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危机(1919-1939) 9.1分
读书笔记 整本书
黑黑黑猴

《20年危机》卡尔 通往人类权力和人类知识的道路相依比邻,几近合一。——培根《新工具》 哲学家(那抽象思维、思辨性冥想)为虚构的联邦制定虚构的法则,他们的理论犹如天上的星星,因远在高空而光芒黯淡——培根《论学术的进步》 卡尔不满意那种把战争的根源归罪于少数人的野心和傲慢的这种解释,他认为这种做法虽十分简单,但也十分危险。因此卡尔认为必须探究撇除个人直接原因后的战争的深层原因和规律,如是才能发现达至和平的条件。卡尔致力于分析现代国际危机的深层原因,而非从具体个人出发的表面的没有规律可循的浅层解释。《20年危机》旨在反击1919~1939年间国际政治思想中完全无视权力因素的“明显而危险的错误”。这种反击在当时是必要的,但时至今日,已经不合时宜了,因为这种“错误”已经得到了彻底的纠正,对某些流派而言,更是“矫枉过正”了。 Part 1 国际政治学 chapter 1 学科的起源 在1941年之前,国际政治还没有系统的研究,而只是军人或外交官的事务。1914~1918的一战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他们不再认为可以地让职业军人和职业外交官行处理国际政治事务,其表现形式是反对秘密条约——尽管缺乏证据,群众普遍认为秘密条约是引发战争的原因之一。反对签订秘密条约意味着向民众普及国际政治发展状况的要求,因而也预示着一门新学科的诞生。  政治学的目的与分析:康德认为,理性分析自然的方法,“绝不能是老师说什么,学生就听什么。理性接触接触自然的方法,应该是法官接触证人的方法。法官要求证人回答他(按一定的逻辑)提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时法官自己认为应该提出的问题。”ie,预先设定一套先验的逻辑,再在这套逻辑的基础上收集经验数据。目的激活了思想的动力,目的先于思想并造就了思想。政治学的诞生就是如此,政治学的研究人员的目的和愿望是消除政体中的某些弊端,他们在寻找弊端产生的原因时,意识到人在一般情况下面对某些特定情境总会(普遍必然性)作出某种特定的反应。但这种反应却非完全是客观必然的,这种反应的事实可以通过人们的愿望加以改变,如果研究人员在思维中存在改变事实的愿望,并通过他的研究使一定数量的人也接受这种愿望,那么反应的事实就会得到改变。政治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动的形式,政治学不仅是一门“是什么”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应该是什么”的学问。??“读者可以批评我的著作,但不是质疑著作的真实性,而是质疑它的观点是否合乎时宜”??  乌托邦主义的作用:愿望和目的的成分占很重地位,而分析事实的意识却很薄弱。“最原始的人群的一个特征是,他们评判一个观点是否真实的依据是这个观点是否是人产生愉悦的感觉。”卡尔认为政治学的乌托邦主义正是政治学的“原始”阶段的产物。这种理论即使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却没有详尽的实证研究予以支持。卡尔把这比喻成“将铅练成金”的没有事实支持的美好愿望,完全热衷于提出高度理想化的解决方案,却全然忽视现实的可能性条件。普遍自由贸易、空想社会主义也是一个典型代表——他们提出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与造成这些问题的现实社会条件没有逻辑上的关联。国际关系学在诞生之初也是充满乌托邦意识,对避免灾难性大型战争的愿望激励着这门学科的发展。举威尔逊为例,他对批评者的反驳通常不是说明它认为自己的计划何以能得以实施,而是强调他的计划必须得以实施——批评者认为“草率设计空想计划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区分一个判断究竟是愿望与事实!)  现实主义的影响——是初始的愿望阶段让位于严格认真的事实分析阶段。现实主义强调要接受现实并务实地分析现实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结果,而不是幼稚地单纯哭求一个理想结果在无现实条件情况下蹦出来;强调客观力量的不可逆转。但是,卡尔也指出,缺乏理想主义的政治思想是贫瘠陈旧的,因此成熟的政治思想必然将理想与现实融合在一起。 Chapter 2:乌托邦与现实:“世界上存在两类人,一类要使世界适应自己的政策,另一类要是自己的政策适应世界。这两类人之间的争辩是一场永恒的论战。”  自由意志与客观决定论:乌托邦与现实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自由意志与客观决定论之间的对立。现实主义者总是以因果关系的方式进行思考。一个健康的人的思维总是在自由意志和客观规律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彻底的否定了自由意志,认为人只是客观规律链条下的一个完全被动的齿轮,无条件地接受现存的因果关系;而一个彻底的乌托邦主义者则完全蒙着双眼否定现存的现实条件,结果是完全无法理解自己试图改变的现实。  理论与实践:乌托邦与现实的对立也类似于理论与实践的对立。乌托邦主义者将政治理论视为先验的规范,而政治实践活动必须遵循这样的规范;现实主义者则将政治理论视作政治实践活动的归纳总结的结果,理论根本不能改变事物的发展过程。乌托邦主义者把目的、愿望作为唯一有意义的终极现实,而现实主义者则把目的和愿望单纯地化约为其他事实机械地派生出来的产物。  知识分子与政府官员:理论与实践的对立关系,在政治生活具体表现为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知识分子自然属于那些希望使实践符合理论的人群,他们也尤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思想是外来力量决定的;他们自认为人类的行为实践提供动因,自认理应对实践具领导性的作用;首先提出了普遍性理论和绝对标准。这是研究政治的知识分子典型的态度。而这正是政治知识分子的最大弱点:既对现实认识不清,也意识不到他们自己的标准也是植根于现实,受现实限制的。当然知识分子本身并不承认这个是“事实”,这是不是“事实”在两派之间尚未达到共识,知识分子当然认为自己能超然于阶级之外,超然于具体阶级利益之外,获得较高层次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卡尔指出,这种观点的谬误之处在于,如果知识分子能超然物外,那么就是“思想脱离社会民众(的具体利益)。