,最叫当杂役的政治犯提心吊胆、不得安生的是没完没了的有关末日来临的小道消息。这些传闻毒化着杂役们的整个生活。只有普通犯能安安稳稳地享受杂役的地位。(不过,调查团一走,生产工作慢慢地垮下来,工程师们又被悄悄地挽回杂役的岗位上,直到下次调查团来再轰下去。)    群岛是一个没有文凭的世界,在这里是以自我介绍当证件的。犯人身上没有带着任何证件,包括学历证书。每进入一个新的劳改点,打算这一次把自己说成什么人,全靠你自己发明。   医助、理发员、手风琴演奏员——我不敢再往上说了——在劳改营里都是很占便宜的。如果你是洋铁匠、玻璃匠、汽车修理工,也不会倒霉。但如果你是一个遗传学家或更糟糕地是一个哲学家、语言学家、艺术家——你就完了。过两个星期就会死在一般劳动里     现在我知道了,一个作家决不应被愤怒、厌恶和轻蔑之类的感情所支配。你火冒三大地顶回了什么人的话吗?结果你没有听完、没有抓住他的观点的体系。你出于厌恶而躲避什么人,从而一个你完全陌生的性格就从你身边溜走了,而那正是你有朝一日用得着的典型。不管为时多么晚,我终于发觉并认识到了,我一向只把时间和注意力放在那些令我赞赏,令我愉快和令我同情的人们的身上,因之我观看社会如同观看月球,永远是从一个方面。    我认识将军还是我当生产主任的时候,也就是当大官的时候,情形是这样:在工程办公室里,他当助理定额员,我看到他在抽烟,走过去对火。我客气地先取得同意,朝他的办公桌俯下身去,别利亚耶夫以明确的动作把自己的纸烟抽回去,躲开我的烟头,好像怕我给它染上细菌。他掏出了一个阔气的镀镍打火机,摆在我面前。情愿让我弄脏、弄坏他的打火机,也不能降低身份伺候人——为我而拿着香烟!这下把我搞得很难为情。对每个厚着脸皮要求对火的家伙,他总是把贵重的打火机朝他面前一放,用这办法彻底压垮他,打消他再次要求对火的念头。当他自己正用打火机点烟的时候,如果有人趁机请求借火并急着把香烟凑上去,他不慌不忙地熄灭打火机,合上盖子,然后放到请求者的面前。这是叫你们更清楚地懂得他做出的牺牲的分量。挤在办公室里的自由人工长和犯人作业班长如果找不到别人对火,宁愿到大院里去借火,也比求他舒服。   我现在和他住在一间屋里,而且床挨床,所以能够发现,他处在犯人的地位时支配着他的主要感情是嫌恶、轻蔑和易怒。他不但从来不去劳改犯食堂(“我连它的门在哪儿都不知道!”),而且除了那份口粮面包之外,从不让同屋的普罗霍罗夫从食堂给他端来任何煮的食物。然而整个群岛上像他这样作践这份可怜的口粮的犯人还能找到一个吗?别利亚耶夫小心地拿着它,好像它是一只癞蛤蟆。要记住它曾是被许多人的手碰过的,是用木筐抬来的。他用刀子把六面都消掉—层,连皮带瓤。削下来的这六个薄片他从来不送给请求者——普罗霍罗夫或者那个老值日员,而是亲自扔进林水桶。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他为什么不给普罗霍罗夫。他骄傲地仰起留着极短的银白寸发的头(留得很短,使它又像是一种发式,又像是劳改犯的光头):“我在卢宾卡的一个同监难友有一次求我;把您喝剩下的汤送给我!我听了浑身别扭!我见不得人类的屈辱!”他不肯把面包送给挨饿的人,是为了不让他们蒙受屈辱!   我们房间的唯一的窗户是朝涅斯库奇内公园开的。窗外不远处,略低于窗口的树梢在随风摆动。景色不断在这里交替;暴风雪,解冻,新绿。当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有受到什么刺激而只是感到淡淡的哀愁时,他往往临窗而立,眼望着公园,用轻柔好听的声音唱一支歌;   啊,睡吧,睡吧,我的心!   莫要把往事唤醒。   你说怪也不怪?——严然一位坐在客厅里的十分可爱的先生。可是他沿着自己的路基留下了多少囚犯的埋葬坑!……    实际上一个人不能单凭上面任何一个标志就划入知识界。如果我们不想根本失去这个概念,我们就不应降低它的价值。知识分子不是依职业属性和工作种类决定的。良好的教育和良好的家庭也不一定能培养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人,他对精神生活的兴趣和志向是换而不舍的,是固定不变的,并不是外界环境所强加,甚而是与外界环境相对立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人:他的思想不是模仿性的。   奥拉切夫斯基自己的刑期只有五年。他是因面部犯罪(完全和奥威尔写的一样)——因微笑而被抓的。他原是工程兵学校教师。在教员休息室他向另一个教师指着《真理报》上部的什么东西微笑了一下!那另一个教师很快被打死了,奥拉切夫斯基究竟笑什么,谁也没弄清楚。但是有人看见他笑,对党中央机关报发笑的事实本身就是大不敬行为!后来要奥拉切夫斯基做一篇政治报告。他回答说,命令他要服从,可是他做的报告不会带劲。这下就越过了杠杠。    他们属于重灾区,上级交给村苏维挨主席一些面包票:由面包房对房子被烧的、最缺粮的户稍稍给些救济。普罗霍罗夫却可怜起老百姓来,发放的面包票超过了规定。结果捞上了一个八七”法令,判了十年。至于麦克唐纳的事,看在他文化不高的份上饶恕了,而他对人们的恻隐之心则没有被饶恕。     我把这间屋子称为畸形人之家,但是我不能把普罗霍罗夫和奥拉切夫斯基两人归入畸形人之列。然而六人当中畸形人占大多数,因为我自己不是畸形人又是什么?在我的头脑里,混乱的信仰、虚妄的希望、臆造的信念虽然已经打破,撕碎,但它们的碎片仍然在那里漂浮。我的服刑期虽已进入了第二个年头,但我仍然没有理解命运的手指向我这个被甩进群岛的人指出了什么。红色普列斯纳监狱里那个“专用犯人”灌输的“千万不要陷进一般劳动!”的浮浅而有腐蚀性的思想仍然支配着我。转向“一般劳动”的内心演变过程是很艰难的。     一夜,一辆小汽车开进营门,看守员来到我们的房间,摇摇别利亚耶夫的肩头,叫他“收拾东西。”被突然叫醒还迷迷糊糊的将军被带走了。他从布蒂尔卡还设法给我们传来一个条子:“不要灰心I(显然指不要因他的离去而灰心。)只要我活着,一定给你们写信。”(他终于没有写。我们从侧面听到了他的消息。看来当局认为把他放在莫斯科的劳改营里有危险。他被转解到波奇马。在那里已经喝不到从家里用保温瓶送来的汤菜;口粮面包想必也不能削掉六面才吃了。又过了半年,有消息说,他在波奇马十分潦倒,为了占几口便宜,担任了送菜汤的角色。不知道这是否确实。用劳改营里的俗话说,这叫“怎么贩进来,怎么卖出去”。)    但是,不管我怎样像一个新犯人似地渴望“回到自由”,这个城市仍引不起我的羡慕和生翅飞向它的街道的愿望。束缚着我们的恶势力全是在这里缔造的。骄横傲慢的城市,它从未像战后时期这样充分地证实了这句谚语: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我们两人会有能够互相理解的一天吗?   他坐在我的床上,两手比比划划,以求把那些扣人心弦的细节表达得更准确。回忆勾起的欲火烧得他摇头晃脑。我也在回忆,一个接一个地回忆起一九四三年夏天的这些可怕的星期日。   七月四日。拂晓。我们左方的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整个大地在剧烈地颤动。绛红色的太阳爬起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读到从天而降的传单:“投降吧!你们已经多次尝过了德军进攻的毁灭性威力!”   七月十一日。拂晓。成千上万颗炮弹呼啸着划破我们头上的天空——这是我军发动了对奥廖尔的攻势。……“清淡的早餐?”当然,我懂得。这是在黎明前,在交通壕里,八人合吃一罐美国肉罐头,还有——乌啦!为祖国!为斯大林! 第十章 政治犯的替身    听到过一个劳改营里的笑话。一个被判了刑的乡下女人好久都弄不明白为什么检察长和审判员在法庭上给她取了个“骑警”的外号。(原来是“反革命分子”!)你在劳改营里蹲一蹲,看一看,就会承认这个笑话是真事。   裁缝放下手里的针,为了怕丢,把它别在墙上的报纸上,正好戳进了卡冈诺维奇的眼珠子。顾客发现了。五十八条,十年(恐怖行为罪)。   女售货员收到分货员送来的商品,手边没有别的纸,就在一张报纸上记帐。肥皂的块数正好写在斯大林同志的脑门上。五十八条,十年。   兹纳缅斯克机器拖拉机站的拖拉机手为了暖脚,扯下一张介绍某个最高苏维埃候选人的布告垫在单薄的鞋子里。女清洁工(她负责照看这些布告)发现少了布告,在他鞋里找到了。反革命鼓动。十年。   乡村俱乐部主任带着看门老头去买斯大林同志的半身塑像。买了。半身塑像又大又重,需要放在架子上两人招才行。可是俱乐部主任认为这样干有失身份:“你慢慢地拿回去吧。”说完就头里走了。看门老头摆弄了半天,没有好办法。挟着走——一只胳臂拢不过来;抱在胸前走——腰酸背痛,身子还得朝后仰。终于找到了办法:解下皮带,给斯大林同志做了一个环,套在脖子上。他扛在肩上从村子这头走到那头。没有二话说。地地道道。第五十八一8条,恐怖行为,十年。   一个海员卖给英国人一个打火机——“喀秋莎”牌(小圆筒里装一根捻子加一块火石),作为纪念品,要了一英镑。损害祖国声誉,五十八条,十年。   母牛不听话,放牧员在气头上骂了它一句:“集体农庄的骚X……”五十八条,判刑。   艾洛奇卡·斯维尔斯卡妮在业余文艺晚会上唱了一首民间歌谣,影射了……这简直是暴动!五十八条,十年。   连一个又聋又哑的木匠也因为犯了反革命鼓动罪而判了刑!这个罪是怎么犯的?他在俱乐部里铺地板。大厅里的东西全腾空了,墙上既没有钉子也没有挂钩。他干活的时候把上衣和帽子搭在列宁半身塑像上。有人进来看见了。五十八条,十年。   战争爆发前的那几年在伏尔加拉格里关着多少从图拉省、卡卢加省、斯摩棱斯克省抓来的不识字的乡下老汉啊!他们的罪名全是五十八一10,即反革命鼓动。要他们签名的时候,他们都是画个十字顶数(据洛希林讲述)。   孩子们在集体农庄俱乐部里游戏打闹,脊背从墙上蹭下几张什么宣传画。两个年纪大些的依五十八条判了刑(依据一九三五年法令,十二岁以上儿童对一切罪行均应负刑事责任!)。家长们也没有脱身,说是他们教唆的,指使的。   十六岁的楚瓦什族中学生用非本民族的俄文写错了壁报上的标语。五十八条,五年。   国营农场会计室挂着一张标语:“生活得更好了,生活得更快乐了!”(斯大林)。不知谁用红铅笔在尾巴上加了一个字母“y”,意思变成“斯大林生活得更快乐了!”没有调查作案者,索性把会计室全体人员都捉了进去。   格谢尔·伯恩施坦和他的妻子别夏斯纳娅得到五十八一10,五年,是为了……在家里搞一次招魂会1(侦查员使劲地追问:还有谁和你们一起胡搞,快招出来!可是在劳改营里都传说格谢尔坐车是因为“算命”。——于是杂役们把面包和烟草拿来给他:给我也算个命吧!)   荒唐吗?古怪吗?不可理解吗?没有什么不可理解,这正是“作为说服手段的镇压”。俗话说;先打鹊雀和乌鸦,到头就能打到白天鹅。挨着个儿打,最后总能打中要找的目标。大规模镇压的首要意义就在于;真正厉害的和隐藏得很深的人,单个儿是抓不到的,在大规模的镇任中就会落网和灭亡。   为了给抓捕偶然的或预定的对象找理由,什么样的荒诞无稽的罪名没有罗织出来过!   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格涅拉洛夫(斯摩棱斯克省)的罪名是:“因仇恨苏维埃政权而酗酒”(他酗酒是因为和老婆关系不好)。——八年。   伊琳娜·图钦斯卡娅(索弗罗尼茨基“的儿子的未婚妻)走出教堂的时候被捕,罪名是在教堂里“祈祷让斯大林快点死”。(谁能听见她的祈祷?!)——恐怖行为!二十五年。   亚历山大·巴比奇的罪名是:“一九一六年在土耳其陆军中服务时从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实际上他是土耳其前线上的俄国志愿兵)。因为附带还指控他于一九四一年有过将破冰船“萨德阔号”。交给德国人的意图(他是在这条船上被逮捕的),所以判决是;枪毙!(改判为十年,在劳改营中死去。)   谢尔盖·斯杰潘诺维奇·费多罗夫,炮兵工程师,罪名是“破坏性地扣压青年工程师的设计”(其实是那些共青团积极分子们没有闲空去完成自己的图纸。然而这个明目张胆的破坏者却时常从克列斯特监狱被拉到各军事工厂去当顾问)。   科学院通讯院土伊格纳托夫斯基一九四一年在列宁格勒被捕,罪名是一九O八年在蔡司工厂工作时被德国情报机关收买,并且领到了这样一个奇特的任务:在最近一次战争(即那一代情报机关所关心的战争)中不要从事间谍活动,而是要在下一次战争中才从事这种活动!因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忠实地为沙皇服务,后来又忠实地服务于苏维埃政权,建立起国内唯一的一家光学器械厂(“国立光学器械厂”),被选入科学院。后来果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被捕获、被清除、被枪毙了。   话又说回来,在大多数场合下并不是非要罗织这些异想天开的罪名不可。有一套非常简便的标准罪名汇编,侦查员只需要从里面挑选出一两项来,像在信封上贴邮票似地贴上去就是了:   ——破坏领袖威信;   ——对集体农庄持否定态度;   ——对公债持否定态度(有哪一个正常的人对它持肯定态度呢?);   ——对斯大林宪法持否定态度;   ——对党的(当前)措施持否定态度;   ——同情托洛茨基;   ——同情美国;   ——如此等等。    ——女无产者格鲁莎的罪行更是骇人听闻。在玻璃厂工作的二十三当中,左邻右舍没人见过她家里挂过圣像。可是德国人眼看要到他们地区的时候,她挂出了圣像(其原因无非是这时不必害怕了,以前挂圣像是要倒霉的)。另外,侦查员从邻居的告密中特别注意到,她这时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可是德国人终于没有来。)再加上她还在房子旁边拣到一张有小画儿的德国传单,偷偷塞进五斗橱上的小花瓶。但是我们的人道主义法庭考虑到她的无产阶级出身,仅仅给格鲁莎判了八年劳改附加三年剥夺权利。在这时期内,她的丈夫死在前线上。女儿上中专,人事科老追问她:“你母亲在什么地方?”结果小姑娘服毒自尽了。(格鲁莎每次谈到女儿的死就说不下去,每次都是哭着走开了。)    马克思说过:“国家把一个公民变成罪犯,它就是欲断自身的活的肢体。”他还很令人感动地说明,国家应该把……违反者看做一个有热血的人,保卫祖国的战士,社会的成员,神圣的家主,而最主要的是应该把他看做一个公民。但是我们的法学家没有时间读马克思,特别是他这类欠考虑的文章。马克思如果愿意,还是读读我们的法令吧。    越多的温驯、安静、不问政治甚至大字不识的人,越多的在被捕前只知道过日子的人被投入冤狱和灭亡的旋涡,“五十八条”就变得越发平庸和怯懦,越发失去最后一点点政治含意,变成迷惘的人们组成的迷惘的畜群。  先拿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全俄肃反委员会第十号命令来看看。我们知道了,没有可靠材料不能逮捕的只有工人和农民。如此说来对知识分子,比方说,单凭不顺眼就可以逮捕罗。再听听一九二四年司法工作者第五届代表大会上克雷连科的讲话。我们又知道了:“对于被判刑的阶级敌对分子……改造是无能为力的,是达不到目标的。”到了三十年代之初,人们将会再次提醒我们,缩短阶级异己分子的刑期是机会主义的行径。什么“狱中人人平等”,什么“自做出判决之时起阶级斗争就停止了”,什么“阶级敌人开始改过自新了”之类的提法都是机会主义的言论。   有一条谚语说:饿极了就会出声。但是我们这里的土著是不出声的。饿也饿不出声。   但是他们只要做出很少很少一点事便可以得救!只要他们不珍惜那条反正已经丧失了的生命,并且团结起来。   现在能称为政治犯的也不止是社会党人。只不过他们被大桶大桶地没进了一千五百万人的刑事犯的海洋,我们看不见他们的形象,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成了哑人,比哑人更暗哑。鱼便是他们的形象。   鱼是古代基督徒的象征。政治犯的主要队伍正是基督徒。他们是一些粗拙的、文化不多的、不会发表演说和起草地下号召书的人。(这些事按他们信仰是根本无需做的!)他们走进劳改营去受难和死亡只是因为不愿放弃信仰s他们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坐牢,在信念上是毫不动摇的!他们也许是唯一丝毫没有染上劳改营哲学甚至语言的人们!这样的人们难道不是政治犯吗?不行,可不能把他们也称做囚奴!   事实不然,后来还让帕尔钦斯基为恢复苏联的采矿事业很忙乎了一阵子。只是到了一九二九年,让他在监狱里表现过坚忍不拔的英雄气概之后,才不经审判地把他枪决了。   必须是对本国完全无动于衷的人,必须是一个异邦人才能够枪杀民族的骄傲——它的学识、精力和才能的精华!      如果二十二岁的阿尔卡季·别林科夫为他的当然是没有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感觉的草稿》进了牢狱,后来在劳改营里继续写作(但在死亡的边缘把文稿托付给了眼线凯尔迈耶尔,结果获得了新的刑期),——对这样的人我们难道能拒绝给予政治犯的称号吗?   第十一章 思想纯正分子   奥利加·斯利奥斯贝格的丈夫已经被捕,现在来人搜查,要连她一起抓去。搜查进行了四小时,在这四小时里她一直在整理鬃刷工业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各项记要。没有整理出来的记要比永远丢下的孩子更叫她放心不下。连指挥搜查的侦查员都忍不住劝她:“你还是先跟孩子们告个别吧!”请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吧。伊丽莎白·茨维特科娃一九三八年在喀山长期犯监狱里收到十五岁的女儿的信:“妈妈,请来信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罪?……我宁愿你说你是无罪的。如果这样,我就不入团,并且为了你我决不原谅他们。如果你是有罪的,我就不再给你写信,并且要恨你。”在潮湿的像棺材似的牢房里,面对一盏昏黄的电灯,当妈妈的心如刀割:没有共青团,女儿怎么生活?怎么能让她憎恨苏维埃政权?倒不如让她憎恨我吧。于是她写道:“我是有罪的……你要加入共青团!”落到自己心爱的刀斧之下,还要为它的明智而辩护——这太痛苦了!这是人的心忍受不了的!但是一个人若把神赐的灵魂托付给人为的教条,势必付出如此的代价。即使目前,任何一个正统派都还会肯定茨维特科娃做得对。即使今天也没法使他们相信,这是“把幼小者引上邪路”,母亲把女儿引上了邪路,败坏了她的灵魂。   。一九三七年降临到纯正的正统派的头上的时候,这些人正是处在如此生动活跃的思想水平上。他们对受审判有怎样的精神准备?显然就像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里的帕尔松一样:“党难道能逮捕无罪的人吗?我要对法庭说:‘谢谢你们在还能挽救的时候挽救了我!” 第十二章 “砰—砰—砰……”     契卡一格勃(用这样的缩略词称呼“肃反委员会一国家安全委员会”又好听、又方便、又简捷,同时又没有忽略这个机关的历史发展。)    