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之书 8.4分
读书笔记 全书
𝙰𝚣𝚎𝚛𝚒𝚕

Az.:漂泊 在那一片浩大的天地間漂泊 遇見 在觥籌交錯和言語駁雜中遇見 孤獨與自足。中文是數十年間唯一未曾放下的行李 而詩歌 在種種飄忽不定裡 又何嘗不是一個浮標呢?失敗不見得頹喪 書寫卻足見光榮。

《自序 散文与漂泊之间,按时髦说法,有一种互文关系:散文是在文字中的漂泊,而漂泊是地理与社会意义上的书写。 我得感谢这些年的漂泊,使我远离中心,脱离浮躁,让生命真正沉潜下来。在北欧的漫漫长夜,我一次次陷入绝望,默默祈祷,为了此刻也为了来生,为了战胜内心的软弱。我在一次采访中说过:“漂泊是穿越虚无的没有终点的旅行。”经历无边的虚无才知道存在有限的意义。

第一辑 空山

《艾伦·金斯堡 艾伦的眼睛里有一种真正的疯狂。他眼球突起,且不在同一水平上。他用一只眼看你,用另一只眼想心事。他送过我一本他的摄影集。在这些黑白照片里,你可以感到他两只眼睛的双重曝光。其中多是“垮掉一代”的伙伴们,大家勾肩搭背,神情涣散,即使笑也显得很疲倦。在艾伦试图固定那一瞬间的同时,焦点显得游移不定,像他另一只想心事的眼睛。声音沉寂,色彩褪尽,他让人体验到消失的力量,一种真正的悲哀。有一张是艾伦的自拍的照片。他赤裸地盘腿坐着,面对浴室的镜子,相机搁在两腿中间。他秃顶两边的浓发翘起,目光如炬。这张照片摄于二十多年前。他想借此看清自己吗?或看清自己的消失? 《诗人之死 艾伦·金斯堡死于去年四月五号,中国的清明节。据说当时他已处于昏迷状态,而病房挤满了朋友,喝酒聊天,乱哄哄,没有一点儿悲哀的意思。那刻意营造的气氛,是为了减轻艾伦临终的孤独感:人生如聚会,总有迟到早退的。正当聚会趋向高潮,他不辞而别。我琢磨,艾伦的灵魂多少与众不同,带嘶嘶声响和绿色火焰,呼啸而去。我想起他的诗句:女士们,抓住你们的裙子,现在准备下地狱啦…… 行人被红灯挡住了。他们肤色年龄性别不同,但眼睛极其相像:焦躁、空洞、不斜视。偶尔有几个东张西望的,没错,准是外地人,如我。绿灯亮了,他们急匆匆的,连狗都得跟上那步调。艾伦的诗用的正是纽约的节奏,他像个疯狂的梭子,把一切流动的、转瞬即逝的都织成诗行。现在终于歇了。人们把这梭子收进抽屉,再钉上。这是个不再需要诗歌的时代。很多年了,他的愤怒显得多余。久而久之,那情形有点儿尴尬。他死的那天,盖瑞·施耐德在电话里对我说,平时有意忽略艾伦的媒体,这回可要来劲了。果然,不过在这一点上,媒体体现了民意:美国人纪念,是为了尽快忘掉他们的过去。 生者与死者往往有一种复杂的关系。艾伦和我并非莫逆之交,但死后,他的影像总是挥之不去。死亡好像是一种排队,艾伦排前头,眼见着他的大脑袋摇来晃去,他忽然转过身来,向我眨眼。 诗人之死,并没为这大地增加或减少什么,虽然他的墓碑有碍观瞻,虽然他的书构成污染,虽然他的精神沙砾暗中影响着那庞大机器的正常运转。 《盖瑞·施耐德 盖瑞有一张令人难忘的脸。深深的皱纹基本上是纵向的,那是烈日暴雨雕刻成的。若不笑,给人的印象多半是严厉的。但他很爱笑,笑把那些纵向皱纹勾联起来,像个慈祥的祖父。他的眼睛总是眯缝着,似乎有意遮住其中的光亮,那眼睛是用来眺望的,属于水手和守林员。 他和艾伦的性格正好相反。艾伦疯狂、任性、好动,像火;盖瑞沉静、宽容、睿智,像水。按理说,水火不相容,但他们俩却成了最好的朋友,友谊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盖瑞跟我讲起他和艾伦的头一次见面。那是五十年代初,在伯克利校园的自行车铺,他正在打气,艾伦走过来,作自我介绍。算起来,那时他们才不过二十出头,震撼美国的“垮掉一代”运动还没有开始。 盖瑞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在大学混了一年,他作为水手出海了。上岸后,他在西北山区当守林员。再下山,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东方文学,翻译寒山的诗。然后随寒山一起去日本,一住就是十几年,其中出家三年,削发为僧。最后师父让他致力于佛经翻译,于是还俗。也幸亏还了俗,美国诗歌才获得新的声部,环境保护运动才找到它的重要代言人。 《纽约骑士 艾略特和我同岁,比我大六个月。我们有很多经历相似。比如,都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我当红卫兵时,他成为嬉皮士,在耶鲁大学只读了一年,就跟着造反了,后来再也没回去。