而社会民众的态度恰恰是政治生活中俄决定性因素。” 而与知识分子相反,政府官员对每一个问题需根据具体情况来予以处理,他们避免按照公式化的原则规范来处理每一个具体的问题。  左派和右派:乌托邦和现实的对立,还类似于激进派和保守派、左派和右派的对立。理论中完美的逻辑不能获得选民的支持。右派:“你可以提出所有这些普遍原则,但是,这都不是政策。如果你要制定一项政策,你就必须审视具体的情况,考虑怎样做才能恰如其分地针对具体情况作出反应。这就是我所说的政策。”乌托邦主义总是“教条式的”。  伦理与政治:乌托邦与现实的对立根治与政治与伦理的不同认识,价值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对立包含在目的与事实的对立之中。乌托邦主义者确立了号称独立于政治的伦理标准,并力图使政治服从于这样的标准。而现实主义者认为,价值原则只能是相对的,不可能存在普世道德,伦理必须从政治角度加以解释,在政治之外寻求伦理规范是不切实际的,接受和理解现实本事就是至高无上的道德。 Part 2 国际危机 chapter 3 乌托邦主义产生的背景  乌托邦主义的基础:中世纪时期人们预设了一种以神权权威为基础的普世伦理和普世政治体系。这就是乌托邦思想额源头。而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者如马基雅维利则对这种普世伦理至高无上的地位发起了猛烈的抨击。他们认为,伦理、道德是政治的工具。于是国家的权威代替了教会的权威,成为道德原则的最终仲裁人。乌托邦主义者如要回击,则必须一种独立于任何外部权威的伦理标准,既非已经不合时宜的神权标准,也非易变的民众的标准。于是他们就提出了超验的自然法则。自然法则最初由希腊戏剧人物安提戈涅提出“它是永恒的,没有人知晓它来自何方。”,是人们对道德行为的一种内在直觉。到17、18世纪,自然法则以理性的名义再度兴起,当时的思潮认为,善是可以通过推理过程发现的。启蒙运动的个人主义思想认为,人的良知是道德问题的最后仲裁人,而这本质上又是一种理性主义思想,因为它将人的良知等同于个人理性的声音。发展到19世纪,乌托邦思想受到边沁的重大影响,他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具有绝对道德——不从属于任何权威的功能,他反对“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判断是非的标准”的说法。边沁认为大众有裁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能力,他认为这是大众的常识就能做到的,认为大众舆论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不需要哲学家那套复杂晦涩的推理,认为理性不再是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专有的事。19世纪的知识分子分子普遍认为,作恶不是因为“心灵充满邪恶,而是大脑愚钝未开”,普及教育可以塑造世界和平。乌托邦主义者自此认为“理性可以使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荒谬显现出来;随着民众知识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受到理性的感召,意识到无政府状态的荒谬,就会共同努力,结束这种荒谬的无政府现象。(与自由主义的信念一样:无论什么问题,只要理性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每个人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并且会根据正确的判断采取正确的行动。)  被移植的边沁理性主义:20世纪,ie,19世纪结束后,心理学家对“理性足以产生正确行动”的命题提出质疑,哲学家同样对善与自我利益等同起来的做法与事实不符。政治思想家穆勒提出的“多数暴政”的危险也正是质疑大众舆论必正确的观点。卡尔认为,19世界自由民主思想之所以能在美国杰出硕果,那是因为自由民主思想的理念正巧与美国的发展阶段相吻合,而这种思潮在当时却被认为是先验的理性主义理论,可以把它应用到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后来在威尔逊的倡导下,自由民主理论,经过纯粹的理性过程,被移植到另外的时代和另外的国家,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发展阶段和世纪需要完全不同于19世纪的西欧或美国,结果只能是一无所成,这种情况下结出的都是抽象理论下结出的无根无源的果实,迅速枯萎。  理性主义与国际联盟:国际联盟就是这样一个受片面的国际政治理性主义影响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的目的是“用洛克自由主义原则建设国际秩序机制”,“将自由民主社会的理念移植到世界事务中去。”其理想狂热可见一斑。理性主义者企图使用抽象的一般性原则对待所有的具体问题,而经验主义者则根据具体情况处理具体问题,因此在这移植自由民主理性主义落实在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必然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国际政治理性主义的思潮相信“各国都可以建立起一套严格分类的事件目录卡或原则目录卡。一旦发生了某种事件或某种形势,国联和各国外交部都可以很容易辨认出这种事件的形势。然后翻阅目录卡,就可以找到县城的处理事件和形势的恰当的应对方案。”(我曾经就是这样)所有相信国际联盟的人都相信,经过完美逻辑抽象理论建立起来的完美目录卡是世界冲突的救世良方,可以约束所有国家的行为。  舆论的神话:将自由民主思想对舆论的信心移植到国际政治领域同样是不可能的。对舆论的信心分两层:一是相信大众舆论终将发挥主导作用;二是大众舆论必定正确。这种信念移植到国际政治后,就产生了国际仲裁法院的判决必定正确的观念,认为它代表国际舆论的民心,认为仲裁可以代替国与国之间(政治精英们以经验主义指导的)的调解,相信理性可以通过世界人民大众的声音表现出来,相信普通民众完全可以保证决策内容的合理性,而民众表达出来的理性就是最高的绝对道德。(靠,太变态了)当时的乌托邦主义者如是倡导“新的世界秩序不能依赖与政府(政治精英)之间达成的‘具有利己性和妥协性的条约’,而要依赖于‘世界各个地方普通民众的思想。这些民众尽管没有特权,却对是非有着朴素和直白的判断标准’。世界秩序必须‘建立在人类有组织的舆论之上’。”