但这个词儿只是在狱外用的。群岛上有自己的名词:监狱里叫“纳塞德卡”(耳目),劳改营里叫“斯图卡奇”(眼线),然而正如群岛上的许多字眼进入了俄文的广阔领域而风靡于全国一样,“斯图卡奇”这个词儿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概念。这件事反映出告密现象本身具有的统一性和共性。  不过这时候斯杰波沃依已经蹲在监狱里了。他时常画画,连政治学习笔记本的封面上也画上画。他画了一头猪。旁边一个人对他说:“会画斯大林不?”会。马上画了一个斯大林。后来笔记本送上去检查。这已经够得上蹲监狱了。但是在射击场上他当着将军的面把四百米外的七个靶子全部命中了,因而得到了一次探亲假。他回部队以后对人们说。“村里的树都没了。因为税收比野兽还狠,老百姓自己把果树都锯光了。”高尔基军区军事法庭。他在法庭上还叫喊:“你们这些坏东西!如果我是人民的敌人,为什么不当着人民的面审我?为什么躲起来审?”以后就是布列波治姆和红色格林卡(从事隧道作业的严厉管制营,全部是“五十八条”)。   但是有种什么东西帮助我止住了下滑。谢宁一见面就催问:喂?喂?我两手一摊说:没听见什么呀。我和盗窃犯们素来格格不入,没法和他们接近。这时好像有意和我作对似的:本来一直没有人逃跑,忽然一个小偷从我们这个劳改营逃走了。谢宁坚持说:那么你就报告别的情况!作业班里的情况!工棚里的情况!我咬定说:别的事情我没有答应!(况且已经快到春天了。)我只做过一个非常局部性保证,这总算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成就。   这时候部里下来了专用通知书,我被提出来送到“沙拉什卡”(天堂岛)。事情就这样对付过去了。我再没有签过一次“维特罗夫”这个名字。但是今天我一遇到这个姓,还是不由得缩头缩脑。   噢,多么难哪,要想成为一个人是多么难!即使你经历过火线,挨过轰炸,踩响过地雷,这还仅仅是勇敢的第一步 第十三章 再交出一层皮!   免征待遇——就是生命!免征待遇——就是幸福!怎样才能确保自己的免征待遇?一个简单而自然的想法就是必须证明自己的必要性,证明如果没有契卡的警惕性,劳改营就会爆炸(这是一锅沸腾的柏油!),那时我们光荣的前线便会崩溃。白胸脯的行动特派员们正是在这些冻土带和泰加林的劳改点里抵挡着第五纵队,抵挡着希特勒!这是他们对胜利的贡献!他们不辞辛劳地进行着一次接一次的侦讯,揭露着一个又一个的阴谋。   第十四章 改变命运!     但是,一个认真逃跑的犯人很快也会变成非常可怕的人。有的为了使警犬迷失方向,在自己身后点火焚烧泰加林,大火在几十公里的面积上连续燃烧了好几个星期。——一九四九年在威斯良国营农场附近的牧场上扣留住一名背囊里装着人肉的逃犯:他杀死了一个路上碰到的美术家,那是一个免除看管的五年刑期的犯人,从他身上割下肉来,但没有时间把肉煮熟。   一九四七年春天,在科雷马,在艾尔根附近,两名押解人员押送着一队犯人。突然,一个犯人事先并没有同谁商量,巧妙地、单个地袭击了押解人员,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把两人都枪杀了。(不知道他的姓名,原来是个不久前的前线军官。没有在劳改营中失去勇气的前线军人的稀有而鲜明的例子!)勇敢的人向全队宣布,他们自由了!但犯人们惊恐万分,谁也没有跟他走,大家坐在原地等候新的押解队到来。前线军人数落了他们一顿——但徒劳无益。于是他就拿起了武器(三十二发子弹,“三十一发是给他们预备的!”),一个人走了。他还打死打伤了几名追捕人员,用那第三十二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所有的前线军人都那么行事,也许群岛就会垮掉。    像勒一斯这样的逃跑需要有农民的健壮、牛劲和敏捷。一个城里人,而且还是个因讲笑话而被判五年徒刑的老人,是否能逃跑呢?原来也是能够的,如果留在自己的劳改营里(一个位于莫斯科与高尔基市之间的、从四一年起制造炮弹的关押老弱生活犯的小劳改营)必死无疑的话。五年本来是个“幼儿园的刑期”,但如果赶去上工而不给吃饭的话,这个讲笑话者就是五个月也受不了。这种逃跑是挺而走险的举动,是一刹那间的冲动,再过半分钟就没有理性也没有力量去干这种事了。一列班车开进了劳改营,装上了炮弹。一个押运队的中士在火车旁走着,离他几节车厢的地方走着一个铁路工人:中士推开每节红皮车厢的车门,确信那里什么人也没有以后,再把车门推上,而铁路工人则跟着打铅封。我们这个惹祸的饿坏了的衰弱不堪的讲笑话者(一切都确确实实是这样的,但他的姓名没有保留下来。)在走过去的中士背后和正在走过来的铁路工人前面纵身往车厢跳去,他好不容易攀登上去,好不容易无声无息地推开车门,这没有盘算好,这一定得暴露,他已经在后悔了。他隐蔽起来,心脏也停止了跳动——现在中士就会回来,用靴子踢他,现在铁路工人就会叫喊起来,听,已经有人触动车门了——而这是在打铅封!……(我暗自这样想:说不定铁路工人是个好心人呢?看见了——却装作没有看见?……司列车驶出营区。列车开往前线。逃犯没有作好准备,他身边一块面包也没有,三昼夜内他谅必就要死在这间自愿关进去的运动着的隔离室里,他不会到达前线,而且他也不需要前线。怎么办呢?现在怎样逃命呢?他看到,炮弹箱子箍着铁带。他赤手空拳地把铁带弄了下来,并在没有堆着箱子的空地方锯割车厢的地板。这对一个老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吗?而死掉就是可能的吗?被发现、逮住就是可能的吗?箱子上还捆着用于搬运的麻绳套环,他把麻绳割下来,编结成类似的但长一些的套环,把它们系好,使它们悬在车厢下割开的孔里。他真是精疲力竭了!他那满是伤痕的双手已经不听使唤!为了讲一个小笑话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他不等到达车站,就在行驶中小心翼翼地钻到孔下,双脚放在一个套环里(朝着车尾),肩膀放在另一个里。火车行驶着,逃犯悬挂着,摇晃着。火车走的速度放慢了,他便下了决心,松开双脚,脚拖在地上,把他整个拉了下来。玩命的马戏团节目——但电报可能赶上火车,他们可能搜索车厢,因为这时营区里一定发现他失踪了。不要弯身,不要撅起,他紧贴着枕木。他闭上了眼睛,准备丧命。最后几节车厢加速拍击着驶过去了——突然出现了一片可喜可亲的寂静。逃犯睁开眼睛,翻过身来:只见驶去的火车闪着红色尾灯!自由!   可是这还并没有得救。自由倒是自由了,但既没有证件,也没有钞票,身上穿的是劳改营的破烂衣服,他还是注定要完蛋。浑身浮肿,衣衫褴褛,他勉强挣扎到了车站,在那里他混进列宁格勒开来的一列车人里:撤退出来的半死不活的人被搀扶出来,在车站上给热的饭菜吃。但是这也可能还救不了他——如果不是他在车里找到了一个垂死的旧友,拿走了他的证件,而朋友过去的种种情况他是知道的。他们大家被运送到了萨拉托夫附近,于是有好几年,直到战后年代,他就生活在那里,在一个养禽场干活。后来他非常想念女儿,便出发去寻找她。他在纳尔契克、在阿尔马维尔都找过她,终于在乌日戈罗德找到了她。在这段时间里,女儿已经嫁给一个边防军人。她认为父亲已经平安归天,所以现在怀着又恐惧又厌恶的心情听他讲述。她虽然已经完全笃守公民资职,但还是保留了亲属观念的可耻残余,所以没有检举父亲,只是把他赶出了大门。老人再也没有什么亲人了,他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过着毫无意义的生活。他成了一个吸毒者,在巴库他吸足了某种阿纳沙“被急救车收进医院,在昏迷中说出了自己的真姓名,清醒过来又说那平常使用的假姓名。医院是我们的苏维埃医院,它不查明身份是不能进行治疗的,于是就叫来了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个同志——这样,在一九五二年,逃跑后过了十年,老头儿又得到了二十五年(这就给了他幸运的机会在监室中讲述自己的经历,因而现在才能流芳百世)。   第十五章 惩隔室,强管棚,强管区      在北铁劳改营的惩戒派出分点上(长官是克柳奇金上校),一九四六一四七年曾发生过人吃人的现象:把人大卸八块,煮了吃。   这恰恰是发生在我国人民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以后。   喂,克柳奇金上校!你在什么地方给自己修建了养老的私邸?   第十六章 社会亲近分子    哎。出卖良心的笔杆子们,说谎说够了!你们是扶着轮船的栏杆、隔着侦查员的办公桌来看盗贼的。你们从来也没有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中遇上过盗贼!   盗贼——不是罗宾汉!当需要去偷奄奄待毙的人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偷奄奄待毙的人!当需要从冻坏了的人脚上扒下最后的包脚布的时候,他们也决不会不屑去干这种事。他们的伟大口号是:“今天你该死,明天才是我!”    请看这是怎样论证的。职业罪犯无论如何也不能与资本主义分子(即工程师、大学生、农艺师和“尼姑”)同等看待:后者坚定地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前者只是(!)政治上不坚定而已(职业杀人犯只是政治上不坚定!)。流氓无产阶级不是私有者,因此他不会同阶级敌对分子搞在一起,而乐意亲近无产阶级(等着吧!)。因此,他们在古拉格的官方术语里也就称为社会亲近分子(你在同谁结亲戚……)。因此,各种指示翻来覆去地说:应当信任刑事惯犯!因此,应该通过文化教育科坚持不懈地向盗窃犯们说明他们的阶级利益同全体劳动者的一致性,教育他们“对富农和反革命分子采取蔑视的敌对的态度”(记住,阿维尔巴赫说过;是他教唆你去偷东西,你自己本来不会去偷!)并“寄希望于这些情绪”!(你记得“要在劳改营里燃起阶级斗争”吗?)      不,盗贼世界的脊梁骨开始被折断不是实行“再教育”的结果(“再教育”只能帮助他们回去进行新的抢劫),而是由于五十年代斯大林一脚踢开了阶级理论和社会亲近关系,下令把盗贼们塞进隔离所去,塞进长期单身监室去,甚至为他们建造新的监狱(盗贼们称之为“保险箱”)。   在这些“保险箱”或“密封箱”里,盗贼们很快发蔫了,变得瘦弱了,精力消耗光了。因为寄生虫不能生活在孤独中,它应当盘绕着寄生在什么人的身上。 第十七章 娃娃犯人      真了不起!也许在整个世界历史上谁也没有接近过这样根本解决儿童问题的做法。从十二岁起就可以对过失行为判刑——直至枪决!   这个劳改点里的食堂是一座临时搭起的木板屋,在西伯利亚的冬天是不适用伪。烂菜汤和口粮从厨房送到土屋,需要在严寒的露天里走一百五十米路。对于年老的残废犯人,这是危险的艰苦的行动。口粮深揣在怀里,冻僵的手紧抓住菜锅。突然,三、四个娃娃犯人从旁边发疯似地猛扑过来。他们把老人打倒,六只手一齐上来搜索,然后一溜烟地跑了。口粮被抢走了,烂菜汤倒了,一只空锅躺在地上。老人使劲屈膝站起来(其他犯人看到这种情形——赶紧躲开这个危险地方,赶紧把自己的口粮带回土屋里)。受害者越弱——娃娃犯人就越残忍。一个已经完全软弱无力的老人被抢走了口粮;明目张胆地,直接从手里夺。老人哭着,央求还给他:“我要饿死呀!”——“你反正快死了,有什么关系!”——娃娃犯人们商量好在厨房前的一间老是有人跑来跑去的空空的冷屋里袭击残废犯人。一伙小强盗把受害者拽倒在地上,坐在他手上、脚上、头上,搜索他所有的口袋,拿走马合烟和钱,就跑掉了。      老人U对他们恨之入骨。他说:“他们反正是已经毁掉了的,长大起来对人们将是一场瘟疫。应当把他们悄悄地消灭掉!”他研究好了一个方法:偷偷抓住一个娃娃犯人,就把他翻倒在地上,用双膝压他的胸部,直到听得见肋骨的折裂声——但不结果他,到此就放走。U老头说,这样的娃娃犯人已经活不了多久,但什么医生都不会弄清是怎么回事。U老头就这样把几个娃娃犯人送到了阴世,直到他自己被打死。    在这章里不提一下那些因自己父母被捕而成为孤儿的儿童,再在哪里去提呢?   霍斯塔附近的宗教公社里那些妇女的子女还算是幸福的。当局在一九二九年把母亲们送往索洛维茨的时候,却心慈手软地让她们的子女留在家里照管家务。儿童们自己侍弄花园、菜园子,挤羊奶,在学校里勤奋地学习,把成绩单寄给在索洛维茨的父母,并保证要像他们的母亲那样为上帝受苦(不用说,党很快就给了他们这种机会)。   根据关于将子女和父母“分开”流放的指令——早在二十年代就有多少这类娃娃犯人(请记住那个百分之四十八)?有谁能告诉我们他们的遭遇?……   以加莉娅·维涅基克托娃为例。她的父亲是彼得格勒的印刷工人,无政府主义者,母亲是从波兰来的女裁缝。加莉姐很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六个生日(一九三三年),他们快乐地庆祝了生日。第二天早晨她醒来——父亲、母亲都不见了,一个陌生的军人在书堆里乱翻。诚然,一个月以后把母亲送还给她了:流放到托波尔斯克去的时候,妇女和儿童是自由地去的,只有男人是押解去的。他们全家住在那里,但没有住满三年期限:母亲又被抓了起来,父亲则被枪决了。过了一个月,母亲死于狱中。加莉娜被放进托波尔斯克近郊修道院的保育院。那里的习俗使小姑娘们经常处于遭受强暴的恐惧中。后来她转到了市保育院。院长暗示她“你们是人民公敌的子女,可是还有人给你们饭吃,给你们衣穿!”(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人道到了什么程度呀!加莉娜成了一只小狼。在十一岁的时候,她已经受到了自己的第一次政治审讯。——从那时候起,她就有了一张“十元券”,然而并没有全部服满。年纪快到四十,仍是独身,住在北极圈里,她写道:“我的生命从父亲被捕的时候起就已结束。我直到现在都是那么爱他,甚至怕去想这件事。那是另一个世界,我的心灵充满着对它的热爱……”  卓娅·列会娃却胜过了自己的全家。事情是这样的。她的父亲、母亲、祖父母和年少的哥哥们——因为信仰上帝被东一个西一个地关在远方的劳改营里。卓娅还只有十岁。她被送进保育院(伊凡诺沃省)。她在那里宣布,她永远也不会把母亲临别时给她系上的十字架从脖子上取下来。为了不致在睡着时被取走,她把带子结得更紧。斗争进行了很长时间,卓娅发了狠心说:你们可以把我捐掐死,从死人身上摘下来吧!因为她不接受教育,便把她送进了残疾儿童保育院!这里收有一些渣滓,比本章中描写的娃娃犯人还要坏的孩子。为十字架的斗争继续进行着。卓娅顶住了一切;她在这里既没有学会偷窃,也没有学会说下流话。“像我母亲那样圣洁的女人,女儿不可能是刑事犯。我宁可像全家那样成为一个政治犯。”   于是,她就成了一个政治犯。教育员们和广播越是颂扬斯大林,她就越确信不疑地看出他就是造成种种不幸的罪魁祸首。她没有被刑事犯们拉过去,现在反而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边来。院子里有一座斯大林的石膏标准塑像。塑像上开始出现一些嘲讽的和难听的题字(娃娃犯人喜欢活动!——重要的只是怎样正确地引导他们)。行政当局每次都把石膏像重新粉刷一层,派人暗中监视,并报告了国家安全部。可是题字依然出现,孩子们哈哈大笑。最后,在一天早晨,发现塑像的头被打了下来,翻倒过来,在里面的空洞里拉上了屎。   恐怖行动!国家安全人员来了。开始依照他们的全套规矩进行审问和威胁:“把恐怖分子集团交出来,否则按恐怖行动论罪统统枪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枪毙掉一百五十来个孩子算个什么!要是他老人为知道了,就会亲自下命令的。)   不知道娃娃犯人们会沉住气还是会动摇,但卓娅·列舍娃声明:   “这都是我一个人做的!老爷子的脑袋还能派别的用场吗?”   她被判了刑。一本正经地判了极刑。但是,由于那个恢复死刑的法律(一九五O年)不可容忍地人道,枪毙十四岁的孩子好像是不许可的。因此就给了她十年(真奇怪,为什么不是二十五年)。十八岁以前她呆在普通劳改营里,从十八岁起——在特种营里。因为生性直率和嘴上不饶人,她又得了第二个劳改刑期,并且好像还有第三个。   卓娅的父母和哥哥都已经获释了,而卓娅却依然坐在牢里。   我们的信教自由万岁!   儿童们——共产主义的主人翁们万岁!   有哪个国家敢说它像我国这样热爱自己的孩子! 第十八章 古拉格的缪斯    一个机构应运而生了,大量繁殖了,它的触须伸到了每个岛屿。在二十年代它们称为政教科(政治教育科),从三十年代起叫文教科。它们的部分任务是代替过去的监狱神甫和祈祷仪式。   我们翻阅一份写了十六大页(这是他在文教科央求来的纸)的设计详尽的建议:1.“关于利用红外线警卫犯人隔离区”。2.“关于利用光电管计算通过劳改营门岗的人数”。还附有图纸,狗崽子。还有技术说明。序言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我虽然因为犯了罪按五十八条被判长期监禁,但我   在这里也依然忠于自己的亲爱的苏维埃政权,并愿协助   对我周围的凶恶的人民公敌实行可靠的警戒。如果我将   蒙见召而离开劳改营并获得必要的资料,我保证可以建   立起这一套系统。   竟有这样的“政治犯”!这份报告在我们手上传阅时伴随着感叹声和劳改犯式的骂娘声(这里都是自己人)。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坐下来写了如下的评语:该设计方案技术上不合规格……设计方案没有考虑到……没有规定……不赢利……不可靠……结果可能不是加强而是削弱劳改营的警卫……   犹大,你今天在远方的劳改点上做的是什么梦?我要把一根杆子插进你的喉咙,让你在那里憋死,毒蛇!   不过,说话要留神。听话要当心。瞧!这是廖瓦·格-曼。他既是个发明家(公路交通学院未毕业的学生,打算大大提高发动机的有效系数,搜查时资料被拿走了),又是个演员。,我们与他一起上演过契诃夫的《求婚》。他还是个哲学家,会说这样动听的话:“我不愿关心后代,让他们自己往地里去掏挖吧。我像这样紧紧地抓住生活!”——他现身说法,用指甲紧紧掐进桌子的木头。“相信崇高的思想?——这是打已经断了线的电话。历史是一系列不相连贯的事实。把我的尾巴还给我吧!阿米巴——要比人完美些;它有比较简单的功能。”他的话会使你入神:他详细地解释为什么憎恶列夫·托尔斯泰,为什么陶醉于爱伦堡和亚历山大·格林。他还是个随和的小伙子,在劳改营里不逃避干重活:用长钻凿墙,诚然,这是在保证能完成百分之一百四十任务的作业班里。他的父亲手一九三七年被捕入狱并死在牢里,但他自己是个普通刑事犯,是因为伪造面包配给证被抓进来的,然而,他耻于带着诈骗罪的条文,竭力向五十八条犯人靠近。靠近啊靠近,但有一次开始举行劳改营内的审判,这么讨人喜欢的、这么使人感兴趣的,“这样抓住生活的”廖瓦·格-曼却作为起诉方面的证人出庭。如果你没有向他讲过多的东西,那就算运气。      当然罗,文教科属下最露脸的——那就是画家。他们在这里是主人。如果有单独的房间——这是供他们使用的。如果有谁固定地免除一般劳动——那只是他们。在所有的缪斯的侍从者中,只有他们创造着真正的价值——一可以用手去触摸的,可以在住所里挂起来的,可以卖钱的。