他在美国的造反派中是温和的,按我们当年的标准应算“逍遥派”。他四处游荡,借浩荡之东风,抒个人情怀。 九四年春天,我们去位于长岛的纽约大学石溪分校朗诵。二十七年前,艾略特就曾游荡到这儿,临时顶替朋友在一家学生报纸当编辑。故地重游,他感慨万千,为发现青春的旧址而惊讶。经过图书馆时,他的脸好像突然被火光照亮。当年造反派正准备焚烧图书馆时,艾略特挺身而出,向那些狂热的学生们宣讲书的重要,终于扑灭了那场烈火。很难想象,怀疑主义者艾略特当年慷慨激昂、大声疾呼的样子。在他保卫纽约大学的图书馆时,我正和朋友爬进北京的一家被查封的图书馆偷书。姿势不同,立场却是一致的。 我昨天在电话里告诉艾略特,我正在写他。他警告我说:“别说我坏话,我可有朋友懂中文。”我们虽相识多年,对我来说他还是有点儿神秘莫测。他很少谈自己。对于一个生命,这世上最大的秘密,他人又能知道多少呢?我有时觉得他像个旧时代的骑士,怀旧、多疑、忠诚,表面玩世不恭,内心带有完成某种使命的隐秘冲动。 《上帝的中国儿子 乔纳森有个中文名字,叫史景迁。他是英国人,至今也不肯加入美国籍。按他的话来说:“我为什么要背叛莎士比亚?” 说实话,我对历史学家心怀偏见。他们多少有点儿像废车场的工人,把那些亡灵汽车的零件分类登记,坐等那些不甘寂寞但又贪图便宜的司机。而乔纳森似乎不屑与他们为伍,他更关心历史中个人的命运,并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同情。 第二天清晨,我和乔纳森夫妇一起乘出租车去机场。司机是个矮小的老太婆。她怎么也打不开一瓶“雪碧”,递到后座问我们:“谁是超人?”我帮她拧开瓶盖。她从兜里掏出一把药片,就着“雪碧”倒进嘴里,“我六十五了,还总以为自己三十五。瞧,这月亮!可惜昨天早上我忘带上这家伙了。”她抄起一架带变焦镜头的照相机,一边开车,一边对准那轮苍白的满月。我吓得抓住椅背。“升得太高了,”她叹了口气。乔纳森说,“抓住月亮可不容易。” 老太婆答道:“关键得抓住好月亮。”出租车拐弯,和月亮分道扬镳。老太婆放下照相机,吹起口哨。 《约翰和安 约翰的女儿来了,和男朋友开车从波士顿来度周末。她小巧玲珑,是约翰热爱德国文学的结果。约翰年轻时翻译里尔克的诗,从德国带回译稿和妻子。他女儿刚在波士顿定居,找到工作,生活才开始。能看得出约翰由衷的高兴。但房子太小,他坚持让女儿和男朋友在外面的草地上搭帐篷过夜。两个年轻人倒十分乐意,酒足饭饱,早早去休息。我感到不安。一个小生命驶离父母,就本质而言,既残酷又自然,谁也无能为力。我在床上辗转不眠,听外面风声。那帐篷在风中鼓胀起来,像船一样驶离。约翰的女儿惊恐中转身,紧紧搂住她的情人。 《帕斯 在一次采访中,他回答说:“每分钟我们都是另一个。现在讲着他者的人与一秒钟以前讲着他者的人不同。那么什么是他者?我们是时间,为了成为时间,我们从来没有结束过生活,总是将要生活。将要生活?那是什么!我不知道。在一问一答中间勃生某种改变我们的东西,它把人变成一个不可预见的造物。” 那天我朗诵的是帕斯的《街》:“……所有的黑暗无门。/重重拐角出没/总是把我引向这条街/没人等我,没人跟我,/我追赶一个人,他跌倒/又爬起来,看见我说:没人。” 《蓝房子 蓝房子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一个小岛上,是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TomasTranstromer)的别墅。那房子其实又小又旧,得靠不断翻修和油漆才能度过瑞典严酷的冬天。 托马斯是心理学家,在少年犯罪管教所工作。依我看,这职业和诗歌的关系最近,诗歌难道不像个少年犯吗?在二十三岁那年,托马斯靠他的第一本诗集《诗十七首》把瑞典文坛给镇了。即使现在看,那些诗也近于完美。他写得很慢,一辈子只有一百多首诗,结成了全集也不过一本小书而已,但几乎首首都好。那是奇迹。 十一月初,我在丹麦奥胡斯(Aarhus)刚落脚,托马斯就跟过来朗诵。我像傻子一样,坐在听众中间。现在想起来,那是天赐良机,在托马斯即将丧失语言能力以前。他嗓子有点儿沙哑,平缓的声调中有一种嘲讽,但十分隐蔽,不易察觉。他注重词与词的距离,好像行走在溪流中的一块块石头上。 《空山 今年夏天我在德国,住在斯图加特附近一个名叫“孤独”的城堡里。在此期间,我跟我的德文译者顾彬(WolfgangKubin)去柏林和慕尼黑朗诵。 我认识顾彬是八一年九月,在友谊宾馆。