国际联盟的力量来自世界人民形成的舆论。如果依赖国际舆论是错误的,那么整个国际联盟的构想就都是错误的。  乌托邦主义遭受的报应:日本发动的满洲危机却表明了,国际舆论的谴责只是不可靠的浮云。在直接受到国际危机威胁的国家再也不相信这种鬼话了。当德国吞并奥地利时,国联仍然拒绝采取制裁行动,而仅仅乞灵于国际舆论的道德力量。满洲危机、德国入侵奥地利的的事实,想相信国际舆论、国际道德约束力的人狠狠地挂了一耳光。在正确性方面,批评人士指出,民众只是一帮要么狂怒愤恨,要么狂喜欢庆的乌合之众。人们日益发现,公众的声音既没有影响力,也往往是错误的。  分析的难题:如果说人类在国际关系中显然不遵守理性的规约,那么只有两种解释方法:要么人类过于愚钝/有限,所以不能理解理性至善;要么人类过于邪恶,不会遵从理性之善。……………….如果说我们认识的不是国际联盟构想本身的失败,而仅仅是不能使国联运转的那帮人的失败,那么这种认识是毫无进步的自欺欺人。国联的失败标志着国联赖以为基础的理论的失败。 Chapter 4 利益的和谐  乌托邦主义的合成理念:如果民众不服从某些规则制度,那么政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但是民众为什么会遵守规则?(这是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乌托邦主义者所提供的解释是对的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能回答这一问题,因为既然少数人的幸福如果根本不在考虑之列,那么这少数人为什么仍然遵守根据大多数人的利益所制定的规则?对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分为两大类:一是将政治视为伦理的附庸;一是将伦理视为政治的附庸。前者认为个人要超越自我利益而为大多数人的幸福牺牲;后者认为强权即公理,道德依附于强者的利益。 乌托邦主义者的合成性理念——利益和谐论:个人的最高利益可以与社会的最高利益并行不悖: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也就帮助了社会利益的实现;而社会利益推进的同时,也促进了个人利益的实现。  自由放任主义的天堂: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经济学使利益和谐论得到发展的空间,“看不见的手”使所有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就同时促进了社会利益的增长。这种观念移植到国际政治中,就变成了: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全人类的利益(很明显就不对!)“国家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行动是不会与整个社会的真正利益和权利发生冲突的。”(卡尔质疑道:“真正”是什么意思?)  政治领域的达尔文主义:对利益和谐论冲击最大的是达尔文主义的生物进化理论,后者彻底地暴露了前者的虚伪:进化就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无休止的斗争,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消亡的过程。(自由贸易原则在19世纪是符合大英帝国的利益的,但德国、美国自一开始就拒绝接受这一原则,代表人物是李斯特,他认为德国只有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才能使弱国打破英国的束缚。)当利益和谐论受过达尔文主义的洗礼后,虽然依然认为社会的福祉仍然与社会个体成员的福祉一致,但这里的社会成员却仅指那些在生存的斗争中富有竞争力的人,强者生存弱者灭亡的过程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些观点顺应了19世纪后期的帝国主义理论。)可以看到,在最终达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和谐”的长远路途上,却充斥了个人之间为生存展开的残酷无情的斗争。这是成王败寇的思想,其结果是整个道德体系建立在弱者的尸体上。由是,自由主义的道德原则已然失去了感召力,人们已意识到,除非根本不考虑弱者的利益,除非乞盼来世能纠正今世不平等现象,否则利益和谐论只是有竞争优势的强者的胡扯。  国际利益和谐论:计划经济的基本命题是利益的自然和谐状态时不存在的。利益自然和谐与可以创造利益和谐是根本不同的。  维护和平的共同利益:利益和谐论者总会假定:每个国家在维护和平这一点上是有着共同利益的,因此任何破坏和平的国家是非理性的(远离目标)和不道德的(损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一战以后生活在英美的人普遍认同战争对任何人都没好处的观点;但这一点对德国而言却是难以接受的。对波兰、法国这些从战争中捞到好处的国家而言,这个观点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只不过这些持相反观点的人对国际政治理论的影响甚小罢,国际关系理论从英美发展起来,而英美学者普遍认为一战毫无意义(对他们而言当然),这当然不被其他国家所能接受。那些捞到好处的国家对此只是虚情假意地奉承,做表面文章声称和平是最主要的政策目标。维护和平的共同利益掩盖了希望维持现状的国家与希望改变现状的国家之间存在的根本利益分歧,普遍希望避免冲突臆想、愿望掩盖、歪曲了利益分歧这一根本事实。  国际经济利益的和谐:在经济事务方面,人们往往更容易相信经济利益和谐这个命题。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含蓄地道出了我们不得不牺牲少数人的幸福。卡尔指出这也使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事实,经济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的保护关税的对抗正反映了这一点。尽管至此没有地方找到共同利益的土壤,但乌托邦主义者坚信它的存在,卡尔指出这多少有一厢情愿的意味:存在一种根本的经济原则,只要事实这一原则,所有的国家都会因之得益,没有一个国家会因之受损。(但是卡尔彻底否定共同利益的存在也是没有充分的证据的,说得也太绝对了吧,真的可能只是人们没发现而已,并不代表就没可能存在,卡尔只是从经验性的事实来归纳暂时性地得出到目前还没有出现而已,但却没有论证彻底没可能)。国际经济自由主义在现实中因牺牲弱国利益已告失败。