他们画的画,当然不是自己脑子里想出来的——而且也不要求他们这样做,难道从五十八条犯人的脑子里能够产生出好画来吗?他们只不过是把美术明信片上的画临摹成大的复制品——有的划上格子,有的不划格子也可对付。你在泰加林和冻土带的穷乡僻壤里再也找不到更好的美术商品了,你们只管画,至于挂到什么地方去——我们知道。甚至如果并不马上中意也无妨。来了一个准军事警卫队的副排长维彼拉依洛,瞧了瞧德乌尔的“胜利者—尼禄”的临摹品;   “这是什么?新郎官骑马?他怎么灰溜溜的?……”还是照样拿走。画家还用颜色画毯子:乘着小艇与天鹅一起漂浮在水面的美人,落日和城堡——这一切都很合军官同志们的胃口。画家也不是傻瓜,他还偷偷地为自己画这样的小毯子,看守拿到外面的市场上卖了钱对半分。需求量是很大的。一般说,画家在劳改营里是可以生活的。   我斗胆最概括地来说明一下这个思想。不管世界已经存在了多少时候,迄今为止始终存在着两个不可融合的社会阶层:上层和下层,统治阶层和从属阶层。这种划分像一切划分一样,是粗略的,但是,如果不仅把那些有权、有钱、有名望的高等人,而且还把那些因家庭或因个人努力而受到教育的高等人,一句话,把凡是不需要靠双手去工作的人都算入上层——那么这种划分几乎将是囊括无遗的。   那时我们就可以预期会产生四个领域的世界文学(以及一般艺术和一般思想)。第一个领域:上层人描绘(描写、思考)上层人,即描绘自身、自己人。第二个领域:上层人描绘、思考下层人,“小兄弟”。第三个领域:下层人描绘上层人。第四个领域;下层人描绘下层人,即描绘自己。   上层人总是有闲、有或多或少的钱,有文化,有教养。他们只要愿意,随时可以掌握艺术技巧和严整的思想习惯。——但是有一个重要的生活规律:优裕生活会扼杀人在精神上的探索。因为这个缘故,第一个领域包含着许多饱食终日所产生的变态艺术,许多病态的和妄自尊大的.“学派”——不结果实的花朵。只有当那些个人深遭不幸或具有天赋的十分巨大的精神探索要求的代表者进入了这个领域时——才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学来。   第四个领域——这就是全世界的民间创作。在这方面闲暇时间是一个分数,它以微分系数的形式分配给单个的人。无名的贡献——不是有意编出来、而是在幸运时刻灵机一动而形成的形象、说法,也是一些微分系数。但创作者却多得不可胜数,这几乎都是一些受压制的满腹牢骚的人。所有创造出来的东西然后一年惩年地口头相传,经过了几十万次的淘汰、冲洗和琢磨。我们就这样得到了民间创作的黄金沉积。它不是华而不实的,冷漠无情的,因为在它的作者中没有一个不是备尝艰辛的。属于第四领域的文字创作(“无产阶级的”、“农民的”)——全是萌芽状态的、无经验的、不顺畅的,因为这里总是缺少个人的才能。   第三领域(“自下而上”)的文字也犯有同样的无经验的毛病,但更甚于此者,它受到了嫉妒和仇恨——无结果的、无创造艺术的感情的毒化。它同样犯了革命者经常犯的那种错误:把高等阶级的缺陷都归咎于它本身,而不归咎于整个人类,没有想象到以后他们自己也会有效地继承下这些缺陷。——或者相反,失之于奴颜婢膝的崇拜。   第二领域(“从上而下”)有希望成为道德上最有成果的。它是这样一些人所创造的,他们的善良、追求真理的激情、正义感强于他们的昏睡的安宁生活,他们的艺术是成熟的,高尚的。但是,这个领域有一个缺陷:缺乏准确地理解事物的能力!这些作者同情、怜悯、哭泣、愤懑——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便不能确切地理解。他们总是从旁边和从上面来观察,怎么也不为下层人设身处地着想,所以有人即使一只脚已经跨过了篱笆,却不能移过第二只脚去。   可见人的天性就是这样自私,以至只有经过外部的暴力才能实现这个转变。塞万提斯就是这样在奴役中形成的,阳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在苦役中形成的。在古拉格群岛则是一下子在几百万人的头脑和心灵上同时进行了这种试验。   把几百万俄国知识分子投入这里并不是为了让他们游览参观,而是让他们变成残废,死亡,并且毫无回去的希望。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这么多老练的、成熟的、富有文化的人当真地而且永远地陷于奴隶、囚徒、伐木工和矿工的境地。这样,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在这样的规模上)使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经验融合起来了!妨碍上层理解下层的一个很重要的、似乎是透明的但以前是不可穿越的壁障—一怜悯——消失了。怜悯曾是往昔的高尚的同情者(一切启蒙作家!)们的推动力——怜悯也迷住过他们的眼睛。他们感到内疚,因为他们自己未能分担厄运,由此之故他们认为自己更加责无旁贷,应当大叫大喊去揭发不公平现象,同时却忽略了彻底去观察下层、上层、所有人的天性。   只有群岛的知识分子犯人才最终地失去了这种内疚感:他们完全分担了人民的厄运!俄国的有文化的人只有现在(如果他超脱了本人的痛苦)才能从里面来描写农奴——因为他自己也成了农奴!   但是现在他已经没有了铅笔、纸张、时间和柔软的手指。但是现在看守抖搂他的东西,查验他的消化道的人口和出口,而契卡行动人员则查验他的眼睛。   上层和下层的经验融合起来了——但是融合了的经验的代表者却死去了……   前所未有的哲学和文学还在诞生时就这样葬身在群岛的铁壳下了。   第十九章 泽克民族     要知道,岛上的环境与普通的人类环境截然不同,它残忍地要求人或者立即适应或者慢慢死去——所以对人的性格的搓碾揉捏要比陌生的民族或社会环境彻底得多。这只能与转入动物界的情形相比。    我们谁在上中学的时候没有学过斯大林同志所作的家喻户晓的唯一科学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但不是种族的,不是部族的)共同体。群岛的土著完全符合这种种要求!——甚至还要多得多!(斯大林同志的天才意见,即基于血统的种族部族共同性完全不是必须具备的条件,使我们在作出这个结论时感到特别方便!)    最充分地兼备并表现出这些部族素质(生活上的坚决性、无怜悯、见机行事、善于遮掩和不信任)的土著,自称并且也被称为“古拉格之子”。这在他们那里好似一种荣誉公民的称号,这种称号当然要经过长年累月的岛上生活才能获得的。   古拉格之子认为自己是莫测高深的,相反,他自己却能把周围的人看得很透,如俗话所说,入木三分。也许这是真的,但是马上就可以发现,甚至最有洞察力的泽克也是见识不完整的,眼光短浅的。一个普通的泽克,甚至古拉格之子,对于与他相近的行为能作出清醒的判断,并且能够准确地盘算自己在最近几小时之内的行动,但他却既不能抽象地思考,也不能概括一般性质的现象,甚至不能谈论未来。在他们的语法上,未来时态是很少用的:甚至对于明天也带着假定色彩来应用,对于已经开始的一星期内的日子,用起来就更加谨慎。你永远也听不到泽克嘴里说出这样的句子来:“来春我将……”因为大家知道;还需要度过冬天,而命运在任何一天都可能把你从一个岛屿抛到另一个岛屿上去。真的是:我的一天——就是我的一辈子。   泽克总是作坏的精神准备,他就是这样活着,经常期待着命运的打击和妖魔的咬螫。相反,任何暂时的缓和。他都看成是当局的失察和错误。在这种经常期待灾难的状态中,也就逐渐养成着泽克的严峻的心灵,对自己的命运满不在乎。对别人的命运毫不怜悯的心灵。   偏高平衡状态的情形,无论偏离到光明方面,还是偏离到黑暗方面,无论偏离到绝望方面,还是偏离到喜悦方面,在泽克身上都是很少见的。   塔拉斯·谢甫琴科(还在史前时代曾在岛上稍作逗留)成功地表达了这种情形:“我现在几乎既没有忧愁,也没有欢乐。然而却有一种达到鱼类的冷血状态的精神上的平静。难道经常的不幸能使一个人这么脱胎换骨吗?”(致列宾娜的信。) 第二十章 狗的职务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要考察的是上校以下的人物。我们先谈谈军官,然后转入军士一级,捎带着说说警卫部队——也就是这些了。谁见的更多,就请他更多地写点罢。我们的局限性就在于:当你蹲在监狱或者劳改营里的时候,你对狱束们的性格感到兴趣,只是为了要避开他们的威胁和利用他们的弱点。对其他方面你根本不想去关心,认为它们不值得你注意。你自己在受苦,你周围含冤入狱的人们在受苦。和你张开双臂都抱不拢的一大堆冤情苦难相比,这些担任警犬职务的“木脑壳”们,他们的蝇营狗苟、他们的无聊爱好、他们职务上的成功失败,在你眼里算得了什么事?   独断专行。任意胡为。在这方面,营吏们和十八、十九世纪最坏的农奴主完全可以比美。荒谬绝伦的命令的实例举不胜举。它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显示权力。      且看“美国礼物”(美国居民为救济苏联人民募集的物品)到了他们手里的时候又是什么情形!据托·斯戈维奥介绍,一九四三年在乌斯奇-涅尔,劳改营长纳戈尔内上校,政治处长戈洛乌林,英地吉尔劳管局长贝科夫,地质局长拉科夫斯基跟他们的妻子一道对所有捐赠物品都是亲自开箱,任意挑拣,你抢我夺。他们自己拿剩的东西,以后在大会上作为奖品发给自由人。一直到一九四八年,首长的勤务兵还在黑市上倒卖剩余的美国捐赠物品呢。   其实这就是社会地位和人性之间的反比关系的普遍规律。   这就是奥尔套劳改点的两次枪杀(请乘以劳改点的总数)。警卫队兵士带着一队被押解的犯人走过。有一个解除看管的犯人向走在这一队中的他的女朋友靠拢过去,和她并排走。——“走开!”“怎么,你舍不得?”开枪。击毙。一场审判的喜剧。宣布警卫队’兵士无罪:在执行职责时受到侮辱。   一个拿着释放证(他明天被释放)的犯人走到在大门口站岗的警卫身边请求;“让我出去,我到洗衣房(在营区外)跑一趟,一眨眼工夫就回来!”“不行。”“我明天就要自由了,傻瓜!”当场击毙。对杀人者连审判都没有进行。     犯人在劳动紧张的时候多么容易注意不到树上砍出的这些记号啊,它们代表着一条想象的虚线,是代替铁丝网的树木警戒圈。索洛维约夫(前陆军中尉)砍倒了一棵云杉。他往后倒退着走,清掉树干上的枝杈。他只看见自己这棵砍倒的树。可是押解队员“坦沙耶沃狼”却眯缝起眼睛等着,他是不会招呼犯人“小心发!”的。他等着——现在沿着树干继续倒退着走的索洛维约夫不留神跨出了生产区。开枪!开花子弹,一个肺被炸烂了。索洛维约夫被打死,而“坦沙耶沃狼”得到一百卢布的奖金。(“坦沙耶沃狼”——这是布列波洛姆附近的坦沙耶沃区的当地居民。他们在战争时期为了贪图离家近些并且不上前线,纷纷加入军警队。这就是孩子们习惯叫嚷:“妈妈,‘咸鲱鱼’来了!”的那个坦沙耶沃区。)  不,请你告诉我,——有什么坏事教不会人民、人们、人类去做?……   而且这在法律文献中已经指出来了:“在许多情况下被剥夺了自由的人们比正式的看守员能够更好地执行警卫营地和维持秩序的任务。”   这段引文是摘自三十年代的,而扎多尔内也证实了四十年代末的情形:自我警卫队员对自己的同伴们十分凶狠,抓住一个形式上的理由就开枪把人打死。同时,在帕尔马,内罗勃拉格的一个惩戒派遣点,被关押的全是“五十八条”,自警队也是由“五十八条们”组成的!政治犯竟……   弗拉季连讲了这样一个自警队员——库兹马,从前是司机,二十岁刚出头的小伙子。一九四九年他因触犯五十八一10被判了十年。怎样生活?没有找寻到别的路。一九五二年弗拉季连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当了自我警卫队员。这种处境使他痛苦,他说他背不动步枪这个重担;去执勤的时候经常不装子弹。常常在夜里哭,骂自己是卖身投靠的小人,甚至想自杀。他的额头很高,面孔有些神经质。他爱好诗歌,常和弗拉季连到泰加森林里去读诗,过后又去扛步枪……   他还知道一个像亚历山大·卢宁这样的自我警卫队员,是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的人,斑白的头发像花冠似地罩着额头,令人产生好感的善良的笑容。战争时期他是一名步兵中尉,后来当了集体农庄主席。他因为没有按区委的要求上交粮食,而是擅自分给了社员,被判了十年徒刑(按生活性条文)。这说明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把邻人看得重于自己!可是在内罗勃拉格却变成了自我警卫队员,甚至在普罗麦茹托奇纳亚劳改点点长手下挣到了减刑。   人的限度啊!不论你怎样对它感到惊奇,你永远不能真正把它摸透…… 第二十一章 营旁世界 第二十二章 我们在建设      可以把什么人放到杰兹卡兹甘的矿井里去干每天十二小时的干式钻进工作?——矿岩的砂尘像浓雾一样停留在空气中,没有面罩,四个月以后就带着不可逆转的矽肺被送到外面去等死。可以把什么人放在没有制动装置的提笼里降到没有冒顶和水淹防护的巷道里去?在二十世纪只有为哪一类人可以不需要在耗资巨大的安全技术上花一分钱?   因此劳改营在经济上怎么会不利呢?……  第一章 向上      经过认真的思考,我认为这个论据是比较有力的:自杀者永远是破产者,永远是走投无路的人,是输掉了生活又没有勇气继续斗争的人。而如果这几百万孤立无援的可怜的牛马终于不肯自杀——这说明他们心里还存在着某种不可战胜的情感,某种强大的思想。   这就是普遍认为自己是正义的那种感觉。这就是和在鞑靼枷锁下差不多的全民受难的那种感觉。   递解阶段开始了。这时我们开始喜欢回忆我们的过去:我们过去的生活多么美好!(即使实际上并不美好。)曾有多少未加利用的机会!曾有多少没有揉捏过的花朵!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补回这一切呢?……如果我能活到那一天的话……哦,我将会多么不同地、多么聪明地生活!未来的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吗?它像初升的太阳一样灿烂!   结论是:要活到那一天!活着出去!不惜任何代价!   “不惜任何代价!”——这仅仅是一句普通的套话,一句习惯的说法。   可是这几个字眼被它的全部含义填塞得鼓胀起来。从而形成了一句可怕的誓言:不惜任何代价活着出去。   能起这个誓的人,能在它的终红色的火团前面不眨眼的人——对于他来说,自己的不幸既遮盖了共同的不幸,也遮盖了整个世界。   这是劳改营生活道路的大分岔。从这一点起,道路分成左右两条。一条向上,一条向下。往右走——你将丧失生命,往左走——你将丧失良心。    更进一步说:难道在劳改营里真的没有可能使灵魂变得更高尚吗?   一九四六年在萨马尔卡劳改营,一群知识分子濒临于死亡的边缘;饥饿、寒冷、力不胜任的劳动把他们折磨得奄奄一息。连睡觉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没有能让他们睡觉的地方,地窖式的工棚还没有建好。他们去偷窃了吗?去当眼线了吗?哭诉自己被毁掉的生活吗?不!明知死亡近在眼前,明知剩余的时间已不是以周计而是以天计,但请看他们是怎样坐在墙边度过自己最后的不能入睡的余暇;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集合他们举行“讲习会”。他们抓紧时间交流知识,互相取长补短。互相讲最后一课。萨维里神父讲“论无耻辱的死亡”,一位神学家谈教父遗书研究,一个合并宗教派教徒谈教义和教规方面的问题,一个动力工程师讲求来的动力学原理,一个经济学家(列宁格勒人)讲创立苏维埃经济学原则的努力怎样由于缺乏新的思想而归于失败。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本人则向他们介绍微观物理学原理。讲习会的参加者一次比一次减少——缺席者已经进了停尸房……   当躯体已经因死亡的临近而变得僵硬的时候还能对这一切感兴趣的人才是知识分子!    重获自由的那一天?经过了这么多年,它还能带给我们什么?我们自己将变得面目全非,我们的亲人们也已经变化。一度是我们家园的那个地方将使我们觉得比异乡还要异乡。   关于自由的想法从某一时间起甚至变成了强加于你的想法。牵强的想法。生疏的想法。   “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好像在这个国度里存在着自由!又好像有可能使一个没有先在精神上自我解放的人获得自由!  尽管为了这个工业和这些火箭必须以生活方式、家庭的完整。国民精神的健康和我国田野、森林与河流的灵魂做牺牲,那也在所不惜。管他娘!重要的是结果!!   但这是谎言!我们在这个国家里弯着腰从事了多年的全苏苦役。我们一年一个螺旋地沿着认识生活的道路缓慢地向上登攀,从这个高度我们清楚地看到:重要的不是结果!不是结果——而是精神!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怎样做的。不是达到了什么目的,而是花了什么代价。    只要你一旦放弃了“不惜任何代价活下去”的目标,走上安祥和纯朴的人们所走的道路,不自由的生活就会开始令人惊奇地改变你原来的性格。朝着你完全没有意想到的方向改变它。   你可能觉得,在这个地方,人的心中越来越增强的应当是凶恶的感情、腹背受敌者的惶乱、无对象的仇恨、激动、神经质,可是连你自己都没有觉察到,不自由的生活怎样随着时间的不知不觉的流逝在你心中培育出完全相反的感情的萌芽。   你曾是生硬而急躁,你经常是匆匆忙忙,你的时间经常不够。现在把它绰绰有余地交给了你。你被它填得饱饱的,前前后后,要多少月有多少月,要多少年有多少年。你的血管里充溢着起镇定作用的甘露——耐心。   你在向上……   你以往对谁都不原谅,你无情地谴责,又无节制地颂扬。现在谅解一切的温和态度成了你的不绝对化的见解的基础。你既然知道了自己是软弱的,也就能理解别人的软弱。你又能惊服于别人的力量,又有向他借鉴的愿望。   脚下的石块沙沙作响,我们在向上……   自制力的装甲一年年把你的心脏和全身皮肤裹紧。你不急于提问,不急于回答,你的舌头丧失了做细微颤动的弹性能力,你的眼睛不再为好消息而进出欢乐的火花,也不再困痛苦而黯然无光。   因为你还需要核实这究竟是不是真的。你还需要弄清什么是欢乐,什么是痛苦。   寻得了什么,不要高兴;丧失了什么,不要哭泣!现在这成了你的生活守则。   你的原来干枯的灵魂由于苦难而变得滋润。你即使还不会按照基督教义去爱你的邻人,但你正在学会爱你的亲人。   爱牢狱生活中围在你身边的精神上的亲人。我们当中多少人会承认:正是在牢狱中我们才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友谊!   也爱你以前生活中曾围在你身边的血统上的亲人。他们曾那么爱你,而你却对他们作威作福……   反省你以前的全部生活!回想你做过的一切坏事,可耻的事,想想现在能不能纠正?——这就是你的思想的必然收获和永无止境的方向。    不错,你被投人监牢是无妄之灾,你面对国家和法律是无过可悔的。   但是面对自己的良心呢?面对个别的人呢?……手术后,我躺在劳改营医院的外科病房里。我一动也不能动,我觉得热,又怕冷,然而我的神智并没有模糊。