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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公有制一旦建立，私产再想恢复就约束重重？
一、中国特色市场经济非全盘私有化
二、产权结构变化，既得利益阶层形成
三、不仅全体现存人口，包括将要诞生的全部未来人口，都要受到改革的冲击。
这三点导致计划一旦建立就难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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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在边际上相等时，公司就确定了其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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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做过一个简明的结论：有效的经济组织（产权）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但是，他后来发现，“有效的产权安排只是国家与私人努力互相作用所产生的多种可能结果中的一种，而不是在相对要素价格变化条件下的必然而惟一的结果。”——为什么经济史上有大量无效率的经济组织长期存在？
函数：租金最大化和降低交易费用。鸡和卵。
国家——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并具有规模经济的组织，为什么不能凭借该垄断地位而索价更高？
历史上国家侵犯产权引起长期里经济衰退的教训，并不足以阻止国家代理人拒绝短期租金增加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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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假设：“只有当社会与国家在对话、协商和交易中形成一种均势，才可能使国家租金最大化与保护有效产权创新之间达成一致。”
而均势则来源于新兴产权超越个体水平的集体行动，它们提高国家守护旧产权形式的机会成本，直至建立国家获取租金的新约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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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所有制：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承受结果的一种农村社会主义制度安排。
二问：国家为何深入到村？农民何以接受？
1、49革命总结：无国家机器；无大工业。国家工业化，不单只把工业化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目标，而且指国家要在工业化中扮演主角。
导致国家之手集中地租，国家拿11%，农民拿20%，不能满足雄心勃勃的国家工业化目标。
扩大征税引发集体抗议，表明15%即鸡卵之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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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相征税：改造个体所有制，租税合一。集体化消灭私有产权，互助组消灭私人劳动权（创造产权），初高级社归并主要财产并消灭其分红，最后人民公社政社合一。
2、农民为何同意？
土改后的产权制度无疑是农民私有制，但是这不是市场长期自发交易的产物，而是国家组织大规模无地少地群众阶级斗争、直接瓜分原有土地产权的结果。得之不正，护之不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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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产权改革的根本问题，不是国家确认所有权形式，而是首先界定国家在产权变革中的权力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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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chian&Demsetz(1972)提出，经济组织的所有权就是一种剩余权（residual claim）（分红？收益）在乡村及以上，国家以官位升迁作为正激励，而乡级以下，“在整个集体化时期，绝大多数大队和生和生产队干部，并不列入国家官僚的备选名单。”（大寨是例外）
他们“恰恰是集体生产活动的直接监管者。对他们激励无效，导致集体化规模经济效果根本无从实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农村集体经济要比全民经济显得更无效率，并且在更早的阶段上就提出了改革，也就是引入剩余权的要求，”

P17备注
“中国人愿意讲‘民以食为天’，其实这句话既不是说吃饭重要，也不是说农业重要，而是说当国家控制了民生之后，国家的合法性就以人民的生存为最后边界。”
1960短期政策调整的两点长期影响：承认家庭副业的合法地位和确立生产队为基础的体制。“前一点是防止大饥荒重演的安全阀门，后一点则是农民反对共产风与国家保留人民公社制度框架之间的调和物。”为改革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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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惰驱逐勤劳。“失去产权的农民既然不能退出也不能投票改变集体体制，就只能采用消极的缩减生产的办法要求国家作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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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工业化程度高到农民家庭收入全部来自集体，那农民不大可能会消极劳动，因为闲暇对生存线上的农民没有价值。
自留经济出现后，农民的否决权显著强化了。闲暇有了经济意义，尤其是拥有局部退出权，种好私家地。1988年5月课题组：自留地产量估计为公田的5-7倍。

p21-22
1962年，生产队为基础，升官不可能，监管者转而寻租逐利，监管权变为监管特权——1960-1978历次农村政治运动都以清算社队基层干部的经济问题为号召，源于正激励无效后，只有依靠负激励即惩罚来保持公社效率。

备注：
1962年刘少奇对农村基层干部的腐败程度有极高的估计，他甚至主张向每个县派出上万人的国家干部工作队，接管农村基层政权。（薄一波，1118-1136）
四清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一个严重分歧就是如何估价并处置农村四不清干部。刘少奇主张严加整肃，毛泽东则要求尽快解放那些贪污几百元钱的干部，以把运动的矛头指向上面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毛后来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称，刘的这一“形左实右”的错误是他下决心清楚刘的起因之一。（薄一波，1993）
毛后来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称：刘的这一“形左实右”的错误是他下决心清除刘的起因之一。

p22这里，制度、组织和机制方面的问题，又变成干部个人的道德问题，并引发无穷尽的政治斗争。

p24
“社区一旦拥有自己控制的经济事业，它也将无须再绝对服从国家的控制，正如农民家庭拥有了自由家庭经营以后显著增强了对集体的谈判地位一样。”“在强化政治控制的边际效果递减的情况下，国家不得不放松对农村剩余的独占程度。可以验证这一点的事实是，恰恰在社队企业较大发展的70年代后，国家追加了对农业的投资。”

70年代末改革背景：
领导人权威削弱；潜在的替代威胁（台湾；务实派和凡是派）；国际环境趋缓。
和缓的国际局势对中国在那以后采取的放权改革政策的影响。
“17世纪英国的征税权在商人和中上层土地阶级组成的代议制议会手中，他们的兴趣在于通过限制国王的权力来结束各类限制性措施，并保护私有产权和竞争。
但在西班牙和法国，却由皇室掌握着无约束的征税权，并以向行会转让垄断权来交换皇室的收入。造成这种差别的一个原因是，英格兰作为一个岛屿，外国入侵不像在欧洲大陆那样构成严重威胁，因此“皇室缺少理由对产权和征税权进行中央集权，也缺少理由建立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D.North, 1981, 155-156）”

p28
“土地就在那里，你可以每天看见它。强盗不能抢走它。小偷不能偷走它。人死了但土地还在。”“钱就被用光但土地永远不会。”这些是Fei记录的苏南村民的看法（1939：182）

p29
“不同的农民家庭处在其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有不同的劳力人口比率，因此对于土地分配有不同的变化着的要求。”

p31-32
1980年中央召开各省区第一书记会议，重新讨论包产到户，此时距上一个禁止包产到户的中央全会还不到一年。各省经验大相径庭，激烈的争论甚至从会场延伸到饭桌支持包产到户的贵州第一书记池华卿有一次在席间对持反对立场的黑龙江第一书记杨易辰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短期行为通常受谴责，但是为什么不把农民的短期行为看作对短期化制度约束的一个理性反应呢？

32页的备注2：专门指出7000人大会是个改变决策程序的例外。

p39
社会主义产权改革面对一个North难题：拥有暴力潜能的国家为什么和怎样严守保护产权合约的边界，或者发过来，私人怎样能够防止国家的越界行动。

p78
俄罗斯农场平均规模大，而且地广人稀，农场之间距离远，农村人口密度极小。中国早期农业改革可以通过快速放活的农村集市小自由贸易支持农民家庭小生产，而俄罗斯没有这个条件。
“70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使苏联农民不会种地。”

p80
在一个大半径的市场里，除了被叫做“自由企业制度”的体系，即在竞争中追求利润的商业组织，没有任何其他有效的方式可以把市场和大城市农产品市场连接起来。
按照Coase的术语，就是单靠农业本身的改革决不足以节约一个巨大的市场所必然带来的昂贵的交易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