难民的存在反映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虚伪,难民是经济孤立主义的副产品,因为经济孤立主义禁止自由迁徙。  和谐的破碎:有人认为,利益和谐是国际道德的基础,共同利益将整个社会与每个成员的利益联系起来。道德与理性的统一已经站不住脚了??(道德与理性统一是什么意思??)现实主义要从利益和谐论的乌托邦主义的废墟中重建 Chapter 5 现实主义的批评  现实主义的基础:公正就是强者的利益。中世纪体系解体后,国际道德与政治实践之间的鸿沟变得突出。马基雅维利在这转接点上提出了三条基本原则成为了现实主义哲学的基石:一历史是一系列因果关系发展的结果,其发展历程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加以分析理解,但却不能通过理性的想象创造出来;二理论不能创造实践,但实践可以创造理论;三政治实践不由伦理决定,但伦理原则则是由政治实践决定的。道德是权力的产物而永远不可能相反。斯宾诺莎的观点“每个人的行为都遵循着自然法则,遵循着最高的自然权利”为决定论开启了大门。当今无论是乌托邦主义抑或现实主义都接受18世纪的进化理论。黑格尔和马克思使现实主义更加具有动态性和相对性特征,但同时也使现实主义的决定论色彩凸显出来了。马克思就认为存在一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朝着一个必然目标发展的趋势。”列宁写到:“政治有着自己的客观逻辑,这是不以某一个人或某个政党的意志为转移的。” 根据现实主义者的“科学假设”,现实是历史进化的整个进程的结果,他们的任务是调查、揭示这一进程的规律。历史进程之外不会有其他现实。历史发生的都具有客观必然性。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历史事件只能是它实际表现出来的样子,而不可能是其他情况。“任何一个不成功的努力都是错误的。”这是常有的调子。黑格尔“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存在的只不过是机械因果关系的复杂案例而已。”  思想的相对性:除了提出历史进程的决定论观点,现实主义的成就还在于其提出的思想的相对性和实用性。例如,现实主义就认为,乌托邦主义的思想理论和伦理标准绝非绝对和先验原则的表述,而(同是?仅是?)由历史所创造的环境和利益的产物,(同是?仅是?)为促进利益而服务的工具。罗素:“道德伦理很少是事物的原因。它几乎总是一种结果、一种手段、用来使我们自己的利益具有普世的法力权威。我们乐于(自欺欺人)将道德伦理想象为产生利益的真实原因,实则不然。”马克思就将思想的根源归于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上,这普及了思想取决于思想者的利益和环境这一相对性原理。因此,理论不能决定事情的发展,发明理论只是(一群具有特定利益的人?)为了解释事物发展的。“没有比揭示观念的形成更令人气恼的了。”(因为同样有机械论意味,同样否决了人的自由意志,指出了人的有限性)  根据目标调整思想:思想的实用性、目的性。典型例子:“对于德国打算与之交战的国家,德国政府总是不遗余力地营造一种对这个国家的深仇大恨。毫无疑问,德国正是以这种方式滋养了德国人对英国人的极端仇恨,使他们认为英国是自私和贪婪的化身,是毫无良知的妖魔。这种情绪现在激荡了整个德国。”这说明了人们思想中的主观目的性特征,但人们总是同时又断定自己的思想是完全符合客观事实的。 另一类典型例子是将自己的政策宣传为道德的楷模,“外交官的使命就是用普世正义的言语掩盖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是自觉的做法,而思想的相对性是不自觉的)而具有乌托邦思想的政治家却坚信道德原则决定政策,而非政策决定道德原则。  国家利益和普世福祉:现实主义用思想的相对性摧毁了乌托邦主义思想的普适性,也粉碎了利益和谐论的理念。在乌托邦主义者看来,“将全世界利益置于本国利益之上”是不成立的,因为两者完全相等,他们会说“自己国家的最大利益就是世界的最大利益”。(这也太乌托邦了吧,存在共同利益,不等于所有利益都是共同利益吧?!卡尔页也说得太绝对了,彻底否定了共同利益的存在)英国和美国都相信“朕即上帝”,都认为自己国家的利益就是普世正义。美国吞并菲律宾、南下墨西哥也全是为了全人类利益(靠,太绝了)。这种虚伪是英美人独有的特征,其他国家耍不来,因为英美是目前国际社会的主导群体,主导群体总是有能力将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使整个社会接受自己的世界观,而被主导群体则被剥夺了这种能力。国际道德理论是主导国家、主导国家集团创造的,其原因与过程与国内社会并无二致。  现实主义对利益和谐论的批判:卡尔认为,利益和谐论总是以牺牲“对社会无足轻重”的弱者的利益为前提。国际秩序是强者构建的,损害强者的利益也就破坏了秩序,从而才有了利益和谐论的说法,但弱国在这个强权秩序里得到的利益却实在微乎其微,遭到强国的剥削。在国际上,和平只是既得利益者主导大国的特殊利益。特权阶层惯用的手法是,将贫困阶层描述为破坏和平的群体,使它们背上不道德的恶名。与现实主义者在这方面有共同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拒绝承认“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和谐,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认为它剥夺了被剥削者的权利。  现实主义对国际主义的批判:“宗教中的帝国主义是普世说和一神论。”国际团结和世界联盟、国际秩序的主张总是由主导国家提出来,而尚未进入主导国家行列的那些国家自然会利用民族主义带对抗主导国提倡的国际主义。现实主义痛批乌托邦主义:那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不过是特定时期内,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罢。  Chapter 6 现实主义的局限性:现实主义最大的局限在于:缺乏改变现状的动力和兴趣,应然性的目标是无法从现实主义思想中推导出来的,现实主义者是没有目标的。终极目标具有启示未来的作用,目标需要诉诸人类的感情和价值而非理性,这是现实主义给不了的。彻底的现实主义只承认历史的整个客观发展过程,拒绝接受对历史过程的道德评判,因而缺少改变的激情和动力。如果因果关系链环环相扣,人们可以对事情发展做出科学的预测,如果我们的思想只能由我们的地位和利益所决定,那么,行动和思想就会缺乏感情和目标、意志。