我感激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科恩菲尔德大夫,他坐在我床边,对我说了整整一个傍晚的话。电灯关掉了,免得刺激我的眼睛。病房里就只有他和我,没有别人。   他以热烈的口吻长时间地向我讲述着他由犹太教改奉基督教的故事。他的改变信仰是由和他同牢房的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像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似的性情和善的小老头促成的。我惊异于他的新人教者的忠诚、他的言词的炽烈。   我们彼此并不熟悉,他也并不负责治我的病。他只不过是在这里找不到人谈心。他性情温和,彬彬有礼。我在他身上没有看出任何劣点,对他的事也一无所知。然而我对一件事存有戒心,科恩菲尔德已经两个月把自己囚禁在工作地点,不出医院的工棚,避免在营区里行走。   这表示他害怕被人宰掉。我们劳改营里最近很流行这种作法——拿刀子捅眼线。这很有效果。但是谁能保证挨刀子的单单是眼线?有一个犯人被杀显然是因为有人报卑鄙的私仇。因此科恩菲尔德把自己囚禁在医院丝毫不能证明他是一个眼线。   已经很晚了。全医院的人都睡了。科思菲尔德这样结束自己的话:   “您知道,一般地说,我确信人世生活中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任何惩罚都不是平白无故的。表面上,它的降临可能与我们真正犯下的那个罪过无关。但是如果把你的一生仔细地检查一遍,深入地想一想,我们总会找出使我们今天遭受打击的我们所犯下的罪。”   我看不到他的面孔。从窗户透进来的只是营区微弱灯光的返照和走廊里的电灯射在房门上的黄色光斑。但是他的声音中发出的如此神秘的见解使我不寒而栗。   这是鲍里斯·科恩菲尔德最后的言语。他无声息地通过静夜的走廊走进邻近的一间病房,在那里睡下。所有的人都入睡了,他已经再找不到可以说一句话的人。我自己也入睡了。   早晨,我被走廊上的奔跑和沉重脚步声惊醒:卫生员抬着科恩菲尔德去手术室。他在睡梦中被人用灰泥匠的小锤在颅骨上砸了八锤(我们这里通常利用刚打起床铃、工棚门打开了但人们还没有起床的时机杀人)。他死在手术台上,根本没有醒过来。   科恩菲尔德留在人间最后的话竟成俄语。这些话是对我说的,从而像遗产一样留给了我。这样的遗产并非抖抖肩膀就甩得掉的。   但是此时我自己也成长到了产生类似的思想的水平。   我本来倾向于赋予他的话以生活的普遍规律的意义。可是这样做便会陷入一个难题。这样做你就得承认那些遭到比监禁更残酷的惩罚——被枪毙、被烧死的都该是超级的恶一(而实际上……遭到最凶狠的惩办的正是一些无辜的人。)关于我们的那些明摆着的折磨者又该怎么说?为什么命运不惩罚他们?为什么他们至今还在享福?   (对此唯一的答案只能是:人世生活的意义并不像我们习惯认为的那样在于享福,而在于……灵魂的升华。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的折磨者受到了最可怕不过的刑罚:他们正在变成猪,他们脱离人类而向下坠落。从这个观点来看,今日承受刑罚的,正是有升华的希望者。)   但是科恩菲尔德最后的话中确有一些扣人心弦的东西,对于我自己说来,我是完全接受的。许多人也会接受它们,作为对自己的箴言。    命运只许我用压弯的、几乎要折断的脊背从狱中年代里驮出一条这样的经验;人是怎样变成恶人和怎样变成好人的。在少年得志的迷醉中我曾觉得自己是不会有过失的,因而我残忍。当大权在握时我曾是一名刽子手和压迫者。在我穷凶极恶的时候我确信我在做好事,我有头头是道的理由。只有当我躺在牢狱里霉烂的麦秸上的时候心里才感觉到善的第一次蠕动。我逐渐发现善与恶的界线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条线在移动,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摆动;·连被恶占据了的心中也保持着一小块善的阵地。连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着一个……尚未铲除的恶的角落。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世间一切宗教的真谛:它们是与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的恶作斗争的。世界上的恶不可能除尽,但每个人心中的恶却可以束缚。     当别人在我面前怨恨西方松松垮垮、缺乏政治远见、四分五裂和张是失措的时候,我也总是提醒:   “我们在没有经历过群岛以前,难道比他们坚定些吗?思想上强硬些吗?”   因此当我回顾自己被监禁的年代时,有时会说出一句令周围的人吃惊的话:   ——祝福你,监狱!   列夫·托尔斯泰曾梦想被投入监狱,他是对的。这位巨人从某一时刻起开始涸竭了。他真的需要监狱,正像干旱需要一场暴雨!   所有描写监狱,但本人没有在那里蹲过的作家都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对囚犯表同情和诅咒监狱。我……在那里蹲过足够长的时间,我在那里培育过自己的灵魂,我却要毫不犹豫地说:   ——祝福你,监狱!感谢你进入了我的生活!   (然而从坟墓中传来了对我的回答:你说这话倒是不错,因为你是从那里活着出来的!)   第二章 还是败坏?    沙拉莫夫的反对意见要比别人的更坚决,也更重要(因为这一切他全写成了文字):   “在劳改营的环境里,人永远不可能依然是人。这正是建立劳改营的目的。”   “一切人的感情——爱情、友谊、妒忌、仁爱、善良、好名、诚实——随着筋肉一起从我们身上消蚀了……我们没有了自豪感和自尊心,甚至醋意和情欲都好像是火星上的概念……唯一剩下的是愤恨——这是人的最耐久的感情。”     在监狱里(不管是单身监禁或不是单身的),一个人独自面对着自己的痛苦。即使痛苦是一座大山,他也必须把它吞下,习惯于它、消化它、被它消化。这是道德修养的最高级形式。它永远能使每个人变得高尚。与岁月和四壁进行单枪匹马的搏斗是一番道德的磨练,是一条向上的道路(如果你攀登)。假如这些岁月你是与一个伙伴共度,你们决不会陷入一人必须为另一人的活命而死亡的境地。你们面前存在的,不是一条通向冲突的道路,而是通向互相支持和互相丰富的道路。   但是在劳改营里,这条道路似乎并不存在。面包不是切成均等的小块分发给每一个人,而是倒在一堆,由你们去抢!推倒身边的!从他们手里夺!发给的面包数量,只够平均每活下一个人,就必须有一个或两个人饿死。面包挂在松树上,去把树砍倒吧!面包埋藏在矿井里,爬进去开采出来吧!你还顾得上思考自己的痛苦吗?思考过去和未来吗?思考人类和上帝吗?你的头脑被一些琐碎的打算占领了。它们今天好像有天那么大,到明天却变得一文不值。你憎恨劳动——它是你的主要敌人。你憎恨周围的人——他们是你生与死的竞争者。紧张的嫉妒和恐慌使你精疲力竭,总担心着别人在你背后什么地方正瓜分着本来可能落在你手里的那块面包,别人在隔壁的什么地方正从大锅里捞出那个本可能落在你钵子里的土豆。    此外,你还永远被恐惧抓在手里:害怕连你目前赖以生存的这个可怜的水平也要失掉;失掉你目前这个还不算最苦的工作,栽进递解队伍,掉进强制隔离区。如果你比所有人都愿弱,你要挨打。换之,如果有人比你孱弱,你就会打他。这还不是精神的败坏么?老劳改犯A·鲁巴依洛把人在外界压力下的这种迅速的腐坏称作“灵魂的疥癣”。     有意调唆犯人整犯人,可以导致劳改犯人生出多么可怕的“灵魂的疥癣”啊。一九五O年在翁日拉格,一个精神已经不正常(但照旧被押去上工)的女犯莫伊谢瓦伊代没有理会什么警戒线而跑去“找妈妈”。她被捉住,绑到门房旁边的柱子上。同时当众宣布,“因发生逃亡事件”而取消了全营的下个星期日(惯用的伎俩)。所以各个作业班下工回来都朝被绑着的女人身上吐口水。有人还动手接她:“因为你,畜牲,休息B没有了!”莫伊谢瓦伊代只是傻呵呵地笑。      所以这样说是否更正确:什么样的劳改营也不能败坏具有一个坚强的内核的人。他不接受那种“人生来是为幸福”的可怜的思想意识,那种派工员一棍子就能打掉的可怜的思想意识。      我身体里曾有一个男人拳头大小的肿瘤。它把我的肚子撑高、变形,妨碍我吃饭和睡觉,我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它(尽管它还不到我体积的百分之零点五,而群岛却占全国面积的百分之百!)。但是它的可怕之处倒不在于它压迫附近的内脏并使它们移位,最可怕的是它分泌出毒素,感染整个身体。   我们的国家也是如此,群岛的毒素逐渐感染了它的全身。天晓得它何年何月才能把这些毒素排除。    我可以提出一个自己的粗浅的估计。每四、五名城市居民中必定有一个人一生中至少曾有一次接到过当情报员的建议。也可能超过这个比率。最近期间,我曾在几批前囚犯以及在几批从未坐过监牢的人们当中进行过抽查:我问他们之中有谁、在什么时候、怎么样被收买过?结果发现同我围在一张桌子边的人全都接到过这样的建议。   曼德尔施塔姆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结论:除了削弱人们之间的联系这个目的之外,另外还有一个目的。凡是被收买过的人由于害怕被社会揭露,必定非常关心现政权的持续稳定。      人们生活在背叛“场”里——他们拿出最有力的论据为背叛辩解。一九三七年一对夫妇预料会双双被捕——因为妻子是从波兰来的。他们俩人商定了个办法:不等人家来抓,丈夫先去告发妻子!这样一来,女的被抓,男的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眼里“摆脱了干系”,得以留下。也是在那光辉灿烂的一年,革命前的政治苦役犯阿道夫·多布罗沃利斯基临去监狱之前嘱咐自己唯一的爱女伊莎贝拉说:“我们把一生都贡献给了苏维埃政权——一你可不能让别人利用了你的委屈心理呀!你一定要加入共青团!”法院判决并没有禁止多布罗沃利斯基通信,可是共青团要求他女儿不写信。女儿遵照父亲临别嘱咐的精神,脱离了和父亲的关系。   当时有过多少这类的脱离关系的声明啊!—一或是当众宣布,或是在报刊上声明:“我,某某,决定自某年某月某日起脱离与变为苏维埃人民敌人的父母的一切关系。”用这个东西可以买到一条命。 第五部 苦役刑   “我们要把服苦役的、充满镣铐声的西伯利亚变成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西伯利亚。”             ——斯大林 在劫难逃  我们坐在台阶上聊天。我和妻子还很年轻,当时还满怀着对生活的美好希望,因而也为生活感到十分不安。当我们要想表达这种内心的不安时,却又找不出什么比报纸上说的更聪明的话来。所以,我们和布罗涅维茨基夫妇在一起觉得很轻松:当时我们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并没有觉察到相互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可是他们两个人很可能是怀着诧异的心情望着我们这两个初生的牛犊儿的。我们虽是刚刚度过三十年代,但却好像没有在三十年代生活过一样。他们问我们: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记忆?什么记忆?学院里的图书馆、考试、愉快的体育行军、文娱活动,嗯,当然啦,还有爱情,那正是谈恋爱的年龄嘛。那时候我们学院的教授没有人被抓进监狱吗?啊,对呀,好像是有两三个人被抓进去了。副教授接替了他们的职位。那么学生呢?没有被捕的吗?我们想起来了:对,有。有几个高年级的学生被抓走了。可这又怎么样呢?没关系,我们还照常跳舞。在你们的亲友中间呢?……嗯,……谁也没有被触动吗?是啊,谁也没有……   因为这太可怕了,所以我想一定要把这些都回忆起来。但实际情况就是上面所说的那样。正因为我当时并不属于专搞体育活动和跳舞的一类年轻人,又不属于一头钻进自己的科学和公式里去的狂热者之类,所以这就显得更加可怕了。我自以为一直是对政治非常感兴趣的。刚刚十岁的时候,我这个黄口孺子就胆敢不相信维辛斯基了,我曾对当时的几次著名的法庭公审安排得那么妥帖表示过惊异。但是,并没有什么东西推动我继续思考下去,没有东西推动我把那几次小小的(当时曾显得声势浩大的)莫斯科公审同整个国土上滚动着的镇压的巨轮联系起来(牺牲在这个巨轮下的人数也好像并未引起我的注意)。我的童年是在排队中度过的:排面包队、牛奶队、粮食队(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有肉)。但是,我当时还不能把现象联系起来看,还认识不到缺乏粮食就意味着农村的破产,也不懂得这是为什么。当时我们有另外一种公式:这叫做“暂时的困难”。在我们那个大城市里,每天夜里都逮捕人,逮捕,又是逮捕,可是,我夜里是从来不到外面去的。白天呢,那些被抓走的人们的家属自然不会挂出黑旗来,而我那些同学们也决不会提起他们被捕的父亲。   从报纸上看,一切都完美无缺,朝气蓬勃。   何况年轻人本来就是愿意接受“一切都好”这种想法的。   现在我才明白,当时布罗涅维茨基夫妇要想对我们谈点什么,该有多么危险。但是他,这个曾经遭受过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最残酷的打击的老工程师,还是对我们多少吐露了一点点:他在监狱里失掉了健康,他不止一次被投入监狱,不止在一个劳改营里呆过。但他只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对我们谈了其中最早的一个杰兹卡兹甘劳改营,谈到被污染的有毒的水,有毒的空气,谈到大批屠杀,谈到多次递交莫斯科的申诉书都如石沉大海。甚至“杰兹-卡兹-甘”这个词,也像它的无情历史一样,一听到它,就像是有人用大锉刀在你身上用力地控似的。(可是,怎么样呢?这个杰兹卡兹甘是否多少改变了我和妻子对世界的看法呢?没有。当然没有。因为那不是发生在我们身旁的事,不是亲身经历呀。这是不能向任何人言传的。最省事的办法是不去想它。最轻松的是把它忘掉。) 但是,当时在城市中也还有少数人(其实也并不很少,总有几百万吧),他们,只要有胆量,也曾厌恶地拔出广播喇叭的插头,他们在每一份报纸的每一页上都只看到满纸的谎言。他们把投票选举日当成痛苦和受屈辱的日子。在这少数人看来,我们现在实行的专政既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也不是人民的专政,更不是苏维埃式的专政(因为有人还记得“苏维埃”这个词最初的正确含义),而只不过是共产党少数的掠夺性专政,而且带有极粗野的性质。   阅读本书的第一部时,读者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全部事实。(何况我也并不掌握全部事实。将来肯定会有专题研究报告的。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附带的题目。)在那里,在本书的开头,当读者还没有跟我们一道走过劳改营的全部道路时,我只是向读者发出了一个注意信号,请他想一想。现在,当我们已经见过了那些囚犯宿泊点、递解站、伐木场和劳改营的泔水池之后,或许读者会变得更容易谈得拢了吧。在第一部中,我只谈到了那些由于绝望、俘虏营的饥饿、走投无路而拿起武器的弗拉索夫分子。(其实,在那里也可以深思一下:德国人本来是只想利用俄国俘虏替他们执行非战斗任务和后勤任务的,按理说,这对那些只想保住性命的人来说该是最好、最安全的出路吧。那么为什么还有人硬要拿起武器去面对面地打苏联红军呢?)   写到这里,我们无法再拖延了,只得也谈谈那些早在一九四一年之前就一心盼望有朝一日要拿起武器去痛打那些红色政委、契卡人员和集体化推行者的人们了。记得吗,列宁说过:“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就只配被人当做奴隶使唤。”在这里,值得我们自豪的是,苏德战争确实显示出:我们并不是自由主义的历史研究论文中所唾骂的那种奴隶;当我们伸手操刀准备去砍掉老爷子斯大林的首级时,我们决不是奴隶!(而且,从这一角度来说,当年也不是作为奴隶挺起腰来穿上红军的军大衣的;可谁知道那军大衣仅仅象征着短暂的自由呢!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在当时是不可能预见到的。)  这些亲身感受了二十四年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的人们,早在一九四一年就懂得了当时在世界其他地方还谁也不懂得的东西,即:在整个地球上,在人类全部历史中,还从来没有比布尔什维克的自称为“苏维埃”的制度更残暴、更血腥、同时又更狡黠奸诈的制度。他们懂得了:不论是按其虐杀人数之多、延续年代之久、计谋策划之深思远虑来说,还是按其彻底统一化的极极性质来说,人世间的任何其他制度都不能和这个制度相提并论。甚至当时遮住了整个西欧的眼睛的希特勒制度,与此相比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现在,时机来了,武器落入了这些人手中。此时此地难道他们应该克制住自己,让布尔什维克度过这垂危时刻,让它重新坚定地站起来再压迫人吗?难道到那时再去同它进行斗争吗?(这种斗争直到今天还没有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开展起来呢!)不,当然是应该以布尔什维主义之道还治于布尔什维主义之身的:也就是象它自己当年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被削弱之机紧紧咬住俄国的躯体一样,应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样时刻狠狠地打击它。 革命的微风 锁链,还是锁链…… 怎么会忍受?   按照立宪民主党人(更不必说社会党人)的通常说法,整个一部俄国史就是一部以暴易暴的历史。鞑靼人的暴政,莫斯科大公的暴政,嗣后五百年本国的东方型的专政和根深蒂固百分之百的奴隶制。(没有过什么全俄缙绅会议或者农村公社,也没有过什么自由哥萨克或者北方的农民阶层!)不论是“可怖的伊凡”还是“最安分的阿列克谢”,是“严厉的彼得”还是“温和的叶卡捷琳娜”,甚至包括亚历山大二世,直到“伟大的二月革命”前的所有沙皇,都只懂得一件事:镇压。镇压本国臣民,把他们像小甲虫或毛毛虫似地踩死。臣民们被这个制度压得直不起腰,一切暴乱和起义总是被压得粉碎。   无论对普希金还是莱蒙托夫,都没有因为他们写了大胆的著作而判刑,也没有为托尔斯泰公开颠覆国家而动过他一根手指头。尼古拉一世向普希金问道:“如果十二月十四日那天你在彼得堡,那你会在什么地方?”普希金则直率地回答说:“在枢密院广场。”而为此,他被……放回家去了。然而,我们这些亲身备尝了我国司法机器之苦的人们。还有我们的检察官朋友们,却非常清楚地了解,要是在今天,普希金为了这样的回答应该付出什么代价—一适用刑法第五十八条第二分条,以参加武装暴动论处!