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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 民族主义,真诚与欺骗
有意思的一些话——这年头写论文没点黑色幽默怎么行! 在现代民主政体中对一个幸福公民的定义正在发生变化。公民是可以自由地投票、消费、旅行、娱乐至死的人,这些活动是一位积极向上、负责任且幸福的公民的标志,让他或她永不得闲。而拥有这些自由,仍感觉不幸福的人,被视为适应不良的不满者,总是在自寻烦恼。苏联曾经派精神科医生诊断这些人的毛病,把他们关进精神病院。生活在乌托邦里还觉得不幸福,这是要受到谴责的。而在开放社会里,他们则被建议去看心理医生或吃一些抗抑郁的药物。 可口可乐的哲学不给不同社会和不同地区的流行文化留出空间,也不必这么麻烦。 在甘地的政治哲学中,有两个方面对印度教传统权威制度产生威胁。一个是印度社会对于中心和边缘的界定。其次是对印度传统和殖民环境中暗含的对男性阳刚气质和女性阴柔气质的界定的否定……他引入了一种不同的度量衡,将边缘文化移置中心,并威胁以此改变印度社会的基本特征。 K.P.Karunakaran这位研究甘地多年的政治学家曾经感叹,在印度只有两个人真正正确评估了甘地的力量,一位是置他于死地的高德西,另一位就是印度第一商业大亨G.D.Birla,他曾在独立前给予甘地无条件的资金支持,并在独立后获得了利益回报。 革命者往往不是对现状的捍卫者,而是对改良的辩护人最为严酷。对革命的拥趸来说,改良是政治转型的一种错误模式,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很容易成为革命的替代品。 爱国主义和家园的概念紧密相连,而民族主义则是模仿前者的人工混合物,甚至往往工具性地建立在前者的废墟之上。确实,民族主义部分地是对被迫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感的一种反应。引自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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