杜博妮(BonnieMcDougall)请我们到她家吃晚饭,她丈夫给我们斟上香港带来的“金门高粱”。顾彬第二天就要离开北京了。我对他最初的印象是模糊的。只记得他的笑容很特别,如同一个疲倦的人在镜子前无奈的自嘲。一九八二年早春,我们又在颐和园后湖见面了。记得那天我没睡好觉,又忘了刮胡子,浑身不自在,好像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土豆。顾彬掏出个德国微型相机对准我。我觉得我们俩之间竟有点儿像,都不爱说话。他那天心不在焉,眯缝着眼,大概湖水的反光让他分心。他长我三岁,我们那时还年轻。 那是顾彬刚完成他的教授资格论文《空山》不久。他在大学涉猎甚广,包括哲学、日尔曼学和汉学,但他主修的是神学,本来顺理成章顾彬该做牧师的。我最近读了《空山》一书的中译本《中国文人的自然观》。在此书的序言中,平日沉默寡言的顾彬终于给了我们一点线索:一九六七年底,李白的那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成了他告别福音新教而转向汉学研究的诱因。如果一个人因一首诗而改变一生,其中必有某种神秘的召唤,且多半来自于血液中。 顾彬最喜欢带我去墓地。刚到维也纳,我就跟他拜访了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等大师,倾听那寂静的音乐。墓地本身是一种文化,包含了历史、宗教、建筑、语言等诸多方面。每块墓碑都会说话,主角消失了,故事并没有结束。进入墓地,顾彬脸上的线条变得柔和了,改变了平时行进的节奏,忽快忽慢,在墓地中徘徊。他皱着眉头读完碑文,扭头走开。我真跟他在墓地学了不少东西,最重要的一条是体验死亡的宁静。 穗子警告我说:你可别把顾彬写得那么忧郁。你看,有人表面挺乐观的,结果扭头自杀了。我们顾彬看起来忧郁,但没事儿……我表示完全同意。穗子是顾彬的夫人,她原来在北京图书馆工作。顾彬去那儿,为刚完成初稿的《空山》查找补充资料,由穗子和另一个工作人员接待。一回生二回熟,这位平日目不斜视的德国准牧师直奔穗子办公室,兜里揣着两张《阿Q正传》的话剧票,惴惴然,到了也没敢把票掏出来,只好单独跟阿Q约会。人跟人的化学反应真是奇妙,酸碱中和——正好穗子话多,填补了顾彬那沉默的深渊。不,顾彬纠正我说,是穗子的梦多。 当年顾彬常来北京,骑着辆破自行车满城飞。凭他那体力,要是有便衣跟踪,肯定累得半死。他告诉我,他在图书馆有个恋人,但不是书。那阵子涉外婚姻还是有麻烦,约会好像打游击,出没不定,更添了层浪漫色彩。 记忆除了不可靠外,更奇怪的是它的随意性,比如,为什么单挑某个细节而放弃别的?那么在当事人之间,记忆能在多大程度上重合呢?顾城死后,顾彬写了一篇文章《片段》:“我跟顾城的第一次见面该是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天晚上,北岛来到天安门的国旗下接我。天黑得早,骑车一会儿就到了他的住所:几个人在包饺子,北岛的妻子、画家邵飞,我记得颇清楚,还有顾城,但另一个是谁,就不大真切,或许是谢烨?北岛去帮忙干活,顾城和我便坐在一张沙发上,开始了我们的第一次谈话……” 《鲍尔·博鲁姆 其实我们都生活在误解中,只是有人不在乎这种误解罢了。 《布莱顿·布莱顿巴赫 布莱顿写道:“看看他们如何挖掘一个人的过去,设计他的未来,修改他的现在。我没有私人生活:一切都在他们手中;他们对我知道的比我自己还多。他们有档案,有电脑。他们知道我的方式,我的嗜好,我的附属品,我小小的秘密——我的花园——不管是政治的还是性的……” 八二年冬天,布莱顿获释回到巴黎。我听说他头半年,每天早起,到他家附近的卢森堡公园,光着脚,绕着圈小跑,边跑边哭。他心理上并没有离开那堵高墙,仍按狱中的作息时间表:每天早上放风半小时。 《马丁国王 “所有权力都有腐蚀作用,绝对权力有绝对的腐蚀作用。”

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