叔本华清楚地知道这种历史哲学是悲观的“事实纷乱,变化不断,但我们看到的生物却总是不变。无论是昨天、今天、明天,还是永远,都沿着同样的轨道。”如果真是这样,个人所能作的就只是被动的冥想。人有自由意志,人的行动和思想可以改变人类的事务,否认这一点无异于否认人类存在的尊严。 任何合理的政治思想必然同时包括乌托邦和现实两方面因素。当乌托邦变成空洞无物的虚伪、粉饰特权阶层特殊利益的工具时,现实主义就肩负揭开伪装的重任;当现实主义关注的仅仅是权力规律而缺乏改变的情感和意志时,任何形式的国际社会都无法实现,那么新的乌托邦必须出现。在建立国际秩序方面,人的自由意志有着不断寻求从既定的现实主义逻辑中解脱出来的热望。须知道,一旦理想成为现实,理想就不再是理想,而跌落为私利的表现形式罢。 Part 3 政治、权力和道德 Chapter 7 政治的实质:人类是群居动物。政治的任务就是调节群体成员的关系和行为。社会中的人会有两种行为方式:一是利己的,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别人的利益;而是社会性的,与别人合作,保持友善的互惠关系,更甚者为别人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但无论如何,惩罚措施是维护成员对国家的忠实和服从是必要的,而这样的强制手段意味着统治者控制被统治者,并且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剥削被统治者。卡尔认为“强制和良知、仇视和亲善、利己和利他,这些是每个政治社会中都存在的东西。国家正式建立在这两种相互对立的人性特征之上的。这两股对立力量自一开始就交织在一起,共存于国家之内。”政治人不可能只受一股力量控制,政治行动的基础总是道德和权力的协调平衡。无论是“先追求权力,然后道德自会接种而来”还是“先坚持道德,然后权力自会接种而来”都只是一种幻想。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道德和权力是对立的还是相容的? 历史上将道德和政治对立起来的形式有三种:(1)甘地等和平主义者的不抵抗理论,这等于对权力的彻底拒斥。(2)无政府主义,认为国家是对人性最粗暴的否定,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会竭力推翻国家,将权力因素从社会铲除出去。(3)“恺撒的物归恺撒,上帝的物当归上帝。”,政治领域和道德领域是两个相互分离的领域。道德仅属于个人或社会范畴,不具政治性质。 但是一旦这样做就无法为使用武力寻找道德上的合理理由。从长远来看,人类从希望世界化约为某种道德秩序,将道德与政治划分为互不相干的领域是违背人类思想深处的愿望的。 权力和道德都是在国际政治中至关重要的两个因素 Chapter 8 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政治总是权力政治,政治涉及的总是关于权力冲突的活动,一旦冲突加以化解就不再是政治问题,而只是日常的行政事务。“在国联事务中,名义上的各国平等和所有国家参与协商额机制并没有削弱权力因素的决定性作用。”权力是国际政治中类似于“自然法则”的东西。卡尔认为国际政治权力可分为3类:一是军事力量;二是经济力量;三是支配舆论的力量。但这3类权力不是完全分割开来的,权力本身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都是政治权力的组成部分,从长期来看,两者共荣共损。  军事力量:军事力量之所以意义重大,原因在于国际关系中权力的最终手段是战争,战争是最终决胜负的手段。曾经衡量大国的标准是其可使用的兵力的数量、质量、效率。近代所有被称为大国的国家都是大规模战争的战胜国——普法战争后的德国、美西战争后的美国、俄日战争后的日本……在国际危机发生的时候,海军舰队、陆军阵列和空军都会在重要的地点炫耀自己的实力,为了赢得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一国的对外政策不单单受其所设定的目标的限制,更是受其军事实力与其他国家军事实力之比的限制。“在生存意愿与权力意愿之间不可能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ie,只有获取了权力,才能保存自己。)霍布斯:人们“不能保证是否可以牢固地掌握现有的、确保自己安全生存的权力和手段,除非他们能得到更多的权力和手段。”因此所有国家都认为自己的侵略战争是自我防御性战争。  经济力量:“最富有的君主才能够雇佣最大规模和最有实力的雇佣军。所以每个政府都会实施不断寻求财富的政策。”人们普遍认为,财富是政治权力之源。  经济与政治的分离:经济自由放任主义使经济学与政治学完全分离开来,经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秩序有着自己的规律,经济独立于政治只要政治尽少干预经济的自我运行。政治被视为必要的恶,只需维持法律和秩序,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直到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的出现,政治与经济分离的观点才开始破灭,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互为手段互为目的的现象日益明显。经济学以存在一个政治秩序为前提预设。  经济政治分离说的几点谬误:“政治与经济分离的幻觉是19世纪自由放任传统的遗产,已经全然不能适应当今的现实了。”“使用与政治脱节的经济原则来解决政治问题只能是徒劳无益的。”人们往往习惯将权力和财富区分开来,“黄油”和大炮的抉择就是典型例子。卡尔认为,要保证国家的权力地位,至少需要一定数量的枪炮,而这些枪炮比黄油重要,当国家具有这些枪炮后,才可追求财富。权力是目的,而军事和经济都是为追求权力服务的。  自给自足:经济实力有两种:一类是为自给自足的模式服务的;第二类是直接加强国家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力的。规模经济效应意味着同一地点的同一种产品越多,成本就越低。但彻底的专业化却是不切实际的,认为地维持一定程度上的自给自足是保证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保证国家在军事或其他关键产品的供应方面不必求助其他国家。自给自足首先是一种政治权力,是战争准备的必要条件。汉密尔顿曾说过:“与制造业的繁荣密切相关的不仅是国家的财富,还有国家的安全和独立。”德国李斯特说:“德国保护主义体系的发展是德国民族生存、独立和未来的基石。”