最从轻的判处也要适用第十九条(图谋暴动)。因此,即使不是枪毙,至少也要判十年徒刑。而且,确实有一些普希金式的人物去服刑了,被送进劳改营了,最后葬身在那里了。(像高峰浪诗人古米廖夫那样的人,还没有到达劳改营就在地下室里报销了。)   让我们在这里翻阅一下大家熟悉的列宁传记吧。一人八七年春天,列宁的亲哥哥亚历山大因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处死P也就是说,列宁(也和卡拉科佐夫的兄弟一样)是谋刺沙皇的罪犯的兄弟。而他怎么样了呢?同年秋天,我们看到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却考进了喀山皇家大学,而且读的是法律系!这个事实难道不奇怪吗?   沙皇对任何一个重要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迫害也都表现了类似的软弱无能和不坚定性(在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尤其如此,不过,这里又有其它疑点了)。例如,一九O四年在莫斯科搜查加米涅夫时没收了他的一些“诋毁性信件”。审讯时加米涅夫拒绝说明这些信的情况。也就完事了。于是,作为惩罚,把他遣送到……他父母居住的地方去了。   在我们看来,斯托雷平时期和斯大林时期两者不能比拟之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残杀是单方面的——仅仅因为某人长叹一口气,甚至连叹气都算不上的一点小事,就可以砍掉他的脑袋   托尔斯泰不是惊叹“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可怕的了”吗?其实,比这更可怕的事是一点也不难想象的。有比这更可怕的事,那就是:不是时而在某个众所周知的城市中处死一些人,而是每天到答都在处死人;不是一次处死二十人,而是二百人成批地处死;关于这些事,报纸上非但不用大字标题受,也不用小字标题登,报纸反而在报道“生活比以前更美好了,生活比以前快乐了”!   因此,对于我们“怎么会忍受的?”这个问题,现在可以作出回答了:就连我们也并没有忍受!读者下面就会看到:我们绝对不是一直在忍受的。   我们确实在特种劳改营里举起了政治犯的大旗,并且确实成了当之无愧的政治犯! 第五章 铁板下诗篇,岩石下真理   但是,在记住某种东西之前,总想把它写在纸上,先把它润色好。劳改营里允许有铅笔和无字的纸,但是,却不能持有已经写好的东西(除非是关于斯大林的颂诗)。如果你不是在卫生所当杂役,又不是在文化教育科当食客的话,那你每天就得早晚两次在岗楼前受搜查。我决定把诗写在小纸片上,每小片纸上写十二——二十行,润色之后便背下来,然后把纸片烧掉。我自己定了一条规定:绝不使用整张的纸。.在监狱,构思和对诗句的推敲都必须在脑子里暗自进行。后来,我把火柴杆折成许多小段,把这些小断头放在烟盒上摆成两排,一排断头表示个位数,另一排表示十位数。我心里背诵着诗句,每背一行诗就把个位数的小断头往旁边挪一个,每挪完十个,就把十位数的挪一个。(这项工作也得小心翼翼地做。假如在移动火柴杆时嘴唇作出像是说话的动作或脸上现出异样的表情,就肯定会引起眼线们的怀疑。所以,我在移动火柴杆时尽量装成完全心不在焉的样子。)每背到第五十行或第一百行的时候,我便特别把它记住,作为进行检查的标记。每月我都要把已经写好的全部诗从头背诵一遍,假如这时背到第五十行或第一百行时发现它跟我特别记住的那一行不一致,那就要一遍一遍地从头开始检查,直到“追回”那几行从记忆中滑脱的诗句为止。   在古比雪夫递解站时,我曾经看到天主教徒(立陶宛人)们自己制作一种狱里用的念珠。他们把面包用水泡开揉烂,染上颜色(用烧焦的胶皮染黑色,用牙粉染白色,用红药水染红色),做成珠子,趁它不干的时候用细绳穿起来,那细绳是用线捻成后抹上了肥皂的。然后把它放在窗台上晾干。我后来也加入了他们一伙,我说自己也想数着念珠祈祷。不过,按我信的宗教教规,一串念珠得有一百颗(后来我才明白,其实只要二十颗就够了,甚至更方便。我又用软木塞自己做了一串),每逢第十颗不能是圆的,应该是方的,而且第五十颗和第一百颗也要有所区别,能摸得出来才行。立陶宛人虽然对于我这种信仰感到奇怪(最虔诚的信徒的念珠,一串也只有四十颗),但还是深表同情地帮我做了一串,把第一百颗珠子做成一个深红色的心形。我后来一直把他们这一绝妙礼物带在身边。冬天,我把它放在宽大的连指手套里,在派工地点,在从一处被赶到另一处的路上,在一切等待的时刻,我不知数了它多少遍。这是站着就能作到的,天气多冷都不碍事。它就藏在这大棉手套里通过了各次搜查。有几次倒是被看守发现了,但他一看是祈祷用的,也就还给我了。直到我的刑期结束(这时我写下的诗句已有一万二千行了),以及后来在流放地点,都多亏了这串念珠帮助我写作,帮助我记忆……不过,也并不那么简单。积累的诗句越多,每月复习所占的天数也就越多。特别是这种复习还有一个害处,就是所写的诗句背得烂熟了,就再也发现不了其中的优劣,无法提高了。为了尽快把纸片烧掉,本来就是匆忙中决定的初步方案,后来往往成为唯一的方案了。把写好的东西放起来,忘掉它,几年之后再取出来用新的批判眼光重新看一看——这种奢望是我连想也不敢想的。因此,不可能写出真正的好诗。      我一夜没有睡好。外面的风刮得很猛,我的《砌石工》会被刮到哪里去呢?尽管那上面有不少略字和横线,但诗的大意还是清楚的。而且根据内容就可以断定作者是建造加强管制工棚的砌石班的人,而在砌石班那些西部乌克兰人中间是不难找到我的。   因此,现在在营区某处或草原上无可奈何地被大风吹着到处滚动的不只是那个小纸团,而是我多年来的写作,是已经写出的,更重要的是计划要写出的全部东西。我呢,只有祷告上帝保佑。每当处境不佳的时候,我们向来是不以信奉上帝为耻辱的。只是在我们顺利的时候,才耻于信上帝。   早晨,五点钟,刚一听到起床命令我就冒着使人窒息的寒风跑到昨天扔纸的地方去找。狂风卷起砂石扑打着我的脸。哪里去找呢?风从这里吹向营部方向,再远就是惩戒室(那里也有很多看守来来往往。还有几道交叉的铁丝网),再往前就是障碍地带,是小村镇的街道了。在天大亮前我弯着腰来回找了整整一小时,毫无结果。我已经绝望了。谁知天刚亮,我看见就在离我扔纸团的地方三四步远处有一个白东西——风把小纸团吹到旁边,恰巧夹在地上的两块木板中间了。   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奇迹。  那长长的一排坟墓   是我所记忆的全部。   我本应也赤身露体躺进泥土,   但我曾发誓;要把我的歌儿唱完,   要走完自己的路,   不吐出最后一个字,   绝不停止哭诉;   仿佛在我这死人的生活里   也还有过什么最初……   如果能了解到某人生平的哪怕很小一个片断,就能较快和较深刻地了解这个人。比如,那边有许多人在挖土。下起大雪来了。于是,可能因为休息时间快到了吧,全班都躲进了窝棚。可是有一个人仍旧站在雪地里。他站在土沟的一边,用铁锹支着身子,一动也不动,仿佛他觉得雕像似地站在那里很合适。大雪盖住了他的头、肩、胳膊,就像盖住一座雕像。他对此无所谓吗?甚或还感到舒服?他透过纷飞的大雪凝视着障碍地带,凝视着白色草原。他长得很粗壮,宽肩膀,方脸膛,粗硬的浅棕色络腮胡子。他总是那么稳稳当当,慢慢吞吞,沉着冷静。他一个人留下来,站在那里观看着这个世界。他在思考。他并没有在这里。   我不认识他,但是他的朋友雷季金对我谈过他的事。他是个拥护托尔斯泰宗教学说的人,是在一种落后观念中长大的,这种观念禁止杀生(即使为了那个“先进学说”杀生也不行)。禁止杀生,当然也就不许拿起武器。一九四一年战争爆发,他应征入伍,队伍开到靠近阿富开的库什卡驻扎。他就扔掉武器,在库什卡附近偷越国界跑到阿富汗去了。当时库什卡并没有德国人,也根本没有德国人朝这个方向进军的消息。因此,他本来是可以太太平平地服役到战争结束,一次也不向活人开枪的。但是,他觉得肩上背着这个铁家伙本身就违反他的信仰。他受不了。他指望阿富汗人会尊重他“不杀生”的信仰,会放他到尊重宗教的印度去。但是,阿富汗政府也和所有政府一样只顾私利。它怕触怒强大的邻国,就把这个逃亡者枷起来,关进监牢。这样,他带着不能走动的沉重足枷在狱里呆了三年,等待着战争结局。苏联战胜了,于是阿富汗政府阿谀地把这个逃兵送还了本国。他的刑期就是从那时候算起的。   看,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雪里,像是这自然界的一部分。难道把他送到人间来的是国家吗?为什么国家有权利决定这个人应该怎样生活呢?   “嫉妒乃是被侮辱了的自尊。心。真正的爱情在它失去了对方的爱时是不会嫉妒的,而只会死亡,只会僵化。”   “同科学、艺术、宗教一样,爱也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   亚诺什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们的童年时期除了读书之外没有任何别的爱好。这样的人我们这个时代培养得越来越少了。亚诺什成年之后也保留了这种爱好,甚至在劳改营也是这样。不论在北方的劳改营,还是来到这埃克巴斯图兹特种劳改营之后,亚诺什从不放过得到并阅读新书的机会。在我认识他之前,他已经知道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果戈理等人,并且很喜爱他们的作品。我给他讲了格里鲍耶陀夫,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莱蒙托夫,几乎像喜欢裴多菲和阿兰尼一样。莱蒙托夫的作品他是被俘虏之后,就在不久前才看到的。(我不止一次听外国人说过,他们在俄国诗人中最喜欢莱蒙托夫。)亚诺什特别对《童僧》中的主人公的命运感到共鸣,因为那也是个被囚禁的年轻人,也是注定要死在这里的。亚诺什背会了其中的许多段落;他常年走在异国人行列中,站在异国土地上,倒剪着手,用异国的语言喃喃背诵:   “那时我已模糊地意识到.   在故国土地上,在那里   已永不再会有我的足迹。”   还有一次,宽敞的食堂里终于要举行一个“文娱晚会”了。人们已经坐好。对于晚会,基什金并不抵制。他穿着自己那件绿背心,在场里跑来跑去,帮助搬搬椅子,拉拉幕布。他每露面一次都引起一阵掌声和欢笑。忽然,他急急忙忙从台口跑过去,仿佛后面有人追他。他边跑边挥动一只胳臂,像发出警告似地叫喊着:“达达尼尔!野蛮!”场里一阵大笑。这时,好像没有配合好似的,幕布拉开了,可台上空空的,一个人也没有。基什金却又在这时跑了出来。人们又报以哄笑。可是笑声马上就沉寂下去了:基什金的样子不仅不可笑,而且简直像是发了狂,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叫人看着都害怕。他开始朗诵,浑身颤抖,用昏沉沉的眼睛环视着听众(夹杂着乌克兰语)朗诵道;   我举目环视四周,   这景象使我满怀哀愁,   宪兵肆虐,鲜血横流,   无数的尸体堆成人垛,   被打死的儿子身旁,   斜卧着父亲的尸首!   他这是针对几乎占观众半数的乌克兰人因犯朗诵的!这些乌克兰人都是刚从沸腾着的各州押送来的。这朗诵等于往他们的新伤口里撒上一把盐!他们哭了,甚至失声痛哭!已经有个看守朝着舞台,朝着基什金这边冲过来了。可是,基什金悲壮的表情一瞬间便溶化在小丑的微笑中了,他已经在用俄语高声喊道。   “这几句纪念一月九日的诗,还是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背会的呢!”   说着便滑稽地扭动着身子跑下台去了。   另一个人,叶尼亚·尼基申,也是个淳朴的小伙子,挺合群,人缘好,方脸膛上有许多雀斑。(在农村被摧毁之前,那里有许多这样的小伙子。如今在农村更多地看到的则是不怀好意的表情。)叶尼亚的声音音量不大,音域也不宽,但他很喜欢唱,唱给同房间的朋友们听,也愿意上台演唱。   有一次报幕员宣布:   “下一支歌《我的妻,我的爱妻》,莫克罗马索夫作曲,伊萨科夫斯基作词,吉他伴奏,由叶尼亚·尼基申演唱。”   吉他奏起了朴素哀怨的曲调。叶尼亚面向大食堂里挤得满满的听众甜蜜地唱起来,表现出我们内心中那尚未完全变得粗野的、尚未完全变冷的一点点温情:   妻啊,我的爱妻!   只有一个人,只有你,   只有你一个人,在我的心坎里!   只有你一个人?这样,舞台正面挂的号召完成生产任务的横幅标语就显得暗淡无光了。劳改营里的年月,已经呆过的年月和剩下的年月,在这灰蓝色的昏暗会场上就像是全都消失了。只有你一个人!此刻我心坎里想的,不是在政权面前承认的莫须有的罪名,不是要跟它算帐的念头,也不是我们饿狼般对食物的关怀……而是只有你一个人!……   我温柔可爱的妻!   不论我走到哪里,   只有你,比谁都珍贵,   比谁都亲密!   这是一支倾诉离愁的歌,歌唱望不到尽头的别离,吉凶未卜的、查无音讯的别离!这支歌对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有多么合适!它一点也没讲到监狱。还可以把它解释成是有关长期战乱的描述。   我这个地下诗人的嗅觉居然失灵了:我竟没有发现台上朗诵的乃是又一位地下诗人的诗,(这类诗人有多少啊!)而且这位诗人比我更机敏,更能适应公开发表的需要。   对尼基申能怎么样呢?在劳改营里能要求他把歌谱拿来,检查一下是不是伊萨科夫斯基作词和莫克罗马索夫作曲的吗?既然他那么说,大概是他记得吧。   我看见;图马连科站在舞台后面——带着含蓄胜利的表情微笑着。   大约两千人坐在这灰蒙蒙的会场里。他们一动不动,鸦雀无声,像是他们根本不存在。他们都僵化了,变得严酷了,像石头一样。他们的心被歌声抓住,脸上挂着泪珠儿。原来,他们的眼泪也还知道该从哪里、怎样流出来。妻啊,我的爱妻!只有一个人,只有你,只有你一个人,在我的心坎里!…… 坚定的逃跑者   问题就是这样摆着:对于死,你有没有准备?有。那就是说,可以逃跑了。   星期日。天高气爽。看守为了让他们排练节目,把两个人放出了管制工棚整整一天。突然,腾诺在文教科收到了母亲的来信。是啊,正是在这一天。囚犯的生活里有多少这一类的巧合啊?!……信的内容令人忧伤,但是,也许使你受到锻炼。信中说:妻子还关在监狱里,到现在连劳改营都没进去。弟媳已经表示要同哥哥这个祖国叛徒断绝一切关系。 一只小白猫  这是一个绝好的、难得的机会,因为并没有人追捕他们。但是,我们想干什么?要他们的命?不,我从未杀过人,也不想杀人。侦查员和行动人员折磨和侮辱我的时候,我想过杀人,但对普通的劳苦人民,我下不了手。拿走他们的钱吗?只要拿一点点。嗯,多少算“一点点”?只够买两张去莫斯科的火车票加上吃饭的钱就行了。另外还要一点破旧东西。这不会使他们破产。不拿走他们的证件和船,同他们商量好,不许他们去报告,行吗?很难相信他们。况且,我们自己没有证件怎么行?   可是,如果拿走他们的证件,那他们就别无办法,只有去报告。为了不让他去报告,就得委屈他们,把他们绑在这里。要绑得能使我们有两三天的充裕时间才行。   这么说来,不是很简单吗?   这时科利亚察看回来了,暗示我上面一切正常。他等着我发出“玛赫玛杰拉!”的命令。怎么办?   奴役的埃克巴斯图兹营的图景又浮现在我眼前。我原意回到那里去吗?……难道我们就没有权利……?   这时,突然,有一个什么东西非常轻柔地抚摩了我的腿一下。我看见一个小小的白东西。我俯身一看:原来是一只小白猫,从船舱里跳出来的。它把尾巴像旗杆一样竖着,鼻子里发出轻轻的呼噜声,用身体蹭我的腿。   它并不了解我此刻的想法。   由于这小白猫的轻轻触动,我仿佛感到自己的意志有些动摇了。从钻出铁丝网下的小洞以来二十昼夜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一根弦,似乎一下子断了。我感觉到,现在无论科利亚说什么,我都不仅不会夺取这两人的生命,而且不会夺取他们的一点血汗钱。   我保持着严肃的声调说:   “好,你们在这里等一等,我们马上就会查清楚的!”   我和科利亚登上山坡,我手里拿着他们的证件。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科利亚。   科利亚不作声。他不同意,但是不吭声。   世界就是这样安排的:那些家伙能够随意剥夺任何人的自由,他们并不存在良心问题。而如果我们想把天赋予自己的自由取回来,他们就要求我们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要求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人付出生命。   那些家伙什么都能作得出,我们则不能。这就是他们之所以强于我们的原因。我和科利亚没有商量出一致意见就走下山坡了。跛脚男人站在靠岸的船旁。   “你妻子呢?”   “她害怕,跑到树林里去了。”   “这是你们的证件,拿去吧!你们可以赶路了。”   男人道了谢,冲着树林喊道:   “玛——丽娘!回来吧!都是好人!咱们走吧2”   两只船划开了。我也尽快地往前划。跛脚男人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从我们身后喊道:   “首长同志!我们昨天可看见两个人,简直像土匪一样。我们要知道的话,非把他们抓住不可,两个坏蛋!”   “听,怎么样?你可怜他们吗?”科利亚问我。      当读者拿到这本书时,格奥尔吉·帕夫洛维奇·腾诺,这个竞技运动家,甚至是竞技运动的理论家,已经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死于突然发现的癌症了。他是在病床上勉强看完这些章节的,并且用那已经开始麻木的手亲自作了一些修改。他绝没有想到会这样死去,他对朋友们所作的誓言也不是要这样死去的!每次盘算逃跑计划时,他都一次又一次地燃起要死于战斗的愿望。他常说:“我死的时候一定要同时带着十来个杀人犯到阴间去,其中第一个就是维亚奇克·卡尔祖贝(即莫洛托夫),另外还一定得有赫瓦特(既负责瓦维洛夫案件的侦查员)。我不是要杀人,我是要处死他们。既然国家法律保护杀人犯,我就得这样做!”腾诺曾说:“在你已经打出头几枪之后,你自己生命的本钱就算已经捞回了,那时你会高高兴兴地超额完成任务。”但是,病魔突然袭来,没有允许他找到武器,转瞬间夺走了他的力气。当腾诺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情时J他还曾亲自把我写给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信分别投到莫斯科的许多邮箱里去。他希望把他葬在爱沙尼亚。给他作临终祈祷的牧师也是个老囚犯,是蹲过希特勒和斯大林双方的集中营的。   可是,莫洛托夫却安全地活下来了,他正在翻阅旧报纸并撰写他的刽子手回忆录。而赫瓦特呢,他正在高尔基大街第四十一号住宅里安闲地花着他的养老金。   在腾诺逃跑事件发生以后,(由于他那不幸的短小喜剧)劳改营文化教育科的文娱小组被解散了一年之久。   