《彭刚 我是那年秋天认识彭刚的。从彭刚家的后窗能看见那堵灰色的砖墙。火车驶过,震得玻璃哗哗响。我得承认,那是一种诱惑。后来我的免费旅行也是从那儿开始的。 彭刚长相怪,有点像毕加索蓝色时期中的人物。他最常见的表情是嘲讽,眼睛细长,好像随时向这世界瞄准。说话正是瞄准后的射击——快且准。他精瘦,而冬天只穿一件单衣,影子般瑟瑟穿过大街小巷。那年冬天,我们很快熟络起来——截然不同的性格刚好互补:我正寻找烈酒般的疯狂;他呢,他的疯狂需要个容器。 回首往事,大可不必美化青春。我们那时一个个像孤狼,痛苦、茫然、自私、好勇斗狠。当然总有些美好的时刻。记得我和彭刚、芒克划船去县城打酒,是那种最便宜的白薯酒。回来起风,越刮越大,高高的芦苇起伏呼啸。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轮流奋力划船。第二天,在邸庄插队的朋友那儿过夜。赶早集,彭刚窃得瓜菜一篮,做成丰盛晚宴。酒酣耳热,从短波收音机中调出摇滚乐,彭刚和陈加明欣然起舞。两个精瘦的小伙子像蛇一样盘缠摆动,令人叫绝。入夜,余兴未尽,荡舟于淀上。水波不兴,皓月当空。天地父母,可容得逆子远行? 《波兰来客 话说回来了,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那天乘游船在旧金山湾兜风,金门大桥像把尺子在我们头上翻转,好像在测量我们有限的一生。我们在它下面合影,为二十五年的友谊,其实二十五年只是它最小的刻度。 《胡金铨导演 我被他一口地道的京片子吸引住了,那是没有经过革命风暴的污染的京片子,会让人唤起一种比乡愁更加悠远的记忆。 《单线联络 于泳是假名。这样免得美国移民局或中国某派出所有一天找他麻烦。其实,我根本没见过他,对他几乎一无所知,熟悉的只是他的东北口音。 《师傅 师傅这称呼,八十年代初开始流行,是“同志”与“先生小姐”之间的过度。在两个阶级的斗争中,这个词严重磨损,其中的辈分、年岁、技术、能力,甚至潜在的性别意识都消失了。 我晚上看书看得晚,他每天早起冲我嚷嚷:“晚上耍夜猫子,早上耍死耗子。”如今我也冲我女儿这么嚷嚷。 《芥末 郑某,大款也,外号“芥末”。他进美国赌场登记,问他叫什么,他摇摇头——不懂,人家顺手给他取个英文名字吉姆(Jim),他再音译成一种颇有个性的佐料。“这名字不赖,”他跟我说,“芥末。” 英文不灵,总会有点儿小麻烦。有一回去自动提款机取钱,他麻利地刷卡,嘀嘀嘀,输进两百美元的数目,没想到竟吐出一堆邮票,原来是台售邮票机。芥末不爱写信,这两百美元的邮票够他用一辈子了。 《刘伯伯 刘伯伯是我妻子的继父,可自打我认识他,就管他叫刘伯伯,叫了快二十年了,好在他不挑理。我搞对象那会儿,他也正跟我岳母谈恋爱——我们像两颗行星同时进入一个家庭。 九二年夏天,我岳母和刘伯伯带女儿到巴黎来看我。旧地重游,刘伯伯感慨万千。他表妹夫早已病逝,表妹守着巴黎郊区的一幢大房子,沉默寡言,把记忆和毛衣织在一起。 听他们说起四十多年前的往事,真有隔世之感。谁谁死了,谁谁活着,谁谁病重了,那谈话如同命运的运算,加减乘除,还剩下些什么?离开巴黎头天晚上,刘伯伯喝醉了,半夜钻进厕所,哭了好几个钟头。

第三辑 乌鸦

《乌鸦 其实乌鸦和人有一种共生关系,它们热爱人类,循其足迹,蹭吃蹭喝。有人类的弱点,怕孤独,呼啸成群。它们肯定有自己的社会结构,只不过人对此没有耐心罢了:天下乌鸦一般黑。 《女儿 音乐是植根于人的生理本能的,我一听《春节序曲》,嘴里就有股烂白薯味。五八年冬天志愿军从朝鲜回来。堆在我们家阳台上的白薯正发霉。这两件本来不相干的事让《春节序曲》给连起来了:当我坐板凳上啃白薯,电台播个不停。 中国人在西方,最要命的是孤独,那深刻的孤独。人家自打生下来就懂,咱中国人得学,这一课还没法教,得靠自己体会。 《纽约一日 女主人咪咪正准备早餐。她和我同岁。离婚寡居,两个儿子在读大学,像撒出去的鹰,偶尔回来落落脚。 下楼,上第三大道,过四个路口,即中央火车站,乘R线,奔皇后区。和地铁的尿臊味混在一起的,是和纽约有关的回忆。一路上,我和艾略特闲扯。他说起很多人每天都吃兴奋剂墨西哥总统派军人们照顾病重的帕斯纽约最大的好处是在街上观看行人里根毁掉了美国的福利制度冰岛简直是天堂尼娜去印度出差他每天得送孩子上学……到站了,我们搭出租车,来到纽约市立大学的皇后学院。 在中国餐馆坐定,奥利雷教授被中国菜感动了,不再慌乱,脸上的线条变得肯定。那把车钥匙注定在某处黑暗中等他。其实他并非普通的教书匠,而应属于联邦调查局感兴趣的那类人物。他是犹太人,却站在巴勒斯坦一边。文学兴趣也是反主流的,研究塞尔维亚诗歌,编巴勒斯坦诗选。艾略特告诉我,除了几大西方语种外,他会塞尔维亚语、希腊语、希伯莱语和阿拉伯语。沉迷在那些古老语言的迷宫中,怪不得找不着钥匙呢。 晚九点和苏珊·桑塔格(SusanSontag)有约。我从饭馆赶到她家,整整晚了四十分钟。她约我出去吃晚饭,也让我忘了。吃了?她目光中有一种惊奇。吃了。某些交往总是阴错阳差。 《后院 这个没有老鼠的世界是多么无聊啊!美国猫聚到一起,准是一边打哈欠一边感叹。几代下来,大概遗传基因早就蜕变了,见老鼠不但没反应,说不定还会逃窜呢。 