一战在很大程度上提醒了国家实施自给自足的重要性。对协约国而言,他们一直以为可以依赖海上运输来弥补缺乏自给自足的能力,但由于出现了潜水艇这一新型武器,海上运输变得不可靠。遭到经济封锁、经济制裁的国家更凸显了自给自足的重要性。自给自足是一种权力要素(可从相互依赖理论的角度来理解)  作为政策工具的经济力量:使用经济手段在国外获取权力主要有两种主要形式:  (1)资本出口/海外投资:19世纪全部帝国主义政策的根基就是通过欧洲资本的投资开发世界上的落后地区。以资本代替了大炮。  (2)控制国外市场。在现代工业结构中,许多商品的生产规模超出了大多数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各大国都在自己具有政治利益或自己最有能力施加政治影响的地方找到“天然”市场。大国军事力量的可及之处往往存在经济渗透,两种手段互相促进。国家促进对外贸易、占领外国市场的最简单方法是提供贷款信贷。  购买力也是一种权力。德国在中欧和巴尔干国家以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购买当地的产品,从而在该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政治范围。但是过度运用购买力这一权力工具会造成资源浪费。  经济力量与国际道德:“英国自身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所以能够实施自由贸易的成册。经济实力与自由贸易就可以使英国在许多国家具有间接的影响力和控制咯,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大国都无法做到的,如果其他大国想要获取同样的利益,只能干预别国的政治独立。”经济力量强大的人更有资本倡导“国际道德”,使用经济武器比使用军事武器看上去更“道德”、人道一些,但其实背后所要攫取的利益都是一样的。大国实施经济控制(如美国在拉美的政策),但同时保持了弱小国家一定程度上的政治独立,这对弱小国家来说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 支配舆论的力量:用以获取人力资源。说服的艺术也是政治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 当代世界中的宣传:由于政治活动的基础扩大,因此控制群众舆论的力量对政治权力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发展使舆论称为政治中极其重要的因素,同时这些条件也为制造和引导舆论制造了诸多有效的工具,其中最有效的就是普及大众教育。国家提供教育,自然就规定了教育的内容,没有一个国家允许自己未来的公民在学校里学习如何颠覆国家的根本原则。民主国家会教育学生珍视民主带来的自由(政治意识形态),极权国家会教育学生崇尚极权的威力和纪律。但两者都会教育学生尊重自己国家的传统、制度、信仰,相信自己的国家要比其他国家好。  现代工业的大规模生产、标准化的方式以实现低成本、高效率,同样对电台、电影和大众报刊有效。这就促成了这些行业的经营自然而然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从而促成了舆论的集中控制。舆论的大规模生产时商品大规模生产的连带效应。舆论像一种商品。对于广大民众而言,问题不在是人们是否享有表达意见的政治自由,而是面对由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的宣传工具,除了屈从于这类势力的影响外,舆论是否还有任何其他真正的意义。在极权国家,电台、报刊、电影都是国家企业,都受政府的绝对控制。在民主国家则受大公司的控制。  作为政策工具的宣传:有组织地使用支配舆论的力量是对外政策的常用手段,也是现代生产力发展下的新现象。一战中,交战方都意识到“心理战争(长自己威风,灭对方士气)须与经济战与军事战同步进行。”譬如向敌方散发传单,激发敌人内部厌战、害怕、发生兵变。苏联是第一个传播国际真理和创建世界性宣传组织的国家,在这方面炉火纯青。  国家宣传还是国际宣传:大多数影响人类的政治思想理论上是普世原则具有国际性,事实上却只是国家权力的产物。对法国大革命狂热者的评论:“他们混淆了新思想的宣传和法国权力的延展,混淆了人类的解放和法兰西共和国的辉煌,混淆了理性的统治和法国的统治,混淆了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政府。”Obviously,拿破仑的军事实力是大革命思想在欧洲传播的支撑和载体。宣传只有得到国家支持并与国家的军事经济实力结合起来才能够成为有效的政治力量。 国联曾经以为人类有组织的舆论可以控制各国政府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国际舆论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工具,但当国联遭到失败——裁军大会的失败后,各国才清楚知道,国联只有在被最强大的成员国当作工具时才能发挥作用。国际舆论绝不可能在没有国际权力的支持下就可以发挥作用,用归谬法得知: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只不过是在国际舞台上实施国家政策的一面幌子  宣传中的事实与道德:舆论是由权力和利益决定的。统治阶级或者主导国家不但可以制造有利于维护自己优势地位的舆论(利益决定),而且可以依赖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将自己的观点灌输给别人(权力决定)。“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和技术手段,就能使人们相信任何事情。希特勒说过,只要坚持不断地进行精明的宣传,就可以将天堂说成地狱,将苦难生活说成幸福乐园。”(机械论调) 支配舆论的权力不是绝对的(是嘛?),一要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事实,敬畏人的思想和情感。教育即使是支配舆论的最重要工具,但同时也会激发自由探索的精神来反抗精神支配。卡尔相信,任何形式的压迫反而会强化被压迫者的意志,提高他们的觉悟。 Chapter 9 国际政治中的道德:各国的政策宣传都会极力以国际原则将自己包装起来的行为证明了国际道德是存在的,它反应人类共有的感情,确实能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国家利益的价值观念,它是有感召力的。  