这是因为;文化固然很好,但是文化应该为压迫服务,而不应该为自由服务。 第八章 靠意志逃跑与靠技术逃跑   但是区里来的检察官带来了全国通缉犯的照片,对村里人宣布说:“你们是好样儿的!你们抓住的不是小偷,是两个大政治土匪!”   于是,情景骤然改观了:周围的人谁也不再喊叫。牛的失主是个车臣人,是由高加索迁移来的。他反而给被抓住的人送来了面包、羊肉,甚至还有车臣人大家凑的钱。他说:   “唉,真是的!你要是早到我这儿来,告诉我你是什么人,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这一点是不必怀疑的,车臣人就是这样。)库德拉被感动得哭起来。经过这许多年残酷无情的生活之后,心灵已经受不住这种同情了。   他又继续逃了很久,走了两个星期。但他给自己定下一条严格的规定:到处都要坚决地避开主要的敌人——人,他的同胞们。他已经把马放弃了,渡过了一条河(他不会游泳!他是乘着自己用芦苇做的小筏子渡过的。当然,他原先也不会做筏子)。他猎获野物吃。有一次夜晚遇到一只类似熊的大兽,好容易才躲开。有一次他腹饥口渴,疲劳不堪,实在想吃点热东西。他看到一个孤零零的蒙古包,决定进去讨点东西吃。蒙古包前有个土坯墙围起的小院。院外门前拴着两匹备好鞍的马。当他看到一个穿军装、马裤、胸戴勋章的年轻哈萨克人正从门里迎面走出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躲开了。太晚了。那人已走近围墙。斯捷潘心想:完啦!哈萨克人是出来解手的,他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一看到斯捷潘,他很高兴,好像根本没注意斯捷潘身上破烂不堪的衣服。“快请进去吧!进去吧!你就来作客人吧!”蒙古包中间坐着一位老父亲,还有另一个戴勋章的年轻哈萨克人。这是两兄弟,上过前线,现在在阿拉木图也算得上两个人物了;这次是来看望父亲的(向农庄要了两匹马,骑马来到这蒙古包)。他俩都经历过战争,因此还是人。而且今天喝得大醉。酒醉后的宽厚心情完全占有了他们(伟大的斯大林一直努力铲除的就是这种宽厚态度,但他终究未能完全根除掉)。使他们高兴的是,酒宴上又多了一位客人,尽管是矿山上的普通工人。这个工人说是往奥尔斯克去的,他妻子在那里很快就要临产了。他们并没有要求客人出示证件,而是给他喝酒、吃菜,让他躺下休息。看,竟有这样的事……(对人来说,酗酒什么时候都是件坏事吗?当酗酒能把人身上的某种优秀品质揭示出来的时候,它也不好吗?)   。”   但是,斯捷潘逃跑的结果并不是吃什么夹肉面包,它甚至比吸尸体的血还要糟糕:他被押回劳改营后,遭到长期的残酷殴打,后来,这个受尽折磨和损害的斯捷潘竟然堕落了,从他原来的状态一落千丈;他向肯吉尔营的行动人员别利亚耶夫签名保证帮助当局发现企图逃跑的人。他成了一只“诱猎鸟”。他常常把这次逃跑的全部过程详细地讲给同牢房的这个人或那个人听,观察并等待着对方的反映。如果有反映,表现了逃跑的念头,斯捷潘就去向监狱的行动人员汇报。      从特种劳改营的逃跑是惨绝人寰的。这个特点在每一次艰难的逃跑中都有所表现。但它突出而集中地表现在一九五一年夏天发生的一次没有理智的、血淋淋的逃跑事件上。此事也是发生在杰兹卡兹甘。   六名逃跑者从矿井里开始逃跑的时候,首先把另一个他们认为是眼线的囚犯杀死了。然后六个人从一口废井里爬出去,进入草原。这是六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囚犯。因此,刚逃出来就不想一起跑了。当然,如果他们有一个聪明的计划,分散逃跑也未必不正确。   但是,他们没有计划。其中一人立即跑到离劳改营不远的自由工人村里去找他的女相好。他叫开门,但并不是想在她家里暂时躲一躲,藏在地板下面或天花板上面呆些时候避避风(如果这样,那倒是很聪明的),而是想同她作短暂的欢聚(这就使我们一下子看清了他这个刑事犯的面孔)。他在她家鬼混了一夜和一整天。第二天晚上他竟然穿起她从前的丈夫的衣服,同她一起到俱乐部看电影去了!劳改营看守有的也来看电影,认出了他,当场就把他绑走了。   另外两个格鲁吉亚人轻率而自信地向火车站走去,想乘火车去卡拉干达。但是,从杰兹卡兹甘通往外界的路,除了牧人和逃犯走的小径之外,只有一条去卡拉干达的铁路,铁路沿线有许多劳改营,每个车站上都有行动人员哨所。因此,他们还没到卡拉干达就被抓住了。   其余三人朝西南方向逃走,选了一条最艰苦的路。这里没有人,但也没有水。其中一个上了年纪的乌克兰人,上过前线的普罗科片科,有一张地图,他劝另外二人选择这条路,并且说他能领他们找到水。两个同伴一个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江湖骗子,另一个原先是小偷,瘦小干瘪。三个人走了四天四夜,没吃没喝。实在忍受不住了。于是勒勒人和小偷对普罗科片科说:“我们得和你告别啦!”“怎么啦,哥儿们?你们想分开走?”普罗科片科没有立即听懂他们的话。   “不,我们想把你结果掉!反正咱们不能都逃出去。”   普罗科片科苦苦哀求他们,他把帽子撒开,从布夹层里取出他妻子和孩子们的一张照片给他们看,想以此感动他们:“哥儿们,哥儿们!咱们可是一起逃出来寻求自由的呀!我一定能把你们领出去。前面不远就应该有一口井!一定会有水!再忍耐一下吧!饶了我吧!可怜可怜我吧!”   但是两个人还是把他桶死了,指望着能喝他的血。他们割断了他的血管,但是血不往外流,立即就凝固了!……   这又是可以拍进纪念影片的一个镜头:两个人在草原上杀死另一个人,血不往外流……   两人彼此像狼一样互相注视着,因为下一回该是他们两人之中的一个要遭殃了。他们互相警惕着向前走去,朝着刚才普罗科片科老头指的方向走去……竟在两个小时之后看到了一口井!……   但是,第二天,搜索队从飞机上发现了他们,抓回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也像几乎所有逃跑中的情况一样(让历史永远记住这一点吧!),奴隶们表现得远比押解人员宽宏大量:他们没有枪毙三个士兵,没有殴打他们,只命令他们把衣服和靴子脱下来,就放他们光着脚、穿着内衣走掉了。“你呢,司机?你跟谁走?”“当然跟你们走,那还用说!”司机也立即下了决心。      接着就是倒霉的小个子科利亚·日丹诺克(……= =又是这家伙……说真的,我现在有种想痛扁他的冲动……)爬出坑道进入壕沟了。这时,当然不是由于他的过错、他听到沟上面不远处有脚步声。他本该沉住气,趴下不动,等人们走过去再往前爬。而他却过分机伶了:他探出头去想看看是什么人在走路?   俗话说得好:跑得快的虱子总是先被篦子梳掉。但他这个“跑得快的虱子”却毁掉了一组逃跑者,毁掉了一组难能可贵地配合得这么好而又计划得这么周密的逃跑者!毁掉了在这次逃跑中交织在一起的十四条漫长而复杂的生活道路!这次逃跑对其中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特殊的、使过去和将来都具有意义的重要作用,他们中间每人都有另外一些人——一妇女们,子女们以及尚未出世的孩子们——在某个地方等待着他们呢!这个“虱子”一抬头,这些人的一切就全都陷入了十八层地狱!   俗话说得好:跑得快的虱子总是先被篦子梳掉。但他这个“跑得快的虱子”却毁掉了一组逃跑者,毁掉了一组难能可贵地配合得这么好而又计划得这么周密的逃跑者!毁掉了在这次逃跑中交织在一起的十四条漫长而复杂的生活道路!这次逃跑对其中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特殊的、使过去和将来都具有意义的重要作用,他们中间每人都有另外一些人——一妇女们,子女们以及尚未出世的孩子们——在某个地方等待着他们呢!这个“虱子”一抬头,这些人的一切就全都陷入了十八层地狱!   原来,上面走的正是警卫队副队长。他看见了这个“虱子”,喊了一声,开了一枪。于是,他的那些卫兵们,那些连想也没有想到这个逃跑计划,因而根本不配同它作斗争的卫兵们,竟然成了抓获这些逃跑者的“大英雄”。而我的读者,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却还在用平尺敲着书页傲然地、一字一顿地对我说:   “是啊!……可你们为什么不逃跑呢?……你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   这时,所有逃跑者都已经钻进地道,取下了窗上的铁格子,把护墙板钉好在那块活地板上了。现在他们一个个只好向后爬去,向后!向后!   谁能真正完全理解这绝望的懊恼?理解这对于自己辛勤努力的蔑视? 第九章 拿冲锋枪的孩子们      这个制度的全部力量就在于:在这里,哪个人都不能和另一个人随便交谈,而必须通过军官和政治指导员。   这些孩子们的全部力量则在于他们的无知。 营区的土地在燃烧   现在,当我写到这一章的时候,墙上书橱里的一排排人道主义书籍正在威严地注视着我,它们那灰暗无光的陈旧书脊,像透过薄云闪烁的星光一样,不住地向我投来责难的闪光,似乎在说:世界上一切东西都不应该用暴力获取!一旦我们拿起剑、刀、枪,我们便会很快地同那些杀害我们的刽子手和暴虐者同流合污了。那就会没有止境……   会没有止境!现在,在这里,在温暖而洁净的屋里,我坐在夏邑的写字台旁,我也完全同意这一点。   但是,应该自己试试无辜地被判上二十五年刑,身上缝上四块号码布,两手经常要背在身后,早晚两次受到搜身,在劳动中累得筋疲力尽,由于别人的小汇报而被拖进强管制工棚,永远地被踩进泥坑里,……试过这一切之后,从那里,从那个泥坑里,你才会感觉到所有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全部说教统统是那些脑满肠肥的大闲人们的废话!   会没有止境!?……那么会不会有开端?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因此产生一线希望呢?   被压迫人民得出的结论是:仁慈是无法根绝凶恶的。      我们选定了眼线、告来者、叛徒这个环节开刀,抓住这个环节拉断整个锁链.这选择该是多么正确风过去就是我们中间的人在妨碍我们生活。就像古代的祭坛上一样,他们的血流出来了,我们消解了沉重的诅咒。   革命在高涨。原来似乎一度停息了的革命的微风,如今像飓风一般吹进了我们的胸膛! 第十一章 摸索前进,扯断锁链      这时发生的一件事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波兰人的骄傲,懂得了他们历史上那些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起义是怎么回事。前文提到的那个波兰人工程师尤里·文格尔斯基现在在我们班里。他的十年刑期已经到最后一年了。他平常总是彬彬有利,和蔼可亲,甚至在他当施工员时也从未听到他对谁高声说过话。   可是现在,他的脸突然变色了。一看见这个走去请求施舍的队伍,他愤怒地、轻蔑地、痛苦地扭过头去,挺起胸膛满腔愤恨地高声喊道:   “班长!不要叫醒我去花晚饭,我不去!”   说着,他爬上“小车厢”躺下,转脸朝墙……再也没有起来。我们晚上也去食堂吃饭了,可他没有起来!他从来没有收到过邮包,他孤独一人,经常吃不饱,可是,他没有起来!对他来说,热气腾腾的稀粥的影象遮不住无形的自由的高大形象!   假如我们所有的人都这么骄傲而坚强的话,世界上哪个暴君还能够维持住他的宝座呢?    啊!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我们对同样东西的感受有多么不同啊!就拿我这肿瘤来说吧,看样子它像是癌瘤。要是在狱外的话,它会是个多大的打击,会带来多少痛苦和亲人们的眼泪啊!可是在这里,在这很容易身首分离、一命呜呼的地方,同样的肿瘤却仅仅成了一个可以使我暂时躺下休息几天的理由,我甚至很少想到它。  队伍来到劳动地点后,看守们为了不耽搁劳动时间,便同时在队伍的各个地方开始给囚犯摘手铐。这时那些巧手们便把自己的和旁边人的手铐摘下来藏在衣襟下面。“我们的手铐刚才已经被那位看守摘去了!”看守们根本没想到要在囚犯去劳动之前先数一数手铐。囚犯进入劳动场地时是从来不搜身的。   这样,第一天出工我们就从一百二十五副手铐中拿走了二十三副!进入劳动场地后,人们用石头或锤子把它砸碎。但是很快就想出了更好的办法:把手铐用防水油纸包起来,埋到当天正在修建的房屋墙壁或地基里(当天修的是肯吉尔文化宫对面的第二十住宅段),而且油纸包里还加上一张并不含蓄的附言:“子孙后代们!这些房子是由苏联奴隶们建造的!他们戴的就是这种手铐!”   看守们气急败坏,不住地咒骂“匪徒”,往回走的时候只好找一些生了锈的旧手铐来给人们戴上。但是,不管他们怎样小心,进生活区之前又被偷去了六副。第二天和第三天又接连丢失几副。据说每副手铐的价格是九十三卢布。   结果,肯吉尔营的主人不再让囚犯戴着手铐去工地了。   你只有斗争才能争取到自己的权利!    只有第二十九号矿井位于山后,从那里看不见别的工地。军官们对他们宣布:别处都已复工了。可是这里的人不相信,也不出工。其实,只要把他们几个代表带去其他工地看看,问题是很好解决的、但这样对待囚犯未免过分客气,有伤体面吧?!而且将军们正渴望着流血呢,他们认为:不流血就算不得什么胜利,不流血不足以教训这些畜生!   八月一日,十一辆满载士兵的大卡车来到第二十九号矿井。囚犯们被召集到大门前的空场上,大批士兵排成密集队形集结在门外。“上工去!不然我们就要采取无情手段!”   并没有说明无情手段是什么。看看这些冲锋枪吧!沉默。一片寂静。人群中有些分子开始走动了。为什么要死呢?尤其是那些刑期不长的人们……那些刑期只剩下一年半载的人开始往前走了。但是,另外一些人却更坚决地抢到他们前面去,站在第一排挽起手来,面对着工贼们形成了一条封锁线。群众犹疑不决。一名军官企图冲破这条封锁线,人们用铁条打他。杰列维扬科将军往旁边倒退几步,下了命令:“开枪!”朝人群开枪。   自动步枪三次排射,还夹杂着机枪点射。六十六人被当场击毙。(被打死的是些什么人?是站在前面的人:那些最大无畏的人总是最先倒下去。这是一条普遍规律,格言里也是这么说的。)其他囚犯四散逃跑,警卫队拿着棍棒和铁条追,边打边往营区外面赶。   从八月一日至三日连续三天在各个罢工的劳改点进行了大逮捕。不过,怎么办呢?失去了保护人的机关已经有点转动不灵了,侦查工作也无法进行。于是,只好又编成押解队把这些人押到别处去,即把这“传染病”送到别处去。群岛越来越显得狭窄了。   对于留下来的人全部实行惩戒制度。   在第二十九号矿井内,白天可以看到工棚房顶上有许多用板条钉的补丁,那是修补了士兵冲锋枪留下的弹洞:有些士兵是朝人群的头顶上射击的。那是一些不愿意当杀人凶手的无名士兵。   但是,朝着活靶子开枪的人也不少。   在赫鲁晓夫时期,有人在第二十九号矿井的牙子山附近的公墓上竖起了一个高大的十字架,像电线杆那么高。后来被人推倒了。但不久又有人把它重新竖立起来。   我不知道它现在是否还矗立在那里。 第十二章 肯吉尔营四十天   但是,一九五四年二月间木材加工厂又有一个人被枪杀了。肯吉尔营的囚犯都记得这个“福音派教徒”(好像是叫亚历山大·瑟索耶夫)。这人刑期十年,已经服完九年零九个月了。他的工作是涂焊条,在前沿地带附近的一个小屋里干活。当时他是要到小屋外面去小解,被卫兵从了望塔上开枪打死了。岗楼里立即跑下来几个卫兵,企图把死者拖到前沿地带的边上去。造成他已越出界线的样子。别的囚犯忍无可忍,抄起十字镐、铁锹等把杀人凶手们从死者身边赶开了。(在这整个过程中,行动特派员别利亚耶夫大尉骑的马一直拴在木材加工厂营区旁边。这个人左脸上有块痣,外号叫“小黑痣”,为人非常残忍、暴虐,所以,安排这一类凶杀事件非常合乎他的胃口。)   木材加工厂所在的整个营区都骚动起来了。囚犯们打算用肩膀把死者抬回劳改点去。劳改营的军官不允许抬。“为什么打死他?”——囚犯们高声质问军官。但是,统治者的答案是现成的:“怨死者自己,是他首先朝了望塔扔石子来着。”(他们大概没有来得及看看死者的登记卡片!他们知不知道死者的刑期只剩了三个月,而且他是个福音派教徒?……)   古拉格群岛的各个岛屿不管被多少围墙围起来,不管它们多么分散,但它们还是由许多递解站联系在一起的,各岛仍然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体验着共同的感情。因此,关于特种劳改营里发生的“屠宰”眼线、绝食、罢工、骚乱等等,小偷们也不可能毫无了解。据说,到了一九五四年左右各个速解站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小偷们开始尊重政治苦役犯了。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从前是什么东西妨碍了我们获得小偷的“尊重”呢?整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我们这些面对客观世界一筹莫展的所谓知识分子们所操心的只是自身的世界性价值,只是自己布口袋里的东西和还没有被人抢走的皮靴和长裤;而在对待这些盗贼的态度上我们活像滑稽剧中的人物:当盗贼们抢劫我们的邻居、抢劫那些和我们相同的“具有世界性价值的”知识分子时,我们便羞答答地转过脸去,蜷缩在自己的角落里;而当这些劣等人们转身抢劫我们自己时,我们自然也不会期望得到邻人的援助,只好心甘情愿地把所有东西统统送给这些败类,只要他们不咬掉我们的脑袋就行。的确,那时候我们的心全然不放在这方面,我们的情感根本没有准备应付这些事!我们绝未预料到自己会碰上这种残酷下流的敌人!我们为俄国历史的曲折而痛苦。我们是准备献出生命的,但我们所准备的是在整个世界的注视下公开地、轰轰烈烈地献出生命,而且这一死还要能一下子解救全人类才行。也许我们的头脑本应该考虑一些最简单的东西吧。也许从迈进头一个速解站的囚室时起,我们就应该有思想准备吧:我们应该准备同这些鼠人们进行一场令人厌恶的决斗。是戴蓝滚边帽的先生们把我们扔给这些鼠人咬死的。我们那时就该准备在斗殴中助下挨上几刀,倒毙在阴冷潮湿的角落,躺在马桶溢出的粘液中。如果当时有了这种精神准备,也许我们受的损失会小得多,也许我们会更早地振作起来,站得更高,甚至说不定会同这些窃贼们携起手来共同把斯大林的劳改营砸个粉碎吧!话说回来,这些小偷到底为什么开始尊重我们了呢?……   事情是这样的;转押到肯吉尔营的这些流氓小偷原来对于政治苦役犯们的战斗精神已经略有所闻,而且已经有所戒备了。他们到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摸清环境并同劳改营长官黏结到一起,就有一些膀阔腰圆、坚定沉着的小伙子们来找他们的头目们谈天了。小伙子们坐下来,同流氓头目们聊聊生活,并且对他们说:“我们是代表。关于特种劳改营进行的‘屠宰’,大概你们也听说了。如果没听说过,我们这就可以讲给你们听:我们现在制造的刀子并不比你们的差。你们是六百人,我们有二千六百人。你们考虑一下,自己选择吧。如果你们要压我们,我们就把你们全宰了。”   这一步棋走得高明!早该走这一步!也就是说,掉转身来与刑事犯们针锋相对,把他们看作主要敌人!   当然,戴蓝箍帽的人们正盼着囚犯们打群架。