后院西南角种了棵葡萄树,眼看快把支架压垮了。葡萄秧是朋友给的,随手插在角落,没当回事。谁想到悄然无声的,两年的工夫竟如此这般。我担心有一天它顺着支架上房,铺天盖地,把我们家房子压垮。再细看那些葡萄须子,如官僚的小手,为攀升而死死抓住任何可能。生长的欲望和权力相似,区别是权力不结果子。葡萄熟了,一串串垂下来,沉甸甸的,根本没人吃,让它们在树上烂掉。我想起三十年前背诵过的食指的诗“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乡下老鼠 我认识个丹麦汉学家。他头一回去纽约,拿着地图在曼哈顿街头东张西望,突然一个黑人亲热地搂住他,刀尖顶在腰眼上。没辙,他只好从上衣口袋往外掏钱,本想五块十块打发打发算了。可美元的颜色尺寸全一样,一不留神,他抽出张一百美元的钞票,黑人一把攥住他腕子。他急中生智,大骂美国的种族歧视。黑人乐了,打了个折扣降到八十块。他接着大骂当时的总统里根,骂得狗血喷头,黑人拍拍他肩膀——哥们儿,你真够意思,降到五十吧。临别,汉学家和强盗互相握手,难舍难分。 能碰上这么通情达理的强盗,那是运气,当然最好是别碰上。自八十年代初起,大批 大陆留学生涌进美国大城市,穷,只能住最差的地区。面对危险,各有各的高招。我在纽约见过个大陆留学生,他打扮特别:黑呢大衣、墨镜,黑礼帽压得低低的,歪叼着烟卷,两手揣兜,螃蟹般横着走路——典型的好莱坞电影里三四十年代联邦调查局探员。虽说这打扮有点儿过时,可还是让恶人心里犯怵,尽量躲着他远点儿。 我们有娱乐,城里老鼠总是这样说。其实娱乐是跟空虚绑在一起的,像工作一样也是时间的填充物,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清闲。人们是为了惧怕孤独才聚到一起去的。再说如今想看电影用不着非得住在大都市。很多人附庸风雅,为头一轮电影打破头,第二天上班会友总算是有了谈话的资本。让我最受不了的是城里人精心打扮去听古典音乐,又不是参加婚礼舞会,那纯粹是花钱受罪——忍住咳嗽憋着尿还不敢大喘气,一不留神打了个盹儿,被掌声吵醒跟着起立欢呼,非得让人家再来一遍,否则绝不罢休。这不是有病吗?听音乐本来是私人的事,应该关起门来,用不着搞得那么轰轰烈烈。 而我们乡下老鼠……我的纽约朋友艾略特(Eliot)反过来嘲笑我说:“什么乡下老鼠,你是郊区老鼠。” 《午餐 他坐在我旁边,急躁但克制,准是浑身都能划着火柴。 “布鲁塞尔”的基本色调是暗绿色,古色古香,有股欧洲战前的味道。这里气氛轻松而节制,没有年轻人和酒鬼,我估摸来这儿的都是老顾客。沿窗摆下的四张桌子,随外面变幻的光线转动。我们多半都选那张把角的桌子,似乎为了某种稳定感。阴天下雨,这四张桌子好歹才安静下来。夏天的阳光被窗户过滤,不再那么暴躁;到了冬天,阳光影影绰绰,成为某种生命的幻象。 《杜伦 跟我们来往最多的还是司马麟。他工人出身,有着来自英国下层社会的学者那种质朴和机智。他长我几岁,开始秃顶,头发也花白了。教书的压力实在大,每周要教二十多个钟头,一直没空完成他自己的博士论文,因而也就甭想当教授。他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明清史。一看名字就知道了——司马迁他弟弟。他说话慢条斯理,带一种英国人的那种“干幽默”(dryhumor)。和一般幽默相比,恐怕就像果脯和水果的区别。 田田刚到杜伦时只有两岁多,我们把她送进托儿所。早上九点钟邵飞把她送去,十二点接回来。这儿的托儿所跟中国的作风大不相同。阿姨带着孩子们一起疯,连蹦带叫,三个钟头下来,孩子们精力发泄了,也踏实了。去托儿所路上,满街都是上街买菜的英国老太太,围着田田夸个没完,用尽天下好词。田田跟天下大明星一样被宠坏了,一见老太太索性站住,等夸完了再走。 顾城夫妇来杜伦,住我们家。顾城极能睡,加在一起每天至少十六个钟头。等他醒了,我们聊天散步逛街。看见街头艺人表演,他撒腿就跑,一问,怕人家跟他要钱。在大学朗诵后,顾城把自己复印的照片送给学生。我说你疯了,怎么像毛泽东一样?谢烨在旁边帮腔,你看你看,我早就说过,他不听。临走头一天,顾城给我们烙煎饼,吃完饭我们都去午睡,起来看他还在那儿烙,煎饼堆成山,够我们吃半个月的。我把他臭骂一顿,顾城不吱声,把手伸进他那高帽子里抓抓头发,跟着嘴一歪,笑了。 冬日下午,我在杜伦住所的楼下沙发上读书。天阴,下着小雨,风掀动白色的薄纱窗帘。我打开老式的落地台灯。暖气嘶嘶响。楼上田田跑来跑去,脚步咚咚。一只苍蝇在屋里飞来飞去,像历史那么让人心烦。 《搬家记 八九至九五的六年工夫,我搬了七国十五家。