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正典 8.9分
读书笔记 博尔赫斯、聂鲁达和佩索阿:西葡语系的惠特曼
惠特曼的真我没有写出《草叶集》,而是在《自我之歌》中遭到自慰的强暴后,对《当我与生命之海一同退潮时》中粗莽的沃尔特加以嘲笑。佩索阿的直觉教会了他,惠特曼的我自己会写出什么样的诗歌来:不自主的人性动物或自然人的表达,抛却了一切学识、记忆和过去对感官的表现。这种诗存在过吗?当然没有,佩索阿对此也一定知道,但是卡埃罗的诗正是带有迷人的意图要去写那无法写的东西。在这种表达的另一极端是粗莽而魔鬼般的沃尔特大肆自我庆颂,佩索阿把激烈的坎波斯置于他写的《向沃尔特·惠特曼致敬》中: 源远流长的葡萄牙,六月十一日,一九一五年, 啊——嗬——嗬——嗬——嗬! 站在这方葡萄牙土地上,脑海里充满着过去的岁月, 我向你致敬,沃尔特;我向你致敬,我四海之内的兄弟, 我带着单片眼镜,穿着扣紧的大礼服, 我对你并非微不足道,这你清楚,沃尔特, 我对你并非微不足道,我的问候足以证明…… 我天生如此懒散,如此容易厌倦, 我与你同在,这你知道,我理解你也爱戴你, 虽然我从未见过你,因为我出生之年你却逝去, 但我知道你也爱我,你了解我,我很快乐。 我知道你也了解我,你也看重并解释我, 我知道这就是我,不论是在我出生十年之前的布鲁克林渡口 还是漫步乌洛街头心思却在街头以外的万物, 正如你感受到一切,我也感受到一切,于是我们的手紧攥在一起, 手与手紧握,沃尔特,手与手紧握,整个宇宙都在你我心灵中起舞。 啊,那咏唱绝对存在的歌手,总是既现代又永久, 破碎世上的奸情女子, 经受五花八门人生遭际的鸡奸者, 性欲源起于乱石、树木、人群和买卖, 渴望白驹过隙,偶然巧遇,片刻青睐, 群殴热望知道万物的实质, 我的伟大英雄跳跃着直接穿过死亡, 咆哮、尖叫、怒吼着问候上帝! 狂放而温和的兄弟之情使歌手善待一切, 伟大而致命的民主人士,全身心地随侍 一举一动如狂欢,一意一念似盛宴, 每次冲动突发好比孪生兄弟, 让—雅克·卢梭身处竭力打造机械的世界, 荷马则陷于永不知足的飘忽肉欲, 莎士比亚在感受到蒸汽的驱动, 弥尔顿和雪莱将见到电气化的未来! 千姿百态的冥想欲念, 悸动着穿透一切客观物体, 整个宇宙的支撑者, 整个太阳系中的荡妇…… 这首1915年的畅想诗接下去还有激情澎湃的二百多行,伴随它的还有两首更长的惠特曼式激情之作:《颂歌》和长达三十页的《海之歌》;后者是坎波斯的杰作,也是本世纪重要的诗作之一。除了聂鲁达的《地球上的居所》和《漫歌》中的名篇外,没有一部惠特曼之后的诗作比得上《海之歌》这部声情并茂之作。《向沃尔特·惠特曼致敬》以崇高的矛盾揭示出D.H.劳伦斯是一种惠特曼式的反动—构成(“整个太阳系中的荡妇”),这首诗的结尾祝福惠特曼成为“九位缪斯和神之恩典的热情却无能的爱人”。 菲德里柯·加西亚·洛尔卡在十五年后(即1930年,适逢哈特·克莱恩的《桥》出版)向惠特曼致敬时写了《沃尔特·惠特曼颂》(在他的超现实主义杰作《诗人在纽约》中),该诗与坎波斯的咏唱无法相比;但是洛尔卡与佩索阿不同的是,他是间接地了解惠特曼的,所以他想象中的惠特曼式一位“可爱的老人”,“胡子上全是蝴蝶”。佩索阿-坎波斯浸淫于惠氏并受其激励,于是部分蚕蛹博尔赫斯式的“成为”惠特曼的策略来赢得自己的诗人地位(先于博尔赫斯)。这好比博尔赫斯的皮埃尔·梅纳尔为了篡夺《堂吉诃德》的作者地位而变成了塞万提斯。 聂鲁达至少在自己惠特曼风格的诗作中已认识到,《草叶集》的作者飘逸不定,内向敏感,心存防范且不停变幻。正如弗兰克·门查卡指出的,“聂鲁达也必然懂得,惠特曼作品中那号称无处不在的自我实际上无处可寻。”在聂鲁达和惠特曼两人的诗中,死亡也许是那“无处”的一部分,但聂鲁达诗歌的一个主题就是死亡,而且他的诗歌中弥漫着惠氏这位包扎创伤者的情绪。…… 借用佩索阿的异名说法,诗作《地球上的居所》是由藏在坎波斯作品中的卡埃罗因素写出来的,也就是一位陷于自身之中的惠特曼。也许说明这个比喻的最好例子是《漫步四处》一诗的结尾: 因为这原由,周一就如油脂般烧掉 只因见我绷着脸到达, 它就像一只破轮叫嚷着经过, 又如热血走向夜幕。 它推搡我到一些角落,一些潮湿的屋子, 推搡我到那白骨支出窗外的医院里, 又到那满是醋味的皮匠小船中, 还有那布满可怕裂缝的街道。 硫磺色小鸟的肚脏令人害怕, 从我厌恶的房门上吊挂下来, 一只咖啡壶里有几幅遗忘的假牙, 还有镜子 想必已布满羞愧而恐怖的眼泪, 遍地都是雨伞、毒药和肚脐。 我平静地大步跨过,睁着双眼,穿着鞋子, 带着愤懑,带着茫然, 我经过办公室和商店,店中全是整形器材, 院子里的铁丝上挂满衣物: 内裤、毛巾和衬衫都缓缓流下 肮脏的泪水。 《漫歌》的最出色的之处是那最后的解毒剂,专治聂鲁达式的自杀情绪。……在惠特曼作品中,背叛只是个小主题,但在一切都被政治化以后,其中的政治含义被现今糟糕时代的批评过分地突出了。但不管是西班牙共和派还是智利军人的背叛,对聂鲁达而言都是一种文学上的解脱,这使他摆脱了与惠特曼共有的阴暗一面,因为他缺少惠特曼那超凡的、随时如初升太阳一样从自身勃发而出的能力。惠特曼对博尔赫斯、聂鲁达、帕斯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影响给我们上了最后的一课,即只有狂烈如佩索阿那样的原创性才有希望去包容这种影响而不损害诗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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