但是,刑事犯们权衡的结果,认为他们一个人未必对付得了四个胆大无畏的政治犯。没有便宜可占!他们的庇护人毕竟都住在生活区之外,何况,这些庇护人果真靠得住吗?难道小偷们过去尊重过这些看守和军官吗?而年轻的政治犯们提议的联盟倒是一项过去没有尝试过的颇有意思的冒险,何况还可以打开一条道路——一条通向隔壁妇女劳改区的道路呢。   于是,刑事犯回答说:   “不,我们也聪明起来啦!我们要和你们这些男子汉们一起干!”   这次代表会议并没有载入史册,会议参加者的名字也没有载入记录。真可惜。这些小伙子们实在聪明。      技术部开始为光明而斗争。最初想出的办法是:在细电线上绑两个钩子,把它甩到劳改营墙外,挂住墙外的电线。这样偷了几天电,后来这些“触须”被切断了。这期间技术部实验过风力发电机,但又放弃了。后来又在总务科大院选了个从了望塔上和低飞的“U-2”型飞机上看不见的地方,组装起一座小型“水力发电站”,利用……自来水管的水发电!把总务科大院里原有的一台发动机改装成了发电站。发出的电力只能供营区的电话网、指挥部照明补……无线电发报机使用!各工棚只好点燃松明……这个举世无双的“水力发电站”一直工作到暴动的最后一天。    这就是卡皮通·库兹涅佐夫!将来撰写肯吉尔暴动史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向我们介绍这个人物的。他是怎样理解和度过自己的监禁生活的?他是怎样理解自己的被捕的?既然恰好在暴动期间莫斯科下令释放他(而且同时还给他恢复了名誉),那么他该是很早就请求复查的了?他使暴动的劳改营保持着这么好的秩序单单是由于他作为职业军人的责任感吗?他是因为对这次运动有同感才出面领导它的吗?(我看并非如此。)还是由于深信自己有指挥能力而为了节制这个运动,为了把泛滥的洪水纳入堤岸之内(通过遏制斯鲁钦科夫而防止双方的相互残杀),为了把运动变为被制服了的驯顺的波涛而置于当局脚下才出面领导它的呢?(我看确是如此。)在代表会面时,在谈判中,或者通过次要人物,他都有可能把想要传达给讨伐者们的信息传达过去,并且有可能让他们说出他希望听到的话。例如,六月间他就曾经委派马尔科相这个机灵人物代表委员会到营区外面去谈判过。库兹涅佐夫是否利用过类似的机会?也许他没有。也许他的态度就是独立自主的,他的为人也许就是骄傲的。  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五,破晓之前的天空中突然亮起一颗颗   带降落伞的照明弹,四处的了望塔上也升起了照明弹。可是,各   工棚屋顶上的观察哨却都一声不吭,原来他们已经被狙击兵的子   弹消灭了。响起了隆隆的炮声。飞机在劳改营上空作超低空飞行。   气氛十分恐怖。久负盛名的T-34型坦克早已在拖拉机轰鸣声掩   蔽下进入阵地,这时一齐向各个豁口冲来。(其中一辆还是掉进坑   里了。)有的坦克后面拖着已经打好的叉形铁丝网支架,以便立即   用铁丝网把营区分开。另一些坦克后面则跟着头戴钢盔、手持冲   锋枪的突击队员。(在进攻开始之前,冲锋枪手和坦克手们都领了   伏特加河。不管是什么样的特种部队,要想让他们去镇压手无寸   铁、’正在睡眠的人们的话,最好还是先让他们喝得醉醺醺的。)跟   随进攻部队前进的还有携带电台的通讯兵。照明弹使营区一带亮   如白昼,将军们登上了射手的了望塔,从那里指挥战斗:“夺取那   个工棚!……库兹涅佐夫就在那儿!”(有一座了望塔被囚犯奶的   爆破管炸中,烧起来了。)这一次将军们并不像往常那样躲在观察   点后面,因为他们知道现在不会有中弹的危险。   镇上的自由工人们则从远处,从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观看这   场镇压。   劳改营惊醒了十乱成一团。有些人留在工棚里,趴在地上不   动,指望这样或许能保住性命,看不到抵抗有什么意义。另一些   人则想把他们拖起来去抵抗。还有一些人冒着弹雨冲了出去,冲   去战斗或者去寻求快死。   第三劳改点,也就是发起暴动的劳改点,顽强地进行抵抗(这里大部分是刑期二十五年的人,班杰拉分子占很大比重)。他们……朝着冲锋枪手和看守们扔石头,也可能还朝坦克扔了些装着硫磺的铝管……竟然没人想到那些装着碎玻璃的小盒子。有一个工棚的人曾两次喊着“乌拉!”发起反攻……   坦克横冲直撞,一路上只管轧下去(坦克的履带从一个基辅妇女阿拉·普列斯曼的肚子上直轧过去)。坦克冲上工棚的台阶,一直轧过去(两名爱沙尼亚妇女英格丽德·基维和马赫拉曾被轧死了)。坦克紧贴着工棚的墙边轧过去,把那些贴在墙上躲避坦克履带的人轧死。谢苗·拉克和自己心爱的姑娘拥抱在一起冲到坦克下面结束了他们的一生。坦克轧倒工棚的板墙,甚至在工棚里面还继续放空炮。据法依娜·爱泼斯坦回忆说:就像在梦中似的,工棚的一角突然倒塌了,只见一辆坦克在工棚里从活人们身上斜着轧过来。没有被压着的妇女们从床上跳起来。到处乱窜。坦克后面紧跟着一辆卡车,士兵们把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的妇女们捉住扔进车厢。   他是空炮,但是自动步枪和刺刀却是实战用的。有的妇女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男人们,这些妇女同样被当场刺死!行动人员别利亚耶夫这一天早晨亲手杀死了二十多个人。在战斗结束之后,有人看见他把刀子放人被击毙者手中,让摄影师赶紧拍下这个被击毙的匪徒的照片。暴动委员会委员,白发苍苍的苏普伦肺部被打伤牺牲了。有些人躲进了厕所,他们被机枪打死在那里严  不过,这时笼罩整个古拉格群岛的惊慌不安的情绪也感染了肯吉尔。所以,没有重新往窗上装铁栅栏,晚间工棚不再上锁了。开始实行“三分之二”提前假释的办法。甚至空前地对第五十八条囚犯采取了一个“撤消判决”的行动——释放了一批垂死的人。   墓地上的青草往往长得特别浓密,茁壮。   到了一九五六年便取消了那个营区。这时,留居当地的从前的流放犯才终于寻找到埋葬那些人的地方,并且把草原上采来的郁金香花奉献到这里。   “暴乱不可能取得成功。   因为,它一旦胜利,人们就不再用这个名称……”   (罗伯特·彭斯)   每当您在莫斯科走过多尔戈鲁基的纪念碑前时,请您想一想吧;这座纪念碑是在肯吉尔暴乱的日子里揭幕的。这样,它似乎就成了为肯吉尔建立的纪念碑。  第六部流放   连血骨都思念故乡。             (俄罗斯谚语) 第一章 自由初期的流放     对拉季舍夫的流放算得了什么?他在乌斯特伊利姆斯克村里购置了一所H层木结构小楼;(顺便指出:他只用了十卢布!)同自己的小孩子和妻妹住在那里,妻妹这时已代替他的妻子。谁也没想强迫他去劳动,他完全自由地生活,并且可以在整个伊利姆斯克专区内自由活动。把普希金流放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算得了什么?这一点现在许多去那里参观过的人已经有所了解。其他许多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流放也大致如此:屠格涅夫去斯巴斯科耶—鲁托维诺沃,阿克萨科夫(根据他自己的选择)去瓦尔瓦里诺。特鲁别茨科伊还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苦役营时就同妻子住在一起(还生了一个儿子),几年后他又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时,他们家在那里买了一所很大的宅院,有自家的车马、仆人,他还替孩子们雇佣法国人当家庭教师(当时的司法思想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认清“人民敌人”并没收其全部财产的程度)。流放到诺夫哥罗德的赫尔岑,由于他在省里的地位,警察局长还得向他报告一(作。   但是,流放的传统里也传下来某些不方便的东西,这就是流刑犯的依赖心理:他们认为国家应该养活他们。沙皇政府没敢强迫流刑犯去增加国民收入。而当时那些职业革命家们则认为劳动会降低他们的身分。在亚库特地区,当时分给流刑犯每人十五俄亩土地。(相当于今天的集体农庄庄员土地的六十五倍!)流放的革命家并不急忙奔去耕种这些土地,倒是当地的亚库特人狠狠抓住土地不放,他们付给革命家“顶地钱”,即租钱,用实物或者马匹换取土地。这样,两手空空来到流效地的革命家立即就变成亚库特人的债主了(费·柯恩)。此外,沙皇政府还发给自己政治上的敌人生活费:每月十二卢布的伙食费和每年二十二卢布的被服费。据列佩申斯基说,列宁流放在舒申斯克时也曾领取(他并没有拒绝呀!)每月十二卢布的伙食费。列佩申斯基本人的伙食费是每月十六卢布,因为他不是普通流刑犯,而是被流放的官员。现在费·柯恩对我们说,这些钱在当时是非常少的。但我们知道当时西伯利亚的物价只相当于俄罗斯中部地区物价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因此,公家发给流刑犯的生活费是绰绰有余的。例如,这笔生活费就保证了列宁在整整三年期间毫无困难地从事革命理论的研究,根本无须操心生活问题。马尔托夫在他的书中说,他每月交给房东房租和包伙费五卢布,余钱留下来买书和积蓄起来准备逃跑。无政府主义者乌拉诺夫斯基说,只是到了流放地(在图鲁汉斯克边区,他是和斯大林在一起的)他才生平第一次有了余钱,他把这些钱寄给一位在路上结识的自由人姑娘。也是在这里他生平第一次尝到了可可粉的味道。他们在流放地可以吃到鹿肉,打鹿很容易。买一所很不错的小房只需十二卢布。(一个月的伙食费!)没有一个政治犯感到过缺钱花。所有的行政流放犯都领生活费。他们的衣着也都不坏(他们从流放地回来时都穿得很好)。   的确,终身移民流刑犯,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刑事犯”们,是不能领取生活费现款的。但是国库无偿地发给他们皮大衣、全部服装和鞋。契诃夫确认,萨哈林岛上所有的移民流刑犯到流放地后的头两三年(妇女们则是在整个刑期中)都可以从国家领取实物以便维持生活,包括每天四十“所洛特尼克”(即二百克)的肉食,而烤好的面包是每天三俄磅,即约一千二百克,相当于我们沃尔库塔矿山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完成定额百分之一百五十时所领到的口粮。(不错,契诃夫认为那面包烤得不熟,而且面粉很粗。但是,我们劳改营里的也并不好些呀!)每年还发给他们一件皮短大衣,一件农民穿的粗呢上衣和几双鞋。还采取一些其他办法:沙皇国家为了使移民流刑犯能够维持生产,有意地用高价购买他们的产品。(因此,契柯夫得出的结论是:不是俄国从萨哈林岛这个移民区受益,而是俄国在养活这个移民区。)      流放,它实际上是一个羊圈,暂时关在这里的羊都是预定要宰杀的。在苏维埃政权最初一些年代被流放的人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一般居民,而是等待着被召到那个世界去的人。(“历史反革命”或普通农民当中有一些聪明人早在二十年代就看清了将来的事。因此这些人在服满第一次三年流放期后仍!日谨慎地留在原地了,例如,留在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并不到别处去。这样做的人中间有些人避免了再次被捕入狱。)   请看,“从舒申斯克村的和平流放,从有可可粉的图鲁汉斯克的和平流放生活,发展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流放变成了什么样子!   奥维德的悲伤在我们国内就是由这些东西加以补充的。   第二章 农瘟   这一章里谈一件小事。讲讲一千五百万农奴,谈谈一千五百万人的生命。   当然,这是些没学问的人。不会拉提琴。不知道谁是梅耶霍德或者研究原子物理是多么有趣。   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死亡和失踪人数不到两百万。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数字为两千万(这是赫鲁晓夫的说法,照斯大林的说法仅仅是七百万。约瑟夫是不是没有好好照管自己的资本?)。可写了多少颂歌啊!树了多少方尖碑,为哀悼牺牲者鸣了多少枪啊!多少部长篇小说和长诗啊!——四分之一世纪内浸透了苏联文学的不全是这一潭鲜血吗。   但是却没有一本书写那场不声不响的、翻脸不认人的瘟疫,它啃掉了我国一千五百万庄稼汉,——这还是往最少里说,而且只算到一九三二年一!——不是挨着个儿啃。而是专挑最好的,专挑俄国人民的脊梁骨。还有在随之而来的人为的布尔什维克大饥荒中饿死的六百万人呢,关于他们,我们的祖国以及和我们接壤的欧洲也一声没吭。在丰饶的波尔塔瓦平原,村里,路上,庄稼地里,到处躺着没人收的尸体。车站旁边的小树林根本迈不进脚——腐烂的尸体臭气熏天,其中也有婴儿。那些爬到了医院门口死的,死因全写为“蛋白缺乏性浮肿”。库班的情形恐怕更要吓人。在白俄罗斯,许多地方收尸要靠外来的小队,本地已经没有能干这个的人了。   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晓,事后又削刮得十分干净,把任何一个低声耳语都压制下去了。所以,今天尽管还有许多人主动向我讲述劳改营的情况,而我不得不拒绝他们,“弟兄们,我不需要啦。这类素材我已经有、一大堆了,书里放不下了!”可是,关于流放农民的情况却没有人送什么材料来。我真希望谁能在什么地方对我们讲讲这些事!   是的,我确信,描写这个题材所需要的不只是本书的一章,也不只是个别作家的一本书。可是,我却连写一章的材料也搜集不起来。   尽管如此,我还是下决心写这一章。我把这一章当作一个记号,一个标志,看作最初几块小石头,让它暂且标志出这个地方。我期望着将来总会有一天在这里重建起救世主耶稣的新殿堂。  有时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把被剥夺的富农们带进了冻土地带或者泰加森林,放开以后就把他们忘在那儿了:带到那儿去本来就是要他们死的,干嘛要记住?那地方又荒凉又偏远,所以连一个当兵的也不留给他们。这个被英明领导撒手不管了的,没有马,没有犁,没有渔具,没有猎枪的勤劳而顽强的部族,也许只靠几把斧头,几把铁锹,在比石器时代略好的条件下,为了生存而开始了毫无希望的斗争。但与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背道而驰,这些村落不但活下来了,而且巩固了,富了。   布罗夫就是在这样一个村子里长大的。这个村庄位于鄂毕河的一条不能通航的小支流上游,布罗夫是小时候跟随大人来到这里的。他说,还在战争之前就曾有一艘小艇经过他们村子附近,发现了他们这个村子。原来那是区首长坐的小艇。他向明了这些人从何处来,是些什么人,什么时候来的。区首长对于这里人们的富裕和美好生活感到惊奇,这是同他那个区的集体农庄不能相比的。首长回去了。过了几天便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带着冲锋枪手来了。于是又像闹“瘟疫”那年一样,命令他们在一小时内扔掉积攒起来的一切,扔掉温暖的乡村,只带一个小小的包袱上路。他们又被押送到更遥远的冻土带去。   通过这个故事难道还不理解“富农”和“剥夺富农财产”的实质吗?   假如能让这样的人民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发展,谁又能奈何得了他们呢!!!      第三章 流放地日趋茂密      有一个叫科尼亚泽夫的六十岁的船工,科洛姆纳人,他已经不能工作,只好乞讨度日。遇到好人便让他在屋里睡一夜,通常是睡在大街上。残废收容所不收他,医院也不留他。在一个冬天的夜晚,他爬到党的,即工人阶级政党的区委会的台阶上,冻死在那里了。   (这位幻想家亚历山大·斯托季克因为在杰兹卡兹甘劳改营里学习英语曾有过一段不幸的遭遇。可是他却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他来到流放地,看了看环境,忽然想到要行使苏联宪法保证给予每个公民的……受教育权了!于是,他给领导打了一份报告,申请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学习!国营农场场长(原先当过区委书记)一对于这一无耻的、也许是流放王国历史上空前的申请,不仅干脆驳回,而且还对他郑重宣布:“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允许你斯托季克去学习!”可是。事有凑巧,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递解站到各区流放者中间来招募木工了。斯托季克虽不是木工,但也报了名,并且被录用了。他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同醉鬼和小偷们住在一起,自己却在业余为投考医学院准备功课。他竟然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公开考试!在政治审查委员会开会之前没有人关心他的履历表。只是在政审委员会口试时斯托季克才讲了自己的简历:“我参过军,上过前线,打过脑……以后从前线回来了……”斯托李克感到喉咙干渴,说不出话来“回来以后呢?”“回来以后我……被……抓进监狱……”他终于挤出了这几个字。委员会立即变得声色俱厉了。但是斯托季克仍不甘心:“可我已经服满了刑期呀!我是释放出来的!我的考试成绩很好呀!”一切枉然。而这已经是贝利亚垮台那一年的事了!)      有一个八十多岁的希腊妇女在战争末期从辛菲罗波尔市被流放到乌拉尔山区。战争结束后,她听说儿子回到了辛菲罗波尔,她也就很自然地跑回了辛菲罗波尔去偷偷同儿子一起生活。一九四九年,在她已经八十七(!)岁时,当局发现了她,把她抓走,又判她二十年苦役(87+20=?),押送到奥捷尔特种劳改营去了。人们还知道江布尔州的另一个希腊老太婆的事。开始从库班地区强制迁移希腊人时,这个老年妇女同她的两个女儿一起被流放。她还有个小女儿因为丈夫是俄罗斯人得以留在库班了。老太婆在流放地呆了多年之后,想在自己死前回库班去跟小女儿见上一面,住一阵子。“逃跑”!结果她又被判二十年苦役!在我们科克切列克曾有一位生理学家,叫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博戈斯洛夫斯基。一九五五年对他适用了所谓“阿登纳”大赦,但并不是全部适用,仍旧要流放他。其实他是不该流放的。他便到处申诉。但是,问题拖了很久没有解决。这期间,住在彼尔姆的他的老母亲眼睛快要瞎了。由于战争和儿子被俘,母亲已有十四年没看见儿子了,很想在眼睛完全失明之前见他一面。因此,博戈斯洛夫斯基就冒着苦役刑的危险,决定去看望母亲一次,计划来回共用一星期。他想了个办法:借口要到沙漠地带的放牧区去出差,却乘上了开往新西伯利亚市的火车。他居住地的人们没有注意到他不在,但是新西伯利亚市的出租汽车司机“警惕性”很高,看他可疑,便向行动人员告密了。