得承认,这行为近乎疯狂,我差点儿没搬出国家以外。深究起来,除了外在原因,必有一种更隐秘的冲动。我喜欢秘鲁诗人瑟塞尔·瓦耶霍(CésarVallejo)的诗句:“我一无所有地漂流……” 夏天,巴黎成了外国人的天下。我几乎每天陪女儿去公园游乐场。我拿本书,在长椅上晒太阳,心变得软软的,容易流泪,像个多愁善感的老头。书本滑落,我在阳光中睡着了,直到女儿把我叫醒。 一个美国姑娘告诉我:她最喜欢的地方是航空港,喜欢那里的气氛。其实,旅行是种生活方式。一个旅行者,他的生活总是处于出发与抵达之间。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持未知态度,在漂流中把握自己,对,一无所有地漂流。 写作往往是个借口,我坐在窗前发呆。松鼠从电线上走过,用大尾巴保持平衡。一棵柿子树在远处燃烧。前廊有个木摇椅,坐上,铁链吱嘎作响。 《赌博记 说起中国人在海外赌博,那故事就多了。中国人好赌,我想这和我们民族的非理性倾向有关:信命运不信鬼神。加上漂流在外,文化隔膜,语言不通,又不想跟自己过不去。怎么办? 赌场起码人多,五湖四海,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没有语言与文化上的障碍。您只要一比划,谁都懂。再说赌博至少给人以希望,今儿输了还有明儿呢。撞上大运,那就是一辈子荣耀。 《朗诵记 文化革命好像集体朗诵,由毛泽东领读,排在后面的难免跟走了样,变成反动口号。再说按中央台的发音,听起来有问题:好像全国人民一句句纠正他老人家沙哑的湘潭口音。我在学校宣传队打杂。幕后比前台有意思,像隐喻。隐喻太狡猾了,看不见摸不着,但掌握最后的解释权。 约翰·艾什伯瑞(JohnAshbery)是纽约诗派的代表人物。九○年春天我在斯德哥尔摩听他朗诵,他完全喝醉了。腿脚本来有毛病,那天瘸得更厉害,好像在踩地雷。女主持人也跟着出了问题,她脱下高跟鞋走路。他们之间有场莫名其妙的对话——你干吗脱鞋?这样比较容易跟上您的诗。 我在鹿特丹见过一个真正的行吟诗人,来自撒哈拉沙漠。吟唱了大半辈子,在舞台上只给他二十分钟。他在休息厅席地而坐,用披风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口中念念有词,忽高忽低,估计取决于风沙的大小。他随身带个小牛皮口袋,装的不是诗,都是些咒语护符,恐怕是为了对付那个把其生命限制在二十分钟之内的魔鬼社会的。他的诗多写在沙子上,被风抹掉,留下的是声音,和风一样经久不衰。他最佩服的是中国诗人马德升,朗诵的那首由一百多个他妈的组成的诗,把巴黎给震了。 《饮酒记 如果说沉醉是上天堂的话,烂醉就是下地狱。我烂醉的次数不多,原因是还没等到烂醉,我先睡着了。这恐怕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我有自知之明,喝酒前,先勘测地形,只要有床或沙发我就放心了。 中国人讲“敬酒不吃吃罚酒”,古已有之。“敬酒”是一种礼数,一种仪式,点到为止。“罚酒”是照死了灌,让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敬酒”在京剧中还能看得到:“酒宴摆下”——其实什么都没有。如今只剩下“罚酒”了,这古老的惩戒刑罚如此普及,大到官商,小到平头百姓,无一例外。说来那是门斗争艺术,真假虚实,攻防兼备,乐也在其中了。好在猜拳行令也弘扬了中国文化。我女儿刚学说话时,就从她姥爷那儿学会了行酒令:“螃蟹一,爪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儿。”多么朴素的真理,这真理显然是被酒鬼们重新发现的。 漂流海外,酒成了我最忠实的朋友,它安慰你,向你许愿,告诉你没有过不了的关;它从不背叛你,最多让你头疼两天——开个玩笑而已。头几年住在北欧,天一黑心就空了,只有酒陪我打发那漫漫长夜。 在欧洲各有各的喝法。南欧人以葡萄酒为主,从不暴饮,纯粹是为了享受生活,让阳光更明亮爱情更美好。北欧人酷爱烈酒,是追求加速度,好快点儿从孤独中解脱出来。俄国人就更甭说了,冰天雪地中的绝望非得靠伏特加,被一棍子打闷才行。我当时找的就是这感觉:被一棍子打闷。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