国际道德的性质:“与国际道德相关的行动是个人所采取的行动,但他采取行动的时候,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英国”“意大利”这些虚构的团体人。因此国家的道德问题所涉及的也就是这些团体人的道德问题。  国际道德理论:威尔逊:“对于文明国家的公民恪守的那些行为准则和他们对遭受屈辱的人们所承担的责任,国家和政府同样应当予以恪守。”国联的存在本身说明了人们试图将使用与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原则和方式引入国际关系之中。  个人道德和国家道德之间的差异: (1) 个人牺牲自己的利他行为会受人称赞,但国家这样的做法则会受到质疑; (2) “个人对团体的忠实既是利他的表现,也是利己的转移。如果个人强大无比,就会将团体转化为实现自我利益的工具。如果个人弱小法力,则会转而置身于强大的团体之中,以弥补自己实力的不足。对团体的忠诚往往会视为个体的最高道德,这种道德义务往往遮蔽了对更大的团体所负有的义务。一种行为,如果表现在个人身上是不道德的,如果变现在团体人身上就是符合道德的。”“当代人越来越趋于将自己视为道德的典范,因为他们讲不仁不义推给了团体。”作为个人,我们会谴责自己身上的仇恨情绪,但是作为团体的成员,我们则可以毫不犹豫地发泄这样的情绪。 (3) 国家的自我生存超越道德义务。一国是否承担道德义务,取决于它是否认为其他国家会承担同样的道德义务,否则会处于不利的地位。  国际社会的道德:世界共同体为什么没有达到其他共同体的紧密程度,ie,国际道德不充分的深层原因(个人是无法自我产生良心的,他需要社会为他早就良心。国家也是如此。)因为平等原则和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没有在世界共同体得到普遍的认可。 “利益和谐”总是意味着有部分利益作出了牺牲。国际秩序的最大获益者必须作出足够的牺牲,使获益最少的国家容忍这种秩序,这样才有希望维持秩序的延续。 Part 4 法律与变革:在国际社会建立法治体系是否能让国际政治发展到更加公正的环境中去?先分析国际社会中法律的性质和功能,法律和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 Chapter 10 法律的基础  国际法的性质:国际法缺乏一个成熟的国内法体系所不可或缺的三部分:司法机构、执法机构、立法机构。(1)国际法认为,任何法庭都无权就法律或事实问题作出整个国际社会公认的具有约束力的判决。国际法只是确立了一些特定义务,而国家则是自愿接受这样的义务。(2)国际法只是承认如果发生违反国家法的行为,受到伤害的一方吸纳共有对违法方的报复权利,但这只是承认受害方的自助权利。国际法不具有实施惩罚的执行力。(3)国际法的来源只能是习惯。多国签署的国际协定时国家主体相互之间达成的契约,不是国家作为国际立法机构成员制定的法律,因为这种契约不能在不计国际社会成员同意与否的情况下,自动地、无条件地适用于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 与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是人们为什么会接受管辖相类似,法学的基本问题时人们为什么遵守法律。关于这个问题被分成了两派,一派被称作“自然主义者”,认为法律的权威来自于自然法,另一派被称作“实在主义者”,认为法律是权力的工具。  自然主义者的法律观:自然法一度与神的法则融为一体,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自然法与人的普遍理性统一在一起,从而都对所有人起约束力。自然法总是被视为从根本上静止的、固定的、持久的标准。自然法(还有理性、客观权利等其他变种名称)总是可以很容易地被用来告诫人们遵守法律,但同样很容易被用来教唆人们违反法律——人们具有不服从不良法律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在自然法中包含了一种无政府性质,这种性质与法律本身是对立的。  现实主义者的法律观:法律即法令,法律与道德完全分离,法律可以是不道德的。法律之所以具有约束力是因为存在强制人们遵守法律的权威机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也坚持法律的相对性:法律反映的不是任何一成不变的道德标准,而是某一时期、某一国家中主导集团的政策和利益。列宁也认为法律是权力关系的反映和记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反对者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大多数成员都只是因为害怕惩罚而遵守法律的话,社会将无法存在。如果一项法律违背了相当多的成员的良知,这样的法律就难以执行。因此现实主义的法律观只是部分正确。  法律是政治社会创造的:每个法律社会对于法律的意义都有着一种共识,不可能建立一个没有共识的法律社会。法律与政治一样,是道德与权力的交汇。法律是某种政治秩序的产物,政治秩序使法律有了约束力——遵守法律的义务源于法律之外,法律本身不足以让人遵守法律。所有法律后面都有其不可或缺的政治背景,法律的最高权威来自政治。 Chapter 11 条约神圣不可侵犯  条约的法律效力和道德效力:一战以前人们不认为条约义务具有绝对的约束力。这是因为条约的规定是过去的历史产生的,损害了当下国家利益,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只要在免于受到惩罚的情况下,他们往往就会宣称条约无效。有人因此这样认为,只要签订条约时的情势依然存在,条约义务就具有约束力,但是如果情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则条约义务无效。Ie,条约的权威性来自缔约各方的权力关系,一旦这种权力关系转变,条约就不再具有效力。也有人这样认为,每个国家自我保护的合法权利高于对任何对其他国家负有的义务。希特勒说过:“当一个国家处于被压迫、被灭绝的危险境地时,法律问题就是次要的了。”也有人像理解自然法一样理解条约——国家有权利以法律不道德、不合理为理由拒绝履行其规定的义务。是什么因素会使人认为有些条约违背了道德规范因而可以不遵守?  被迫签订的条约:德国被发出通牒后被迫签订的《凡尔赛条约》  不平等条约  作为权力工具的条约:现实主义者认为条约只是主导国强制性权力的工具,没有道德内涵。只有强国、主导国才会强调条约神圣不可侵犯。法律的本质是促进稳定并维护现有的社会框架。那些希望对现有秩序实施重大改革的人往往会采取非法行动,除非在组织程度很高的社会里有着修改法律的合法机构。