行动人员走过来检查他的证件,他没有,只好坦白。当然又把他押回了科克切列克的监狱土屋,开始对他进一步立案侦讯。这时突然接到有关单位发来的公函:证明他本来是不该流放的。刚一释放,他立即奔回去看母亲。可是,已经晚了。 第四章 放逐各族人民  但是,没有人哭。谁也没有哭。仇恨能够烧干人的眼泪。 刑满之后   我们急切地盼望着他们从狱外来信。有几个人间接或直接写信来了。我们得知:他们离开劳改营后几乎全被流放了,虽然原判决书上根本没有提流放。但是谁也没有对此感到奇怪!监狱当局和我们都很清楚:问题并不在于法律条文,不在于判处的刑期,不在于写在纸上的手续。问题的实质是:政权是强者,它有权对我们这些一旦被划为“敌人”的人践踏、镇压、扼杀、直至我们死亡。不论是政权当局还是我们,都觉得只有这才是唯一正常的秩序,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安于这样了。 所以,瓦西里耶夫今天在卡车里坐在自己行李袋上时的神情才会像斯芬克斯那样深沉而令人难以理解。今天不仅是他获得自由的第一天,也是他回到自己青春时代、回到激励感召过他的土地上来的第一天。不,人生并不是那么短促的,如果你能在生活的道路上立下几块里程碑的话!   不久前,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女儿在莫斯科的阿尔巴特大街上张贴着《劳动报》的报栏前停了下来。勇敢的记者不惜笔墨(这笔墨是有很高报酬的)绘影绘声地描写了他的楚伊谷地之行,他指出:布尔什维克建设者们修建的引水工程使这个地区焕发了青春。他描述了纳里扬河阶梯式水电站工程的宏伟、水利工程技术的长足发展、农庄庄员今天的幸福生活。最后,(不知谁向他提供的材料?)’他突然用这样几句话结束了全篇文章:“但是,如今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改造大自然的工程都是实现了一位天才的俄国工程师瓦西里耶夫当年的设想。可惜这位工程师在官僚统治的俄国没有得到承认。更遗憾的是这位满怀豪情的青年工程师未能活到他的美好愿望胜利实现的今天!”这宝贵的几行字在瓦西里耶夫女儿眼里变得模糊不清、连成了一片。她从报栏里扯下报纸,把它贴在自己的胸前,在民警的警笛声中匆匆走开了。    怎样才能用一句话来描写俄国的全部历史呢?那就是:它是个把一切希望和才华统统扼杀的国家。 这是我和我的朋友们早在大学时代就祈求盼望的时刻!是古拉格群岛上全体囚犯(除正统派分子外)所祈求盼望的时刻!亚洲的独裁者死掉了!这个恶棍“蹬腿儿”了!啊!这时刻在我们那里,在特种劳改营,会发出什么样的公开欢呼啊!可是,现在站在我旁边的是中学女教员,俄罗斯族的女孩子,她们却在失声痛哭:“我们往后可怎么活呀?……”她们失去了生身的慈父……我真想向整个广场,向她们大声喊叫:“放心吧,你们会照样活下去!不会再枪毙你们的父亲了!不会再把你们的未婚夫抓去坐牢了!你们自己也不会再作为反革命家属被捕了!”   真想在这扩音器前面大声叫喊,跳一回野人的送葬¥但是,遗憾啊,历史长河的水流是缓慢的。因此,在我的脸上,在这张已经训练得能够应付一切场面的脸上,立即出现了一副谨慎的悲哀表情。目前还需要暂时装假。还应该像从前一样装成一个竭尽愚忠的百姓。   不管怎样,这总算以最好的方式庆祝了我这流放生活的开始!   刚刚过去十天,共同执政的“七诸侯”在明争暗斗、互相戒备中就完全撤消了国家安全部!这么看来,我原先的怀疑是正确的喽:国家安全部是否能永久呢?   那么,这个世界上除了不公正、不平等和奴役之外,究竟还布什么能是永久的呢?……  第六章 流刑犯的幸福生活   说老实话,我确实有些害怕:当然,内务部是什么事都干得出的。说不定真会赶走。那时你就别想再看到这区中心市镇了!但是,我很幸运:我登上古拉格群岛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即最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如今来到流放地,又碰上斯大林之死。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某种新鲜气息已经慢慢飘到我们这个边远地区,飘进了区警备司令部。   一个新时期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这就是群岛历史上最宽大的三年时期。   但是,命运注定我无须整顿“哈泽克斯坦”的农村合作社工作了。有一天,一个哈萨克人(中学教务主任)忽然来到区消费合作社。此人在我来之前是科克切列克唯一的大学毕业生,而且以此自豪。但是我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他的嫉妒。他到底是想在第一届学生毕业之前充实教学力量,还是有意要往区教育局那位蛇局长的汤里撒点胡椒粉,我不得而知,反正,他跑来对我说:“快去把你的毕业证书拿来!”我像孩子一般急忙跑回去取来了。他装进衣袋,立即驱车去江布尔市参加职工代表大会。三天之后,他又来找我,把州教育局的一份委令的抄件放在我面前。一这文件是由同一个无耻之徒签署的,一个月前他曾确认科克切列克区“各学校数学教员编制已满”,现在,四月,他委任我为数学教员兼物理教员,而且把我派到三周后即将进行结业考试的两个毕业班去!(教务主任是冒着危险的。倒不是像我想的那样在政治上冒着危险,而是他担心这些年的劳改营生活会不会使我把数学忘掉。考试几何和三角那天,他没有叫我当着学生的面打开试卷,而是把我领到校长办公室,把几个数学教员都请来,叫我当场解答试题,他站在我的身后。我的答卷与标准答卷的答案完全一致,这使他和所有教员高兴得像过节一样。要在这里成为笛卡尔是多么容易啊!后来我才知道,每年七年级数学统考时,区里常常接到各村教员打来的电话:题出得不对吧?得出的答案不一样呀?……因方那些教员自己也只是七年制毕业嘛……)   我可以走进教室,拿起粉笔了。内心的幸福不可名状。这一天我才获得真正的释放,获得真正的公民权!至于流放地的其它条件,现在对我都无所谓了。  这是些特殊的孩子。他们是在整个成长时期始终意识到自己的受压迫地位的。学校购教务会议和其他夸夸其谈的会议上,一提及这些孩子,总是说(对孩子们本人也同样说):他们是在苏维埃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而生活的,他们在行动上受到的某些限制只是暂时性的,他们同别的孩子没有其他差别……但是,每个孩子自己却亲身体验到他们身上套着枷锁,他们从刚刚记事的幼年起就感受到它了。整个丰富多采的、充满生活乐趣的(像画报上和电影里所反映的那种)生活世界完全没有他们的份儿,甚至参军也很少有他们的份儿。得到警备司令部的批准后到城市去参加考试,被学校录取,顺利地读完大学——这一切都十分渺茫,希望很小。所以,这些孩子关于这个无所不包的广大世界所能了解的一切,只限于在这中学里取得的知识。许多年来这所学校就是流放者家庭的孩子们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受教育场所。另外,沙漠地带的人生活贫苦,但对这些孩子们来说,这倒可以避免把精力分散在各种娱乐上,这些娱乐对于二十世纪的、从伦敦直到阿拉木图的青年起着多大的腐蚀作用啊!宗主国本土上的孩子们已经不习惯学习了,他们失去了学习兴趣,把学习看作一种不得不尽的义务,因为在成年之前总要找个地方呆着。但是,这些流放者的孩子则不然。如果好好教育他们,他们是把学习看成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东西的,学习对他们就是一切。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好像这样才可以使他们脱离二等公民的地位,同那些一等公民的孩子们平起平坐。他们的自尊心只有在认真学习中才能得到满足。      我回答说:并不是什么人都宽恕。我只宽恕倒下的人。只要那个偶像还高踞在统治者台上,额上显出一道无上威严的皱纹,还在冷酷无情地、随心所欲地糟踏我们的生活,那你就给我挑选更重些的石头吧,不,让我们十个人一起抬起一根大原木来朝他撞去!   但是,当这个偶像一旦滚落下来,一旦倒在地上,当这大地的撞击能使悔悟的犁耙在他脸上耕出第一道犁沟时,那就放下你举起的石头吧!   因为他自己正在回到人类中来。   不该剥夺神指给他的这条道路! 第七章 出狱后的囚犯      鱼类从来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斗争,鱼儿只知道努力从网眼里钻出去。      但是,画出一个人的今后命运的几笔决定性勾画。还是在于他获释当时的精神状态的转折。这个转折的表现形式是千差万别的。你只有走出劳改营岗楼大门时,才会感觉到你在离开这苦役营故乡。精神上你是在这里重新诞生的,你内心最隐秘、最珍贵的一部分将永远留在这里,尽管你的两腿正在把你报向那个没有声音、没有反响的狱外世界。      我们这是偷来的释放,不是真正的释放。凡有这种感觉的人全都急急忙忙带着这偷来的一点点自由逃到孤独的生活中去。维。维,波斯佩洛夫说:“还在劳改营的时候,我们,我和我的好朋友们,就几乎都是这样想的:一旦上帝让我们活着离开这里,获得自由,我们决不住在城市,也不住在村镇。我们要住到密林深处去,当个护林员或森林巡查员,甚至当个牧人,远远地离开人们,离开政治,离开这浮华世界的一切。”阿维尼尔·鲍里索夫获释之后,最初一个时期总是躲避人,想法跑到大自然中间去。他说:“我真想抱住每一棵小白烨,抱住每一棵杨树亲吻。我听到哗哗的落叶声像是在听音乐(我是秋天被释放的),我眼里充满泪水。我一天只能挣到五百克面包,但这无所谓,只要能几小时几小时地倾听这寂静,只要可以看书,我就心满意足了。狱外世界的任何工作都似乎很轻松,很简单;一昼夜就像一小时似的飞过去,对生的渴望永远得不到满足。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谓幸福,那么每个囚犯获释后的第一年就肯定会遇到它!”      监狱给了我们一权衡量人和事的新标尺,它从我们眼前去掉了那层经常障住未经风霜的人们的眼睛的世俗油污。这时我们得出了多么出人意料的结论啊!   娜·斯托利亚罗娃是一九三四年从巴黎自愿要求回国的。她落进了这个捕兽器.它夺去了她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但是,斯托利亚罗娃不仅不悔恨自己回国,不痛苦,她反而说:“当时我不顾周围一切人的劝告,不听自己理智的声音,而毅然回到了俄国。看来我是做对了!我当时根本不了解俄国,但我的内心已经猜到她是什么样子了。”    卡尔普尼奇-布拉文在国内战争时期曾任旅长。他过去是一帆风顺的,他脾气急躁、易怒。那时候,特别科科长把名单拿给他、他看都不看一眼就用钝铅笔签字批准枪决,而且他不是在名单上都签字,而是在名单末尾签,不用大写字母,而只用小写字母、不带缩写点地写上两个字母:“BM”(这意味着:对名单上所有的人全部处死!)后来,他戴上了菱形章,再往后则是在科雷马的劳改营蹲了二十年零半年。如今,他住在大森林中的一个孤零零的村子里,浇菜,养鸡,有时做点儿木工活。他并不申请恢复名誉,一提到伏罗希洛夫他就骂娘。他每天听广播,看报,并且对于每一篇电台广播稿和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都在笔记本上写下自己愤怒的回答。但是,又过了若干年,这位山村的哲学家却意味深长地从某本书上抄下了这样一句格言:   “对人类单有爱还不够,对人们首先应该善于容忍。”而在临死之前,他又写下了他自己的两句话:   “我过去总是用自己的尺度评判一切。但现在我已是另外一个人了,我不再用苗已的尺度评判了。”   这使人感到震惊。这不是很神秘吗?是不是托尔斯泰老人还魂了?   塔尔诺夫斯基是个出类拔萃的人,可是他在刑满之后自愿留在科雷马了。他在写诗,但并不把这些诗寄给任何人。他沉思着。写道:   注定我呆在这天涯地边,   是上帝判定我沉默无言,   因为我曾看到恶人该隐,   却未能把他的头颈斩断。   遗憾的是;我们全都渐渐地死去,不能完成任何值得敬仰的事业。  一切事情照旧,一切人也都照旧。雷声轰隆过一阵子,并没有落下几个雨点。   一切都照旧。以至于研究北方民族语言的专家克雷诺维奇吸释放后又回到同一个研究所的同一个研究室,还同那些当年把他关进去的、仇恨他的人在一起工作。他还是要每天来上班。脱下外衣,同这些人坐在一起讨论。   这就好比把奥斯威辛死亡营的牺牲者和过去的警卫队长们放在一起开个杂货铺一样.  第七部 斯大林死后   “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的事。”                《新约·启示录》第九章 第二十一节 第一章 事到如今,左右为难      赫鲁晓夫抹着眼泪批准出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时候,他坚信。那里讲的全是斯大林时期的事,在他赫鲁晓夫的政拉下没有这些东西。      今天,我那本小说早已被公开宣布为有害读物,认定它的出版是犯了错误(“这是唯意志论在文学中造成的恶果”),它已成为社会上所有图书馆的禁书了。今天,在古拉格群岛上只要提一提伊万·杰尼索维奇或我的名字,就被看作大逆不道。但是,当初呢?!当初,赫鲁晓夫曾经紧握着我的手在一片掌声中把我介绍给那三百名以苏联文艺界精华自诩的人物:在莫斯科曾使我成为“头号新闻人物”,新闻记者们不辞劳苦地等在我的旅馆房间门外;当初曾公开宣布:党和政府“肯定这样的作品”;最高法院的军事法庭引为自豪的是它管我恢复了名誉,(现在大概又后悔莫及了!)而那些上校军法官们曾在军事法庭上宣布:劳改营里的人们应该读读这本书!就在当时,那种没有声音、没有形象、没有名称的场力便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作用,它顶住了——于是,我的书便停止不动了!!早在那时它就停住了!只有极个别的劳改营合法地得到了这本书,通过劳改营文教科的图书馆允许人们借阅它。接着这本书便从图书馆藏书中被查禁。如果从外面,从社会上寄给某人的印刷品邮件里包括这本书,它立即被没收。于是,自由工人们便非法地偷偷把它带进劳改营,每本向囚犯们索价五卢布,听说甚至高达二十卢布(这是赫鲁晓夫时期的卢布!这是索取囚犯们的钱!但是,凡领教过劳改营周围社会的无耻作风的人,都不会感到奇怪人囚犯们带着它提心吊胆,就像带着自制的刀子一样,躲过搜查,进入劳改营,白天藏起来,夜间偷偷阅读。在北乌拉尔的某个劳改营里,人们为了能够长久地阅读,给这本书包了一层金属书皮。 统治者易人,群岛依然在  应该说特种劳改营是斯大林晚期思想的一个得意之作。经过教育改造方面和惩罚方面的多方探索,才终于产生了这个成熟的杰作。这是一个色彩单调的、被无情的折磨肢解的、编了囚犯号码的组织;心理上它早已经脱离祖国这个母体;它只有入口而没有出口;它吞进来的只是敌人,送出去的只是它生产的财富和尸体。如果那位“高瞻远瞩的建筑师”看到自己这一伟大体制如今竟也遭到破产,他这位设计人所感受的痛苦该会有多么深啊,我们甚至难以想象。其实,他生前这个体制就早已经开始颤动了,有些地方冒出火花,到处出现裂痕。但是,看来,他并不了解这些,因为人们出于谨慎而不敢向他报告。特种劳改营这个体制起初是惰性十足的,它呆滞少动,趋于保持安定;但是,它的内部温度却在迅速升高,几年之间就达到了火山熔岩的状态。假如那位“泰斗”再多活一年半载,就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对他隐瞒这些小爆炸了,那么,这就必然会给他那老迈衰竭的思想又增加一项沉重负担,他不得不作出新抉择。要么放弃这个得意的主意而重新把各种劳改营打乱混编起来,或者相反,有步骤地把所有按字母表排号的千千万万囚犯统统枪杀,从而使这个主意能够功德圆满。      在苏联,任何重大社会事件都只可能有两种命运:或者以沉默将其扼杀,或者加以捏造歪曲。我不知道国内有哪一次重大事件曾经逃脱了这两种命运。   对于古拉格群岛的整个存在,也是如此。大部分时间是绝口不议它的,如果有时提到它,那就是谎话连篇。关于建造大运河时期和一九五六年的“卸包袱委员会”,也都是这样。   在尼基塔·赫鲁晓夫长达十年的统治时期,我们久已习惯的那些物理法则突然间失去了作用,一些物体令人奇怪地朝着场力和重力所指的相反方向运动起来。当历史学家们研究这一段历史时。他们不能不为之震惊的是:在一个短时期内,竟有那么多的可能性和机会集中在赫鲁晓夫一人之手,而他竟把这些可能性和机会当成了玩具,利用它们时像在开玩笑,像在作游戏,随后便漫不经心地全抛弃了。在我国历史上,斯大林之后第一个被赋予最高权力的是赫鲁晓夫(尽管最高权力这时已经有所削弱,但仍然是十分强大的),而他在行使这种权力时却酷似克雷洛夫寓言中那只小熊米什卡,只知道在林中旷地上无目的地、无益处地滚动着圆木玩耍。赫鲁晓夫本来有可能以三倍甚至五倍的坚定性去筹划怎样解放这个国家,但他却把这件事像游戏一样放弃了。他没有认识到他所肩负的任务之重大,他放弃了这个事业,却转身去搞征服宇宙、种植玉米、在古巴设置导弹、为柏林问题发出最后通谋、迫害教会、把党的州委分为工业州委和农业州委,甚至去同抽象派艺术作斗争了。   他这个人从来没有把任何事情做到底过,而对于自由事业尤其如此!需要唆使他去迫害知识分子吗?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了。需要用他那两只曾经拆毁斯大林劳改营的手再把劳改营巩固起来吗?这也极其轻易地做到了!而且,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呀?     统治者换了人,但古拉格群岛依然存在。   它之所以依然存在,是因为这个国家制度离开它就不能存在。消除了古拉格群岛,这个国家本身也将不复存在。   没有一部历史是没有结尾的。任何历史总要在某个地方断开。我们根据自己微薄的力量和很不充分的一点材料,考察了古拉格群岛的历史——从它诞生时的血红色排枪齐射,一直看到了恢复名誉的粉红色烟雾的出现。现在,就让我们结束这段历史吧,以赫鲁晓夫使劳改营严酷起来和公布新刑法典之前的宽宏大量的、涣散的光辉时期来结束这部历史吧。将来一定还会出现别的历史书,它们的作者,很不幸,会比我们更加了解赫鲁晓夫时期的和赫鲁晓夫之后的劳改营。 今天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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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群岛(上中下)》的全部笔记 3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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