《南非行 论经历,我和“白求恩”有不少相似之处:没上过大学,当过多年的建筑工人。他和罗娜同居了二十年。按“白求恩”的说法,“没有合同,每天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两口子像孩子,一会儿闹别扭,一会儿又挺黏糊。奇怪的是,他们从来没有照相机,按罗娜的说法,“照相机的记忆太有限了。” 《午夜之门 关于死亡的知识是钥匙,用它才能打开午夜之门。 早上醒来,不知身在何处。一缕阳光从窗帘后溜进来。记得我去旧金山以色列领事馆办签证时, 一个犹太小伙儿在门口盘查我。我说我去巴勒斯坦。他说没有巴勒斯坦。那口气平静自然不容置疑。他一看就是那种受过良好教育心地善良的人,而他根本意识不到这种否认的悲剧性。 首先由达维什讲话,他先提到“这个血腥的春天”(this bloody Spring)。他说,你们勇敢的来访就是一种突围。你们让我们感到不再孤立。“我们意识到有太长历史和太多先知,我们懂得多元环抱的空间而不是牢房,没有人可以独霸土地或神或记忆。我们也知道历史既不公平也不优雅。而我们的任务是,作为人,我们既是人类历史的牺牲又是它的创造。”最后他说,“而我们患的不治之症是希望……希望将让这儿恢复其原意:爱与和平的土地。感谢你们和我们一起背负这希望的包袱。” 我溜出来在楼里转悠。大厅陈列着学生的雕塑。其中一件作品让我震惊:一个鸟蛋放在由锈铁钉组成的巢中。这想象让人心疼,只能来自受过战争创伤的年轻人。 大地在脚下一动。我们乘的是英航飞往伦敦的班机。我打开当地的英文报纸《耶路撒冷邮报》(The Jerusalem Post),上面有阿拉法特接见我们的报道和以色列驻葡萄牙前大使致萨尔马戈的公开信。其中这样写道:“你选择使用一个我们不能接受的隐喻,而更难以让我们接受的是一个知道词语权力的人……” 二十四小时后,以色列军队大规模入侵西岸,围攻阿拉法特官邸。 《巴黎故事 巴黎是我最早熟悉的外国城市,我是从俄国作家艾伦堡(Ehrenburg)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认识巴黎的。他十月革命前因参加地下工作而亡命巴黎,一住几十年。那时的巴黎三教九流,云集着来自各国的艺术家、作家、流亡者、梦想家、没落贵族。这套四卷本的黄皮书,几乎成了七十年代中国地下诗人的圣经。人年轻时候读什么书,往往没道理,余生却被其左右。读《人·岁月·生活》的遍数多了,以致我竟对一个从未到过的城市产生某种奇异的乡愁。 早春多雨,潮湿的风从窗户吹进来。在巴黎的中国文人圈里有一种旧式温情,这在别的地方少见。虽也闲言碎语,但不会反目成仇。我猜想这大概和巴黎气候的阴柔暧昧及法国文化中的宽容倾向有关。 我沿着赛纳河漫无目的地溜达。那些沿河排开的小书摊都关了,木箱上着锁,大概要等周末或夏天再开张。我纳闷,这古老行业是怎么延续下来的,换个国家早就绝迹了。这恐怕和法兰西民族怀旧、追求闲暇的倾向有关。而闲暇是一切创造的必要条件。如今闲暇正消失,据说是为了追求所谓物质上的舒适,其实闲暇正是舒适他祖宗。在现代化暗夜中,人们忘记了光源。 其实人跟狗差不多,也主要是靠鼻子生活的。记忆深处,气味甚至比视觉更持久。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写道:“……然而,当人亡物丧,往日的一切茫然无存之时,只有气味和滋味还会长存,它们如同灵魂,虽然比较脆弱,却更有活力,更为虚幻,却更能持久,更为忠实,它们在其他一切事物的废墟上的回忆、等待和期望,在它们几乎不可触知的小滴上坚韧不拔地负载着回忆的宏伟大厦。” 在海外久了,对故乡的记忆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抽象,而北京那独特的气味时不时浮现出来:冬储大白菜、煤球炉子的浓烟味、榆树开花时的清香味、夏天湖水的鱼腥味、胡同里厕所的尿臊味和烤羊肉串的辛辣味……巴黎的气味完全不同:处处飘散的咖啡香味、街头烤栗子的糊味、冬天雨中树叶的怪味、让人头晕的女人香水味、地铁里流浪汉身上的酒臭味…… 再见面,他精神好多了,像经过冬眠的獾,眼睛雪亮。他写了一组关于巴黎的诗,无疑是他作品中最好的。是啊,他用梦纠正了生活。 我过桥转了个弯,回到巴黎圣母院广场。大群鸽子在游客头上翻飞。一个野孩子冲过去驱赶它们。不,这是记忆中的片段。十三年前,我第一次带田田来这里。她聚精会神地用面包喂鸽子。我对好焦距,按动快门。一个野小子朝鸽子群跑过去,把鸽子吓得满天飞。田田皱着眉头,风吹起她带五彩斑点的蓝色风衣。这一瞬间得以保存下来,背景是巴黎圣母院。 鸽子有鸽子的视野,它们总是俯视巴黎的屋顶;狗有狗的视野,它们看的最多的是铺路石和行走中的脚;蚊子有蚊子的视野,它们破窗而入,深入人类生活的内部,直到尝到血的滋味。