“法律应当承认有效的政治机制,通过这样的机制法律本身可以被修改、更替,唯此才能维护法律和条约的尊严。政治力量的运作时先于法律的。只有政治力量处于稳定平衡状态,法律才可以行使其社会功能,同时不会成为维护现状这手中的工具。实现这种平衡不是法律的使命而是政治的任务。” Chapter 12 国际争端的司法解决:国际法无权作出强制性判决。国际法明确规定,在为经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强迫国家将它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争端诉诸调停或仲裁。只有当当事人同意将争端提交司法程序,并一致承认司法决定具有约束力的时候,国际法庭才可行使司法全。  可以诉诸与不可诉诸司法解决的争端:真正的问题实质上是为什么国家只愿意将某些争端诉诸司法解决?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清楚法律与政治之间的必然关系,制定法律并承认法律具有约束力的协定是一个政治事实。“如果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之间根本没有共同之处,公正这个概念毫无意义。”没有一致认可的政治前提,司法程序根本无法实施。例如在一战前,关于航海自由的争端表明,英国绝不愿意冒险让国际法庭根据所谓整个国际社会的需要来解释英国享有的海洋权利。  “用仲裁解决一切争端”的计划:在两次大战期间,许多人试图通过一纸法规来以仲裁方式强制性解决所有国际争端,并认为这样就能避免再次发生战争。有一种分类将争端分为法律性争端和政治性争端,前者指依据现有权利提出的不同要求所引发的争端,后者指由于要求改变现有法律性权利所引发的争端。后者是绝不可能在法律的框架中解决的。因为就算在国内政治中,我们也不会把“利益冲突”引发的争端归罪于法律组织的不完善,这类争端不是所谓的公正、公平原则所能解决的,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有政治权力的介入。  司法程序不适用于“政治性”争端:司法程序从根本上区别于政治程序,因为司法程序排除了权力因素,不考虑利益冲突的问题。 Chapter 13 和平演变:马克思:“无能表现在一种心态上:维持现状。这种坚决维护偶然形成或环境使然的现状的普遍心态,是无能为力的明证,是主要国家承认自己完全无力促进进步和文明事业的明证。”。如果变革是必要的、有益的事,那么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手段来维护现状就比使用武力来改变现状更应受到道德的谴责。因为“若是没有反抗,人类就会停滞不前,非正义就不会得到矫正。”和平变革的问题是,怎样在国内政治中不通过革命的方式而能实现必要有益的变革,怎样在国际政治中不通过战争的方式实现这种变革。每一种要求变革的力量和任何其他政治力量一样,都是权力和道德相互结合,相互妥协的产物。 权力在政治变革中的作用:人们关心的总是那些强大到足以发动战争的国家提出的要求,一个国家强大到足以发动战争是启动和平变革的必要条件,ie,如果没有战争威胁或潜在战争威胁,在国际政治中就无法启动大规模和平变革。 与国内的和平变革相比,国内的立法程序承认权力的作用并且能满足国内政治的许多要求,但这却不适用于国际领域的变革要求,因为立法程序首先需要一个立法权威机构和权威程序。 和平变革根据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调整利益的分配,只是代替战争工具的一种成本更低的方式。从实用角度理解和平变革。现实主义的和平变革观就是根据变化的权利关系做出相应的调整。能够动用最大权利施加影响的国家往往是和平变革中的成功者,所以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使自己变得强大起来。  道德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强调在各国在公正问题上达成共识。 Chapter 14 国际新秩序的前景  旧秩序的终结:在1919年到1939年这20年危机间,人们从前十年满怀虚幻的希望陡然跌落到后十年充满悲凉的失望。无论如何我们既不能接受达尔文主义,也不能接受利益自然和谐论。前者认为,强者的利益就是整体的利益,因此毫不愧疚地盘算着如何消灭弱者;后者过去曾经扎根于现实,但如今已失去了现实的根基,因而必然成为特权阶层维护既得利益的口实。这两种理论都无法成为国际道德的基础。旧有的国际社会形态已经土崩瓦解,我们现在的使命是从中收获教训,探讨国际秩序崩溃的原油,发现在什么基础上才能够重建国际秩序,这个问题像其他政治问题一样,需从权力与道德并重的视角予以考虑。  国家是否会作为权力单位继续存在:什么构成权力的单位?现状是民族国家是有效的权力单位。马克思认为孤立存在的个人不能成为有效的政治力量,最终的权力单位应该是社会阶级,因而轻视国家这一权力单位。国家是聚集政治权力的最合适还是最不合适的单位这个问题是次要的,如果根本不去思考国家是否可以被更有效的单位取代的话。如果可以,那个更有效的单位又是什么?现代人或许很难想象,如果政治权力不是以领土,而是以种族、宗教或阶级为组织基础,那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意识形态具有持久的感召里,可以超越现有政治单位的界线,这一点确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主权”这个概念是在中世纪体系崩溃后产生的,用来对应地表明国际享有最高的权威。未来的权力单位可能不会过多地考虑形式上的主权,只要有着能够行使有效权威的单一中心,一个单位包含几个形式上的主权国家也是可能的。未来的实际有效的政治单位很可能不是国际法在形式上予以承认的主权国家。无论是什么形式的政治单位,必然会作为某种政治权力的聚焦点延续。  国际新秩序中的道德:“无视权力因素是乌托邦意识,而无视世界秩序中的道德因素,则是一种不现实的现实主义思想。”在国家之内,每个政府都需要权力支撑自己的权威,但它同样需要被统治者的认同作为自己的道德基础。 那些寻求国际和解的人需要研究的是:是什么条件似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和解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认识不到冲突的根本特征、认识不到对付冲突需要采取的根本措施,这无疑是建立国际新秩序道路上的障碍之一。

1
《20年危机(1919-1939)》的全部笔记 12篇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