我忽然想起来本雅明(W.Benjamin)的话:“旧地图——在爱情中,大多数人寻找一个永久的家园。但还有少数人则寻找永远的漂泊。后一种人属于忧郁者类型。”记得九一年春在蓬皮杜中心朗诵后回答问题时,主持人问我是否喜欢巴黎。我说我喜欢漂泊,而并不太在意途经的地方。我的回答令他大失所望,在法国人眼里,巴黎是至高无上的。 《卡夫卡的布拉格 弗朗兹·卡夫卡(Franz Kafka)于一八八三年七月三日生于布拉格老城广场旁的一栋楼房里。虽然他们几次搬家,但离他的出生地都不远。他的西伯莱语老师引述了卡夫卡对他说过的话:“这是我的中学,我们对面的那边的建筑是大学,左边再过去一点儿,是我的办公室。我一辈子”——卡夫卡用手指画了几个小圆圈——“都局限在这小圈圈里。” 《纽约变奏 我到纽约的第二天就满街溜达,琢磨纽约人。其思路除了纵向性外,还有线性这个特点。比如,他们约会从来不含糊:二十三街第七大道或两街和百老汇之间。久了我才明白,其实他们是棋盘上的棋子,路线几乎是固定的,而捏住他们的手是钱,是命运,是线性逻辑。这么说,可别以为纽约人直来直去一根筋。与地貌街道相对立的是内心迷宫和九曲回肠,是权力的转弯抹角和股票市场的曲线,这势必造成纽约人灵魂的扭曲。 我在纽约总共住了六个月,不长不短,算得上我生命途中的一站。我得承认,在这告别时刻,我多少有点儿喜欢上纽约了。这是个消耗精力的城市,年轻人喜欢它,是因为他们有的是精力,需要释放——在最小的空间蹦跳冲撞挤压流汗放血;老年人喜欢它,因为怀旧。我大概只能算后者了。精力消耗大必变化快,更新快变旧更快。要说纽约是个真正怀旧的去处,好像开车——朝前看,别回头,让心悬在那儿,对身后消失的一切心知肚明。 《他乡的天空 一个城市对于一个人,往往就是中心,不在于其大小、地理位置重要与否。这就好比每个国家出版的世界地图都把自己置于中心,好在地球是圆的,用不着为这打架。 盖瑞从这次的日本之行讲到《论语》,说到他最近重读时的感受。他说他年轻时就迷上了《论语》,其影响甚至超过了佛教道教。“那是一部伟大的书。”他感叹说。 他大学毕业后,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人类学和日文。在那儿结识了艾伦。一九五六年春,他在“垮掉一代”运动趋向高潮时急流勇退,告别了女友,东渡日本,在京都削发为僧,一待就是十二年。他本想去中国,但中国当时不开放,后听说日本仍有辩经的传统,这一点深深吸引了他。杰克·克卢亚克(Jack Kerouac)以他为原型写了本小说《佛法游荡者》(Dhama Bums)。

附录

《游历,中文是我惟一的行李 采 访 者:《书城》杂志社 翟DI 被采访者:北岛时 间:2002年11月 地 点:美国波士顿 翟: 你向学生推荐哪些诗人? 北岛:俄国的曼杰斯塔姆(Mandelstam),英国的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德国的特拉克尔(Georg Trakl)和鲍尔.策兰(Paul Celan),西班牙的洛尔迦(Garcia Lorca)和瓦耶霍(Cesar Vallejo)等,读这些大师的作品才知道诗的高度在哪里。我不认为诗歌总是在进步,某一时期它会产生巨大的倒退。 翟: 你怎么看自己早期的诗歌? 北岛: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一辈子的事。 翟: 到处游历、搬家,一直带在身边的,最珍爱的东西是什么? 北岛:中文。这是惟一不能丢的行李。 翟: 如果让你现在给“幸福生活”下个定义,会是什么? 北岛:记得年轻时读普希金的诗: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我一直没弄懂。直到漂泊海外,加上岁月风霜,才体会到其真正含义。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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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之书》的全部笔记 15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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